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获剑桥博士，剑桥圣约翰院长杜柏琛(Christopher Dobson)亲自从英国飞来香港，颁证书给他。其实在此之前，金庸也已是牛津的院士。
　　当夜，剑桥院长身穿长袍，以拉丁文宣布金庸成为剑桥荣誉院士和文学博士。接下来再用英语讲话，说剑桥从来不在海外颁博士学位，因为金庸成就卓越，所以破例。院长站在历史高处，指剑桥创校500年，共有4位荣誉院士，都与香港有渊源，第一位是19世纪鸦片战争时的外相巴马尊，但这个人有点争议，因为他说香港只是一个荒岛。然后是港督卫奕信和驻华大使麦若彬，今天再加上金庸，都是对香港租约期满主权交回中国期间卓有贡献的人物。
　　剑桥圣约翰书院出过6个首相、9个诺贝尔得奖人，史上最重要的校友，是废除奴隶制的议员韦百福(William Wilberforce)，是18世纪大革命时代，有份推动西方文明进程的英豪，剑桥创校之初，是几个学者在牛津教书时，因政见不合，脱离牛津，到附近的剑桥镇另立出来的山头，崇尚自由。金庸当初也在一家报纸打工，但后来因人生的一些基本价值不合，也选择分离，自己另办一家信奉自由的报纸。
　　几百年来，若牛津象征文化正统，则剑桥是叛逆的异端，两家学府风格不一样，剑桥出产过牛顿、拜伦、达尔文、罗素，全是敢于反抗传统和思想另类的人物。金庸小说里许多角色：杨过、乔峰、令狐冲、韦小宝，个性不羁孤傲，跟剑桥的精神，是同一路数。
　　金庸的剑桥论文，讲的是唐朝皇位继承。唐朝文化再灿烂，开了先例，枪杆子里出政权，骨肉相残，为中国的政治基因奠基，牢固直到今日，是从一个细节钻研精深的大学问：但他平生真正的大论文，尽在14卷小说之中。
　　金庸小说纵横上下千年历史，穿越江南塞北，奇山秀水、大漠雪原，自成一个宇宙，撷取中国文化之最精华，14部著作，或虚或实，有风格阴柔，或气派阳刚，浓彩淡墨相间，譬如《笑傲江湖》如泼墨山水，则《鹿鼎记》为工笔细描；其中俊杰豪侠，为至善至美的理想所在，颂乔峰豪迈似辛弃疾的剑影，写令狐冲潇洒如李白醉歌，画张无忌细腻若李商隐的无题，温婉纤巧如姜白石，富丽典雅似周邦彦，虚怀冲淡处与王维一脉；中国历史上，除金庸之外，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做得到。
　　金庸小说早在1980年代初就在中国内地流传，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的精神饥荒，中国内地的读者追捧金庸小说，如获至宝，连小学生也偷偷在课堂里传阅，废寝忘食，因为金庸小说写奇幻、情爱、恩仇、游戏，尽皆人性，从不故作高深，《射雕英雄传》里憨厚忠直的郭靖，灵巧俏皮的黄蓉，加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如一则色彩缤纷的童话，最适合儿童阅读，可当作读金庸小说的起点。等到有了一点历史常识，再读《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在精彩明快有如电影的语言里学习新的历史观点，未尝不是启蒙。
　　但最好的几部作品，跨越不同年龄，可以伴随读者一生：《倚天屠龙记》的多情与迷惑，《神雕侠侣》的情深义长，《笑傲江湖》之浪漫理想，《天龙八部》的超俗忘尘，《鹿鼎记》在嬉笑玩耍之中，别有八大山人签名看似“哭之”，再顾却是“笑之”的滋味，当是非曲直混淆到了极致，只能在哭笑不得中参详智慧。
　　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讲的是反清复明，最后封笔之作的《鹿鼎记》同样也写反清复明。《书剑》里的义士红花会诸侠，都是好人；到了《鹿鼎记》里的天地会，陈近南一伙，却是一群庸人，可笑复可怜；其间的转化，足以写出一部“金庸思想体系”。
　　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只重经史，兼容子集，却把小说视作闲科。即使等到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但一心只想学好枪炮技术，对于西方的人文学术，哲学思想轻轻放过，没有心思学足，甚至到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依然认定“学好数理化”，才有能力“贡献国家”，大学教育重文轻理，至今不改。
　　可惜，金庸先生在中国内地登陆以来，虽深受民间珍爱，但在所谓知识小圈子内，红眼攻击有之，虚妄曲解有之，至今不承认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宝典，除了是“重理轻文”的余毒，或许在心理深层，是对金庸发迹的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潜意识地排斥。但金庸小说全盛时期，中国正逢“文化大革命”，文化的精髓，在十年动乱中化为劫灰，天佑中华，正是像金庸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海外为中国文化的仁义之道保存了种子，而且笔耕成一片繁花似锦的园林。
　　许多人还想金庸出版自传、回忆录之类，通通多余，小说里的主角，几乎都是他的自传，许多情节，是作者对人生和世界的独白，有时激愤，有时无奈，有时低回，有时踌躇。金庸笔下的男主角，幻开千面，都是他成长不同阶段里内心价值的冲突。金庸和同道的梁羽生最大的不同，是金庸探讨了人的多重性格，而梁羽生，人如其书，只有单一的性格，这一点，剑桥大学的英国论文导师，对这位学生，又岂能洞悉其中妙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