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外籍高水平跑者的到来，就像一块出炉的糕，多少要撒些芝麻。”有业内人士如此评论道
2016年12月17日，云南昆明。
26岁的肯尼亚姑娘瑞德（Rodah Jepkorir tanui），瘦削的身体前倾，奋力冲过红线，将上合昆明国际马拉松赛女子项目的冠军荣誉和4万美元奖金收入囊中。
除去15%的经纪人抽成以及税费，她剩下的收入超过2.5万美元。这个数字几乎是她在肯尼亚裂谷省的家乡普通家庭年收入的20多倍。
她仍然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得没有鞋穿，每天光脚跑去上学的日子。“10公里的路程往往40分钟跑到。”瑞德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
过往交学费的煎熬不再，如今她“很快就要买一辆轿车了”，同时也承担起了给弟弟妹妹们交学费的重任。
瑞德的教练是陶绍明——中国国家女子长跑马拉松队前教练。
瑞德，是中国马拉松井喷背景下一个特殊群体的代表。陶绍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在中国举办的超过300场马拉松比赛中，几乎90%以上都有非洲运动员的身影。
带着妹妹，来中国“跑马”
在瑞德的家乡，家庭月收入约为100美元。
“挣得太少了，不够养家糊口”，2012年瑞德辞去教职，成为全职长跑运动员。
2013年，瑞德开始与陶绍明运营的经纪公司签约，来中国参加马拉松比赛，公司负责她的训练，为其提供装备，并帮助她筛选和报名参加比赛，她的收入则取决于比赛表现——获奖金额扣除税费和公司抽成即为个人所得。
“通常公司抽成为运动员比赛奖金的10%或15%。”陶绍明介绍。
现在陶绍明签约的非洲运动员大概有300名，其公司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有多个训练营。
瑞德在中国各大马拉松赛事上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2014年，她获得南宁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亚军；2015年，她获得了义乌国际马拉松赛女子组冠军、宁波国际马拉松女子组半程冠军；2016年，她获得了天津武清开发区杯国际马拉松赛女子组冠军、昆明上合国际马拉松获得女子组冠军。
“年平均收入大概有3万美元。”瑞德说，“跑步改变了我的生活，现在我的家人靠我养活，弟弟妹妹的学费也由我承担。”
现在，瑞德正在读高中的妹妹也要开始跑步训练了，“她也很有天分。”
在肯尼亚，兄弟姐妹一起以跑步为生的现象很普遍。
28岁的伊曼纽尔（Emmanuel plilan samal）是瑞德的朋友。最近几年，他也经常往返于中国与肯尼亚参加马拉松比赛。2016年，他获得深圳宝安国际马拉松比赛男子组亚军，2016年贵阳马拉松比赛中，他跑出了第二名的成绩。
伊曼纽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还在上小学时，他就跟着做运动员的哥哥后面晨跑，后来经常在校际跑步比赛中拿到名次，选择跑步作为职业也就水到渠成。
瑞德说：“在肯尼亚，很多年轻人会以成功改变家庭命运的运动员为榜样。”
伊曼纽尔现在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承担着家里弟弟妹妹的学费。“我的生活因跑步而变得更好，”他说。
与陶绍明签约的非洲运动员并非都年轻且专业。“我签约的一位非洲选手是警察，他坚持练习跑步，偶尔会参加一些比赛，挣钱补贴家用。”陶绍明说。
很多非洲运动员家庭条件都不太好，“有时运动员需要预支一两百美元过节或者带家人看病，这种情况非常多。”陶绍明告诉本刊记者。
不是在“跑马”，就是在去“跑马”的路上
2012年，伊曼纽尔和一位欧洲经纪人解约后加入了陶绍明的团队。2014年起，伊曼纽尔发现他的机会越来越多，“那一年我在中国跑了三场马拉松，现在我每个赛季的安排都是满的。”
伊曼纽尔的感觉很准。从2015年开始，国内马拉松赛事呈现井喷之势。由2011年的22场、2012年的33场、2013年的39场、2014年的51场、2015年的134场到2016年的328场，赛事数量年均增长率约30%。
除了往返于中国和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专业运动员，一些在华非洲留学生的身影也出现在各大城市的马拉松赛场上。比如，宁波大学的肯尼亚留学生尼古拉斯（Sang Nicholas Kiprotich）和威尔弗雷德（Cherunot Wifred Kiptum），他们曾参加全国各地数十场马拉松比赛，并在一些比赛中获得冠军。
从2015年开始，尼古拉斯的微信朋友圈内容大多跟”跑马”有关：“在去跑马拉松的路上”，“跑马拉松的现场和颁奖环节”……他会给自己加油打气，比如发句“流血流汗不流淚”配上训练时的图片，或者“继续前进，永不止步”的“心灵鸡汤”。
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去参加马拉松比赛，有时候因为比赛时间“撞车”，他还不得不作出取舍。比如，有一天，宁波和合肥同时举行马拉松比赛，他最终选择合肥。
为了获得优异的成绩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非洲运动员需要坚持训练。
瑞德说，她的日常训练安排在海拔高达2400米的地方，她每天都会按计划进行训练，比如，周一晨跑80分钟，傍晚跑50分钟。
陶绍明告诉本刊记者，他会为运动员安排科学的训练项目，但不会强迫其训练，全凭自觉。运动员的成绩无所谓“为国争光”，而是直接与收入挂钩，没有好成绩就没有奖金。
有的运动员在收到一笔可观的赛事收入后懈怠训练，他也不会干涉，因为等到钱包见底，对方便会恢复加强训练。 一门特殊的生意
陶绍明介绍，马拉松运动员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比赛奖金；第二，顶级运动员获邀参赛，主办方可能会支付一定费用；第三，品牌赞助。
公开报道中不乏赛事主办方依靠高水平外籍选手提升“国际化”的案例。比如，2015年宁波国际马拉松比赛的宣传资料显示，“本次比赛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厄立特里亚等国家32名世界级优秀运动员”。
“外籍高水平跑者的到来，就像一块出炉的糕，多少要撒些芝麻。”有业内人士如此评论道。
“为非洲运动员支付出场费以及往返机票的比赛数量并不多，所以为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需要认真筛选，要预估其能否获得名次，考虑奖金能否覆盖食宿、机票。”陶绍明说，“奖金减去支出，是否有盈利，这就是生意。”
2017年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田协副主席杜兆才在“2017中国马拉松产业风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2016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328场，其中与中国田协共同主办赛事122场，参赛人次超过280万，再创历史新高。”
陶绍明签约的运动员参加了约30场，“这个市场足够大，每个经纪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同定位的选手可以参加不同档次的比赛。”陶绍明说。
事实上，与非洲运动员相关的马拉松经济由来已久。“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人开始进入非洲培训运动员，并将其带到世界马拉松赛事中。”他估计现在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欧美经纪人经纪的马拉松运动员人数能达到三四千人以上。2014年曾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以来肯尼亚选手获得全球马拉松赛事冠军的比例接近85%。
陶绍明预计未来非洲运动员的机会更多。因为，对“北马”“上马”“厦马”等金标赛事来说，一定要用高水平的外籍选手来提升影响力。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变化是，不少赛事组委会开始专门为中国选手设置特别奖，甚至以“不邀请国外高水平运动员”为宣传亮点，带动和鼓励本土跑友参与比赛。
從修订后的《中国田径协会关于全国马拉松赛事奖金设置的规定》来看，中国田协不鼓励赛事通过设置高额奖金吸引外籍选手参赛，希望能够将有限的办赛经费投入到赛事服务中去。
往返于中国和肯尼亚的瑞德下载了微信，方便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系。她期待中国能举办更多马拉松比赛，“把世界各国人团聚在一起。”
2016年12月17日，云南昆明。
26岁的肯尼亚姑娘瑞德（Rodah Jepkorir tanui），瘦削的身体前倾，奋力冲过红线，将上合昆明国际马拉松赛女子项目的冠军荣誉和4万美元奖金收入囊中。
除去15%的经纪人抽成以及税费，她剩下的收入超过2.5万美元。这个数字几乎是她在肯尼亚裂谷省的家乡普通家庭年收入的20多倍。
她仍然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得没有鞋穿，每天光脚跑去上学的日子。“10公里的路程往往40分钟跑到。”瑞德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
过往交学费的煎熬不再，如今她“很快就要买一辆轿车了”，同时也承担起了给弟弟妹妹们交学费的重任。
瑞德的教练是陶绍明——中国国家女子长跑马拉松队前教练。
瑞德，是中国马拉松井喷背景下一个特殊群体的代表。陶绍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在中国举办的超过300场马拉松比赛中，几乎90%以上都有非洲运动员的身影。
带着妹妹，来中国“跑马”
在瑞德的家乡，家庭月收入约为100美元。
“挣得太少了，不够养家糊口”，2012年瑞德辞去教职，成为全职长跑运动员。
2013年，瑞德开始与陶绍明运营的经纪公司签约，来中国参加马拉松比赛，公司负责她的训练，为其提供装备，并帮助她筛选和报名参加比赛，她的收入则取决于比赛表现——获奖金额扣除税费和公司抽成即为个人所得。
“通常公司抽成为运动员比赛奖金的10%或15%。”陶绍明介绍。
现在陶绍明签约的非洲运动员大概有300名，其公司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有多个训练营。
瑞德在中国各大马拉松赛事上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2014年，她获得南宁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亚军；2015年，她获得了义乌国际马拉松赛女子组冠军、宁波国际马拉松女子组半程冠军；2016年，她获得了天津武清开发区杯国际马拉松赛女子组冠军、昆明上合国际马拉松获得女子组冠军。
“年平均收入大概有3万美元。”瑞德说，“跑步改变了我的生活，现在我的家人靠我养活，弟弟妹妹的学费也由我承担。”
现在，瑞德正在读高中的妹妹也要开始跑步训练了，“她也很有天分。”
在肯尼亚，兄弟姐妹一起以跑步为生的现象很普遍。
28岁的伊曼纽尔（Emmanuel plilan samal）是瑞德的朋友。最近几年，他也经常往返于中国与肯尼亚参加马拉松比赛。2016年，他获得深圳宝安国际马拉松比赛男子组亚军，2016年贵阳马拉松比赛中，他跑出了第二名的成绩。
伊曼纽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还在上小学时，他就跟着做运动员的哥哥后面晨跑，后来经常在校际跑步比赛中拿到名次，选择跑步作为职业也就水到渠成。
瑞德说：“在肯尼亚，很多年轻人会以成功改变家庭命运的运动员为榜样。”
伊曼纽尔现在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承担着家里弟弟妹妹的学费。“我的生活因跑步而变得更好，”他说。
与陶绍明签约的非洲运动员并非都年轻且专业。“我签约的一位非洲选手是警察，他坚持练习跑步，偶尔会参加一些比赛，挣钱补贴家用。”陶绍明说。
很多非洲运动员家庭条件都不太好，“有时运动员需要预支一两百美元过节或者带家人看病，这种情况非常多。”陶绍明告诉本刊记者。
不是在“跑马”，就是在去“跑马”的路上
2012年，伊曼纽尔和一位欧洲经纪人解约后加入了陶绍明的团队。2014年起，伊曼纽尔发现他的机会越来越多，“那一年我在中国跑了三场马拉松，现在我每个赛季的安排都是满的。”
伊曼纽尔的感觉很准。从2015年开始，国内马拉松赛事呈现井喷之势。由2011年的22场、2012年的33场、2013年的39场、2014年的51场、2015年的134场到2016年的328场，赛事数量年均增长率约30%。
除了往返于中国和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专业运动员，一些在华非洲留学生的身影也出现在各大城市的马拉松赛场上。比如，宁波大学的肯尼亚留学生尼古拉斯（Sang Nicholas Kiprotich）和威尔弗雷德（Cherunot Wifred Kiptum），他们曾参加全国各地数十场马拉松比赛，并在一些比赛中获得冠军。
从2015年开始，尼古拉斯的微信朋友圈内容大多跟”跑马”有关：“在去跑马拉松的路上”，“跑马拉松的现场和颁奖环节”……他会给自己加油打气，比如发句“流血流汗不流淚”配上训练时的图片，或者“继续前进，永不止步”的“心灵鸡汤”。
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去参加马拉松比赛，有时候因为比赛时间“撞车”，他还不得不作出取舍。比如，有一天，宁波和合肥同时举行马拉松比赛，他最终选择合肥。
为了获得优异的成绩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非洲运动员需要坚持训练。
瑞德说，她的日常训练安排在海拔高达2400米的地方，她每天都会按计划进行训练，比如，周一晨跑80分钟，傍晚跑50分钟。
陶绍明告诉本刊记者，他会为运动员安排科学的训练项目，但不会强迫其训练，全凭自觉。运动员的成绩无所谓“为国争光”，而是直接与收入挂钩，没有好成绩就没有奖金。
有的运动员在收到一笔可观的赛事收入后懈怠训练，他也不会干涉，因为等到钱包见底，对方便会恢复加强训练。 一门特殊的生意
陶绍明介绍，马拉松运动员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比赛奖金；第二，顶级运动员获邀参赛，主办方可能会支付一定费用；第三，品牌赞助。
公开报道中不乏赛事主办方依靠高水平外籍选手提升“国际化”的案例。比如，2015年宁波国际马拉松比赛的宣传资料显示，“本次比赛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厄立特里亚等国家32名世界级优秀运动员”。
“外籍高水平跑者的到来，就像一块出炉的糕，多少要撒些芝麻。”有业内人士如此评论道。
“为非洲运动员支付出场费以及往返机票的比赛数量并不多，所以为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需要认真筛选，要预估其能否获得名次，考虑奖金能否覆盖食宿、机票。”陶绍明说，“奖金减去支出，是否有盈利，这就是生意。”
2017年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田协副主席杜兆才在“2017中国马拉松产业风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2016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328场，其中与中国田协共同主办赛事122场，参赛人次超过280万，再创历史新高。”
陶绍明签约的运动员参加了约30场，“这个市场足够大，每个经纪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同定位的选手可以参加不同档次的比赛。”陶绍明说。
事实上，与非洲运动员相关的马拉松经济由来已久。“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人开始进入非洲培训运动员，并将其带到世界马拉松赛事中。”他估计现在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欧美经纪人经纪的马拉松运动员人数能达到三四千人以上。2014年曾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以来肯尼亚选手获得全球马拉松赛事冠军的比例接近85%。
陶绍明预计未来非洲运动员的机会更多。因为，对“北马”“上马”“厦马”等金标赛事来说，一定要用高水平的外籍选手来提升影响力。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变化是，不少赛事组委会开始专门为中国选手设置特别奖，甚至以“不邀请国外高水平运动员”为宣传亮点，带动和鼓励本土跑友参与比赛。
從修订后的《中国田径协会关于全国马拉松赛事奖金设置的规定》来看，中国田协不鼓励赛事通过设置高额奖金吸引外籍选手参赛，希望能够将有限的办赛经费投入到赛事服务中去。
往返于中国和肯尼亚的瑞德下载了微信，方便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系。她期待中国能举办更多马拉松比赛，“把世界各国人团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