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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勐，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榜样”上榜人物。
2016年，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考古工作中，孙勐作为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对通州区潞城镇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最终在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发现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在大众的印象中，通州是因运河才发展起来的城市，最早始建于唐代。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发现，将通州发端从唐推前至汉，为通州找到了“根”和“魂”。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项目也因此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寻城记
2015年底，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开始，配合建设的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于2016年7月开始，孙勐被委任为路县故城遗址项目的负责人。
虽然我国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曾在潞城镇附近发现夯土，但随着建设增多，修水渠，盖房，地表城墙灰飞烟灭，夯土也没有了，路县故城遗址到底在哪，不得而知。
孙勐查找、分析了大量文献，发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料中明确记载，通州自西汉伊始就有设置路县县城，东汉之后，改名为潞县。清乾隆年间，通州的举人刘锡信曾对路县故城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了《潞县故城考》，收录在其《潞城考古录》一书中。
孙勐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便是确认到底有没有城，这需要找到形成闭合的四段城墙。孙勐说第一段城墙很难找，因为没有头绪和线索，于是他们先找到当地的文管所和上了年纪的老乡打听。当地一位老人说他小时候曾在哪里玩过，有城墙，后来还曾在那修过窑，取过土。有了范围线索后，勘探队伍大展身手，通过间隔只有1.1米的地毯式勘探后，终于在潞城镇古城村的周边发现了深埋于地下的城墙夯土。这段城墙便是故城的北城墙。
孙勐说第二段城墙找起来颇费周折，因为只给了他一周时间去找其他三段城墙。“文物保护只有一次机会。”因为如果没有找到城墙，以后在建设时挖掘出城墙了，就会对文物造成重大破坏，无法挽回，这给当时的孙勐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着急，当时就是很着急。”孙勐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
在确定一面城墙后，无法得知第二段城墙是向南还是向北拐。如果向北，就是往减河方向，减河附近有园林和水务，很难开展工作。于是，孙勐带领团队先往南进行勘探。南边难度不减，“最麻烦的是现场条件不具备，无法进行勘探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是像野外一大片空地那样。”当时孙勐面临的情况却是拆迁完的村子，地面留的是渣土，孙勐只能带着队员一点点把房基、渣土去掉，再进行勘探，非常繁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三天的尝试、调整，最终找到了北城墙拐到东城墙，即东城墙的北段位置。确定东城墙北段后，沿着城墙一直往南追，最后找到了东城墙南段，以及东城墙和南城墙拐弯处。北城墙和东城墙找到后，南城墙和西城墙的勘探就顺利多了。最终四面城墙闭合，形成一座城，确定了故城的存在。
路县故城处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北面，和市政府办公区仅隔一条兆善大街，是核心地理位置。
路县故城什么样
路县故城始于什么朝代？形制、规模如何？遗址内有什么重大发现？这些是孙勐接下来面临的任务。
因为城墙里包含物很少，没有包含物就无法判断年代。孙勐带领队伍在城内北部布设了三条东西方向、贯穿全城的探沟，进行钻探，了解到城内汉代文化层堆积的厚度约1～1.2米，且遗物较为丰富。根据地层和遗物，判断该城址的年代应不晚于西汉。
在东、西、南城墙基址外发现了城壕（即护城河）遗存，其走向与相对应的城墙基址一致，宽为25～28米。在城壕考古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从城内向城外排水的排水设施。孙勐介绍：“这很重要，说明这个城有很好的规划，有非常完备的公共设施。”
经过孙勐和同事们的进一步考古发现，路县故城的平面呈方型，方向为17度。四面城墙长555～606米不等，總面积约35万平方米，其形制和大小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非常标准的规制。这对于研究汉代北方区域和幽蓟地区基层社会的主要架构、管理机制和组织形式都有重要的考古和历史价值。
对路县故城的考古工作至今依然在进行着，孙勐介绍，有几大重要的考古发现。
2016年底至2017年初，在南距南城墙860米的西南屯村，考古发掘出一座唐代墓葬。墓主人为葬于唐成宗开成二年（837年）的幽州潞县县丞艾演，墓志记载“葬于古潞城南一里平原”。艾演的位置和墓志的记载，是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位置的有力佐证。“艾演墓的发现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史书记载多是讲路县故城的建制沿革，对地理位置的记载基本上是不清楚的。”孙勐介绍。
2017年，在城址外发掘一片遗址区，进一步揭开了路县故城的面纱。遗址区离城墙很近，最远离城墙近200余米。遗址区有一万六千平方米，在这个范围里，发掘了101口汉代水井，30处房址，还有道路等。“根据水井、房址的分布，我们认为遗址区是城外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区。因为汉代城市跟唐宋城市的理念、功能不一样。”孙勐进一步解释，唐代以后，城市开放，普通人都可以住在城里，但是汉代城里不会有大面积的普通居民的房屋，主要功能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
重要意义
2018年，在东城墙北段进行考古挖掘时，发现了瓮棺，在挖掘这段城墙的西侧时，孙勐发现这段城墙被北朝的房址破坏，被唐代的窑、墓葬破坏，“这基本上证明，到北朝、唐代时期，城就基本废弃了。因为城墙对于一个城来说非常重要，有专门的人看护，有军队的看守，不可能让人在城墙修墓葬、窑。”根据文献研究，唐代以后，潞县治所西迁，演变发展为明清时期的通州城。这一发现，对于通州城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判断，路县故城是迄今通州区发现的最早古城，为通州找到了“根”和“魂”。
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又筑城于此，这一选址与古人不谋而合，也符合北京城址从东向西不断发展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路县故城的挖掘，丰富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内涵。
孙勐津津有味地说起路县故城的名字。“名字叫路，可见其交通意义非常重要。”历史上，路县故城正北是渔阳郡，和守边有关;正西是两汉时期的蓟城，北京当时最重要的城;向东入海，可控制辽东，所以其军事意义也很重要。
2017年1月，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对路县故城城址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设立博物馆。对北京来讲，现存北京最多的城址是战国到汉代的城址，目前唯一做到原址保护，建遗址公园的，只有路县故城。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讲，对北京以后的大遗址保护，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北面
路县故城的挖掘，丰富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内涵。
考古挖掘现场
1.该城址北临运潮减河，南为玉带河大街，西到六环路和京秦铁路，东至丰字沟
2.清理出汉代、辽金和明清时期三条道路叠压，证明城址延续的时间很长
80后张鹊鸣是一个公交乘务员，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问不倒的活地图。北京公交387路从慧忠路东口到北京西站，这条路他走了不少于15000个往返。不仅北京的近900条公交线路他熟记于心，就连公交站旁有没有无障碍通道、有没有过街天桥他都知道。而在这背后，是他近20年来用自己的双脚踏遍了整个北京追寻的结果。
2016年，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考古工作中，孙勐作为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对通州区潞城镇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最终在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发现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在大众的印象中，通州是因运河才发展起来的城市，最早始建于唐代。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发现，将通州发端从唐推前至汉，为通州找到了“根”和“魂”。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项目也因此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寻城记
2015年底，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开始，配合建设的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于2016年7月开始，孙勐被委任为路县故城遗址项目的负责人。
虽然我国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曾在潞城镇附近发现夯土，但随着建设增多，修水渠，盖房，地表城墙灰飞烟灭，夯土也没有了，路县故城遗址到底在哪，不得而知。
孙勐查找、分析了大量文献，发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料中明确记载，通州自西汉伊始就有设置路县县城，东汉之后，改名为潞县。清乾隆年间，通州的举人刘锡信曾对路县故城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了《潞县故城考》，收录在其《潞城考古录》一书中。
孙勐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便是确认到底有没有城，这需要找到形成闭合的四段城墙。孙勐说第一段城墙很难找，因为没有头绪和线索，于是他们先找到当地的文管所和上了年纪的老乡打听。当地一位老人说他小时候曾在哪里玩过，有城墙，后来还曾在那修过窑，取过土。有了范围线索后，勘探队伍大展身手，通过间隔只有1.1米的地毯式勘探后，终于在潞城镇古城村的周边发现了深埋于地下的城墙夯土。这段城墙便是故城的北城墙。
孙勐说第二段城墙找起来颇费周折，因为只给了他一周时间去找其他三段城墙。“文物保护只有一次机会。”因为如果没有找到城墙，以后在建设时挖掘出城墙了，就会对文物造成重大破坏，无法挽回，这给当时的孙勐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着急，当时就是很着急。”孙勐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
在确定一面城墙后，无法得知第二段城墙是向南还是向北拐。如果向北，就是往减河方向，减河附近有园林和水务，很难开展工作。于是，孙勐带领团队先往南进行勘探。南边难度不减，“最麻烦的是现场条件不具备，无法进行勘探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是像野外一大片空地那样。”当时孙勐面临的情况却是拆迁完的村子，地面留的是渣土，孙勐只能带着队员一点点把房基、渣土去掉，再进行勘探，非常繁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三天的尝试、调整，最终找到了北城墙拐到东城墙，即东城墙的北段位置。确定东城墙北段后，沿着城墙一直往南追，最后找到了东城墙南段，以及东城墙和南城墙拐弯处。北城墙和东城墙找到后，南城墙和西城墙的勘探就顺利多了。最终四面城墙闭合，形成一座城，确定了故城的存在。
路县故城处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北面，和市政府办公区仅隔一条兆善大街，是核心地理位置。
路县故城什么样
路县故城始于什么朝代？形制、规模如何？遗址内有什么重大发现？这些是孙勐接下来面临的任务。
因为城墙里包含物很少，没有包含物就无法判断年代。孙勐带领队伍在城内北部布设了三条东西方向、贯穿全城的探沟，进行钻探，了解到城内汉代文化层堆积的厚度约1～1.2米，且遗物较为丰富。根据地层和遗物，判断该城址的年代应不晚于西汉。
在东、西、南城墙基址外发现了城壕（即护城河）遗存，其走向与相对应的城墙基址一致，宽为25～28米。在城壕考古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从城内向城外排水的排水设施。孙勐介绍：“这很重要，说明这个城有很好的规划，有非常完备的公共设施。”
经过孙勐和同事们的进一步考古发现，路县故城的平面呈方型，方向为17度。四面城墙长555～606米不等，總面积约35万平方米，其形制和大小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非常标准的规制。这对于研究汉代北方区域和幽蓟地区基层社会的主要架构、管理机制和组织形式都有重要的考古和历史价值。
对路县故城的考古工作至今依然在进行着，孙勐介绍，有几大重要的考古发现。
2016年底至2017年初，在南距南城墙860米的西南屯村，考古发掘出一座唐代墓葬。墓主人为葬于唐成宗开成二年（837年）的幽州潞县县丞艾演，墓志记载“葬于古潞城南一里平原”。艾演的位置和墓志的记载，是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位置的有力佐证。“艾演墓的发现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史书记载多是讲路县故城的建制沿革，对地理位置的记载基本上是不清楚的。”孙勐介绍。
2017年，在城址外发掘一片遗址区，进一步揭开了路县故城的面纱。遗址区离城墙很近，最远离城墙近200余米。遗址区有一万六千平方米，在这个范围里，发掘了101口汉代水井，30处房址，还有道路等。“根据水井、房址的分布，我们认为遗址区是城外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区。因为汉代城市跟唐宋城市的理念、功能不一样。”孙勐进一步解释，唐代以后，城市开放，普通人都可以住在城里，但是汉代城里不会有大面积的普通居民的房屋，主要功能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
重要意义
2018年，在东城墙北段进行考古挖掘时，发现了瓮棺，在挖掘这段城墙的西侧时，孙勐发现这段城墙被北朝的房址破坏，被唐代的窑、墓葬破坏，“这基本上证明，到北朝、唐代时期，城就基本废弃了。因为城墙对于一个城来说非常重要，有专门的人看护，有军队的看守，不可能让人在城墙修墓葬、窑。”根据文献研究，唐代以后，潞县治所西迁，演变发展为明清时期的通州城。这一发现，对于通州城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判断，路县故城是迄今通州区发现的最早古城，为通州找到了“根”和“魂”。
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又筑城于此，这一选址与古人不谋而合，也符合北京城址从东向西不断发展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路县故城的挖掘，丰富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内涵。
孙勐津津有味地说起路县故城的名字。“名字叫路，可见其交通意义非常重要。”历史上，路县故城正北是渔阳郡，和守边有关;正西是两汉时期的蓟城，北京当时最重要的城;向东入海，可控制辽东，所以其军事意义也很重要。
2017年1月，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对路县故城城址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设立博物馆。对北京来讲，现存北京最多的城址是战国到汉代的城址，目前唯一做到原址保护，建遗址公园的，只有路县故城。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讲，对北京以后的大遗址保护，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北面
路县故城的挖掘，丰富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内涵。
考古挖掘现场
1.该城址北临运潮减河，南为玉带河大街，西到六环路和京秦铁路，东至丰字沟
2.清理出汉代、辽金和明清时期三条道路叠压，证明城址延续的时间很长
80后张鹊鸣是一个公交乘务员，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问不倒的活地图。北京公交387路从慧忠路东口到北京西站，这条路他走了不少于15000个往返。不仅北京的近900条公交线路他熟记于心，就连公交站旁有没有无障碍通道、有没有过街天桥他都知道。而在这背后，是他近20年来用自己的双脚踏遍了整个北京追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