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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血战钢锯岭》中道斯的人物形象属于在爱与怒双重心理体制重压下求生存的“零余者”。他坚决在战场中不使用武器，探求其心理根源，和童年的阴影与“弑父”情结难以分割。另一方面，有关信仰的叙事，既可以让我们看到超越国家民族的普世人情价值，又让我们体悟到这背后深层的血淋淋人性童话的欺人与冷酷现实。
关键词：血战钢锯岭；道斯；零余者；信仰
作者简介：李晴（1992-），女，汉族，天津人，文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2
一、爱与怒双重心理体制下的“零余者”形象
《血战钢锯岭》中道斯的形象是典型的“零余者”，他在爱与怒叙事模式的双重话语夹缝中得以生存。道斯和恋人的情爱话语贯穿始终，虽是支线，却在冷酷的战争之外平添了许多温情。未婚妻在道斯服兵役临走前送给了他一本圣经，里面夹着自己的照片，这便成为了道斯在军队闲暇时刻最挚爱的宝物。最终成功占据钢锯岭，道斯的腿被炸伤，他仍不忘遗落的那本圣经，战友找回后他紧紧地贴在胸口，这便完成了信仰与爱双重体系的共同建构。而关于“怒”，则来源于常见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弑父”情结，这对剖析人物的心理机制与寻找有关信仰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何为“零余者”
有关“零余者”的概念是不断演进而来的。从源头说起，最早来自“多余人”形象的书写，它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乏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受此启发，中国的郁达夫在小说中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郁达夫在作品中提供给我们的零余者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俄国多余人相比，更具有现代人的特点。他的孤独与苦闷不是缺乏生活目的，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对立，来自于他明确的生活目的不能实现。此外，也更具悲剧色彩，态度偏激，行动狂热，没有俄国多余人的贵族气。如果说俄国多余人形象是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产物，那么郁达夫作品的零余者形象则是平民阶级走向觉醒的结果。
道斯恰恰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异曲同工，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恪守基督教不可杀人的训导，他发誓一辈子不拿枪不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道斯积极从军报国，但是他坚决不使用武器，他因自己的和平理想遭受着其他战士们的排挤，也为此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但他仍坚守原则，在无任何武器的情况下孤身上阵，誓死拯救一个又一个仅一息尚存的战友。他不停地祈祷，乞求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再多救一人，七十五名受伤战友最终被奇迹般地运送至安全之地得以生还。道斯也成为美军历史上第一个没有杀敌记录，却获得最高荣誉——美国国会荣誉勋章的战士。
（二）爱与怒的双重体制经由他者进入个体
佛洛依德曾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提到：“很多被压抑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动机构成了人的潜意识，它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动机。”[1]探究道斯的心理机制，他坚决拒绝使用武器的根源来自于童年与青春时期发生的事件。童年时期由于一时冲动的打斗，道斯差点误杀了哥哥，这样的死亡阴影长驻于道斯的心间，他站在圣经第六戒“不可杀人”的画像前忏悔，耳畔是父亲愤怒的指责，母亲告诉他：“在上帝眼中，杀人是最重的罪。”为了规避这巨大阴影再一次被撕裂，展现在自己的眼前，他的选择是必然。再进一步，到了青春时期，他的父亲由于一战的阴影而性情大变，发怒是常事并且经常暴打他的母亲，在一次争吵中道斯的父親将枪口指向母子。道斯夺过枪指着父亲的脑袋，扣动扳机的手指迟迟没有开出这一枪，但在他心里“早已杀了父亲”。这样的心理机制来源于对父一方的愤怒与绝望而并非伤心，同时更源于对母一方的保护与爱。爱与怒的双重话语体系，是道斯心里深层的一体两面。这样，一方面开拓了道斯行为上的心灵走向，一方面也诠释了他绝对不拿枪的根本原因。父亲一直代表着规矩与秩序，这和杀父情结同属一支，要打破一些不合理的秩序，“弑父”成为必然。抛开基督教伦理这个维度，从人性与个体的视角来洞察，另一个层面则是道斯担忧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恶。细细思量，拿枪和杀人是两个概念，拿枪并不意味着杀人，但是道斯绝不越雷池半步，这便是基于人性的诡谲。其所想要规避的正是最深刻的无法避免的。他仍选择康德般的“道义论”，让手段和目的统一起来，道斯坚守的信念与原则由此经由他者进入了个体的维度。
二、信仰叙事
爱因斯坦曾谈到：科学家的世界观很重要。如果他觉得世界是包容平和的，那么他们会发明把人们联动起来的事物，如互联网一类；如果他们觉得人心是恶的相互抵触具有隔膜，那么就会无休止的发明武器，如核弹一类。人们大抵只会将自己相信的转化为行动。虽然《血战钢锯岭》还是被置于一贯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框架之内，但它在战争层面上溢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而世界观往往与信仰连缀，道斯要拯救生命而不是夺取生命，所以被裹挟、被主流意识形态抛弃。面对审判，他也不被规训，未婚妻在监狱中劝解他“放下骄傲，拿起枪装装样子”，可是道斯却依旧故我，坚持说：“如果不能坚守信仰，我不知道怎样活着。”他的坚持是这么的不合众嚣却又那么的不合时宜。可什么也改变不了信仰所带来的坚定力量，这样的力量可跨越生死甚至超过爱的重量。道斯的信仰说到底是置于基督教这样宗教信仰框架之下的，实质是个体非战信仰。宗教只是外衣，个体心灵才是核心。其中，展现出毫不抑制的凶残血腥的战争场面，这与至善拯救并存的现实图景形成强烈的冲撞。双重风格交相辉映，既泾渭分明又互相纠缠，相互渗透，共同营造出一份疏离于热血疯狂的静谧幽邃的心灵境地，此种鸿沟下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与巨大张力，可以给人以灵魂涤荡，悉心思索的广阔空间，属于快节奏叙事背后留白的智慧。
基于道斯的信仰体系，必然会产生立场性的颠倒与错位。在人情与生命的层面上，他甚至救了敌对一方的日本人。在地下战壕里，他为了救助受伤的日本兵，给他打了吗啡，日本兵也保持了沉默让他未被在一旁搜寻的日本战友发现。这一切看似既人道又温情。但正是这个日本兵，在走出战壕后，刺杀了道斯的战友。那么，就道斯本身而言，这到底是拯救还是间接杀戮？诚然，在权利与战争之外，有普世的人情价值，信仰可以超脱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界限。但道斯此般的信仰是对强权和主流意识话语的冲撞，真的对战争有利吗？真的能实现普世情怀从而拯救个体生命吗？答案未然。这般叙事纵然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但被温情外衣包裹下赤裸裸的真相，是如此的血淋淋而不加修饰。如若基于个体生命，先爱人再爱国。在特定的战争语境下，爱国不是盲从更不是绝对服从。那么，国之不存，人将焉附？超越国籍与阶级没有立场的拯救，等同于杀戮，所以“人性的童话”都是骗人的。道斯的信仰背后有拯救的大爱更具有致命甚至万劫不复的风险。信仰可能对当权者不利，也可能被当权者为我所用。但信仰本身，终究是属于个体的，和他者无关。这样的信仰，才能发挥最宏阔的力量。可这力量究竟对谁有利，最后发射出怎样双面的后坐力，说到底还是会因视角不同而喜忧难定。所以，立场的决定才是拯救一切生命的基础，也是普世人情价值得以立足的前提与基点，它甚至要基于信仰之前。
注释：
[1]（奥）西格蒙得·佛洛依德.梦的解析[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24.
参考文献：
[1]（奥）西格蒙得·佛洛依德.梦的解析[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2]罗伯特·施恩坎，安德鲁·奈.《血战钢锯岭》[Z].熙颐影业、狮门影业，2016.
[3]唐君，张磊.《血战钢锯岭》：战争片对信仰与人性的美式呈现[J].电影评介，2017（1）.
[4]甘正气.白色之外不是黑——影片《血战钢锯岭》观后[J].文艺长廊，2017（1）.
关键词：血战钢锯岭；道斯；零余者；信仰
作者简介：李晴（1992-），女，汉族，天津人，文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2
一、爱与怒双重心理体制下的“零余者”形象
《血战钢锯岭》中道斯的形象是典型的“零余者”，他在爱与怒叙事模式的双重话语夹缝中得以生存。道斯和恋人的情爱话语贯穿始终，虽是支线，却在冷酷的战争之外平添了许多温情。未婚妻在道斯服兵役临走前送给了他一本圣经，里面夹着自己的照片，这便成为了道斯在军队闲暇时刻最挚爱的宝物。最终成功占据钢锯岭，道斯的腿被炸伤，他仍不忘遗落的那本圣经，战友找回后他紧紧地贴在胸口，这便完成了信仰与爱双重体系的共同建构。而关于“怒”，则来源于常见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弑父”情结，这对剖析人物的心理机制与寻找有关信仰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何为“零余者”
有关“零余者”的概念是不断演进而来的。从源头说起，最早来自“多余人”形象的书写，它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乏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受此启发，中国的郁达夫在小说中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郁达夫在作品中提供给我们的零余者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俄国多余人相比，更具有现代人的特点。他的孤独与苦闷不是缺乏生活目的，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对立，来自于他明确的生活目的不能实现。此外，也更具悲剧色彩，态度偏激，行动狂热，没有俄国多余人的贵族气。如果说俄国多余人形象是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产物，那么郁达夫作品的零余者形象则是平民阶级走向觉醒的结果。
道斯恰恰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异曲同工，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恪守基督教不可杀人的训导，他发誓一辈子不拿枪不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道斯积极从军报国，但是他坚决不使用武器，他因自己的和平理想遭受着其他战士们的排挤，也为此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但他仍坚守原则，在无任何武器的情况下孤身上阵，誓死拯救一个又一个仅一息尚存的战友。他不停地祈祷，乞求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再多救一人，七十五名受伤战友最终被奇迹般地运送至安全之地得以生还。道斯也成为美军历史上第一个没有杀敌记录，却获得最高荣誉——美国国会荣誉勋章的战士。
（二）爱与怒的双重体制经由他者进入个体
佛洛依德曾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提到：“很多被压抑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动机构成了人的潜意识，它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动机。”[1]探究道斯的心理机制，他坚决拒绝使用武器的根源来自于童年与青春时期发生的事件。童年时期由于一时冲动的打斗，道斯差点误杀了哥哥，这样的死亡阴影长驻于道斯的心间，他站在圣经第六戒“不可杀人”的画像前忏悔，耳畔是父亲愤怒的指责，母亲告诉他：“在上帝眼中，杀人是最重的罪。”为了规避这巨大阴影再一次被撕裂，展现在自己的眼前，他的选择是必然。再进一步，到了青春时期，他的父亲由于一战的阴影而性情大变，发怒是常事并且经常暴打他的母亲，在一次争吵中道斯的父親将枪口指向母子。道斯夺过枪指着父亲的脑袋，扣动扳机的手指迟迟没有开出这一枪，但在他心里“早已杀了父亲”。这样的心理机制来源于对父一方的愤怒与绝望而并非伤心，同时更源于对母一方的保护与爱。爱与怒的双重话语体系，是道斯心里深层的一体两面。这样，一方面开拓了道斯行为上的心灵走向，一方面也诠释了他绝对不拿枪的根本原因。父亲一直代表着规矩与秩序，这和杀父情结同属一支，要打破一些不合理的秩序，“弑父”成为必然。抛开基督教伦理这个维度，从人性与个体的视角来洞察，另一个层面则是道斯担忧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恶。细细思量，拿枪和杀人是两个概念，拿枪并不意味着杀人，但是道斯绝不越雷池半步，这便是基于人性的诡谲。其所想要规避的正是最深刻的无法避免的。他仍选择康德般的“道义论”，让手段和目的统一起来，道斯坚守的信念与原则由此经由他者进入了个体的维度。
二、信仰叙事
爱因斯坦曾谈到：科学家的世界观很重要。如果他觉得世界是包容平和的，那么他们会发明把人们联动起来的事物，如互联网一类；如果他们觉得人心是恶的相互抵触具有隔膜，那么就会无休止的发明武器，如核弹一类。人们大抵只会将自己相信的转化为行动。虽然《血战钢锯岭》还是被置于一贯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框架之内，但它在战争层面上溢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而世界观往往与信仰连缀，道斯要拯救生命而不是夺取生命，所以被裹挟、被主流意识形态抛弃。面对审判，他也不被规训，未婚妻在监狱中劝解他“放下骄傲，拿起枪装装样子”，可是道斯却依旧故我，坚持说：“如果不能坚守信仰，我不知道怎样活着。”他的坚持是这么的不合众嚣却又那么的不合时宜。可什么也改变不了信仰所带来的坚定力量，这样的力量可跨越生死甚至超过爱的重量。道斯的信仰说到底是置于基督教这样宗教信仰框架之下的，实质是个体非战信仰。宗教只是外衣，个体心灵才是核心。其中，展现出毫不抑制的凶残血腥的战争场面，这与至善拯救并存的现实图景形成强烈的冲撞。双重风格交相辉映，既泾渭分明又互相纠缠，相互渗透，共同营造出一份疏离于热血疯狂的静谧幽邃的心灵境地，此种鸿沟下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与巨大张力，可以给人以灵魂涤荡，悉心思索的广阔空间，属于快节奏叙事背后留白的智慧。
基于道斯的信仰体系，必然会产生立场性的颠倒与错位。在人情与生命的层面上，他甚至救了敌对一方的日本人。在地下战壕里，他为了救助受伤的日本兵，给他打了吗啡，日本兵也保持了沉默让他未被在一旁搜寻的日本战友发现。这一切看似既人道又温情。但正是这个日本兵，在走出战壕后，刺杀了道斯的战友。那么，就道斯本身而言，这到底是拯救还是间接杀戮？诚然，在权利与战争之外，有普世的人情价值，信仰可以超脱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界限。但道斯此般的信仰是对强权和主流意识话语的冲撞，真的对战争有利吗？真的能实现普世情怀从而拯救个体生命吗？答案未然。这般叙事纵然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但被温情外衣包裹下赤裸裸的真相，是如此的血淋淋而不加修饰。如若基于个体生命，先爱人再爱国。在特定的战争语境下，爱国不是盲从更不是绝对服从。那么，国之不存，人将焉附？超越国籍与阶级没有立场的拯救，等同于杀戮，所以“人性的童话”都是骗人的。道斯的信仰背后有拯救的大爱更具有致命甚至万劫不复的风险。信仰可能对当权者不利，也可能被当权者为我所用。但信仰本身，终究是属于个体的，和他者无关。这样的信仰，才能发挥最宏阔的力量。可这力量究竟对谁有利，最后发射出怎样双面的后坐力，说到底还是会因视角不同而喜忧难定。所以，立场的决定才是拯救一切生命的基础，也是普世人情价值得以立足的前提与基点，它甚至要基于信仰之前。
注释：
[1]（奥）西格蒙得·佛洛依德.梦的解析[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24.
参考文献：
[1]（奥）西格蒙得·佛洛依德.梦的解析[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2]罗伯特·施恩坎，安德鲁·奈.《血战钢锯岭》[Z].熙颐影业、狮门影业，2016.
[3]唐君，张磊.《血战钢锯岭》：战争片对信仰与人性的美式呈现[J].电影评介，2017（1）.
[4]甘正气.白色之外不是黑——影片《血战钢锯岭》观后[J].文艺长廊，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