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的言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在千余年的中国文化史上如何看待李杜，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最熟知的是后来从民间到庙堂，对李杜诗篇的热爱与自豪。这是自然而然的，是不言而喻的。
　　有一位西方的权力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民族记取她的辉煌和胜利，与记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令其耻辱和羞愧的事情，同样重要。这样的话令人警醒。对羞于启齿的伤疤，我们不愿记忆，而只想更快地将它忘掉。这不仅是虚荣的缘故，而且还希望让整个民族有个好心情。不过好心情与噩梦之间的关系，最后还得从头分析和面对。
　　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比如对李杜在行为缺失方面给予有意无意的过分的宽容，一定会有后果的。我们对成功者往往是很能够原谅的，很难拾起理性地对待。重大缺失甚至是不可原谅的那一部分，与他们辉煌的成就应该是两说的。我们的尺度如果在某些方面稍稍放松一点，就会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自封为“天才”者太多了，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是拥有道德豁免权的人，于是就会放纵自己。
　　我们的文化老汤浸泡至今，其中的得失太多了。常说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用今天的流行价值观来看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但这里是怎样的“屈”？围绕这个字到底要画一个多大的圈，就是问题了。忍受困苦、愤怒、饥饿、贫困、寒冷，在权贵的淫威下也绝不低头的“屈”算一种；说假话，苟且，委屈自己的良知，无所不为，这算另一种。这后一种“屈”就有点可怕了。
　　比如颠倒黑白，放肆地吹捧自己，见了有权有势的人一切都不管不顾，利令智昏以致做出耸人听闻之事，这就让人不敢恭维了。这种认识并不是什么道德高调，要知道古人曾经有过更极端的要求，像许由，听了不好的话马上要到河里去洗耳朵。用这样的标准要求生活中的所有人，似乎太不现实。但不现实是一回事，这个事例所标志的价值观及取向，却是谁都不能否定的。
　　看一下李白写的那些表，其他的一些言论和诗，其中的一部分简直不忍入目，岂止是经不起苛责。我们不必要求一个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在精神上绝对纯洁，不必要求一个人为精神、思想和操守而殉命——这样的人是旷百世而一遇的悲伤决绝——但也不必向着相反的方向越行越远。
　　我们可以苛责李白或杜甫，但必须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如果真的能够“拾起理性”，那就将自战国到唐代浓烈的“干谒”之风来一个梳理，找出民族文化基因方面的问题。这会是一个极大极难的工作，但却不能不做。中国文化原本就不是一种理性见长的文化，因此“拾起理性”是最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