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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49年以来金额最大的一起抽逃银行资金案，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参见《财经》2002年4月5日号《开平之劫》）在案发三年后仍余波阵阵，由此案而牵出的中国银行几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案情也在近期陆续得以浮出水面。3月15日，前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第一副行长梁小庭因受贿罪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半个多月后，前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在被捕近两年后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4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赵安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赵安歌本人及其律师虽然对于法院一审认定的部分犯罪事实存有异议，但对于基本事实表示认可，因而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赵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
与赵安歌同时受审的还有另外三名被告，他们是赵安歌的胞弟、原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索立鸽，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的李耀森和南京银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以下简称“南京银佳”）王龙俊。其中，索立鸽和李耀森涉嫌挪用公款罪，王龙俊涉嫌的罪名为行贿罪。
据悉，除了赵安歌，其余三名被告均表示不服一审判决，并已提起上诉。
由开平案牵出
与中行前两位获罪的高级管理人员王雪冰和梁小庭相比，赵安歌事发略晚，但进入司法程序则更为直接。在开平案曝光一年后，2002年9月18日，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的赵安歌在参加农行总部高层领导例会时，被北京市检察院执法人员带走。当月30日，赵被批准逮捕。而此前，赵安歌并没有经过通常的“双规”这一程序。
今年54岁的赵安歌是辽宁沈阳人，1976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年进入中国银行工作（这一履历与中行前行长王雪冰完全相同）。自进入中行起，赵安歌就在财会处工作，并先后在中行卢森堡分行、总行财会部任职，担任过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1995年8月，赵安歌升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其负责的业务范围中也包括有总行的财会部门。1995年11月，赵任中国银行董事会常务董事。
赵安歌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外界普遍推测，其“落马”极有可能事涉中行开平支行抽逃银行资金案。该案于2001年10月12日曝光，涉及金额高达4.83亿美元之巨，为1949年以来所未有。开平案涉案人员包括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江门分行数任行长和广东省分行部分官员，作案持续时间长达10年。尽管中行各级财会部门并不垂直管理，但在业务上也需向总行财会部负责。案件主角许超凡（在逃）曾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赵安歌正是负责财会系统的一把手。同时，开平案所暴露出来的有漏洞的中行电子联行系统，也正是由赵安歌一手负责组建。
此外，有消息指出，赵安歌的弟弟一直在广东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曾在中行开平支行大量借贷开发房产项目，并最终将项目卖给了中行。开平案发后，其弟也被牵连在内。而几乎与此同时，赵安歌被调离中行就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有关材料显示，赵安歌的案发确因开平案而起，赵案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2002年下半年重点办理案件，被称为“9•11”专案。据悉，此案系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办理“10•12”中央专案（即开平支行案）过程中所发现的，后由高检移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办理。2002年9月11日，北京市对赵安歌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并于当天成立了专案组，组长由反贪局局长王双进亲自担任。专案组下设四个职能小组，中纪委的一名处长常驻专案组负责协调。
受贿579万元
在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后，今年1月1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就赵安歌及其他三人一案正式提起公诉。2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并于4月2日作出了一审判决。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根据一审判决书显示，赵安歌案与开平案并无直接关联。同时，与其弟索立鸽所从事的房地产项目关联甚深的为中行珠海分行，而并非之前所普遍认为的开平支行。
据悉，赵安歌被捕时仅涉嫌挪用公款一项罪名。在审查中，赵主动交代了其时公安机关并不掌握的三项受贿行为，而这些问题则构成了日后赵安歌案的重要内容。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这三项受贿行为分别是：
其一，1998年至1999年间，赵安歌利用担任中行副行长的职务便利，多次指令中行广东分行及中行广州国际大厦支行为阮健锋（另案处理）贷款提供支持，致使阮健锋以多家公司的名义多次向上述银行贷款共计1.48亿元人民币。为此，赵收受阮给予的贿赂款40万美元（约合331万元人民币）。后阮胁迫赵安歌将该款退还。同时，上述贷款尚有1.35亿元至今没有归还。
其二，2000年初至当年底，赵安歌利用担任中行总行副行长分管总务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远”）销售部经理胡某的推荐，决定中行总行购买该公司开发的百合园二期商品房作为北京分行的职工宿舍。为此，赵安歌向华远索要回扣，华远同意。后赵安歌伙同女友赵晨（另案处理）虚构由中盛融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中盛融通”）介绍购买的事实，签订虚假中介协议，以中盛融通收取中介费的名义，从华远取得贿赂款约190.8万元人民币，用于赵晨购房。该款已被追缴。
其三，1993年初至2000年6月期间，赵安歌先后利用担任总行财务部经理、副行长职务上的便利，安排被告人王龙俊担任海南长江联营发展总公司（即中行在海南开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要求中行河北省分行将计算机日常维护业务交给王龙俊担任法人代表的南京银佳承揽。期间，赵安歌收受王给予的贿赂款7万美元（约合58万元人民币）。
赵安歌的辩护人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沈志耕则针对上述三项事实分别提出了不同意见。
首先，辩方认为，指控赵安歌索取阮健锋40万美元的证据不充分。由于缺少行贿人阮健锋（此人已移居国外）的供述，目前能认定赵索贿的证据只是赵本人的供述。相关证据显示，赵安歌曾表示“我就给阮打了个电话，说我一个朋友需要用钱，看他能不能帮我解决”。辩方认为这不应认为是为个人索贿。同时，辩方指出，中行向阮的企业贷款一共有16份协议，时间从1997年11月至1998年12月。而赵给阮打电话则是在1999年底或2000年初。因此，赵安歌支持向阮贷款的动机并非索贿。辩方还表示，赵帮助阮贷款与阮骗取贷款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次，辩方认为赵安歌收受华远的190万元并非索贿。华远有关人士的证言因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为逃避行贿责任而不能不说是赵索贿。同时，华远有关人在签订虚假中介合同的时间上的供述也被证明是不实的。事实上，赵是在胡某表示可以给中介费后，才表示想要100万元的。190余万则是胡某与赵晨的哥哥商定的，赵安歌直到被捕前都不知情。
第三，辩方认为指控赵安歌收受王龙俊7万美元的证据不充分。王的供述始终坚称是赵向其借钱，并由其前妻具体办理。
法庭最终采纳了辩方关于40万美元是索贿证据不足的意见。但对于上述其他辩护意见没有认同。
法庭出示的相关证据显示：赵安歌曾分别发给中行广东分行行长以及广州国际大厦支行行长传真以及信函，表示希望他们对金阳集团（阮健锋任法人代表，七家贷款企业之一）及阮健锋予以支持，协助阮贷款。期间，赵还打电话给广东分行行长，询问进展情况。此外，中行信贷部1998年11月24日致广东分行的函显示，该管理部根据行领导指示，建议省分行在金阳集团押品不足的情况下，以该集团所持有的青岛金质极品啤酒的独家经销权做抵押，采取封闭贷款形式，解决未贷部分的贷款等，给予金阳集团支持。
法庭还认为，根据华远销售部经理胡某的证言——赵向她索要好处，并提出通过中介公司与华远签订虚假中介合同的方式收受，与赵安歌的供述可以印证，因此认定其索贿。
又据一系列书证显示，中行河北省分行与王龙俊的南京银佳签订了计算机日常维护合同，南京银佳又将该业务转包给北京华际维通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并从中获利13万余元。中行河北分行行长王某的证言则称，赵安歌给他打电话说，如果河北分行的AS/400维修项目王龙俊也要求做的话，让他关照一下。赵安歌则供述称，王龙俊曾对他说，在美国为他购买了基金。1999年间，赵的另一名女朋友杨金红需要钱，遂向王龙俊提出将基金变现，后王按照赵提供的账户给杨汇去7万美元。法庭认为，王在中行下属公司的任职以及争取到河北分行的业务均是赵利用职权所为，不应认定为正当利益。王龙俊所提借款一说缺乏其他佐证。
最终，法庭认定赵安歌犯受贿罪，涉及金额约为579万余元人民币。因自首情节，法庭决定予以减轻处罚，判处无期徒刑。王龙俊则因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构筑安平公司
最先由开平支行案引发从而被揭开的是一桩尘封多年的银行公款挪用案。
1993年初，一笔5000万的巨额资金在一个被编造的理由下，从中国银行总行财务部的账户上经过几番流转，最终到了赵安歌的胞弟索立鸽以及其他相关人等所组建的私营公司里。
起诉书显示，赵安歌、李耀森以及索立鸽于1992年底至1993年初，为了个人成立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多次伙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财务处处长卓荣光、科长刘春实（另案处理。据悉，此二人均去向不明）等人进行预谋策划。赵安歌、李耀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卓、刘按预谋策划的内容，以中行广东省分行名义提出虚假借款申请时，将中行总行财会部的公款5000万元，通过广东分行划归索立鸽等个人成立的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平公司），进行营利活动。该款于1999年底归还。
根据检察院出示的证据，1993年1月9日，中行广东省分行财会处提起借款，声称该行机构发展快，所需资金量大，向总行请借5000万元，期限两年，利率8.4％。
1月13日，中行总行财务部财管处向总经理室请示：财管处拟同意广东省分行的要求，赵安歌批示，请综合处办理汇款事宜。次日，中行总行汇出5000万元。1月20日，由广东省分行拨3000万元到江门分行，该分行及外管局于2月10日核准金河公司用汇500万美元，江门分行于当日拨2900万元到该公司用于购汇。相关证据显示，金河公司正是所谓的5000万元配套资金的使用主体，便于资金的申请。在刘春实的调配下，5000万元资金最终通过金河等数家公司转入安平公司账户。
此前的1月11日，赵安歌、李耀森、索立鸽与卓荣光、刘春实等人在北京和平宾馆为个人办公司一事进行了商量。据一位参加了当时会面的人称，刘春实曾提出将这家公司办到江门。但不知为何，这家公司最终落户珠海，即安平公司。
安平公司的成立，显然是赵安歌等人试图从中行获取稳定收益的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从设立之初即假道中行广东分行财务部门乃至江门分行而行。而江门分行正是开平支行的上级分行，震惊全国的开平案首犯许超凡在出逃之前也升任了中行广东分行财务处处长。许超凡出事之后，市场也曾盛传，规模恢弘的开平支行办公楼和潭江半岛酒店即由索立鸽的公司承建。这一传闻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工商登记显示，安平公司成立于1993年6月，注册资金100万元，法人代表索立鸽，占股52％，刘春实的弟弟刘秋实、卓荣光的儿子卓尔峰均为股东。刘秋实的证言称，当时“每家出个代表”——自己和刘从实代表刘春实，索立鸽代表赵安歌，李耀森的女儿李某（曾在公司任职）代表李，卓尔峰代表卓荣光。后来因公司矛盾，只有索留在了安平公司。
有关审计报告显示，安平公司在收到5000万元后，购买了珠海商业总公司的一幅土地，用于安平大厦的开发建设。有关证言称，安平大厦的总投资是1.2亿元，售出后获利500万元左右。
安平大厦的顺利出售依靠的仍是中国银行的内部消化，即由中行珠海分行买下，作为珠海香洲支行的办公用楼。珠海分行有关人士的证言表示，1995年下半年，赵安歌、李耀森、刘春实到珠海，要求珠海分行购买安平大厦，因为赵安歌的弟弟索立鸽使用总行的资金建造了安平大厦。安平大厦卖不出去，索不能归还总行资金。
据悉，1996年，珠海分行以97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部分安平大厦房产。1999年10月，珠海分行再次投入5400万元于安平大厦的购买。
法庭调查显示，连同公司的利润，安平公司于2001年整体移交给了中行珠海分行，但其时背景不清。
法庭还指出，在安平公司经营期间，索立鸽从安平公司划出1200万元用于个人成立的珠海北原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以下简称北原公司）。审计报告显示，北原公司以成本价从安平公司接收了安景苑房地产项目，还开展了装修业务，利润达到2000多万元。
针对以上指控，赵安歌的辩护人沈志耕强调，赵等人所挪用的公款在案发前已经全部归还本息，未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应从轻处罚。法院最终予以采信。
索立鸽的辩护人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杜连军则认为，起诉书指控索构成挪用公款共犯缺少必要的事实和依据。有关证据显示，在1993年1月11日前，索并不认识卓、刘等人。同时，有关借款书证实，至迟在当年1月9日前，挪用公款的犯罪预谋已经形成。即使在与李、卓、刘等人的会面中，其时刚从中央电大中文教师岗位辞职的索立鸽因既不懂银行业务，也不懂经商，而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此后，索也没有实施具体的挪用行为，只是有限地使用了公款。杜连军认为，即使构成挪用的共犯，索立鸽也处于从犯地位，应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
同时，李耀森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没有与赵安歌等人预谋挪用公款，其女儿在安平公司不占有股份，未参与具体经营，李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但法庭并不予以认可。法院认定，索立鸽和李耀森犯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和五年。
法院判决，赵安歌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连同受贿罪的处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截至记者发稿时，此案仍在二审中。
赵安歌本人及其律师虽然对于法院一审认定的部分犯罪事实存有异议，但对于基本事实表示认可，因而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赵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
与赵安歌同时受审的还有另外三名被告，他们是赵安歌的胞弟、原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索立鸽，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的李耀森和南京银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以下简称“南京银佳”）王龙俊。其中，索立鸽和李耀森涉嫌挪用公款罪，王龙俊涉嫌的罪名为行贿罪。
据悉，除了赵安歌，其余三名被告均表示不服一审判决，并已提起上诉。
由开平案牵出
与中行前两位获罪的高级管理人员王雪冰和梁小庭相比，赵安歌事发略晚，但进入司法程序则更为直接。在开平案曝光一年后，2002年9月18日，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的赵安歌在参加农行总部高层领导例会时，被北京市检察院执法人员带走。当月30日，赵被批准逮捕。而此前，赵安歌并没有经过通常的“双规”这一程序。
今年54岁的赵安歌是辽宁沈阳人，1976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年进入中国银行工作（这一履历与中行前行长王雪冰完全相同）。自进入中行起，赵安歌就在财会处工作，并先后在中行卢森堡分行、总行财会部任职，担任过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1995年8月，赵安歌升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其负责的业务范围中也包括有总行的财会部门。1995年11月，赵任中国银行董事会常务董事。
赵安歌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外界普遍推测，其“落马”极有可能事涉中行开平支行抽逃银行资金案。该案于2001年10月12日曝光，涉及金额高达4.83亿美元之巨，为1949年以来所未有。开平案涉案人员包括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江门分行数任行长和广东省分行部分官员，作案持续时间长达10年。尽管中行各级财会部门并不垂直管理，但在业务上也需向总行财会部负责。案件主角许超凡（在逃）曾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赵安歌正是负责财会系统的一把手。同时，开平案所暴露出来的有漏洞的中行电子联行系统，也正是由赵安歌一手负责组建。
此外，有消息指出，赵安歌的弟弟一直在广东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曾在中行开平支行大量借贷开发房产项目，并最终将项目卖给了中行。开平案发后，其弟也被牵连在内。而几乎与此同时，赵安歌被调离中行就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有关材料显示，赵安歌的案发确因开平案而起，赵案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2002年下半年重点办理案件，被称为“9•11”专案。据悉，此案系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办理“10•12”中央专案（即开平支行案）过程中所发现的，后由高检移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办理。2002年9月11日，北京市对赵安歌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并于当天成立了专案组，组长由反贪局局长王双进亲自担任。专案组下设四个职能小组，中纪委的一名处长常驻专案组负责协调。
受贿579万元
在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后，今年1月1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就赵安歌及其他三人一案正式提起公诉。2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并于4月2日作出了一审判决。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根据一审判决书显示，赵安歌案与开平案并无直接关联。同时，与其弟索立鸽所从事的房地产项目关联甚深的为中行珠海分行，而并非之前所普遍认为的开平支行。
据悉，赵安歌被捕时仅涉嫌挪用公款一项罪名。在审查中，赵主动交代了其时公安机关并不掌握的三项受贿行为，而这些问题则构成了日后赵安歌案的重要内容。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这三项受贿行为分别是：
其一，1998年至1999年间，赵安歌利用担任中行副行长的职务便利，多次指令中行广东分行及中行广州国际大厦支行为阮健锋（另案处理）贷款提供支持，致使阮健锋以多家公司的名义多次向上述银行贷款共计1.48亿元人民币。为此，赵收受阮给予的贿赂款40万美元（约合331万元人民币）。后阮胁迫赵安歌将该款退还。同时，上述贷款尚有1.35亿元至今没有归还。
其二，2000年初至当年底，赵安歌利用担任中行总行副行长分管总务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远”）销售部经理胡某的推荐，决定中行总行购买该公司开发的百合园二期商品房作为北京分行的职工宿舍。为此，赵安歌向华远索要回扣，华远同意。后赵安歌伙同女友赵晨（另案处理）虚构由中盛融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中盛融通”）介绍购买的事实，签订虚假中介协议，以中盛融通收取中介费的名义，从华远取得贿赂款约190.8万元人民币，用于赵晨购房。该款已被追缴。
其三，1993年初至2000年6月期间，赵安歌先后利用担任总行财务部经理、副行长职务上的便利，安排被告人王龙俊担任海南长江联营发展总公司（即中行在海南开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要求中行河北省分行将计算机日常维护业务交给王龙俊担任法人代表的南京银佳承揽。期间，赵安歌收受王给予的贿赂款7万美元（约合58万元人民币）。
赵安歌的辩护人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沈志耕则针对上述三项事实分别提出了不同意见。
首先，辩方认为，指控赵安歌索取阮健锋40万美元的证据不充分。由于缺少行贿人阮健锋（此人已移居国外）的供述，目前能认定赵索贿的证据只是赵本人的供述。相关证据显示，赵安歌曾表示“我就给阮打了个电话，说我一个朋友需要用钱，看他能不能帮我解决”。辩方认为这不应认为是为个人索贿。同时，辩方指出，中行向阮的企业贷款一共有16份协议，时间从1997年11月至1998年12月。而赵给阮打电话则是在1999年底或2000年初。因此，赵安歌支持向阮贷款的动机并非索贿。辩方还表示，赵帮助阮贷款与阮骗取贷款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次，辩方认为赵安歌收受华远的190万元并非索贿。华远有关人士的证言因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为逃避行贿责任而不能不说是赵索贿。同时，华远有关人在签订虚假中介合同的时间上的供述也被证明是不实的。事实上，赵是在胡某表示可以给中介费后，才表示想要100万元的。190余万则是胡某与赵晨的哥哥商定的，赵安歌直到被捕前都不知情。
第三，辩方认为指控赵安歌收受王龙俊7万美元的证据不充分。王的供述始终坚称是赵向其借钱，并由其前妻具体办理。
法庭最终采纳了辩方关于40万美元是索贿证据不足的意见。但对于上述其他辩护意见没有认同。
法庭出示的相关证据显示：赵安歌曾分别发给中行广东分行行长以及广州国际大厦支行行长传真以及信函，表示希望他们对金阳集团（阮健锋任法人代表，七家贷款企业之一）及阮健锋予以支持，协助阮贷款。期间，赵还打电话给广东分行行长，询问进展情况。此外，中行信贷部1998年11月24日致广东分行的函显示，该管理部根据行领导指示，建议省分行在金阳集团押品不足的情况下，以该集团所持有的青岛金质极品啤酒的独家经销权做抵押，采取封闭贷款形式，解决未贷部分的贷款等，给予金阳集团支持。
法庭还认为，根据华远销售部经理胡某的证言——赵向她索要好处，并提出通过中介公司与华远签订虚假中介合同的方式收受，与赵安歌的供述可以印证，因此认定其索贿。
又据一系列书证显示，中行河北省分行与王龙俊的南京银佳签订了计算机日常维护合同，南京银佳又将该业务转包给北京华际维通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并从中获利13万余元。中行河北分行行长王某的证言则称，赵安歌给他打电话说，如果河北分行的AS/400维修项目王龙俊也要求做的话，让他关照一下。赵安歌则供述称，王龙俊曾对他说，在美国为他购买了基金。1999年间，赵的另一名女朋友杨金红需要钱，遂向王龙俊提出将基金变现，后王按照赵提供的账户给杨汇去7万美元。法庭认为，王在中行下属公司的任职以及争取到河北分行的业务均是赵利用职权所为，不应认定为正当利益。王龙俊所提借款一说缺乏其他佐证。
最终，法庭认定赵安歌犯受贿罪，涉及金额约为579万余元人民币。因自首情节，法庭决定予以减轻处罚，判处无期徒刑。王龙俊则因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构筑安平公司
最先由开平支行案引发从而被揭开的是一桩尘封多年的银行公款挪用案。
1993年初，一笔5000万的巨额资金在一个被编造的理由下，从中国银行总行财务部的账户上经过几番流转，最终到了赵安歌的胞弟索立鸽以及其他相关人等所组建的私营公司里。
起诉书显示，赵安歌、李耀森以及索立鸽于1992年底至1993年初，为了个人成立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多次伙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财务处处长卓荣光、科长刘春实（另案处理。据悉，此二人均去向不明）等人进行预谋策划。赵安歌、李耀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卓、刘按预谋策划的内容，以中行广东省分行名义提出虚假借款申请时，将中行总行财会部的公款5000万元，通过广东分行划归索立鸽等个人成立的珠海安平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平公司），进行营利活动。该款于1999年底归还。
根据检察院出示的证据，1993年1月9日，中行广东省分行财会处提起借款，声称该行机构发展快，所需资金量大，向总行请借5000万元，期限两年，利率8.4％。
1月13日，中行总行财务部财管处向总经理室请示：财管处拟同意广东省分行的要求，赵安歌批示，请综合处办理汇款事宜。次日，中行总行汇出5000万元。1月20日，由广东省分行拨3000万元到江门分行，该分行及外管局于2月10日核准金河公司用汇500万美元，江门分行于当日拨2900万元到该公司用于购汇。相关证据显示，金河公司正是所谓的5000万元配套资金的使用主体，便于资金的申请。在刘春实的调配下，5000万元资金最终通过金河等数家公司转入安平公司账户。
此前的1月11日，赵安歌、李耀森、索立鸽与卓荣光、刘春实等人在北京和平宾馆为个人办公司一事进行了商量。据一位参加了当时会面的人称，刘春实曾提出将这家公司办到江门。但不知为何，这家公司最终落户珠海，即安平公司。
安平公司的成立，显然是赵安歌等人试图从中行获取稳定收益的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从设立之初即假道中行广东分行财务部门乃至江门分行而行。而江门分行正是开平支行的上级分行，震惊全国的开平案首犯许超凡在出逃之前也升任了中行广东分行财务处处长。许超凡出事之后，市场也曾盛传，规模恢弘的开平支行办公楼和潭江半岛酒店即由索立鸽的公司承建。这一传闻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工商登记显示，安平公司成立于1993年6月，注册资金100万元，法人代表索立鸽，占股52％，刘春实的弟弟刘秋实、卓荣光的儿子卓尔峰均为股东。刘秋实的证言称，当时“每家出个代表”——自己和刘从实代表刘春实，索立鸽代表赵安歌，李耀森的女儿李某（曾在公司任职）代表李，卓尔峰代表卓荣光。后来因公司矛盾，只有索留在了安平公司。
有关审计报告显示，安平公司在收到5000万元后，购买了珠海商业总公司的一幅土地，用于安平大厦的开发建设。有关证言称，安平大厦的总投资是1.2亿元，售出后获利500万元左右。
安平大厦的顺利出售依靠的仍是中国银行的内部消化，即由中行珠海分行买下，作为珠海香洲支行的办公用楼。珠海分行有关人士的证言表示，1995年下半年，赵安歌、李耀森、刘春实到珠海，要求珠海分行购买安平大厦，因为赵安歌的弟弟索立鸽使用总行的资金建造了安平大厦。安平大厦卖不出去，索不能归还总行资金。
据悉，1996年，珠海分行以97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部分安平大厦房产。1999年10月，珠海分行再次投入5400万元于安平大厦的购买。
法庭调查显示，连同公司的利润，安平公司于2001年整体移交给了中行珠海分行，但其时背景不清。
法庭还指出，在安平公司经营期间，索立鸽从安平公司划出1200万元用于个人成立的珠海北原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以下简称北原公司）。审计报告显示，北原公司以成本价从安平公司接收了安景苑房地产项目，还开展了装修业务，利润达到2000多万元。
针对以上指控，赵安歌的辩护人沈志耕强调，赵等人所挪用的公款在案发前已经全部归还本息，未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应从轻处罚。法院最终予以采信。
索立鸽的辩护人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杜连军则认为，起诉书指控索构成挪用公款共犯缺少必要的事实和依据。有关证据显示，在1993年1月11日前，索并不认识卓、刘等人。同时，有关借款书证实，至迟在当年1月9日前，挪用公款的犯罪预谋已经形成。即使在与李、卓、刘等人的会面中，其时刚从中央电大中文教师岗位辞职的索立鸽因既不懂银行业务，也不懂经商，而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此后，索也没有实施具体的挪用行为，只是有限地使用了公款。杜连军认为，即使构成挪用的共犯，索立鸽也处于从犯地位，应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
同时，李耀森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没有与赵安歌等人预谋挪用公款，其女儿在安平公司不占有股份，未参与具体经营，李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但法庭并不予以认可。法院认定，索立鸽和李耀森犯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和五年。
法院判决，赵安歌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连同受贿罪的处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截至记者发稿时，此案仍在二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