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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上海博物馆藏明“吴门四家”之一仇英（约1502-1552）《剑阁图》，绢本设色，纵295.4厘米，横101.9厘米。描绘蜀道剑阁峥嵘，人马行旅鱼贯跋涉，盘旋山川栈道问情形。是作气势宏大，技法超绝，极具视觉冲击效果，堪称仇英山水画精工之作，很早就引起书画鉴藏界的兴趣。已知关于该画最早的详尽文字记载，是约清康熙年问吴郡吴升《大观录》卷二十《沈唐文仇四家名画·仇十洲剑阁图》轴（实际上该画的递藏起讫时间，可能比吴升记述还要早）：
白绢本，高七尺，阔三尺三寸。笔力老苍，气韵神古，平生杰作也。山峰高轮大廓，水墨皴染，淋漓壮观，洗去自家窠臼，全开唏古（“南宋四家”之一山水画家李唐）生面。架阁桥栈，人物、鞍马，穿林入镫，人骑、面貌、结束，移势换形，蔑有同者。大松柯顶，画法奇创，松干皴斫，如屈铁霜皮鳞裂，扪之殆欲棘手。图为东原作，班输在前，固宜运斤成风也。吴郡仇英实父，为东原先生谨制。
另据画史记录，仇英不止画过一幅反映行旅冒雪登攀蜀栈山水画，至少由明汪珂玉《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七著录万历三年（1575）六月文嘉题识，可知他另有《云栈图》等：
王右丞《剑阁图》，余尝见叔明临本，乃方尺小幅，石田先生广而为二图，余皆曾摹，今俱不能记矣。偶见实父此幅，不觉有似人之喜，因题其上。万历乙亥六月，文嘉识。
既然通过对文献和传世画作盘点，了解到仇英热衷绘制蜀道崎岖，剑阁崔嵬;则其绘画目的、动机就成为有必要探讨的议题了;尤其结合本文重点，针对《剑阁图》上款“为东原先生堇制”的钩沉，以前乏人重视的创作意图、本事等问题，首先被摆到讨论议程上来。
二、谁有可能是仇英《剑阁图》上款人“东原先生”？
《大观录》议论仇英上款道：“图为东原作，班、输在前，固宜运斤成风也。”这一表述给人错觉，易误导“东原”为明初别号“东原耕者”，人称“东原先生”的“吴门画派”鼻祖画家杜琼（1396-1474），实则不然。此同號者势必另有其人而跟杜琼无涉，因为仇英生卒年为约弘治十五年（1502）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而杜琼早卒于仇英出生前的成化十年（1474），故两人前后辈分关系清晰，必定失之交臂，岂有师生名分可言？
明人杨士奇（1365-1444）《东里文集》卷二十四《正固先生哀辞》曰：“吾邑在大明受命之初，有陈海桌先生、王竹亭先生与其弟佥宪公，有尚书刘公与其弟东原先生……”则此刘姓“东原先生”似亦明初人士，跟仇英难有交集。又据名列明文学史“前七子”首康海（1475-1540）《对山集》卷十《奉寿东原先生》诗云：“问气扶鸿化，昌时得巨儒。我师关辅彦，高义古今逾。执礼钦程伯，言文陋董狐。数奇场屋蹇，道在性情俱。未薄常州幕，何惭楚泽虞。居贫余岂弟，望重极抠趋。桃李乘春遍，芝兰接岁殊。素心原不染，椟玉讵求沽。迟日明仙馆，灵光拂寿图。愿餐千载药，与世作规模。”而卷三《送东原先生序》则曰：“……昔先人在时，以海方总角，当教以正，历求师之贤者，得吾东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为礼，人不闻过，于乡党父兄者，必牛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通于使者以币，从于先生之门。……壬戌（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海举进士，先生适以历事在京师，其所教犹靡有问也。明年（1503）十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将归，凡交于海者，相为五、七言诗赠先生。先生既而命海叙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者道之，且以饯先生之道，而欲有以勉焉者也。”
按康海生卒年，其诗呈牛姓“东原先生”显系年高德劭，起码年长他二十岁以上硕儒，特别诗称“我师关辅彦”证明同为关中人士;而仇英活动范围长期局限于江浙两地，活动半径充其量苏杭运河沿线。所以，哪怕仇英跟康海所称的该牛姓“东原先生”共同生活于大明王朝嘉靖时期，亦显非同一地域朋侪社交圈中人而势同陌路。总之，前者是否会跟后者这样一位远在三秦地区学人交往，并还应其所请作《剑阁图》，尚缺乏旁证把握，难以信口断言。
检杨廷福、杨同甫《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真正疑似仇英上款对象乃是明中期谏臣叶经，字叔明，号东园，别号东原，浙江上虞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除常州府推官，任御史。时奸臣严嵩为礼部受诸藩贿，滥予封爵;二十年（1541）八月，叶经上奏弹劾，但嘉靖帝肆意袒护，严嵩非但未被扳倒，反由此伺机报复欲除之而后快。又二年（1543），叶巡按山东监乡试，严嵩乘机指斥他发策语为诽谤以激帝怒。秋九月，叶被解京遭廷杖八十并贬为民，饱受摧残重创之下含冤暴毙，得年三十九。《明史》卷二百十有传，明朝史学家焦竑编明代人物传记资料《国朝献徵录》卷六十五有更翔实的《御史叶经传》。
以上之所以识别叶经有可能为《剑阁图》“东原先生”，是鉴于其时地俱符仇英图底人选，虽两者是否确有交游关系尚无直接证据，但彼此往还的可能性值得推敲判断。
从叶、仇共处时代背景观察，政治腐朽，奸臣当道，功臣直臣多遭贬黜甚至杀害为常态;并且明世宗跟唐玄宗一样尊尚道教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问朝政，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叶经与同里徐学诗、谢瑜、陈治弹劾严嵩最先，时称“上虞四谏”;后来海瑞又被罢官放逐海南，朝政乱象几窥斑知豹。不过，对仇英《剑阁图》创作缘起跟踪，并非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稹爱观摩栈道图，遂令画家顾符稹多所描摹那么简单⑩，就其应约绘制始末的追溯并试图从中理出仇、叶两人结缘头绪，情况分明要复杂得多。譬如仇英的历史故事画多摹古成分，但是他何以反复运用昭君、明妃出塞，文姬归汉和唐开元、天宝盛世前后典故如贵妃晓妆、松林六逸、南华秋水、浔阳琵琶，以及本文涉及明皇幸蜀题材，难道只是寻求技艺上一味摹古？还是其实已具备相当高的政治觉悟和家国情怀在古为今用。又抑或《剑阁图》不排除为仇英摹古之作，但站在该图上款人角度和立场上，它会不会更可能是仇英受人之托而为？即该图为仇英得“高人”指点出品，“东原先生”扮演着仇英画幅背后真正推手的重要角色。
就此解惑释疑，显然需要具体剖析。譬如有学者曾敏锐意识到仇英《职贡图》和《临萧照瑞应图》“颇有现代学术概念上的国家政治历史的寓意，前者反映了古代中国华夷之辨的观念。……后者则反映古代新生王权以祥瑞来证明其合法性的观念”。循此研究思路拓展，《剑阁图》暗示明王朝内忧外患，仿佛也随之慢慢明朗并足以等量齐观了。只是作为延请仇英的雇主、东家，陈官、项元汴等几位纯粹鉴藏家，可能更多还在于希望仇英能在绘画艺术上对南宋原作化古出新;至于是否还附带谋求国家摆脱内外交困劣势，走向起死回生良好愿景和正面诉求，实在不便妄加揣测。然而相信身临其境，位居明王朝中高层斗争旋涡的“东原先生”叶经的政治敏感性，明显会高于陈、项两位乃至于仇英。因此，倘若诚如我们推测确属叶经委托并授意仇英构思《剑阁图》的话，他忧心忡忡感及大明江山岌岌可危，跟唐王朝由盛人衰“安史之乱”惊人相似，历史悲剧即将重演，遂特意聘请名闻江南的仇英制作反映唐明皇幸蜀避险剑阁闻铃场景的《剑阁图》，表达一种替国家前途命运考量的政治隐忧与警戒之心，应该说就不言喻。” 而既然叶经确实存在为仇英《剑阁图》上款人“东原先生”的可能性，他是否的确具有为国分忧的政治抱负，进而产生托付仇英动笔作画的目的、动机呢？且看同为嘉靖朝谏臣杨爵（1493-1549）就其山东“试题案”遭致严嵩“莫须有”罪名迫害而死于非命之来龙去脉控述：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夏，奉命巡按山东，是年乡试，叔明为监，临官发策，以“边寇侵侮，御应失当，中国疲敝，事当安集？”以试士。其策词略日：“御虏之道，不可幸彼之不来，而在严吾守备之足待。今兹丑虏，厌饱而去，非有挫折，安知口创，正宜谨复隍之虞，口苞桑之固，庶几有备无患，可为长久之策。苟偷一时之安，而不先为不可胜之计，万一口虏复来，因我无备，以大肆其猖獗之势，则将来之患，可为寒心。其言财竭民困之故则曰：成赋中邦，舳艫飞挽，有兑运之输;岁办军需，用供武库，有常征之赋;羽檄遐驰，中原早动，有筑堡之役;行伍不实，额外旁搜，有壮丁之选;邻封策应，老师匮财，有临洛之行;采木群方，转搬直达，有河上之运;王事期程，急于星火，郡县追呼，鸡犬亦为之惊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缓催科之政，慎爵赏之施，怯冗滥之弊，为今日救恤之计故事，凡试录所载文字，谓之程文或笔削，中式举人所为者，亦多主事者自为之。或言山东试录，皆叔明手自更定，亦未知是否录？上以策问内含讥讪，下礼部议其罪;而又摘其录中议论所及，如言继体之君，德非至盛，作聪明以乱旧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语，皆指为谤毁，贴注以闻，械系下狱，拟叔明大肆讥谤，无忠敬心，诏于午门外笞八十，发原籍为民，卒于道。其提调监试、考试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狱。初山东试录将献，考试官有言：“录中文字，论及时事者，稍宜删改;否则，祸出不测。”叔明不听，卒以此得罪口先。是辛丑（嘉靖二十年，1541）年春，（杨）爵以监察御史上封事，诏下锦衣狱，以负罪深重，一时同处者多戒心，惟叔明屡有通问。爵不以得其通问为可幸，而以叔明敢于通问为人所难也。至是，叔明以山东事，来狱中相见甚欢。是时，泰和刘子焕吾，工部员外郎也，太平周子顺之，吏科给事中也，皆叔明旧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狱，邂逅间叙平生，以劳苦之状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狱者。章生勺与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间处，问叔明以山东事，叔明言：“职在监临，宜自当其辜。”又问胸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谓恐惧者？俄有命下，叔明罪当笞，爵与三子者相谓日：“叶子心志定，笞虽多，不死。”呜呼！今乃死矣，使叔明听其考试官言，于文字议论口稍微迁就，岂其得罪之深而至于口乎？然叔明不惮杀身之惨祸，而惮为谀言以欺君上，则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概见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轻于鸿毛者，有重于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异事死，而以修辞立诚，直吐所见不自顾忌而至于死也，呜呼！其所系亦甚重矣。世之口夫壬人，习为乾没媚悦之计，于利害所关，则摇首闭目，禁于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隐避，口张为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往往而然，视叔明所为，则何如？然则叔明虽死，犹不死也！时年三十有九岁。
由上观之，叶经感叹江山色变在即紧迫感由来已久，未必死到临头才胆敢以试题方式昭告天下，恐怕早在江南常州府推官任上，已产生为社稷安危大声疾呼的念头。而若真如我们大胆假设的，是他交代仇英以“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幸蜀故事为《剑阁图》创意的话，必然直抒胸襟，申明大义，绝不会闪烁其辞而有所顾忌。可目前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剑阁图》虽冠名言之凿凿，但原先达成的鲜明思想性，体现在画面上略显逊色，故而不明上述历史与时事背景的读者，完全可能忽视绘画背后叶经向仇英面授机宜的真正良苦用心，而仅仅把它当作一幅绘画技艺高明但思想内涵平庸的普通山水行旅图，这无疑忽略并低估了对《剑阁图》上款对象与画题内容关系所传递出的丰富信息。
至于仇英名义上保留《剑阁图》命名，图画却不出现唐明皇及其随从而只作普通行旅，许是身为画工的他慑于当初严酷的政治环境，担心过分凸显和暴露以古讽今的政治主张于己不利，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而实际操作和具体艺术加工时明显举重若轻、轻描淡写，降低、弱化了唐玄宗被迫疲于奔命的紧张气氛，给人感觉仅仅是一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商旅奔波动态。且上款也煞费苦心特意选用叶经不为人知的“东原”而非常用“东园”别号。但明眼人从表现蜀栈“交通管制”单向通行、自上南下人流走势，透过那些普通装束旅客形象，自能洞察寻常打扮者之真实身份和旅行目的。而仇英同侪或亦心知肚明画底深意，却同样囿于“文字狱”高压空气不点穿主题思想，顶多像文徵明般言不由衷地题以李白《蜀道难》诗任观众去仁智互见。倒是清初史官、吴门汪琬（1624-1691）《跋<剑阁图>》虽未必指仇英本《剑阁图》，却道出了多数观众对栈道图问跋涉坎坷旅程旅客的复杂心态：“此图虽不免院家气，而用笔最为苍润。及观图中人，皆按骑徐行，指顾问颇有闲雅态;若不知阁道之险者，真能品也。予因思士大夫处崎岖崄巇之场，率当安门如此，然后可济于难;若轻薄躁妄，未有不失身坠者夫，岂徒度阁道然哉？同年子吴天章出此图示予，因附识此语于后。”
以上研判答案如果成立，仇英受命并投入《剑阁图》画稿和完成的时间，估计在嘉靖十一年（1532）而立之年以后，因为这符合他年富力强到吴门地区发展，并有精力驾驭和把握描摹大尺幅山水巨制的个人经历和身强力壮的健康状况;同时也跟叶经宦游常州的从政经历相一致。而从以上叶经替天行道出发点不难想象，他定制大尺幅寓意深邃《剑阁图》意愿，必然重在利用画幅和仇英画艺产生的强烈视觉印象效应，将自己赋予其中的喻世、警世和醒世观念广而告之，进而唤起同道或同党共鸣，这从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为人禀赋可见一斑。
当然，笔者就康海、杨士奇和杨爵笔下诸位“东原先生”所作取舍，虽较倾向叶经为仇英《剑阁图》上款候选人，也依然只是就该浮现疑似对象作的旁敲侧击推断，提供以资对号入座的可能性罢了，真正结论或许未必非叶经莫属。但可以肯定《剑阁图》问仇英题署上款人必非等闲之辈，尤其考虑到与之艺兼师友、后期吴门画派盟主文徵明人脉关系和社交圈远大于单纯职业画家的他。譬如文徵明嘉靖十年（1531）作《拙政园诗三十首》，《题李郭仙舟图》诗对东汉李林宗、郭元礼直谏精神深表敬仰;后又作《王氏拙政园书画册》并记等诗文，表达与园主王敬止仕途失意而欲栖隐同感。此外，不知是否事出巧合，叶经屈死一年后的嘉靖二十三年（1544）底，文徵明跟仇英还曾合作《寒林钟馗图》，款作“甲辰蜡月，徵明同仇实父合手写并题”七言古诗不无讽时意味。因而探究仇英人际关系，务必扩大兼顾其艺术和生意提携者文徵明。 三、《剑阁图》晚清、民国递藏、归宿暨20世纪五十、六十、八十年代复检查实
但不管如何，今传仇英《剑阁图》流传有序，影响极大，所以清以降迭见陈述。如近现代版本学家孙殿起（1894-1958）辑《琉璃厂小志》中署名“寂叟”《海王村游记》，就提及“大宗伯延煦所藏仇十洲《剑阁图》，绢长丈许，人马履危栈而过，笔墨工致而奕奕有神;传为麟见亭家故物。宗伯，麟婿也。余初人京时，一见于寄观阁，云值八百金;乱后见于永宝斋，无复当时风韵矣，或者其副本也。”这跟陈重远编写《古玩史话与鉴赏》和《鉴赏述往事》里《回忆中的名画》及《收藏讲史话》里《永宝斋文玩铺》描述几同。
民国之初寓居沪上书画鉴赏家陈夔麟（1855-1928，子少石，號少室少樵），系仇英《剑阁图》清末民初重要藏家之一。这不仅因为图间有其白文印鉴：“古黔陈少石收藏名迹”，而且其著《宝迂阁书画录》卷一，将他收藏所见画面、藏印原原本本记录在案：
仇英剑阁图轴，绢本，青绿雪景大帧。款在左方，篆书：《剑阁图》;楷书：“吴郡仇英实父为东原先生堇制。”“仇英实父”“桃花坞里人家”印上方有“怡亲王宝”，下角有“含藻”“香泉亭”“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溪南吴氏希宝家藏”诸印。
此轴《剑阁图》，为实父平生最精巨制。绢素微伤，而神采奕奕，他手雪景，多以墨水托出;此则用青绿烘染，雪意更足。入手山顶，作横云皴点，以绿苔别开生面。顺峰折转，是为栈道第一层，骑者四人，从者二人。中幅正峰高耸，无径可寻，旁列诸山，瘦如斧削，栈道危悬崖际，是为第二层。骑者四人，从者三人，一马仅负行囊，树秃藤枯，寒色凛凛，再下栈道稍坦，霜叶犹红，怪石急端，崩腾栈底，是为第三层。骑者六人，从者五人，过此山分左右，左山密竹，右岭乔松，树身树枝，半堆白雪，阴阳向背，触目显然;出险履夷，坡坨重叠，骑者五人，从者三人，皆有顾盼自得之态。一骑驰入溪间，仅露鞍背;一骑翘尾追逐，矫健得神。地平雪消，去路悠然不尽;盈丈巨幅，摹写行旅下栈之状，历历如睹，不必明绘剑阁，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矣！至于山水树石用写意，皴染之古茂，结构之精严，人物驺从用工笔，眉目之清疏，衣褶之方劲，具见十洲能事，实足以上继范中立，下开陈老莲。
仇英《剑阁图》化私为公人藏的时间，是上海博物馆落成一年后的1953年12月25日，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之一、上海著名收藏家丁惠康价让上海博物馆。目前坊问盛传该图系丁惠康1978年国庆后捐赠，如2014年11月第四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文献之三的《中华收藏家名录》（近现代篇）下册中“丁惠康”人物条目即然。但据今存上海博物馆成立上海市文物收购鉴别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笔录档案明确显示，包括《剑阁图》在内收购文物鉴定论证会议举行时间在1954年明28日下午2时，地点为天平路40号市文管会，出席者有沈迈士、徐森玉、柳诒徵、杨宽、谢稚柳、潘伯鹰等13位委员。按当年会议记录，尽管各位畅所欲言，但对《剑阁图》咸表认可。
另据《剑阁图》馆藏文物档案透露，1954年7月17日，久经传递而造成画心旧破，有白色小污点数处，微有刮痕，覆背接纸四处，影响画面，形成凹缝，且覆背略有黄渍而亟待修补的《剑阁图》，被送交上海著名古书画装池裱褙师刘定之予以重新装裱，从而使得饱经时代风霜洗礼的名迹元气恢复而顿还旧观。
1962年，于1950年奉调北京文化部文物局的原沪上古书画鉴定家张珩编著《木雁传真》第三编时，也透露了些许《剑阁图》民国年问递传信息：
仇英剑阁图轴，绢本，高二九五.四公分，宽一〇一.九公分，设色。画雪景出栈，松上皆积雪，笔力苍老。石用水墨，淡色皴染，人物用重色。仇画如此大幅，实为罕见。忆昔年贵阳陈氏散出，介魏廷荣兄得之，忽忽二十年矣。自款在左幅中石壁上。《大观录》云：架阁栈桥，人物鞍马，穿林入磴，面貌结束，移势换形，蔑有同者。松干皴斫如屈铁，评为平生杰作。然此“东原”非杜琼，子敏误也。惜绢本略黑耳。左下角有印四。
1964年，上海博物馆古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再次为《剑阁图》出具、签署藏品书面鉴定意见书为：“长幅巨制，铺陈周密，工整之体，极不易写，允为真迹上乘。”
1985年3月27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赴上海博物馆鉴定馆藏书画，仇英《剑阁图》再次接受多位国家级书画文物鉴定委员的共同“把脉问诊”。按当年随行或正式出席鉴定工作的劳继雄、杨仁恺两位古书画鉴定专家近年出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和《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对《剑阁图》的目鉴评价都很高。劳继雄的转述是“真迹、精。绢本，设色。‘东原先生’上款。画中钤有‘怡亲王宝’（朱）、‘颐善堂览书画印记’（白）”。杨先生的品评为“丈余大轴，绢，色……东原先生上款。怡亲王玺，明善堂印。雪景精工！”
四、《剑阁图》间“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和“溪南吴氏希宝家藏”藏家考证
这里所说画面上方正中所钤朱文正方印鉴“怡亲王宝”的主人，正是潘伯鹰和徐森玉提及的“怡亲王”和“怡府”主人、康熙第十三子允祥（原名胤祥，1686-1730）。该印鉴另见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元吴镇绢本墨笔《芦花寒雁图》轴右上方，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间意大利来华宫廷画家郎世宁所作绢本设色《竹荫西狒图》轴右上方。
允祥毕生富有戏剧色彩，前三十六载默默无闻，康熙晚年卷入储位之争，一度身陷囹圄。直到1722年康熙病逝，兄长、皇四子胤稹继位为雍正帝，次月封其为和硕怡亲王，才得以施展治国理政方略。又可惜天不假以年，发挥才能和影响不及十年，岁不足半百就离开了叱咤风云的历史舞台。因而暂且认定其人藏《剑阁图》时间，在被封为怡亲王的康熙六十一年（1722），到雍正八年（1730）这8年问。具体到雍正元年（1723）四月总理户部事;雍正三年（1725）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物，又倡修江南水道，重振两淮盐政等实绩而论，联系《大观录》著录在康熙年问事实，则其获得《剑阁图》较精准时间可能在雍正元到三年问。 另据清官《记事杂录》，雍正六年（1728）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王谕：着他回去吧！八月二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
郎中海望启称珐琅处画珐琅人林朝楷因身病告假回广前六月内已经回明。奉王谕：准其回广在案，今又具呈称林朝楷来时1原系广东总督送来之人，蒙皇上赏赐伊本地安家银两。今若不知会总督，惟恐林朝楷在广难以居住。故此求转启王爷知会等语。奉怡亲王谕：王必行文知会，而将总督家人传来，说我的话带与总督知道。今造办处画珐琅人林朝楷系有用之入，因身病告假回广养病，将伊送回广东。到广之日，将伊本地所食安家银两暂行停止，俟伊病好，照旧著人将伊所食安家银两再行发给。遵此。
由此可见允祥是一位有情有谊之人，而另一方面反映他获得郎世宁本《竹荫西獜图》轴恐怕也在此前后。此外，清官档案还揭示雍正六年后，允祥兼带负责宫廷珐琅瓷匠人招募管理。
有待重新引起留意的是，在就允祥家族史的打捞浮现和对《剑阁图》鉴藏印鉴的整理中，笔者得出了跟上述传统鉴定观点不尽一致的认知，即传承《剑阁图》的怡亲王未必为康熙第十三子允祥，可能性更大的是允祥第七子、爱新觉罗·弘晓（1722-1778）。弘晓，字秀亭，号冰玉主人，袭怡亲王爵，不仅诗书兼擅，而且是一位著名藏书家;其鉴藏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就常见于传世珍藏善本古籍。为此，晚近徐珂编辑《清稗类钞》中有相关记述道：
怡府藏书，始自怡贤亲王之子弘晓。其藏书之所，日乐善堂。大楼九楹，积数皆满。绛云楼末火以前，凡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健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乾隆时，四库馆开，藏书家皆有进呈，惟怡府之书末进。其中为世所罕见者甚多，如施注苏诗全本有二，此外可知矣。怡府之书，藏之百余年，至端华以狂悖诛，而其书始散落人间。聊城杨学士绍和、常熟翁叔平相国同龢、吴县潘文勤公祖荫、钱唐朱修伯宗丞得之为多。
其藏书之印，日怡府世宝、日安乐堂藏
书记、日明善堂览书画印记。
这里特别提请关注的是，以上提及弘晓藏书印最后那枚白文长方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正钤于本文“会诊”的《剑阁图》。此另为上述晚近陈夔麟《宝迂阁书画录》举证指认，它应属弘晓继承怡亲王允祥传家书画，更确切地说是他本人鉴藏《剑阁图》的直接凭据，因为弘晓既世袭怡亲王爵位，同时又较之父王雅好书画古籍，因此才有资格在《剑阁图》上钤押“怡亲王宝”和“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双印，这一现象已被其它传世字画所印证。如日本澄怀堂文库藏北宋李成《乔松平远图》轴间就有此双印。所以，笔者倾向于《剑阁图》真正的鉴藏者，为康熙帝孙第二代怡亲王弘晓，而非第一代怡亲王允祥，因为这更符合他书画鉴藏。除“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外尚有“似太古齋珍藏金石书画印”等十余枚鉴藏印记的爱好实况。此外，弘晓《明善堂诗集》卷七曾有《题袁江画》《题李榖斋画》等题画诗;而这些诗情画意之举，在第一代怡亲王允祥身上，仿佛都不曾发生并见诸公布。
同样，《宝迂阁书画录》笔录另一枚鉴藏印鉴“溪南吴氏希宝家藏”主人为谁，也相当耐人寻味。据范金民《斌斌风雅——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叙述，明后期皖南歙县溪南吴氏家族，乃史上书画鉴藏世家大族，前后持续时间自万历年间始，直至明王朝灭亡将近半世纪。收藏趣味以搜罗晋唐高古名迹为主，如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溪南吴本文家藏南唐李后主临南朝梁代“山中宰相”陶弘景《雪赋》等六卷精品书画;稍后《书画记》作者、明末清初同里同族书画商吴其贞称赞其“鉴赏书画目力，为吴氏白眉，是日所见名人墨迹，宋元名画颇多，皆为绝妙者”。而已知溪南吴氏家族相关藏品和鉴藏印鉴均各有归属，惟见于《剑阁图》上“溪南吴氏希宝家藏”乏人认领。现经爬梳获悉，溪南吴氏二十五世吴能远曾向明末清初《清河书画舫》编纂者、吴门昆山书画鉴藏家张丑（1577-1643）展示过珍藏书画，除梁武帝临《乐毅论》、唐周文矩《戏婴图》、北宋秦观《1临禊序》、赵千里《山园图》、元赵孟烦《临黄庭经》《处静斋图》、倪瓒《双树筠石》和张雨《临吴道子观音立像》之外，尚有明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山水共十余轴，“一一皆精”，这其中很可能就有仇英《剑阁图》;而且该排列顺序跟后来清初吴升过录《仇十洲剑阁图》轴的《大观录》品目《沈唐文仇四家名画》也几乎前后呼应，因此，《剑阁图》轴极可能曾藏于溪南吴能远手中。
当然，另从溪南吴氏二十四世吴希元（1551-1606），字汝南，号新宇，亦书画鉴藏家，《书画记》称其“巨富鉴赏”，清乾隆《石渠宝笈》卷六乾清官六《宋赵伯驹桃源图》、卷三十二御书房五《宋赵昌蛱蝶图》、卷三十八御书房十一《元王蒙有余清图》、卷四十四翠云馆《元钱选秋江待渡图》均有其鉴藏章分析，该朱文长方“溪南吴氏希宝家藏”印主，也可能是跟吴希元同为二十四世并有同好某位名“希宝”藏家，许为溪南第二十五世传人吴能远父辈亦未可知。
此外，2014年9月日本东京中央秋拍仇英《松下人物图》轴问亦有此溪南吴氏鉴藏印，但印文释读有一字之别。《宝迂阁书画录》作：“溪南吴氏希宝家藏”;而网络播告该图该印信息为：“溪南吴氏希宾（或作‘实’）家藏”。因藏家姓名未定，印文辨识有异，印主待考。
五、再论《剑阁图》晚清、民国的京沪流传、经手与递藏
继怡亲王弘晓后《剑阁图》曾归麟见亭及其婿延煦。麟见亭（1792-1846），姓完颜氏，名麟庆，字伯余，别字振祥，号见亭，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历任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等职。庆母恽珠乃“清六家”恽南田族孙女，子崇厚系清末民初北京首屈一指书画鉴藏家完颜景贤祖父。案《八旗画录》，延煦（？-1887），爱新觉罗氏，字树南，直隶总督庆祺子。咸丰进士，官礼部尚书。工书画，尤擅山水;配完颜氏亦精绘事，时有赵、管之目。尝合作《避暑山庄图》。 麟庆擅诗文，曾请画家汪英福（春泉）、陈鉴（郎斋）和汪圻（甸卿）等就其见闻游历按题绘图为《鸿雪因缘图记》。殁后三年（1849）子崇实、崇厚在扬州觅工刻版印行，图文并茂，实录所至山川、古迹、风土、民俗、河防、水利、盐务等，保存和反映了道光年问大江南北社会风貌。所载240图，涉及山水屋木、人物走兽、舟车桥梁，几包罗万象，纤毫毕具。现代古籍版本和文物专家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称该著：“以图来记叙自己生平，刻得很精彩，可考见当时的生活实况。《鸿雪因缘图记》凡三集，卷帙最为浩瀚。”
但披览麟庆《鸿雪因缘图记》并无弆藏《剑阁图》片言只语，唯一可能线索，是其位于北京故宫外东北向，地跨黄米胡同、亮果厂胡同和弓弦胡同宅第，人称京城六大花园之一的半亩园。《鸿雪因缘图记》三集《半亩营园》载：
半亩园在京都紫禁城外东北隅弓弦胡同内，延禧观对过，园本贾胶侯中丞（名汉复，汉军人）宅，李笠翁（名渔，浙江布衣）客贾幕时，为葺斯园。垒石成山，引水作沼，平台曲室，奥如旷如。易主后渐就荒落。乾隆初，杨静莽员外（山西生员），重为修整，顾子若孙专务持筹，遂改为屯积所。旋归春馥园观察（名庆，满洲人），又改歌舞场，均园林之一变也。道光辛丑（二十一年，1841），始归于余，命大儿崇实倩良工修复，绘图荡样，邮寄江南，因定正堂名日云荫，其旁轩日拜石，廊日曝画，阁日近光，斋日退思，亭日赏春，室日凝香。此外有嫏嬛妙境、海棠吟社、玲珑池馆、潇湘小影、云容石态、罨秀山房诸额，均倩师友书之……
贾汉复虽名列《清史·贰臣传》，却为清初恢复统治秩序立下汗马功劳。康熙三年（1664），贾因感“栈道之险，本部院夙系耳闻，今经目击。据历代相传，以为天险难平。以本部院视之，亦是一件可为之事，但恐不得其人与法耳。兹本部院毅然自任，誓不平此险道不去西秦”，遂以《谕曾司李》请顺治进士曾道扶“殚智竭能，襄此大举”。宝鸡到汉中六百里褒斜栈道竣工后，贾又发《督修栈道牌》记述“平险为易”，将行旅履之色变连云栈“阎王碥”路段“并力修凿”“辟坦途”“济险阻”，改为“观音碥”全过程;曾则有《栈道报成详文》总结整治工程经验。鉴于贾、曾整修人蜀干道，化险为夷，系清初造福川陕交通重点实事项目，因而备受时人称颂。李渔特将贾、曾政绩文本作为治世必读列入所编《资治新书》。贾撰《修栈记》则被镌于观音碥摩崖;《抚秦修栈咏》诗碑今移置西安碑林。国史院大学士党崇雅以纪实见长《贾大司马修栈记》《大司马胶翁贾老公祖抚秦修栈咏》，保和殿大学士梁清宽《栈道歌》与王豫嘉和韵等，今均存汉中栈道沿线壁问。此后，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稹（1634-1711）出入秦蜀数过观音碥，对由贾、曾督修、号称“云栈首险”的秦栈亦多所叙述。就当时以文采取胜暨诗人宋琬撰，独步书坛翰林院侍读学士沈荃书而时称“双绝”《栈道平歌》更予好评。其《蜀道驿程记》云：“《（栈道平歌》）今已陷石嵌碑。余踏危石奔浪，仰视，略见仿佛，因赋诗怀二君。”《渔洋山人诗集》续编卷三《壬子稿》遂有《观音碥》诗。
有意思的是，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稹既钟情蜀道风光且爱鉴赏栈道绘画——据《渔洋精华录集注》考订，其爱观摩栈道画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入蜀官差，康熙元年（1662）已有《题<栈道飛雪图>送曾道扶之汉中》诗，即上述他以苏北兴化籍画家顾符稹（1634-？）作栈道画赠送、激励曾道扶协助贾汉复恢复蜀道交通本事。而除前录（《池北偶谈》卷二十《前定》自述外，《昭阳顾符稹画栈道图歌》又云：“顾生画学李思训，尤工栈道兼骡纲。丹青金碧妙铢黍，近形远势穷毫芒……”另外，其《古夫于亭杂录》卷五《山川写照》则云：“余两使秦蜀，其问名山大川多矣！经其地，始知古人措语之妙。”进而创作诸多相关诗文如《蜀道驿程前后记》《蜀道集》《陇蜀余闻》等。由此表明王为栈道画吸引当在顺治十六（1659）至康熙三年（1664）选授扬州府推官结识卖画扬州顾期间。此后他又两度人蜀官差，终于实现并了却了梦寐以求从卧游蜀道走向宦游踏访夙愿。《过剑门》诗“此身未了诗中画，细雨骑驴叭剑门”句，当为这番心声真实流露。总之，顾、王、曾、贾由绘、赠栈道画，递进发展到身体力行督修栈道事例，堪称美术暨交通工程史上绝无仅有的佳话。
而由王、顾演绎这出因栈道画而起的画坛胜事，是否同样发生在仇英《剑阁图》藏家麟庆身上？即就先后主持交通、水利民生工程的复、庆这两位朝廷命官而言，麟庆是否因人住原属贾汉复故居半亩园，感及作为自己榜样的贾励精图治精神，从而感同身受，急起直追，效法王士稹而有意识主动收藏仇英表现蜀道行旅攻坚克难的《剑阁图》呢？还是两者纯属意外巧合，并无因果关系，皆需进一步考证。
另一可能是，因完颜景贤《三虞堂书画目》和张伯驹《北京清末以后之书画收藏家》均未道及完颜家族曾藏《剑阁图》，则时人追述麟庆藏本抑或非仇英真迹，而是仇英之后画家摹本，而且《海王村游记》作者曾提及清末于琉璃厂永宝斋所见本亦“无复当时风韵矣，或者其副本也”。问题是，正是该作者认为延煦变卖给琉璃厂寄观阁古玩铺麟庆旧藏绢本丈许仇英《剑阁图》“笔墨工致，而奕奕有神”;但今见图问既无麟庆，更无其婿延煦题识、印迹佐证，尽管前述麟庆半亩园有其重新规划营建凝香室却非凝香阁，故今见《剑阁图》上朱文“凝香阁”章当非其藏印可知，一如怡亲王弘晓《明善堂诗集》卷一有诗题《凝香斋对雨》亦与“凝香阁”印无关一样。况且民初陈夔麟著录《剑阁图》中印鉴尚无“凝香阁”，说明其钤押时间，应系20世纪30年代后自宝迂阁散出新藏家或观者加盖，此由其位于图间位置亦能核实先后关系。同理，白文“一丘一壑”也不见陈氏录文，应同为其后民国藏家或观者所留;而“含藻”朱文椭圆和白文正方“香泉亭”两印，虽今见诸陈氏《宝迂阁书画录》，主人应为此前藏家或观摩者可想而知，但其归属人选姓名亦暂不可考。
至于陈夔麟得到《剑阁图》，应在其“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觐留滞京师，东南珍秘，又复辇致都会，拔奇选粹”时，一如《宝迂阁书画录》自序云：“予幼孤，先人所藏书画，往往为人巧取，十不存一。逮长，应春明试，见厂肆名迹，心窃慕之，然寒士修羊，岂能供一猎？”鉴于陈夔麟著《宝迂阁书画录》的1915年，他获得并反映的《剑阁图》上征候并无目前所见朱文正方“蜀东秦氏芃生鉴赏”，则该印钤于《剑阁图》时间，同样疑为民国六年《宝迂阁书画录》印行后，由与陈关系甚好而同样退隐沪上、身为前清遗老的光绪间直隶知府，二十一年（1895）河北南和知县秦家械（字芃生）观赏后所钤，这由该印在《剑阁图》上所处上下位置端倪可察。而《剑阁图》递藏中最后一位鉴藏家丁惠康入藏时间，应是陈夔麟故世上海的1928年，珍藏散出近二十年左右，差不多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事。 至于《剑阁图》最后藏家丁惠康，《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人物传略”权威记载是这样的：
丁惠康（1904-1979），江苏无锡人。民国16年（1927）毕业于上海统计大学医科。民国17年和民国23年，先后在上海创办肺病疗养院和虹桥疗养院。民国24年德国汉堡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51年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1966年4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丁惠康既是医务工作者，又是文物收藏家。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将出售40幢房屋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收购历代名画与文物。民国28年春，联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及其他收藏家在上海发起“中国历代书画展”，出版《中国历代名画大观》，提出“展我先民遗迹，发扬民族精神”的口号。
1949年，丁惠康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后，即将所藏台湾高山族文物和书籍500余种捐赠中央民族学院。同时将西周青铜大鼎、唐二色釉大壶捐赠国家博物馆。11月，又收购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文物（包括宋元孤本等）和古籍1100余种，并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他珍藏的宋马远《雪屐观梅图》、明仇英《剑阁图》等精品佳作，则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文化部分别授予褒奖状。另据《上海美术志》附录——美术活动纪年1939年4月10日载，上海沦为“孤岛”后：
上海鑒藏家、艺术批评家八十余人，为响应上海医师公会筹募医药救济经费举办历代书画展览会，即日在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预展，11日起至25日公开展览。陈列庞莱臣、吴湖帆、刘海粟、朱屺瞻、徐邦达等收藏宋元明清历代作品三百余件。6月8日载：
丁惠康医师登报鸣谢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为筹募难民医药救济费捐款国币7016元，出据存照。
而披览《中国历代名画大观》，并无1953年12月连带《剑阁图》一并价让上海博物馆的明末张宏《青绿山水图》轴等三件藏品;但第三件字画、裱边有刘海粟两题（其一1938年中秋题）的清“金陵八家”之一邹喆《松林僧话图》轴却赫然在列，甚至该图还出现在几乎同时前后同样由刘海粟编辑、申报馆发行的《晋唐宋元明清名画宝鉴》中。很显然，20世纪40年代中期丁惠康尚未人藏明仇英和张宏两图，他人藏《剑阁图》恐怕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否则，《大观》和《宝鉴》显然不至于疏忽或故意遗漏仇英这么精彩且难得一见的历史故事山水画巨制。
六、关于《剑阁图》的图式影响及余论
《剑阁图》曾系古代行旅山水画常见题材，从画史记录考察，大致唐代王维始代不乏人。相传宋元画家如李唐、王蒙，直到明仇英、清“罗聘、顾符稹等都画过《剑阁图》;但惟仇英《剑阁图》生面别开而前无古人，后多传人，成为后世竞相临摹祖本和该题材重要图式范例。如明末张翀就有相关摹本传世，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甚至有两幅几乎完全一致的“双胞”作品，构图等同仇英《剑阁图》。其中张翀《剑阁行旅图》为设色绢本立轴，纵183.7厘米，横102.8厘米，款识：“剑阁行旅。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二十六日，写为玉津词丈。张翀。”钤印：张翀之印、子羽。民国林森（1867-1943）题诗堂：“道长自守。几道先生属。林森。”钤印：林森。鉴藏印：侯官严氏泽翁付伯子名世守、严群所宝;另五方漫漶不辨。佛利尔美术馆藏品号F1919.129作品纵横分别为212.3厘米、100.3厘米，鉴定意见为15至16世纪明代佚名画家画作，具体品名咬文嚼字直译为《溪山寒旅图》。另一件藏品号F1916.69作品纵横分别为223.1厘米、96.6厘米，原归属北宋画家许道宁，现鉴定为17到19世纪明清佚名画家作品，名目按读音作《高阁寒旅图》。
综上汇考，已知仇英《剑阁图》自问世后迭经传递，其流传有序，传承途径至少有明末溪南吴氏入藏钤印，清初吴升《大观录》著录，清康熙、雍正问两代怡亲王允祥和弘晓鉴藏钤印，之后疑似由清满族官宦完颜麟庆及其婿延煦过手，又经清末民初陈夔麟递藏、钤印并著录于其《宝迂阁书画录》，同时秦家械（字芃生）钤观赏印，1942年张珩介绍沪上收藏家魏廷荣继陈氏散出后传藏，抗战胜利后归丁惠康囊中，1953年12月25日丁惠康价让上海博物馆，以上曲折过程已为文献档案，藏家、鉴赏者款印题记等一一见证。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责任编辑：陈春晓
上海博物馆藏明“吴门四家”之一仇英（约1502-1552）《剑阁图》，绢本设色，纵295.4厘米，横101.9厘米。描绘蜀道剑阁峥嵘，人马行旅鱼贯跋涉，盘旋山川栈道问情形。是作气势宏大，技法超绝，极具视觉冲击效果，堪称仇英山水画精工之作，很早就引起书画鉴藏界的兴趣。已知关于该画最早的详尽文字记载，是约清康熙年问吴郡吴升《大观录》卷二十《沈唐文仇四家名画·仇十洲剑阁图》轴（实际上该画的递藏起讫时间，可能比吴升记述还要早）：
白绢本，高七尺，阔三尺三寸。笔力老苍，气韵神古，平生杰作也。山峰高轮大廓，水墨皴染，淋漓壮观，洗去自家窠臼，全开唏古（“南宋四家”之一山水画家李唐）生面。架阁桥栈，人物、鞍马，穿林入镫，人骑、面貌、结束，移势换形，蔑有同者。大松柯顶，画法奇创，松干皴斫，如屈铁霜皮鳞裂，扪之殆欲棘手。图为东原作，班输在前，固宜运斤成风也。吴郡仇英实父，为东原先生谨制。
另据画史记录，仇英不止画过一幅反映行旅冒雪登攀蜀栈山水画，至少由明汪珂玉《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七著录万历三年（1575）六月文嘉题识，可知他另有《云栈图》等：
王右丞《剑阁图》，余尝见叔明临本，乃方尺小幅，石田先生广而为二图，余皆曾摹，今俱不能记矣。偶见实父此幅，不觉有似人之喜，因题其上。万历乙亥六月，文嘉识。
既然通过对文献和传世画作盘点，了解到仇英热衷绘制蜀道崎岖，剑阁崔嵬;则其绘画目的、动机就成为有必要探讨的议题了;尤其结合本文重点，针对《剑阁图》上款“为东原先生堇制”的钩沉，以前乏人重视的创作意图、本事等问题，首先被摆到讨论议程上来。
二、谁有可能是仇英《剑阁图》上款人“东原先生”？
《大观录》议论仇英上款道：“图为东原作，班、输在前，固宜运斤成风也。”这一表述给人错觉，易误导“东原”为明初别号“东原耕者”，人称“东原先生”的“吴门画派”鼻祖画家杜琼（1396-1474），实则不然。此同號者势必另有其人而跟杜琼无涉，因为仇英生卒年为约弘治十五年（1502）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而杜琼早卒于仇英出生前的成化十年（1474），故两人前后辈分关系清晰，必定失之交臂，岂有师生名分可言？
明人杨士奇（1365-1444）《东里文集》卷二十四《正固先生哀辞》曰：“吾邑在大明受命之初，有陈海桌先生、王竹亭先生与其弟佥宪公，有尚书刘公与其弟东原先生……”则此刘姓“东原先生”似亦明初人士，跟仇英难有交集。又据名列明文学史“前七子”首康海（1475-1540）《对山集》卷十《奉寿东原先生》诗云：“问气扶鸿化，昌时得巨儒。我师关辅彦，高义古今逾。执礼钦程伯，言文陋董狐。数奇场屋蹇，道在性情俱。未薄常州幕，何惭楚泽虞。居贫余岂弟，望重极抠趋。桃李乘春遍，芝兰接岁殊。素心原不染，椟玉讵求沽。迟日明仙馆，灵光拂寿图。愿餐千载药，与世作规模。”而卷三《送东原先生序》则曰：“……昔先人在时，以海方总角，当教以正，历求师之贤者，得吾东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为礼，人不闻过，于乡党父兄者，必牛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通于使者以币，从于先生之门。……壬戌（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海举进士，先生适以历事在京师，其所教犹靡有问也。明年（1503）十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将归，凡交于海者，相为五、七言诗赠先生。先生既而命海叙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者道之，且以饯先生之道，而欲有以勉焉者也。”
按康海生卒年，其诗呈牛姓“东原先生”显系年高德劭，起码年长他二十岁以上硕儒，特别诗称“我师关辅彦”证明同为关中人士;而仇英活动范围长期局限于江浙两地，活动半径充其量苏杭运河沿线。所以，哪怕仇英跟康海所称的该牛姓“东原先生”共同生活于大明王朝嘉靖时期，亦显非同一地域朋侪社交圈中人而势同陌路。总之，前者是否会跟后者这样一位远在三秦地区学人交往，并还应其所请作《剑阁图》，尚缺乏旁证把握，难以信口断言。
检杨廷福、杨同甫《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真正疑似仇英上款对象乃是明中期谏臣叶经，字叔明，号东园，别号东原，浙江上虞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除常州府推官，任御史。时奸臣严嵩为礼部受诸藩贿，滥予封爵;二十年（1541）八月，叶经上奏弹劾，但嘉靖帝肆意袒护，严嵩非但未被扳倒，反由此伺机报复欲除之而后快。又二年（1543），叶巡按山东监乡试，严嵩乘机指斥他发策语为诽谤以激帝怒。秋九月，叶被解京遭廷杖八十并贬为民，饱受摧残重创之下含冤暴毙，得年三十九。《明史》卷二百十有传，明朝史学家焦竑编明代人物传记资料《国朝献徵录》卷六十五有更翔实的《御史叶经传》。
以上之所以识别叶经有可能为《剑阁图》“东原先生”，是鉴于其时地俱符仇英图底人选，虽两者是否确有交游关系尚无直接证据，但彼此往还的可能性值得推敲判断。
从叶、仇共处时代背景观察，政治腐朽，奸臣当道，功臣直臣多遭贬黜甚至杀害为常态;并且明世宗跟唐玄宗一样尊尚道教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问朝政，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叶经与同里徐学诗、谢瑜、陈治弹劾严嵩最先，时称“上虞四谏”;后来海瑞又被罢官放逐海南，朝政乱象几窥斑知豹。不过，对仇英《剑阁图》创作缘起跟踪，并非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稹爱观摩栈道图，遂令画家顾符稹多所描摹那么简单⑩，就其应约绘制始末的追溯并试图从中理出仇、叶两人结缘头绪，情况分明要复杂得多。譬如仇英的历史故事画多摹古成分，但是他何以反复运用昭君、明妃出塞，文姬归汉和唐开元、天宝盛世前后典故如贵妃晓妆、松林六逸、南华秋水、浔阳琵琶，以及本文涉及明皇幸蜀题材，难道只是寻求技艺上一味摹古？还是其实已具备相当高的政治觉悟和家国情怀在古为今用。又抑或《剑阁图》不排除为仇英摹古之作，但站在该图上款人角度和立场上，它会不会更可能是仇英受人之托而为？即该图为仇英得“高人”指点出品，“东原先生”扮演着仇英画幅背后真正推手的重要角色。
就此解惑释疑，显然需要具体剖析。譬如有学者曾敏锐意识到仇英《职贡图》和《临萧照瑞应图》“颇有现代学术概念上的国家政治历史的寓意，前者反映了古代中国华夷之辨的观念。……后者则反映古代新生王权以祥瑞来证明其合法性的观念”。循此研究思路拓展，《剑阁图》暗示明王朝内忧外患，仿佛也随之慢慢明朗并足以等量齐观了。只是作为延请仇英的雇主、东家，陈官、项元汴等几位纯粹鉴藏家，可能更多还在于希望仇英能在绘画艺术上对南宋原作化古出新;至于是否还附带谋求国家摆脱内外交困劣势，走向起死回生良好愿景和正面诉求，实在不便妄加揣测。然而相信身临其境，位居明王朝中高层斗争旋涡的“东原先生”叶经的政治敏感性，明显会高于陈、项两位乃至于仇英。因此，倘若诚如我们推测确属叶经委托并授意仇英构思《剑阁图》的话，他忧心忡忡感及大明江山岌岌可危，跟唐王朝由盛人衰“安史之乱”惊人相似，历史悲剧即将重演，遂特意聘请名闻江南的仇英制作反映唐明皇幸蜀避险剑阁闻铃场景的《剑阁图》，表达一种替国家前途命运考量的政治隐忧与警戒之心，应该说就不言喻。” 而既然叶经确实存在为仇英《剑阁图》上款人“东原先生”的可能性，他是否的确具有为国分忧的政治抱负，进而产生托付仇英动笔作画的目的、动机呢？且看同为嘉靖朝谏臣杨爵（1493-1549）就其山东“试题案”遭致严嵩“莫须有”罪名迫害而死于非命之来龙去脉控述：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夏，奉命巡按山东，是年乡试，叔明为监，临官发策，以“边寇侵侮，御应失当，中国疲敝，事当安集？”以试士。其策词略日：“御虏之道，不可幸彼之不来，而在严吾守备之足待。今兹丑虏，厌饱而去，非有挫折，安知口创，正宜谨复隍之虞，口苞桑之固，庶几有备无患，可为长久之策。苟偷一时之安，而不先为不可胜之计，万一口虏复来，因我无备，以大肆其猖獗之势，则将来之患，可为寒心。其言财竭民困之故则曰：成赋中邦，舳艫飞挽，有兑运之输;岁办军需，用供武库，有常征之赋;羽檄遐驰，中原早动，有筑堡之役;行伍不实，额外旁搜，有壮丁之选;邻封策应，老师匮财，有临洛之行;采木群方，转搬直达，有河上之运;王事期程，急于星火，郡县追呼，鸡犬亦为之惊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缓催科之政，慎爵赏之施，怯冗滥之弊，为今日救恤之计故事，凡试录所载文字，谓之程文或笔削，中式举人所为者，亦多主事者自为之。或言山东试录，皆叔明手自更定，亦未知是否录？上以策问内含讥讪，下礼部议其罪;而又摘其录中议论所及，如言继体之君，德非至盛，作聪明以乱旧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语，皆指为谤毁，贴注以闻，械系下狱，拟叔明大肆讥谤，无忠敬心，诏于午门外笞八十，发原籍为民，卒于道。其提调监试、考试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狱。初山东试录将献，考试官有言：“录中文字，论及时事者，稍宜删改;否则，祸出不测。”叔明不听，卒以此得罪口先。是辛丑（嘉靖二十年，1541）年春，（杨）爵以监察御史上封事，诏下锦衣狱，以负罪深重，一时同处者多戒心，惟叔明屡有通问。爵不以得其通问为可幸，而以叔明敢于通问为人所难也。至是，叔明以山东事，来狱中相见甚欢。是时，泰和刘子焕吾，工部员外郎也，太平周子顺之，吏科给事中也，皆叔明旧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狱，邂逅间叙平生，以劳苦之状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狱者。章生勺与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间处，问叔明以山东事，叔明言：“职在监临，宜自当其辜。”又问胸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谓恐惧者？俄有命下，叔明罪当笞，爵与三子者相谓日：“叶子心志定，笞虽多，不死。”呜呼！今乃死矣，使叔明听其考试官言，于文字议论口稍微迁就，岂其得罪之深而至于口乎？然叔明不惮杀身之惨祸，而惮为谀言以欺君上，则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概见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轻于鸿毛者，有重于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异事死，而以修辞立诚，直吐所见不自顾忌而至于死也，呜呼！其所系亦甚重矣。世之口夫壬人，习为乾没媚悦之计，于利害所关，则摇首闭目，禁于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隐避，口张为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往往而然，视叔明所为，则何如？然则叔明虽死，犹不死也！时年三十有九岁。
由上观之，叶经感叹江山色变在即紧迫感由来已久，未必死到临头才胆敢以试题方式昭告天下，恐怕早在江南常州府推官任上，已产生为社稷安危大声疾呼的念头。而若真如我们大胆假设的，是他交代仇英以“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幸蜀故事为《剑阁图》创意的话，必然直抒胸襟，申明大义，绝不会闪烁其辞而有所顾忌。可目前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剑阁图》虽冠名言之凿凿，但原先达成的鲜明思想性，体现在画面上略显逊色，故而不明上述历史与时事背景的读者，完全可能忽视绘画背后叶经向仇英面授机宜的真正良苦用心，而仅仅把它当作一幅绘画技艺高明但思想内涵平庸的普通山水行旅图，这无疑忽略并低估了对《剑阁图》上款对象与画题内容关系所传递出的丰富信息。
至于仇英名义上保留《剑阁图》命名，图画却不出现唐明皇及其随从而只作普通行旅，许是身为画工的他慑于当初严酷的政治环境，担心过分凸显和暴露以古讽今的政治主张于己不利，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而实际操作和具体艺术加工时明显举重若轻、轻描淡写，降低、弱化了唐玄宗被迫疲于奔命的紧张气氛，给人感觉仅仅是一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商旅奔波动态。且上款也煞费苦心特意选用叶经不为人知的“东原”而非常用“东园”别号。但明眼人从表现蜀栈“交通管制”单向通行、自上南下人流走势，透过那些普通装束旅客形象，自能洞察寻常打扮者之真实身份和旅行目的。而仇英同侪或亦心知肚明画底深意，却同样囿于“文字狱”高压空气不点穿主题思想，顶多像文徵明般言不由衷地题以李白《蜀道难》诗任观众去仁智互见。倒是清初史官、吴门汪琬（1624-1691）《跋<剑阁图>》虽未必指仇英本《剑阁图》，却道出了多数观众对栈道图问跋涉坎坷旅程旅客的复杂心态：“此图虽不免院家气，而用笔最为苍润。及观图中人，皆按骑徐行，指顾问颇有闲雅态;若不知阁道之险者，真能品也。予因思士大夫处崎岖崄巇之场，率当安门如此，然后可济于难;若轻薄躁妄，未有不失身坠者夫，岂徒度阁道然哉？同年子吴天章出此图示予，因附识此语于后。”
以上研判答案如果成立，仇英受命并投入《剑阁图》画稿和完成的时间，估计在嘉靖十一年（1532）而立之年以后，因为这符合他年富力强到吴门地区发展，并有精力驾驭和把握描摹大尺幅山水巨制的个人经历和身强力壮的健康状况;同时也跟叶经宦游常州的从政经历相一致。而从以上叶经替天行道出发点不难想象，他定制大尺幅寓意深邃《剑阁图》意愿，必然重在利用画幅和仇英画艺产生的强烈视觉印象效应，将自己赋予其中的喻世、警世和醒世观念广而告之，进而唤起同道或同党共鸣，这从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为人禀赋可见一斑。
当然，笔者就康海、杨士奇和杨爵笔下诸位“东原先生”所作取舍，虽较倾向叶经为仇英《剑阁图》上款候选人，也依然只是就该浮现疑似对象作的旁敲侧击推断，提供以资对号入座的可能性罢了，真正结论或许未必非叶经莫属。但可以肯定《剑阁图》问仇英题署上款人必非等闲之辈，尤其考虑到与之艺兼师友、后期吴门画派盟主文徵明人脉关系和社交圈远大于单纯职业画家的他。譬如文徵明嘉靖十年（1531）作《拙政园诗三十首》，《题李郭仙舟图》诗对东汉李林宗、郭元礼直谏精神深表敬仰;后又作《王氏拙政园书画册》并记等诗文，表达与园主王敬止仕途失意而欲栖隐同感。此外，不知是否事出巧合，叶经屈死一年后的嘉靖二十三年（1544）底，文徵明跟仇英还曾合作《寒林钟馗图》，款作“甲辰蜡月，徵明同仇实父合手写并题”七言古诗不无讽时意味。因而探究仇英人际关系，务必扩大兼顾其艺术和生意提携者文徵明。 三、《剑阁图》晚清、民国递藏、归宿暨20世纪五十、六十、八十年代复检查实
但不管如何，今传仇英《剑阁图》流传有序，影响极大，所以清以降迭见陈述。如近现代版本学家孙殿起（1894-1958）辑《琉璃厂小志》中署名“寂叟”《海王村游记》，就提及“大宗伯延煦所藏仇十洲《剑阁图》，绢长丈许，人马履危栈而过，笔墨工致而奕奕有神;传为麟见亭家故物。宗伯，麟婿也。余初人京时，一见于寄观阁，云值八百金;乱后见于永宝斋，无复当时风韵矣，或者其副本也。”这跟陈重远编写《古玩史话与鉴赏》和《鉴赏述往事》里《回忆中的名画》及《收藏讲史话》里《永宝斋文玩铺》描述几同。
民国之初寓居沪上书画鉴赏家陈夔麟（1855-1928，子少石，號少室少樵），系仇英《剑阁图》清末民初重要藏家之一。这不仅因为图间有其白文印鉴：“古黔陈少石收藏名迹”，而且其著《宝迂阁书画录》卷一，将他收藏所见画面、藏印原原本本记录在案：
仇英剑阁图轴，绢本，青绿雪景大帧。款在左方，篆书：《剑阁图》;楷书：“吴郡仇英实父为东原先生堇制。”“仇英实父”“桃花坞里人家”印上方有“怡亲王宝”，下角有“含藻”“香泉亭”“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溪南吴氏希宝家藏”诸印。
此轴《剑阁图》，为实父平生最精巨制。绢素微伤，而神采奕奕，他手雪景，多以墨水托出;此则用青绿烘染，雪意更足。入手山顶，作横云皴点，以绿苔别开生面。顺峰折转，是为栈道第一层，骑者四人，从者二人。中幅正峰高耸，无径可寻，旁列诸山，瘦如斧削，栈道危悬崖际，是为第二层。骑者四人，从者三人，一马仅负行囊，树秃藤枯，寒色凛凛，再下栈道稍坦，霜叶犹红，怪石急端，崩腾栈底，是为第三层。骑者六人，从者五人，过此山分左右，左山密竹，右岭乔松，树身树枝，半堆白雪，阴阳向背，触目显然;出险履夷，坡坨重叠，骑者五人，从者三人，皆有顾盼自得之态。一骑驰入溪间，仅露鞍背;一骑翘尾追逐，矫健得神。地平雪消，去路悠然不尽;盈丈巨幅，摹写行旅下栈之状，历历如睹，不必明绘剑阁，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矣！至于山水树石用写意，皴染之古茂，结构之精严，人物驺从用工笔，眉目之清疏，衣褶之方劲，具见十洲能事，实足以上继范中立，下开陈老莲。
仇英《剑阁图》化私为公人藏的时间，是上海博物馆落成一年后的1953年12月25日，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之一、上海著名收藏家丁惠康价让上海博物馆。目前坊问盛传该图系丁惠康1978年国庆后捐赠，如2014年11月第四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文献之三的《中华收藏家名录》（近现代篇）下册中“丁惠康”人物条目即然。但据今存上海博物馆成立上海市文物收购鉴别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笔录档案明确显示，包括《剑阁图》在内收购文物鉴定论证会议举行时间在1954年明28日下午2时，地点为天平路40号市文管会，出席者有沈迈士、徐森玉、柳诒徵、杨宽、谢稚柳、潘伯鹰等13位委员。按当年会议记录，尽管各位畅所欲言，但对《剑阁图》咸表认可。
另据《剑阁图》馆藏文物档案透露，1954年7月17日，久经传递而造成画心旧破，有白色小污点数处，微有刮痕，覆背接纸四处，影响画面，形成凹缝，且覆背略有黄渍而亟待修补的《剑阁图》，被送交上海著名古书画装池裱褙师刘定之予以重新装裱，从而使得饱经时代风霜洗礼的名迹元气恢复而顿还旧观。
1962年，于1950年奉调北京文化部文物局的原沪上古书画鉴定家张珩编著《木雁传真》第三编时，也透露了些许《剑阁图》民国年问递传信息：
仇英剑阁图轴，绢本，高二九五.四公分，宽一〇一.九公分，设色。画雪景出栈，松上皆积雪，笔力苍老。石用水墨，淡色皴染，人物用重色。仇画如此大幅，实为罕见。忆昔年贵阳陈氏散出，介魏廷荣兄得之，忽忽二十年矣。自款在左幅中石壁上。《大观录》云：架阁栈桥，人物鞍马，穿林入磴，面貌结束，移势换形，蔑有同者。松干皴斫如屈铁，评为平生杰作。然此“东原”非杜琼，子敏误也。惜绢本略黑耳。左下角有印四。
1964年，上海博物馆古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再次为《剑阁图》出具、签署藏品书面鉴定意见书为：“长幅巨制，铺陈周密，工整之体，极不易写，允为真迹上乘。”
1985年3月27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赴上海博物馆鉴定馆藏书画，仇英《剑阁图》再次接受多位国家级书画文物鉴定委员的共同“把脉问诊”。按当年随行或正式出席鉴定工作的劳继雄、杨仁恺两位古书画鉴定专家近年出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和《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对《剑阁图》的目鉴评价都很高。劳继雄的转述是“真迹、精。绢本，设色。‘东原先生’上款。画中钤有‘怡亲王宝’（朱）、‘颐善堂览书画印记’（白）”。杨先生的品评为“丈余大轴，绢，色……东原先生上款。怡亲王玺，明善堂印。雪景精工！”
四、《剑阁图》间“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和“溪南吴氏希宝家藏”藏家考证
这里所说画面上方正中所钤朱文正方印鉴“怡亲王宝”的主人，正是潘伯鹰和徐森玉提及的“怡亲王”和“怡府”主人、康熙第十三子允祥（原名胤祥，1686-1730）。该印鉴另见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元吴镇绢本墨笔《芦花寒雁图》轴右上方，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间意大利来华宫廷画家郎世宁所作绢本设色《竹荫西狒图》轴右上方。
允祥毕生富有戏剧色彩，前三十六载默默无闻，康熙晚年卷入储位之争，一度身陷囹圄。直到1722年康熙病逝，兄长、皇四子胤稹继位为雍正帝，次月封其为和硕怡亲王，才得以施展治国理政方略。又可惜天不假以年，发挥才能和影响不及十年，岁不足半百就离开了叱咤风云的历史舞台。因而暂且认定其人藏《剑阁图》时间，在被封为怡亲王的康熙六十一年（1722），到雍正八年（1730）这8年问。具体到雍正元年（1723）四月总理户部事;雍正三年（1725）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物，又倡修江南水道，重振两淮盐政等实绩而论，联系《大观录》著录在康熙年问事实，则其获得《剑阁图》较精准时间可能在雍正元到三年问。 另据清官《记事杂录》，雍正六年（1728）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王谕：着他回去吧！八月二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
郎中海望启称珐琅处画珐琅人林朝楷因身病告假回广前六月内已经回明。奉王谕：准其回广在案，今又具呈称林朝楷来时1原系广东总督送来之人，蒙皇上赏赐伊本地安家银两。今若不知会总督，惟恐林朝楷在广难以居住。故此求转启王爷知会等语。奉怡亲王谕：王必行文知会，而将总督家人传来，说我的话带与总督知道。今造办处画珐琅人林朝楷系有用之入，因身病告假回广养病，将伊送回广东。到广之日，将伊本地所食安家银两暂行停止，俟伊病好，照旧著人将伊所食安家银两再行发给。遵此。
由此可见允祥是一位有情有谊之人，而另一方面反映他获得郎世宁本《竹荫西獜图》轴恐怕也在此前后。此外，清官档案还揭示雍正六年后，允祥兼带负责宫廷珐琅瓷匠人招募管理。
有待重新引起留意的是，在就允祥家族史的打捞浮现和对《剑阁图》鉴藏印鉴的整理中，笔者得出了跟上述传统鉴定观点不尽一致的认知，即传承《剑阁图》的怡亲王未必为康熙第十三子允祥，可能性更大的是允祥第七子、爱新觉罗·弘晓（1722-1778）。弘晓，字秀亭，号冰玉主人，袭怡亲王爵，不仅诗书兼擅，而且是一位著名藏书家;其鉴藏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就常见于传世珍藏善本古籍。为此，晚近徐珂编辑《清稗类钞》中有相关记述道：
怡府藏书，始自怡贤亲王之子弘晓。其藏书之所，日乐善堂。大楼九楹，积数皆满。绛云楼末火以前，凡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健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乾隆时，四库馆开，藏书家皆有进呈，惟怡府之书末进。其中为世所罕见者甚多，如施注苏诗全本有二，此外可知矣。怡府之书，藏之百余年，至端华以狂悖诛，而其书始散落人间。聊城杨学士绍和、常熟翁叔平相国同龢、吴县潘文勤公祖荫、钱唐朱修伯宗丞得之为多。
其藏书之印，日怡府世宝、日安乐堂藏
书记、日明善堂览书画印记。
这里特别提请关注的是，以上提及弘晓藏书印最后那枚白文长方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正钤于本文“会诊”的《剑阁图》。此另为上述晚近陈夔麟《宝迂阁书画录》举证指认，它应属弘晓继承怡亲王允祥传家书画，更确切地说是他本人鉴藏《剑阁图》的直接凭据，因为弘晓既世袭怡亲王爵位，同时又较之父王雅好书画古籍，因此才有资格在《剑阁图》上钤押“怡亲王宝”和“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双印，这一现象已被其它传世字画所印证。如日本澄怀堂文库藏北宋李成《乔松平远图》轴间就有此双印。所以，笔者倾向于《剑阁图》真正的鉴藏者，为康熙帝孙第二代怡亲王弘晓，而非第一代怡亲王允祥，因为这更符合他书画鉴藏。除“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外尚有“似太古齋珍藏金石书画印”等十余枚鉴藏印记的爱好实况。此外，弘晓《明善堂诗集》卷七曾有《题袁江画》《题李榖斋画》等题画诗;而这些诗情画意之举，在第一代怡亲王允祥身上，仿佛都不曾发生并见诸公布。
同样，《宝迂阁书画录》笔录另一枚鉴藏印鉴“溪南吴氏希宝家藏”主人为谁，也相当耐人寻味。据范金民《斌斌风雅——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叙述，明后期皖南歙县溪南吴氏家族，乃史上书画鉴藏世家大族，前后持续时间自万历年间始，直至明王朝灭亡将近半世纪。收藏趣味以搜罗晋唐高古名迹为主，如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溪南吴本文家藏南唐李后主临南朝梁代“山中宰相”陶弘景《雪赋》等六卷精品书画;稍后《书画记》作者、明末清初同里同族书画商吴其贞称赞其“鉴赏书画目力，为吴氏白眉，是日所见名人墨迹，宋元名画颇多，皆为绝妙者”。而已知溪南吴氏家族相关藏品和鉴藏印鉴均各有归属，惟见于《剑阁图》上“溪南吴氏希宝家藏”乏人认领。现经爬梳获悉，溪南吴氏二十五世吴能远曾向明末清初《清河书画舫》编纂者、吴门昆山书画鉴藏家张丑（1577-1643）展示过珍藏书画，除梁武帝临《乐毅论》、唐周文矩《戏婴图》、北宋秦观《1临禊序》、赵千里《山园图》、元赵孟烦《临黄庭经》《处静斋图》、倪瓒《双树筠石》和张雨《临吴道子观音立像》之外，尚有明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山水共十余轴，“一一皆精”，这其中很可能就有仇英《剑阁图》;而且该排列顺序跟后来清初吴升过录《仇十洲剑阁图》轴的《大观录》品目《沈唐文仇四家名画》也几乎前后呼应，因此，《剑阁图》轴极可能曾藏于溪南吴能远手中。
当然，另从溪南吴氏二十四世吴希元（1551-1606），字汝南，号新宇，亦书画鉴藏家，《书画记》称其“巨富鉴赏”，清乾隆《石渠宝笈》卷六乾清官六《宋赵伯驹桃源图》、卷三十二御书房五《宋赵昌蛱蝶图》、卷三十八御书房十一《元王蒙有余清图》、卷四十四翠云馆《元钱选秋江待渡图》均有其鉴藏章分析，该朱文长方“溪南吴氏希宝家藏”印主，也可能是跟吴希元同为二十四世并有同好某位名“希宝”藏家，许为溪南第二十五世传人吴能远父辈亦未可知。
此外，2014年9月日本东京中央秋拍仇英《松下人物图》轴问亦有此溪南吴氏鉴藏印，但印文释读有一字之别。《宝迂阁书画录》作：“溪南吴氏希宝家藏”;而网络播告该图该印信息为：“溪南吴氏希宾（或作‘实’）家藏”。因藏家姓名未定，印文辨识有异，印主待考。
五、再论《剑阁图》晚清、民国的京沪流传、经手与递藏
继怡亲王弘晓后《剑阁图》曾归麟见亭及其婿延煦。麟见亭（1792-1846），姓完颜氏，名麟庆，字伯余，别字振祥，号见亭，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历任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等职。庆母恽珠乃“清六家”恽南田族孙女，子崇厚系清末民初北京首屈一指书画鉴藏家完颜景贤祖父。案《八旗画录》，延煦（？-1887），爱新觉罗氏，字树南，直隶总督庆祺子。咸丰进士，官礼部尚书。工书画，尤擅山水;配完颜氏亦精绘事，时有赵、管之目。尝合作《避暑山庄图》。 麟庆擅诗文，曾请画家汪英福（春泉）、陈鉴（郎斋）和汪圻（甸卿）等就其见闻游历按题绘图为《鸿雪因缘图记》。殁后三年（1849）子崇实、崇厚在扬州觅工刻版印行，图文并茂，实录所至山川、古迹、风土、民俗、河防、水利、盐务等，保存和反映了道光年问大江南北社会风貌。所载240图，涉及山水屋木、人物走兽、舟车桥梁，几包罗万象，纤毫毕具。现代古籍版本和文物专家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称该著：“以图来记叙自己生平，刻得很精彩，可考见当时的生活实况。《鸿雪因缘图记》凡三集，卷帙最为浩瀚。”
但披览麟庆《鸿雪因缘图记》并无弆藏《剑阁图》片言只语，唯一可能线索，是其位于北京故宫外东北向，地跨黄米胡同、亮果厂胡同和弓弦胡同宅第，人称京城六大花园之一的半亩园。《鸿雪因缘图记》三集《半亩营园》载：
半亩园在京都紫禁城外东北隅弓弦胡同内，延禧观对过，园本贾胶侯中丞（名汉复，汉军人）宅，李笠翁（名渔，浙江布衣）客贾幕时，为葺斯园。垒石成山，引水作沼，平台曲室，奥如旷如。易主后渐就荒落。乾隆初，杨静莽员外（山西生员），重为修整，顾子若孙专务持筹，遂改为屯积所。旋归春馥园观察（名庆，满洲人），又改歌舞场，均园林之一变也。道光辛丑（二十一年，1841），始归于余，命大儿崇实倩良工修复，绘图荡样，邮寄江南，因定正堂名日云荫，其旁轩日拜石，廊日曝画，阁日近光，斋日退思，亭日赏春，室日凝香。此外有嫏嬛妙境、海棠吟社、玲珑池馆、潇湘小影、云容石态、罨秀山房诸额，均倩师友书之……
贾汉复虽名列《清史·贰臣传》，却为清初恢复统治秩序立下汗马功劳。康熙三年（1664），贾因感“栈道之险，本部院夙系耳闻，今经目击。据历代相传，以为天险难平。以本部院视之，亦是一件可为之事，但恐不得其人与法耳。兹本部院毅然自任，誓不平此险道不去西秦”，遂以《谕曾司李》请顺治进士曾道扶“殚智竭能，襄此大举”。宝鸡到汉中六百里褒斜栈道竣工后，贾又发《督修栈道牌》记述“平险为易”，将行旅履之色变连云栈“阎王碥”路段“并力修凿”“辟坦途”“济险阻”，改为“观音碥”全过程;曾则有《栈道报成详文》总结整治工程经验。鉴于贾、曾整修人蜀干道，化险为夷，系清初造福川陕交通重点实事项目，因而备受时人称颂。李渔特将贾、曾政绩文本作为治世必读列入所编《资治新书》。贾撰《修栈记》则被镌于观音碥摩崖;《抚秦修栈咏》诗碑今移置西安碑林。国史院大学士党崇雅以纪实见长《贾大司马修栈记》《大司马胶翁贾老公祖抚秦修栈咏》，保和殿大学士梁清宽《栈道歌》与王豫嘉和韵等，今均存汉中栈道沿线壁问。此后，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稹（1634-1711）出入秦蜀数过观音碥，对由贾、曾督修、号称“云栈首险”的秦栈亦多所叙述。就当时以文采取胜暨诗人宋琬撰，独步书坛翰林院侍读学士沈荃书而时称“双绝”《栈道平歌》更予好评。其《蜀道驿程记》云：“《（栈道平歌》）今已陷石嵌碑。余踏危石奔浪，仰视，略见仿佛，因赋诗怀二君。”《渔洋山人诗集》续编卷三《壬子稿》遂有《观音碥》诗。
有意思的是，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稹既钟情蜀道风光且爱鉴赏栈道绘画——据《渔洋精华录集注》考订，其爱观摩栈道画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入蜀官差，康熙元年（1662）已有《题<栈道飛雪图>送曾道扶之汉中》诗，即上述他以苏北兴化籍画家顾符稹（1634-？）作栈道画赠送、激励曾道扶协助贾汉复恢复蜀道交通本事。而除前录（《池北偶谈》卷二十《前定》自述外，《昭阳顾符稹画栈道图歌》又云：“顾生画学李思训，尤工栈道兼骡纲。丹青金碧妙铢黍，近形远势穷毫芒……”另外，其《古夫于亭杂录》卷五《山川写照》则云：“余两使秦蜀，其问名山大川多矣！经其地，始知古人措语之妙。”进而创作诸多相关诗文如《蜀道驿程前后记》《蜀道集》《陇蜀余闻》等。由此表明王为栈道画吸引当在顺治十六（1659）至康熙三年（1664）选授扬州府推官结识卖画扬州顾期间。此后他又两度人蜀官差，终于实现并了却了梦寐以求从卧游蜀道走向宦游踏访夙愿。《过剑门》诗“此身未了诗中画，细雨骑驴叭剑门”句，当为这番心声真实流露。总之，顾、王、曾、贾由绘、赠栈道画，递进发展到身体力行督修栈道事例，堪称美术暨交通工程史上绝无仅有的佳话。
而由王、顾演绎这出因栈道画而起的画坛胜事，是否同样发生在仇英《剑阁图》藏家麟庆身上？即就先后主持交通、水利民生工程的复、庆这两位朝廷命官而言，麟庆是否因人住原属贾汉复故居半亩园，感及作为自己榜样的贾励精图治精神，从而感同身受，急起直追，效法王士稹而有意识主动收藏仇英表现蜀道行旅攻坚克难的《剑阁图》呢？还是两者纯属意外巧合，并无因果关系，皆需进一步考证。
另一可能是，因完颜景贤《三虞堂书画目》和张伯驹《北京清末以后之书画收藏家》均未道及完颜家族曾藏《剑阁图》，则时人追述麟庆藏本抑或非仇英真迹，而是仇英之后画家摹本，而且《海王村游记》作者曾提及清末于琉璃厂永宝斋所见本亦“无复当时风韵矣，或者其副本也”。问题是，正是该作者认为延煦变卖给琉璃厂寄观阁古玩铺麟庆旧藏绢本丈许仇英《剑阁图》“笔墨工致，而奕奕有神”;但今见图问既无麟庆，更无其婿延煦题识、印迹佐证，尽管前述麟庆半亩园有其重新规划营建凝香室却非凝香阁，故今见《剑阁图》上朱文“凝香阁”章当非其藏印可知，一如怡亲王弘晓《明善堂诗集》卷一有诗题《凝香斋对雨》亦与“凝香阁”印无关一样。况且民初陈夔麟著录《剑阁图》中印鉴尚无“凝香阁”，说明其钤押时间，应系20世纪30年代后自宝迂阁散出新藏家或观者加盖，此由其位于图间位置亦能核实先后关系。同理，白文“一丘一壑”也不见陈氏录文，应同为其后民国藏家或观者所留;而“含藻”朱文椭圆和白文正方“香泉亭”两印，虽今见诸陈氏《宝迂阁书画录》，主人应为此前藏家或观摩者可想而知，但其归属人选姓名亦暂不可考。
至于陈夔麟得到《剑阁图》，应在其“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觐留滞京师，东南珍秘，又复辇致都会，拔奇选粹”时，一如《宝迂阁书画录》自序云：“予幼孤，先人所藏书画，往往为人巧取，十不存一。逮长，应春明试，见厂肆名迹，心窃慕之，然寒士修羊，岂能供一猎？”鉴于陈夔麟著《宝迂阁书画录》的1915年，他获得并反映的《剑阁图》上征候并无目前所见朱文正方“蜀东秦氏芃生鉴赏”，则该印钤于《剑阁图》时间，同样疑为民国六年《宝迂阁书画录》印行后，由与陈关系甚好而同样退隐沪上、身为前清遗老的光绪间直隶知府，二十一年（1895）河北南和知县秦家械（字芃生）观赏后所钤，这由该印在《剑阁图》上所处上下位置端倪可察。而《剑阁图》递藏中最后一位鉴藏家丁惠康入藏时间，应是陈夔麟故世上海的1928年，珍藏散出近二十年左右，差不多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事。 至于《剑阁图》最后藏家丁惠康，《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人物传略”权威记载是这样的：
丁惠康（1904-1979），江苏无锡人。民国16年（1927）毕业于上海统计大学医科。民国17年和民国23年，先后在上海创办肺病疗养院和虹桥疗养院。民国24年德国汉堡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51年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1966年4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丁惠康既是医务工作者，又是文物收藏家。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将出售40幢房屋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收购历代名画与文物。民国28年春，联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及其他收藏家在上海发起“中国历代书画展”，出版《中国历代名画大观》，提出“展我先民遗迹，发扬民族精神”的口号。
1949年，丁惠康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后，即将所藏台湾高山族文物和书籍500余种捐赠中央民族学院。同时将西周青铜大鼎、唐二色釉大壶捐赠国家博物馆。11月，又收购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文物（包括宋元孤本等）和古籍1100余种，并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他珍藏的宋马远《雪屐观梅图》、明仇英《剑阁图》等精品佳作，则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文化部分别授予褒奖状。另据《上海美术志》附录——美术活动纪年1939年4月10日载，上海沦为“孤岛”后：
上海鑒藏家、艺术批评家八十余人，为响应上海医师公会筹募医药救济经费举办历代书画展览会，即日在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预展，11日起至25日公开展览。陈列庞莱臣、吴湖帆、刘海粟、朱屺瞻、徐邦达等收藏宋元明清历代作品三百余件。6月8日载：
丁惠康医师登报鸣谢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为筹募难民医药救济费捐款国币7016元，出据存照。
而披览《中国历代名画大观》，并无1953年12月连带《剑阁图》一并价让上海博物馆的明末张宏《青绿山水图》轴等三件藏品;但第三件字画、裱边有刘海粟两题（其一1938年中秋题）的清“金陵八家”之一邹喆《松林僧话图》轴却赫然在列，甚至该图还出现在几乎同时前后同样由刘海粟编辑、申报馆发行的《晋唐宋元明清名画宝鉴》中。很显然，20世纪40年代中期丁惠康尚未人藏明仇英和张宏两图，他人藏《剑阁图》恐怕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否则，《大观》和《宝鉴》显然不至于疏忽或故意遗漏仇英这么精彩且难得一见的历史故事山水画巨制。
六、关于《剑阁图》的图式影响及余论
《剑阁图》曾系古代行旅山水画常见题材，从画史记录考察，大致唐代王维始代不乏人。相传宋元画家如李唐、王蒙，直到明仇英、清“罗聘、顾符稹等都画过《剑阁图》;但惟仇英《剑阁图》生面别开而前无古人，后多传人，成为后世竞相临摹祖本和该题材重要图式范例。如明末张翀就有相关摹本传世，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甚至有两幅几乎完全一致的“双胞”作品，构图等同仇英《剑阁图》。其中张翀《剑阁行旅图》为设色绢本立轴，纵183.7厘米，横102.8厘米，款识：“剑阁行旅。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二十六日，写为玉津词丈。张翀。”钤印：张翀之印、子羽。民国林森（1867-1943）题诗堂：“道长自守。几道先生属。林森。”钤印：林森。鉴藏印：侯官严氏泽翁付伯子名世守、严群所宝;另五方漫漶不辨。佛利尔美术馆藏品号F1919.129作品纵横分别为212.3厘米、100.3厘米，鉴定意见为15至16世纪明代佚名画家画作，具体品名咬文嚼字直译为《溪山寒旅图》。另一件藏品号F1916.69作品纵横分别为223.1厘米、96.6厘米，原归属北宋画家许道宁，现鉴定为17到19世纪明清佚名画家作品，名目按读音作《高阁寒旅图》。
综上汇考，已知仇英《剑阁图》自问世后迭经传递，其流传有序，传承途径至少有明末溪南吴氏入藏钤印，清初吴升《大观录》著录，清康熙、雍正问两代怡亲王允祥和弘晓鉴藏钤印，之后疑似由清满族官宦完颜麟庆及其婿延煦过手，又经清末民初陈夔麟递藏、钤印并著录于其《宝迂阁书画录》，同时秦家械（字芃生）钤观赏印，1942年张珩介绍沪上收藏家魏廷荣继陈氏散出后传藏，抗战胜利后归丁惠康囊中，1953年12月25日丁惠康价让上海博物馆，以上曲折过程已为文献档案，藏家、鉴赏者款印题记等一一见证。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