1997年7月，泰国改固定汇率为浮动汇率，致使货币大幅度贬值，引发金融危机，并很快波及韩国、日本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危机使得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货币和资产价值普遍跌落30%-40%，泰国、印尼和韩国更严重到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的地步。1998年，危机继续蔓延深化，甚至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引发全球汇市、股市波动，部分国家政局也出现动荡。
　　当时，中国经济尚未完全对外开放，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真正受到的冲击并不算大。但今天，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速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其它国家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比较昔日亚洲与今日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异同，总结经验教训，可算是一种最好的纪念。
　　
　　投入型增长—东亚各国之伤
　　
　　1994年，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一篇论文。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语出惊人，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克鲁格曼认为，投入型增长必然导致收益递减。虽然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只重数量扩张，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带动经济增长，普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能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增长，效率不高，很容易形成泡沫。他断言:
　　这一地区的经济存在重大问题，危机很快就会爆发。
　　在亚洲经济玫瑰满途的时刻，欢呼中的不和谐音自然分外刺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学者纷纷予以反驳，甚者有人攻击克鲁格曼“带有白种人的偏见”。但3年后，事实证明了克鲁格曼确实独具慧眼。
　　1986-1990年间，泰国投资率为33%，1991-1995年间则增加到41.1%。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在1986-1990年间为23.4%，到1991-1995年已提高到39.1%。韩国的投资率则从1986-1990年间的31.9%增长到了1991-1995年间的37.4%。但是，高投资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提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这些国家曾经的努力化为泡影。
　　著名的经济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说：“当年东亚的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资源投入，资源是有限的，其投入是维持不了很长时间的。”换句话说，亚洲经济奇迹靠的不是技术革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劳动力、对资本高强度投入获取的，这种单纯的投入型增长产生的利润会逐渐减少，其收益呈递减规律，而且也是有限度的。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结果。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在于缺乏后劲，因为资源是稀缺的，不能无限地获取，而且也不可能无限地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当人们一味地靠增加生产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当投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在边际上单位有形资本增加的产出会越来越低，最终会达到一个极限，不能再增加了，其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问题。
　　“一般来讲，产出的增长来源于两部分，一个就是投入的增加，一个就是技术的进步。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我们发现，生产投入增长快，产出自然也会增长快，除非生产效率非常低。一般来讲，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技术进步带给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很大的，超过50％。我对东亚国家做了一些研究，发现除日本外，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依赖技术进步，经济的快速成长完全依靠生产投入的增加。其实这也很正常，多投入就会多产出。这种增长模式属于‘流汗多于用脑’的模式，就是work harder，而非work smarter。研究之前，我也不太相信，后来研究出来发现，果真如此。不过，这种发展模式是经济起步时期几乎无法回避的。”
　　刘遵义教授说。
　　而当东亚各国深陷金融危机泥潭时，欧美各国却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走上了“新经济”之路，以科技带动经济发展。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不同的后果，1998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经济总体情况良好，但美欧与日本反差较大。美国以3.5％的增长率保持经济平衡发展之势，综合经济指标良好；欧盟除英国外大多数国家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国内需求的扩大已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环境趋于改善，欧盟经济增幅度为2.9％；日本经济则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当今年的增长率日本政府估计为-2.2％。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大幅下降。其中，亚洲经济出现大范围负增长，东亚多数国家消费和投资萎缩，资产广泛贬值，企业债务负担沉重，资金倒流。亚洲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今年的增长率仅达1.8％。
　　
　　中国投入型增长到暮年
　　
　　


　　亚行发布的《2007年亚洲发展展望》预计，2007、2008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分别放缓到10％和9.8％。中国政府将继续通过限制投资型增长为整体经济降温。由于多种宏观调控政策出台，预计中国2007年投资增长率将降低到20％（2006年是24％）。即便如此，仍高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多国的投资增长率。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坦言，中国经济增长目前仍主要靠投资拉动。1993-2003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88%，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但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在结构上非常类似，都是靠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含量较低。走了20多年的高资源、高消耗的发展之路，中国想再继续维系高资源投入已难以为继。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资源供给不足。能源短缺、水资源短缺、土地短缺在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广泛存在，即便是以往被公认的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说。他认为单纯依靠投资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基本走到尽头，这种模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基本发挥殆尽，这样的增长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持续的。”
　　
　　今日中国亟待改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说：“不是说我们国家不需要高速增长，很需要，但我们的水平还是太低，可是要靠资源投入却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要高速度，要转变增长方式，就要靠效率的提高。”
　　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然不尽人意。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粗放的、低端的、雷同的产业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却屡禁难止，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这一现象不仅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有，就是引领改革开放之先的东部沿海也同样存在。目前，中国各项能源消耗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投入产出比却远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中国的资源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够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不能够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那么其结果就会是扬短避长：一方面增长数量成绩非常好，但另一方面增长质量却非常差。这无疑将直接降低经济的总体效率。
　　实践证明，要避免和克服传统的高投资发展模式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以追求速度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代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同时要优化经济结构，因为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在中国三大产业中，工业增长过快。而在工业中，高耗能的重工业增长过快。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指出，从宏观层面来看，应当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抑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发展，加大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而实现集约型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节约资源能源，就要求我们加强自主创新的力度，努力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着创新驱动的转变。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转变。更加高效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尽可能多的产出，走内涵式和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中国应避免“重化工业”
　　
　　在大家为中国如何走出依靠高投入发展经济的沼泽而大伤脑筋之时，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却在悄悄临近中国。实际上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以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为基础条件的，而中国并没有充足的能源和原材料来支撑重化工业的发展。
　　吴敬琏说：“把高资源和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做支柱产业，企图通过其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重化工业化的必经阶段。”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珍惜。重化工业占主导的发展趋势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对重化工业发展和投资要有所调整和限制。而且对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会孕育金融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显然应当尽量以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产业为主要方向。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信息化建设。
　　
　　今日中国与昔日亚洲亦不同
　　
　　虽然中国在一些方面出现了与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各国共有的问题，但差异还是大量存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各国表现出急剧降低的市场需求，但中国目前仍然是巨额的外贸出口。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东南亚各国出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但中国目前面临的压力是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
　　第三，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多经济体外汇储备不足，而我国目前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不一定是好事，但也会缓解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第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东南亚各国经常帐户赤字。1996年，印尼经常帐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韩国为5%，马来西亚为6%，泰国为9%。而中国目前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没有出现贸易经常帐户赤字。
　　第五，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还很低，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不仅尚未完全对国际资本敞开，而且对国内民间资本也是紧闭的，而且中国金融市场的整个布局及发展基本掌控在政府手中。金融资产在中国总资产中的比重甚小，中国也未建立系统的金融体系，各金融市场及产品的关联性不强。再者，人民币尚未变成自由货币，资本账目尚未开放，所以大量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瞬息对外转换、变现的机会和可能性都很小。
　　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存在很多与当年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经济体相同的问题，但却也提供不了我们全部的参考，面对未来的未知风险，只有做好自己的功课，提防潜在危机，才能让克氏预言成为历史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