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料是语言的载体，对语言研究者而言，它不单纯是个语言材料的取舍问题，还涉及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研究目标的合理性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反映着研究者对语言学科认识的深度。但有很长一段时间，语言研究者疏于语料的鉴别、选择、使用等问题而造成了研究的失误，“过去有人用《大正藏》明版的唐代禅宗语录研究唐代语言……”(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序》，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页)鉴于这些教训，刘坚、蒋绍愚主编了《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宋代卷、元明卷），后刘坚又编著了《近代汉语读本》，方一新编著了《中古汉语读本》，目的是为语言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中古、近代汉语白话资料。但是，它们仅仅是具体语料的展列，没有形成语料学学科体系。
　　由高小方、蒋来娣两位先生编著的《汉语史语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一书，是对汉语语料研究的重大突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此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书40万字。第一、二章探讨了汉语史语料学的对象、功用、研究原则与方法，论述了其与诸多相关学科的关系，为汉语史语料学奠定了学科理论基石。第三至六章结合研究实践，分别介绍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料，为汉语史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语料资讯，对汉语史语料学进行了学科实践构建，对进一步提高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研究的理论层次和学术价值十分有益。第七章设计了语料学研究的专题，勾勒出学科发展前景。这样，以学科理论为基石，以学科实践为构架，以学科发展为亮点，建构起汉语史语料学的大厦。
　　具体说来，本书有如下特点：
　　
　　一、建构理论，开创学科
　　
　　两先生在科学方法论和现代语言学思想的指导下，全面系统地建构起汉语史语料学的学科体系。
　　首先两先生对语料、语料学、汉语史语料学等本学科的基础概念作了科学的界定，深入探讨了语料学的两大任务和汉语史语料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研究重点、难点、功用，奠定了汉语史语料学的学科理论基石。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汉语史语料学的研究原则和方法三十三条，将“文例原则”、“比较研究法”、“相互联系原则”、“发展趋势原则”创新性地运用于语料的鉴定，针对如何甄别、搜集、采用语料准确周详地提出了“四知两善一明四辨”。系统阐述了对典籍语料的看法五十二条，按经史子集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种典籍的语料价值。在汉语史语料学本体理论构建的基础上，两先生着眼于学科的宏观定位，澄清了汉语史语料学与史料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考古学、年代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文化学、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方言学、方志学、谱牒学、民俗学、文体学、辨伪学等诸学科之间的界划，全面构建起汉语史语料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体现了两先生科学的语言观，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
　　然后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大量时代明确、版本可靠、有代表性的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及现代汉语的语料，从实践的角度对汉语史语料学进行构建。
　　最后前瞻性地设计了本学科的研究专题，对于推动这一新学科继续向纵深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二、资料宏富，安排妥帖
　　
　　全书介绍汉语史语料著作1347部，著者937人，充分而科学地兼及白话和文言两个系统。在排列上，两先生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年代顺序把如此丰富的入选语料一字罗列出来，而是采用了年代编排基础上再按专题编排，专题以总集类、别集类、史志类、子书类、杂著类、小学类、宗教类、训诂类、医书类等类目标注。体现了两先生文献学、史料学与汉语史研究相结合的文史语言观。
　　布展语料时两先生首先结合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对浩如烟海的汉语史语料进行剔抉，选择时代、著者可靠的语料，如唐代小说语料主要存于《太平广记》、敦煌文书，在“小说类”中仅列《游仙窟》，不录疑点多争议大的旧题唐人冯贽撰的《云仙散录》。然后密切结合汉语言研究的需要，选取能体现本时代语言特点的语料，如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于是在宋代语料中特列一类：宋人语录类，包括《张子语录》、《龟山语录》、《二程语录》、《上蔡语录》、《象山语录》、《朱子语类》(高小方、蒋来娣编著《汉语史语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224—225页。以下引用如未特别注明，都出自该书)。
　　典型语料从有助于汉语言研究的方面详加论述，涉及作者生平及思想，语料简介（内容、结构体制、特色、评述），版本情况，历代重要注本、善本等。如介绍战国时期代表性语料之一的《荀子》：首先对作者荀子的游历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其次简述荀子思想；接着介绍《荀子》其书，其中“篇数”一项具体讨论了哪些出于荀子手笔，有助于研究者精确选择特定语料。再如唐代语料介绍高适时特别注明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本是“比较可靠的本
　　子”（第185页）。
　　对于典型语料此书大多示例，有助于读者获得感性印象，如介绍先秦军事著作的集大成之作《六韬》的特点之后全文出示了《六韬》第一篇《文韬》；元代口语语料《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出列了《感应章第十六》，凸显了《直解》的口语特点。
　　
　　三、考证精审，与时俱进
　　
　　对于一些年代难以确定的语料，两先生也进行了自己的考证，充分显示了深厚扎实的史料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的功底。如确定《禹贡》的年代时，使用了语言特征考证法（主要是语法特征），认为“《禹贡》当作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之间。把它安排在《周礼》和《论语》之间，应当是合适的”（第54页）。
　　此书利用了近年来新出土的金文、简帛文献资料，两先生时刻关注语料更新的动态信息。2003年陕西眉县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均有叙事铭文，“其中一件三足附耳盘铭文达340余字”，是“建国以来出土的铭文中最长的”（第57页）。2002年湖北九连墩楚墓出土了“历代最多的楚墓竹简”（第80页）。两先生还充分留意当前史学界、哲学界、文学界的最新相关进展，吸取对于汉语言研究有益的成果。如战国语料提到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年代的认定及文献考释的最新进展；宋辽金语料论及《云笈七籤》提到“保留了不少原书已失传的经籍片断和人物传记，是研究道教的重要资料”（第227页）；元明语料中两先生介绍了《古本戏曲丛刊》，特别加按语指出其中语料价值高的八种戏曲。
　　
　　四、洞幽烛微，形式完美
　　
　　两先生不仅概述了各种语料的时代、内容、版本和注本，还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意见。如介绍西汉语料《说苑》时提出可以与源语料进行比较研究。再如唐代语料介绍“唐人小说”的附记提醒语言研究者“应将唐传奇表面的藻绘与作者思想深处的命意结合起来研究”（第182页）。此书还给出了大量的语料统计数据，便于语言研究者定量定性地选择、使用语料。如西周金文每件青铜器都出列字数并附注了年代及内容概要；秦代西汉语料《小尔雅》出示了章名和条数。
　　表述历时流变性问题时，图表比直接的文字叙述更直观更清晰，所以两先生根据组织内容的需要在很多地方使用了图表，拓展了叙述的空间。如在说明《诗经》的传授和学派时使用了大括号结构的简图标示传承流变，一目了然；更有正文结束前的《代表性语料编年》表，以百年时段、代表性语料为列，纲举目张，扼要明了，仅仅透过这个表格，读者也可以掂出这部著作厚重的学术分量。
　　两先生长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编写此书时也做了很多裨益于后学的工作，如提供了适宜的研究方向，设计了适量的练习，其中很多是随文而给，元明语料一节之后还特附了专门练习，具有启发性和针对性。
　　高小方先生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近四十年，为研究生、本科生开设汉语史语料学、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汉语语法史、文献检索、学术研究方法论等课程多年，《汉语史语料学》与其姊妹篇《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2版）实是四十年博收精掇、勤求躬行的结晶。《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建构了汉语言文字学史的史料学，2003年由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汉语史语料学》科学地构筑了汉语史语料学的学科体系，使语料学臻于独立化、学科化，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两书相辅相成，提升了汉语发展史研究的科学性、目标性。
　　（通讯地址：210093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