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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银行业的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加速令人瞩目。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和2004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启动标志着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时期。笔者就当前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中最迫切、并值得重視和研究的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银行业总体发展规划
金融服务业向来是发展中国家的薄弱环节，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加人世贸组织谈判时都非常重视对本国金融业的保护。我国也不例外，为银行业完全开放争取了5年过渡期，希望借此给中国银行业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提供缓冲。
银行业监管部门在坚定执行人世承诺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重视制订一个应对人世开放的总体发展规划。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监管部门不同，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除了制订游戏规则和履行市场监管职能外，还有维护民族金融业长期发展的重任，这给银行业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发展规划的核心是为银行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总的指导，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
市场份额。中国银行业完全开放后，中资、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各占多少才能既促进竞争又确保金融安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应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外资银行是否可以并购中资银行等问题都需要事先做一个判断，通过政策引导既定目标的实现。
商业银行创新。有竞争力的银行必然；是创新能力强的银行。如果说创新是商业银行自主的行为，而且很多银行业务的创新本身就是规避监管的，那么监管部门对银行的创新行为就应有明确的规范。“只有允许的，才是能做的”，是中国银行业创新的传统路径。尽管现在出台了一些关于中间业务、金融衍生品方面的管理规定，但就创新的管理、机制、审批等缺乏总体的管理规范，因此需要制定一个关于银行业创新的指导原则以促进商业银行的创新活动。
混业经营。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银行业发展的趋势。外资银行在混业经营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世后，外资银行必然会发挥其混业经营的优势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我国属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因此在完全开放后，是鼓励中资银行混业经营，还是限制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监管部门需要一个清晰的规划。
银行间的竞争与合作
目前，我国银行间的合作表现出两大特点：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愈演愈烈，而中资银行之间的合作尚未形成合力。为此，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重视外资银行的并购趋势，保护民族金融业。随着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深化，外资银行并购中资银行的潮流迟早要到来。我国应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作法，制订限制外资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相关法律，依法规定外资机构和个人持有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的数量和比例，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维护金融安全目标相一致。
支持中资银行间合作，提高民族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中资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有余而合作不足，通常为了争夺市场或客户而竞相放松条件、压低价格，导致中资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自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以来，我国的中小银行似乎更倚重与外资银行的合作，而把本土银行视为竞争对手。比如，中国银行在外币清算方面具有优势，但一些中资银行宁愿与外资银行合作，也不愿与中国银行合作。监管部门或银行业协会应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和支持中资银行之间的合作，壮大民族金融业。
银行核心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我国银行改革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并且始终把产权因素放在首位。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是在产权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来提高经营效益，但成效甚微。于是，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产权制度的变革，希望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现在，包括中行、建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开始进行了产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在股份制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如何提高竞争力就可以更多地从管理学的角度加以探讨。
企业竞争力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在衡量竞争力水平时，通常是设定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因指标构成的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假定以人均指标来衡量，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肯定是垫底的，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水平。因此，考察一家银行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显得更有意义，这已被当代战略管理理论所证实。以外汇理财业务为例，多数中资银行没有设计产品的能力，通常将汇集起来的外币存款委托一家知名度高的外资银行进行理财，自己只赚取微薄的手续费。中资银行如果没有产品设计和风险控制能力，那么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因此，中资银行不用过于关注各种所谓的竞争力排名，而应将精力放在如何识别、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上。
商业银行发展战略
银行经营的成败和竞争力首先是由其发展战略决定的，而发展战略的核心要回答两个问题：
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的增长方式。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在制造业表现为高能耗、低产出，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却得到很少的收益；在银行业则表现为以信贷为主的资产不受约束的扩张，这也是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多、潜在金融风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实行存贷比例管理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传统增长方式就是靠尽可能多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获得收益。因此，无论大银行还是小银行纷纷喊出了“存款立行”的口号。而现在要按照国际银行业的监管要求实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扩大银行自身的资本金比存款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贷款的规模不再受存款多少的限制，而是受资本的约束。于是，无论上市还是非上市银行都在忙于发行次级债，但作为附属资本的次级债总额又不能超过总资本的50％。因此，非上市银行急需上市(当然改善公司治理也是一个考虑因素)，上市银行则急需配股和增发。总之，资本约束下的增长方式有助于商业银行改善收入结构、防范风险。
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决定了银行的客户基础和盈利空间。但中资商业银行在客户、行业、地区方面的定位雷同，不可避免地导致恶性竞争。之所以出现众多银行在高端客户、重点行业、发达地区方面的高度重叠现象，正是中资银行缺乏发展战略的体现。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定位就处于矛盾之中，因为它们还承担着基础性金融服务的职能，因此它们不可能像外资银行那样“嫌贫爱富”，国有商业银行既要服务大众，又要争揽高端客户的双重定位必然使其盈利能力受到削弱。
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
西方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到商业银行总收入的一牛以上，这也是中资银行努力追求的目标。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制订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其目的就是鼓励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扩大中间业务收入比重，使商业银行获得良性的发展。然而，多年来中资银行主要靠存贷利息收入的状况一直未有改观。有资料显示，2003年中资银行本外币 非利息收入比重仅为3．1％，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为2．9％，股份制商业银行为3．7％，比重最高的也只有8％，而外资银行这一比重高达40．7％。
為什么中资银行非利息收入所占比重如此低?笔者分析有以下原因：外部监管原因，比如没有明确可以收费或收费受到一定限制；由于存贷款利差大，商业银行缺乏发展中间业务的动力，甚至有时主动以牺牲中间业务收入为代价而换取贷款业务；中间业务产品类型少、附加值低，并且大多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结算、汇兑及代理收付等方面，对盈利的贡献度较低，而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类型广泛，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虽然中资银行提高非利息收入比重还受到以上因素的制约，但随着监管环境的变化，银行收费必将成为商业银行的自主行为。而且，当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以后，存贷款利差空间趋于缩小，中间业务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对中资银行而言，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中间业务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增加高附加值中间业务产品的比重。
商业银行利率和汇率风险的管理能力
货币资金的对内价格是利率，对外价格是汇率。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利率和汇率风险凸现，而目前中资银行在利率和汇率风险管理方面还很薄弱，直接威胁到商业银行的运营安全。在利率方面，我国利率完全市场化势在必行。现在已实现了取消人民币贷款利率的上限和存款利率的下限，但从实际情况看，银行总体的存贷款利率依然保持在法定的基准利率左右，弹性较小，这说明商业银行还不能充分利用利率价格杠杆实行资产和负债管理。在汇率方面，美元连续三年疲软的走势使全球非常关注持有美元资产的风险。不仅企业和居民急需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商业银行对自身的外汇资产也需要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特别是股改试点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是以外汇进行注资的，对其汇率风险管理的要求就更为迫切。因此，对中资银行来说，尽快提高利率和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至关重要。
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
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高度关联性，这已被国际银行业的发展所证实。20世纪80年代，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国际银行业出现了“脱媒”趋势。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的情况下，大量银行存款流向各种基金、金融创新工具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企业也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减少了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因此，在“脱媒”危机的压力下，商业银行被迫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进行一系列的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的创新，发展中间业务，实现混业经营。同时，商业银行的创新和混业经营又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在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低、间接融资比重高的特征一直没有改变。2001年我国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为85．11：14．89，到2004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到94．31：5．69。长期以来，融资结构严重失衡是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高居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国商业钼：行实现增长方式转变，仅靠“资本充足率8％以上”的资本约束是不够的。只有资本市场发展了，银行业也出现一场“脱媒”危机，中资银行才能彻底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当然，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也直接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如建行和国开行即将推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直接丰富了资本市场的工具。
目前，随着居民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其理财和多元化需求强烈，而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型保险产品等的出现已使银行存款出现“脱媒”迹象。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企业融资也脱银行贷款这个“媒”。2004年初的“国九条”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指明了发展方向，坚定了市场的信心。我们期待着中国资本市场在2005年的新突破!
银行业总体发展规划
金融服务业向来是发展中国家的薄弱环节，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加人世贸组织谈判时都非常重视对本国金融业的保护。我国也不例外，为银行业完全开放争取了5年过渡期，希望借此给中国银行业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提供缓冲。
银行业监管部门在坚定执行人世承诺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重视制订一个应对人世开放的总体发展规划。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监管部门不同，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除了制订游戏规则和履行市场监管职能外，还有维护民族金融业长期发展的重任，这给银行业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发展规划的核心是为银行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总的指导，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
市场份额。中国银行业完全开放后，中资、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各占多少才能既促进竞争又确保金融安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应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外资银行是否可以并购中资银行等问题都需要事先做一个判断，通过政策引导既定目标的实现。
商业银行创新。有竞争力的银行必然；是创新能力强的银行。如果说创新是商业银行自主的行为，而且很多银行业务的创新本身就是规避监管的，那么监管部门对银行的创新行为就应有明确的规范。“只有允许的，才是能做的”，是中国银行业创新的传统路径。尽管现在出台了一些关于中间业务、金融衍生品方面的管理规定，但就创新的管理、机制、审批等缺乏总体的管理规范，因此需要制定一个关于银行业创新的指导原则以促进商业银行的创新活动。
混业经营。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银行业发展的趋势。外资银行在混业经营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世后，外资银行必然会发挥其混业经营的优势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我国属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因此在完全开放后，是鼓励中资银行混业经营，还是限制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监管部门需要一个清晰的规划。
银行间的竞争与合作
目前，我国银行间的合作表现出两大特点：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愈演愈烈，而中资银行之间的合作尚未形成合力。为此，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重视外资银行的并购趋势，保护民族金融业。随着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深化，外资银行并购中资银行的潮流迟早要到来。我国应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作法，制订限制外资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相关法律，依法规定外资机构和个人持有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的数量和比例，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维护金融安全目标相一致。
支持中资银行间合作，提高民族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中资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有余而合作不足，通常为了争夺市场或客户而竞相放松条件、压低价格，导致中资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自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以来，我国的中小银行似乎更倚重与外资银行的合作，而把本土银行视为竞争对手。比如，中国银行在外币清算方面具有优势，但一些中资银行宁愿与外资银行合作，也不愿与中国银行合作。监管部门或银行业协会应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和支持中资银行之间的合作，壮大民族金融业。
银行核心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我国银行改革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并且始终把产权因素放在首位。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是在产权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来提高经营效益，但成效甚微。于是，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产权制度的变革，希望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现在，包括中行、建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开始进行了产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在股份制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如何提高竞争力就可以更多地从管理学的角度加以探讨。
企业竞争力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在衡量竞争力水平时，通常是设定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因指标构成的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假定以人均指标来衡量，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肯定是垫底的，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水平。因此，考察一家银行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显得更有意义，这已被当代战略管理理论所证实。以外汇理财业务为例，多数中资银行没有设计产品的能力，通常将汇集起来的外币存款委托一家知名度高的外资银行进行理财，自己只赚取微薄的手续费。中资银行如果没有产品设计和风险控制能力，那么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因此，中资银行不用过于关注各种所谓的竞争力排名，而应将精力放在如何识别、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上。
商业银行发展战略
银行经营的成败和竞争力首先是由其发展战略决定的，而发展战略的核心要回答两个问题：
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的增长方式。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在制造业表现为高能耗、低产出，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却得到很少的收益；在银行业则表现为以信贷为主的资产不受约束的扩张，这也是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多、潜在金融风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实行存贷比例管理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传统增长方式就是靠尽可能多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获得收益。因此，无论大银行还是小银行纷纷喊出了“存款立行”的口号。而现在要按照国际银行业的监管要求实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扩大银行自身的资本金比存款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贷款的规模不再受存款多少的限制，而是受资本的约束。于是，无论上市还是非上市银行都在忙于发行次级债，但作为附属资本的次级债总额又不能超过总资本的50％。因此，非上市银行急需上市(当然改善公司治理也是一个考虑因素)，上市银行则急需配股和增发。总之，资本约束下的增长方式有助于商业银行改善收入结构、防范风险。
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决定了银行的客户基础和盈利空间。但中资商业银行在客户、行业、地区方面的定位雷同，不可避免地导致恶性竞争。之所以出现众多银行在高端客户、重点行业、发达地区方面的高度重叠现象，正是中资银行缺乏发展战略的体现。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定位就处于矛盾之中，因为它们还承担着基础性金融服务的职能，因此它们不可能像外资银行那样“嫌贫爱富”，国有商业银行既要服务大众，又要争揽高端客户的双重定位必然使其盈利能力受到削弱。
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
西方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到商业银行总收入的一牛以上，这也是中资银行努力追求的目标。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制订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其目的就是鼓励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扩大中间业务收入比重，使商业银行获得良性的发展。然而，多年来中资银行主要靠存贷利息收入的状况一直未有改观。有资料显示，2003年中资银行本外币 非利息收入比重仅为3．1％，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为2．9％，股份制商业银行为3．7％，比重最高的也只有8％，而外资银行这一比重高达40．7％。
為什么中资银行非利息收入所占比重如此低?笔者分析有以下原因：外部监管原因，比如没有明确可以收费或收费受到一定限制；由于存贷款利差大，商业银行缺乏发展中间业务的动力，甚至有时主动以牺牲中间业务收入为代价而换取贷款业务；中间业务产品类型少、附加值低，并且大多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结算、汇兑及代理收付等方面，对盈利的贡献度较低，而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类型广泛，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虽然中资银行提高非利息收入比重还受到以上因素的制约，但随着监管环境的变化，银行收费必将成为商业银行的自主行为。而且，当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以后，存贷款利差空间趋于缩小，中间业务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对中资银行而言，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中间业务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增加高附加值中间业务产品的比重。
商业银行利率和汇率风险的管理能力
货币资金的对内价格是利率，对外价格是汇率。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利率和汇率风险凸现，而目前中资银行在利率和汇率风险管理方面还很薄弱，直接威胁到商业银行的运营安全。在利率方面，我国利率完全市场化势在必行。现在已实现了取消人民币贷款利率的上限和存款利率的下限，但从实际情况看，银行总体的存贷款利率依然保持在法定的基准利率左右，弹性较小，这说明商业银行还不能充分利用利率价格杠杆实行资产和负债管理。在汇率方面，美元连续三年疲软的走势使全球非常关注持有美元资产的风险。不仅企业和居民急需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商业银行对自身的外汇资产也需要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特别是股改试点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是以外汇进行注资的，对其汇率风险管理的要求就更为迫切。因此，对中资银行来说，尽快提高利率和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至关重要。
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
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高度关联性，这已被国际银行业的发展所证实。20世纪80年代，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国际银行业出现了“脱媒”趋势。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的情况下，大量银行存款流向各种基金、金融创新工具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企业也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减少了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因此，在“脱媒”危机的压力下，商业银行被迫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进行一系列的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的创新，发展中间业务，实现混业经营。同时，商业银行的创新和混业经营又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在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低、间接融资比重高的特征一直没有改变。2001年我国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为85．11：14．89，到2004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到94．31：5．69。长期以来，融资结构严重失衡是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高居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国商业钼：行实现增长方式转变，仅靠“资本充足率8％以上”的资本约束是不够的。只有资本市场发展了，银行业也出现一场“脱媒”危机，中资银行才能彻底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当然，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也直接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如建行和国开行即将推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直接丰富了资本市场的工具。
目前，随着居民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其理财和多元化需求强烈，而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型保险产品等的出现已使银行存款出现“脱媒”迹象。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企业融资也脱银行贷款这个“媒”。2004年初的“国九条”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指明了发展方向，坚定了市场的信心。我们期待着中国资本市场在2005年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