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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石（砖）是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工匠们以自己的巧手在石头上刻画出丰富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为人们研究汉代的风俗和思想发展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资料，堪称两汉现实的一面镜子。乐舞宴饮是汉代画像石（砖）中较为常见的题材，两汉时期的乐舞宴饮图，再现了汉朝时期的舞蹈场面，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汉代社会蓬勃向上的社会风貌，而且体现出舞蹈特有的艺术美感和特点。
一、乐舞宴饮画像兴起的背景
汉画是一部百科全书，其中保留了关于汉代饮食的形象记载。汉代人事死如事生，他们认为灵魂不死，所以用石头的坚硬永恒铭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想象。在墓葬、祠堂、石棺上都刻画庖厨宴饮的画面。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汉代早期生产力水平较低，国家为保障粮食供给，严格限制饮酒。随着铁制农具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发展带动手工业和商业的活跃，一大批都市兴起，社会经济的繁荣为画像的出现和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的发展使得粮食逐渐增多，为酿酒业提供了条件，酒禁慢慢放开，饮酒之风较为盛行，在汉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汉代人的宴席上，除了酒是不可缺少的，还有乐舞。汉代统治者多来自楚地，受楚地好歌舞风俗影响较深，朝廷还设置掌管乐舞的机构——太乐令和乐府令，负责收集和整理民间俗乐和宫廷雅乐。
2.汉代统治者的推崇
以乐舞为宴饮助兴，活跃气氛，文献记载中例子较多。《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赴鴻门宴，项羽大将范增建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宴饮百戏是汉代家庭生活极为普遍的内容。郊庙祭祀有雅乐，民间祠祀有鼓舞乐，天子进食有食举乐，欢宴群臣有黄门鼓吹乐，振旅献捷有军乐，出行卤簿有鼓吹乐。富豪吏民宾婚嘉会有乐，丧葬有挽歌，甚至到了“‘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而小坐而责办歌舞，俳忧连笑伎戏’的地步”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中鼓铿，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僸俫兜离，罔不俱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这就是描写的帝王举行宴会时所演奏的《食举乐》的助兴情况。汉武帝时期，一度追求享乐，崇尚奢侈富贵。汉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月馆”汉武帝舅父丞相田蚡亦自称：“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百戏源远流长，据《文献通考》载：“杂戏盖起于秦汉，有鱼龙蔓延……安息五桉，都卢寻橦，丸剑、戏车、山车兴动雪，跟挂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火水转石，嗽雾扛鼎，象人、怪兽、舍利之戏，若此之类，不为不多矣。”百戏是混杂了体育技巧、魔术、歌舞装扮、杂耍游戏等各种表演于一体的节目总称，它广泛流行于民间，与俳优歌舞合称散乐。汉代统治者的喜爱，使得民间散乐逐渐传入宫廷。统治者的推崇及民间的喜爱推动乐舞百戏的广泛流行。
3.汉代厚葬之风的影响
画像石（砖）在汉代兴起的社会原因是汉代推崇厚葬。“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持一种‘天人合一’的终极宇宙观，它倾向于把自然与社会、心与物、超越与内省，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崇尚的是人化的自然，以人为主体，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主客观的统一。”中国自古重视丧葬礼仪，《荀子·礼论》中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礼记》中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汉代的皇帝即位后就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墓，准备各种珍奇随葬物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皇亲国戚等贵族也极力效仿，上行下效，统治阶层流行起厚葬，整个社会亦形成厚葬的风俗。东汉思想家王符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梓木便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债。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丧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厚葬是丧葬制度的具体体现，在汉代最为盛行。原因如下：
首先，两汉时，灵魂不灭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认为人死后还能在另外的世界继续生活。汉人多崇尚巫术，认为人到了阴间依然可以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所以“仅仅把汉墓安排成一个静止的理想世界并不能就此满足死后成仙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一个‘死而不亡’的境界，即灵魂可以脱离死去的躯壳继续生存甚至进入仙境的过程”在墓室的石头上雕刻出的题材内容反映出现实的日常，宴饮和乐舞百戏亦成为雕刻的重要部分，直接呈现给人们汉代的乐舞形态和社会风貌。
其次，两汉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儒家孝的观念在民间较为普遍，东汉实行“举孝廉”制，把“孝悌”作为选取官吏的主要标准，有些人在父母生前不孝，但是葬礼时亦大肆铺张，显示自己的孝行，这些因素使得厚葬风俗进一步发展。于是在东汉画像石发展到了新的高峰。蒋英炬先生总结过：“汉画像是艺术功能的终极效果，是从属于并满足着人们对死的观念和欲求，抚慰着生人的灵魂。”
4.外来文化的渗入
汉朝时期，中央与少数民族的联系逐渐紧密，汉代张骞和班超开拓、打通和巩固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西域的艺术形式传入中原，为汉代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丰富了乐舞百戏的表演形式。
二、全国范围内出土的乐舞宴饮画像
出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针织厂的汉墓乐舞宴饮图（图1），高85厘米，长135厘米，现藏于南阳汉画馆。画面中有一位女伎（发高高绾起）在挥舞长袖，翩翩起舞，其足踏盘，姿态优美动人。右上方有一女伎鼓瑟，一女伎吹管；左上方有三人伴奏；中间置有酒樽。画面上左有三人，一人正襟危坐，欣赏乐舞，一人举杯畅饮，一人和拍。画面下左部有一侍从捧盘，中间二人对坐着六博，右边有二人在高谈阔论。 这幅画像自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层次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一目了然。最上一层人物相对较小，中间一层人物形象大一些，清晰度增强；最下一层人物最清晰。这种布局符合近大远小的焦点透视规律，生动地展现出汉代宴会场面宏大的情景，更富有秩序感。
河南南阳出土的乐舞百戏与宴饮刻画在同一画面中（图2），上端左侧有一主人正襟危坐，手持耳杯畅饮，其旁置一建鼓，鼓面大而高度低，两名伎人手执桴边击鼓边起舞，身体明显小于坐在一侧的主人。画面下方刻有一条长案，案上摆满佳肴，有一圆盘放着炮制好的大鱼，头和尾伸出盘外，食案上另有3只肥鴨和4块饼状物，可谓钟鸣鼎食。此画像石中案上实物比例夸张，突出宴会的丰盛感，而人物却被压缩得很小，如此则凸显画面的空间感。（图2）
山东微山沟南出土的乐舞宴饮画像石（图3），画面可分为三格，左边为庖厨，一人汲水，一人切肉，二人杵臼。中格，有一座楼堂，楼上有二人在玩六博游戏，四人宴饮，另有侍者三人；楼下三人正要上楼进菜。右格是乐舞百戏，虎座建鼓立于中央，羽葆飘，二人击鼓，二人观看；下有二人长袖起舞，旁边有人伴奏。
山东诸城出土的一幅汉画像石（图4），内容包括宴饮、乐舞、百戏、拷打等。画面上部为刑罚过程，下部为乐舞、百戏图，“刻画三十二人，右方二人立于舞队旁，一人抬手，一人手拿长带。乐队二十一人，乐器有钟、鼓、竽、箫等。三个舞伎正在翩翩起舞，一人足踏地鼓。百戏表演者有六人。一老者左手执一 鼓（小鼓），是一说唱者。另有抛刀、倒立者”。整个画面人物清晰，显示了高超的雕刻艺术。
四川省郫县新胜乡出土的乐舞宴饮百戏图（图5），高81.5厘米，宽232厘米。画面整体端庄大方，右上角是厨房，里面一派繁忙景象，一人正卖力地吹火煮食，一个大厨在案边指手画脚地指挥做菜，厨房外有一侍者端菜。厨房下方有一辆马车，车马正拉紧缰绳，车上坐着来赴宴的女嘉宾。画面正中是一座二重檐的楼宇，为宴会的正厅。一楼有两根柱子支撑，主厅宽敞明亮，厅内有五人席地而坐，面前放置有酒和食器，其中三人正在品尝美酒，左边二人手指厅外，似乎在向客人介绍正在进行的精彩表演；厅外场地宽阔，舞乐百戏热闹非凡：右上部为戴竿表演，艺伎跪地，头顶一竿，顶端有一圆盘。顶竿者左边有艺人在叠案演出，姿态优美。最左边是两个席地而坐的抚琴者在伴奏。她们下方是两名舞者，挥动长袖，翩翩起舞。此画面堪称一幅完整的宴乐图，有宾客光临、款待宾客、向嘉宾介绍乐舞百戏表演，而乐舞百戏有条不紊地进行，环环相扣，流畅完整。
四川成都出土的乐舞宴饮图（图6）画面分为两部分，上面的一组四人为坐姿，下面两人为立姿。右下方有个翩翩起舞的女子，发髻高绾，广袖长带，长衣拖地，裙摆宽大，右臂斜向前伸，袖带飘飘而垂，左臂高举甩袖，身体婉转曲折，动作洒脱优美。左下角有一人击鼓，峨冠博带，左手举槌，正要敲击地上之鼓，右手伸出衣袖，似乎在配合节点。另一区域在画面的上部，右上方一男一女均席地而坐，男子身着宽袖长袍，女性头上绾有双髻，他们正聚精会神地欣赏乐舞表演。左上角有一人在抚琴伴奏。画面上方置有二案，案前放有樽、杯、勺等饮酒器具。此画像布置像是一场家庭聚会，画面采用分区构图法，使得整个情景有一定的秩序，动与静的对比较为明显。
南阳地区乐舞百戏画像的特点为：1.画面夸张而不失朴实，比如对乐舞者形象的刻画，常常突出某一种动作和神态，来展示表演者的优美和技巧。2.舞蹈多与百戏技艺组合，使得观众的审美要求提高，舞蹈动作追求高难度和刺激感。
山东地区乐舞画像的特点是：1.线条刻画较为成熟，对物象的细部描绘较为细腻，分层分格的画像布局和各种散点透视的构图，形成了罗列万象、井然有序的画面。2.画面内容繁多，细致绵密，气势恢宏。
四川地区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有以下几个特点：1.内容以现实生活为样本，构图比较简洁大方，内容庞杂的场面也多简而化之。2.造型上多用线条勾勒和表现。
三、结语
汉画像石是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工匠们以自己的巧手在石头上刻画出丰富而生动的艺术形象，生动地折射出两汉的社会生活，为人们研究汉代的风俗和思想发展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资料，堪称两汉现实的一面镜子。冯其庸先生认为它是“敦煌前的敦煌”。翦伯赞在《秦汉史》序中对画像石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地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系统地搜集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
两汉时期的乐舞宴饮图，不但再现了汉朝时期的舞蹈场面，生动逼真地反映了两汉时期气势磅礴的社会风貌，其中乐舞百戏的艺术形象体现了当时社会审美标准；蕴含着儒家思想和粗犷豪放的风气；舞者婀娜轻盈的身姿和惊险的动作，体现出丰富的美学意境；为研究汉代艺术史和文化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一、乐舞宴饮画像兴起的背景
汉画是一部百科全书，其中保留了关于汉代饮食的形象记载。汉代人事死如事生，他们认为灵魂不死，所以用石头的坚硬永恒铭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想象。在墓葬、祠堂、石棺上都刻画庖厨宴饮的画面。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汉代早期生产力水平较低，国家为保障粮食供给，严格限制饮酒。随着铁制农具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发展带动手工业和商业的活跃，一大批都市兴起，社会经济的繁荣为画像的出现和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的发展使得粮食逐渐增多，为酿酒业提供了条件，酒禁慢慢放开，饮酒之风较为盛行，在汉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汉代人的宴席上，除了酒是不可缺少的，还有乐舞。汉代统治者多来自楚地，受楚地好歌舞风俗影响较深，朝廷还设置掌管乐舞的机构——太乐令和乐府令，负责收集和整理民间俗乐和宫廷雅乐。
2.汉代统治者的推崇
以乐舞为宴饮助兴，活跃气氛，文献记载中例子较多。《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赴鴻门宴，项羽大将范增建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宴饮百戏是汉代家庭生活极为普遍的内容。郊庙祭祀有雅乐，民间祠祀有鼓舞乐，天子进食有食举乐，欢宴群臣有黄门鼓吹乐，振旅献捷有军乐，出行卤簿有鼓吹乐。富豪吏民宾婚嘉会有乐，丧葬有挽歌，甚至到了“‘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而小坐而责办歌舞，俳忧连笑伎戏’的地步”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中鼓铿，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僸俫兜离，罔不俱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这就是描写的帝王举行宴会时所演奏的《食举乐》的助兴情况。汉武帝时期，一度追求享乐，崇尚奢侈富贵。汉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月馆”汉武帝舅父丞相田蚡亦自称：“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百戏源远流长，据《文献通考》载：“杂戏盖起于秦汉，有鱼龙蔓延……安息五桉，都卢寻橦，丸剑、戏车、山车兴动雪，跟挂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火水转石，嗽雾扛鼎，象人、怪兽、舍利之戏，若此之类，不为不多矣。”百戏是混杂了体育技巧、魔术、歌舞装扮、杂耍游戏等各种表演于一体的节目总称，它广泛流行于民间，与俳优歌舞合称散乐。汉代统治者的喜爱，使得民间散乐逐渐传入宫廷。统治者的推崇及民间的喜爱推动乐舞百戏的广泛流行。
3.汉代厚葬之风的影响
画像石（砖）在汉代兴起的社会原因是汉代推崇厚葬。“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持一种‘天人合一’的终极宇宙观，它倾向于把自然与社会、心与物、超越与内省，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崇尚的是人化的自然，以人为主体，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主客观的统一。”中国自古重视丧葬礼仪，《荀子·礼论》中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礼记》中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汉代的皇帝即位后就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墓，准备各种珍奇随葬物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皇亲国戚等贵族也极力效仿，上行下效，统治阶层流行起厚葬，整个社会亦形成厚葬的风俗。东汉思想家王符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梓木便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债。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丧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厚葬是丧葬制度的具体体现，在汉代最为盛行。原因如下：
首先，两汉时，灵魂不灭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认为人死后还能在另外的世界继续生活。汉人多崇尚巫术，认为人到了阴间依然可以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所以“仅仅把汉墓安排成一个静止的理想世界并不能就此满足死后成仙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一个‘死而不亡’的境界，即灵魂可以脱离死去的躯壳继续生存甚至进入仙境的过程”在墓室的石头上雕刻出的题材内容反映出现实的日常，宴饮和乐舞百戏亦成为雕刻的重要部分，直接呈现给人们汉代的乐舞形态和社会风貌。
其次，两汉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儒家孝的观念在民间较为普遍，东汉实行“举孝廉”制，把“孝悌”作为选取官吏的主要标准，有些人在父母生前不孝，但是葬礼时亦大肆铺张，显示自己的孝行，这些因素使得厚葬风俗进一步发展。于是在东汉画像石发展到了新的高峰。蒋英炬先生总结过：“汉画像是艺术功能的终极效果，是从属于并满足着人们对死的观念和欲求，抚慰着生人的灵魂。”
4.外来文化的渗入
汉朝时期，中央与少数民族的联系逐渐紧密，汉代张骞和班超开拓、打通和巩固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西域的艺术形式传入中原，为汉代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丰富了乐舞百戏的表演形式。
二、全国范围内出土的乐舞宴饮画像
出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针织厂的汉墓乐舞宴饮图（图1），高85厘米，长135厘米，现藏于南阳汉画馆。画面中有一位女伎（发高高绾起）在挥舞长袖，翩翩起舞，其足踏盘，姿态优美动人。右上方有一女伎鼓瑟，一女伎吹管；左上方有三人伴奏；中间置有酒樽。画面上左有三人，一人正襟危坐，欣赏乐舞，一人举杯畅饮，一人和拍。画面下左部有一侍从捧盘，中间二人对坐着六博，右边有二人在高谈阔论。 这幅画像自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层次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一目了然。最上一层人物相对较小，中间一层人物形象大一些，清晰度增强；最下一层人物最清晰。这种布局符合近大远小的焦点透视规律，生动地展现出汉代宴会场面宏大的情景，更富有秩序感。
河南南阳出土的乐舞百戏与宴饮刻画在同一画面中（图2），上端左侧有一主人正襟危坐，手持耳杯畅饮，其旁置一建鼓，鼓面大而高度低，两名伎人手执桴边击鼓边起舞，身体明显小于坐在一侧的主人。画面下方刻有一条长案，案上摆满佳肴，有一圆盘放着炮制好的大鱼，头和尾伸出盘外，食案上另有3只肥鴨和4块饼状物，可谓钟鸣鼎食。此画像石中案上实物比例夸张，突出宴会的丰盛感，而人物却被压缩得很小，如此则凸显画面的空间感。（图2）
山东微山沟南出土的乐舞宴饮画像石（图3），画面可分为三格，左边为庖厨，一人汲水，一人切肉，二人杵臼。中格，有一座楼堂，楼上有二人在玩六博游戏，四人宴饮，另有侍者三人；楼下三人正要上楼进菜。右格是乐舞百戏，虎座建鼓立于中央，羽葆飘，二人击鼓，二人观看；下有二人长袖起舞，旁边有人伴奏。
山东诸城出土的一幅汉画像石（图4），内容包括宴饮、乐舞、百戏、拷打等。画面上部为刑罚过程，下部为乐舞、百戏图，“刻画三十二人，右方二人立于舞队旁，一人抬手，一人手拿长带。乐队二十一人，乐器有钟、鼓、竽、箫等。三个舞伎正在翩翩起舞，一人足踏地鼓。百戏表演者有六人。一老者左手执一 鼓（小鼓），是一说唱者。另有抛刀、倒立者”。整个画面人物清晰，显示了高超的雕刻艺术。
四川省郫县新胜乡出土的乐舞宴饮百戏图（图5），高81.5厘米，宽232厘米。画面整体端庄大方，右上角是厨房，里面一派繁忙景象，一人正卖力地吹火煮食，一个大厨在案边指手画脚地指挥做菜，厨房外有一侍者端菜。厨房下方有一辆马车，车马正拉紧缰绳，车上坐着来赴宴的女嘉宾。画面正中是一座二重檐的楼宇，为宴会的正厅。一楼有两根柱子支撑，主厅宽敞明亮，厅内有五人席地而坐，面前放置有酒和食器，其中三人正在品尝美酒，左边二人手指厅外，似乎在向客人介绍正在进行的精彩表演；厅外场地宽阔，舞乐百戏热闹非凡：右上部为戴竿表演，艺伎跪地，头顶一竿，顶端有一圆盘。顶竿者左边有艺人在叠案演出，姿态优美。最左边是两个席地而坐的抚琴者在伴奏。她们下方是两名舞者，挥动长袖，翩翩起舞。此画面堪称一幅完整的宴乐图，有宾客光临、款待宾客、向嘉宾介绍乐舞百戏表演，而乐舞百戏有条不紊地进行，环环相扣，流畅完整。
四川成都出土的乐舞宴饮图（图6）画面分为两部分，上面的一组四人为坐姿，下面两人为立姿。右下方有个翩翩起舞的女子，发髻高绾，广袖长带，长衣拖地，裙摆宽大，右臂斜向前伸，袖带飘飘而垂，左臂高举甩袖，身体婉转曲折，动作洒脱优美。左下角有一人击鼓，峨冠博带，左手举槌，正要敲击地上之鼓，右手伸出衣袖，似乎在配合节点。另一区域在画面的上部，右上方一男一女均席地而坐，男子身着宽袖长袍，女性头上绾有双髻，他们正聚精会神地欣赏乐舞表演。左上角有一人在抚琴伴奏。画面上方置有二案，案前放有樽、杯、勺等饮酒器具。此画像布置像是一场家庭聚会，画面采用分区构图法，使得整个情景有一定的秩序，动与静的对比较为明显。
南阳地区乐舞百戏画像的特点为：1.画面夸张而不失朴实，比如对乐舞者形象的刻画，常常突出某一种动作和神态，来展示表演者的优美和技巧。2.舞蹈多与百戏技艺组合，使得观众的审美要求提高，舞蹈动作追求高难度和刺激感。
山东地区乐舞画像的特点是：1.线条刻画较为成熟，对物象的细部描绘较为细腻，分层分格的画像布局和各种散点透视的构图，形成了罗列万象、井然有序的画面。2.画面内容繁多，细致绵密，气势恢宏。
四川地区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有以下几个特点：1.内容以现实生活为样本，构图比较简洁大方，内容庞杂的场面也多简而化之。2.造型上多用线条勾勒和表现。
三、结语
汉画像石是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工匠们以自己的巧手在石头上刻画出丰富而生动的艺术形象，生动地折射出两汉的社会生活，为人们研究汉代的风俗和思想发展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资料，堪称两汉现实的一面镜子。冯其庸先生认为它是“敦煌前的敦煌”。翦伯赞在《秦汉史》序中对画像石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地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系统地搜集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
两汉时期的乐舞宴饮图，不但再现了汉朝时期的舞蹈场面，生动逼真地反映了两汉时期气势磅礴的社会风貌，其中乐舞百戏的艺术形象体现了当时社会审美标准；蕴含着儒家思想和粗犷豪放的风气；舞者婀娜轻盈的身姿和惊险的动作，体现出丰富的美学意境；为研究汉代艺术史和文化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