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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深厚的伊斯兰文化底蕴，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多用蓝绿色调。礼，也是穆斯林“五功”之一，不仅包括每日的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每星期五的主麻日聚礼，还有更盛大的开斋节、古尔邦节会礼。
绿色的“乐园”
穆斯林喜爱绿色，确实与伊斯兰教诞生地——阿拉伯半岛的环境密切相关。希提在他最著名的《阿拉伯通史》里面有这样的描述：“阿拉比亚是最干燥、最炎热的地方之一。这个地方，东西两面都临海，但是那两个海都很狭窄，海水所发出的水蒸汽，不足以影响亚非两洲常年无雨的大陆性气候。南面的印度洋，固然能将雨水送到这个地方来，但按时吹拂这个地方的热风，不能给内部地区带来多少雨量……”
漫步在银川街头，绿色亦时时映入眼帘。南关清真大寺的礼拜殿，特征是翠绿柔和的三个尖顶圆包；大寺周围，修葺一新的嫩绿色尖拱屋顶和门楣，清新秀丽。但凡节日，礼拜殿前、屋顶廊檐都会插满绿色的旗帜，猎猎舞动。碰上经学堂的毕业典礼，还可以看到隆重的“穿衣”仪式。传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这样为赴叶门传教的弟子送行：他把自己穿过的绿袍赐给了弟子，以示重任。因此，给学生穿上绿袍，便意味着他获得了阿訇的资格。离开清真寺，沿街清真商店的牌匾、清真食品商标和装潢的底色，都是养眼的、沉着的墨绿。驱车到银川平原或宁南山村，但见4000多座清真寺散布在宁夏各地，它们规模不一、风格迥异，可是多有绿色的基调和韵味，在苍茫起伏的黄土丘中愈显清新、夺目。
最圣洁的白
白色是穆斯林节日服装的主要基调。无论身在何处，回族穆斯林每周的5次礼拜，都要朝向西方——麦加天房“卡尔白”的方向。每年伊斯兰历的第12个月，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要聚集在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觐。朝觐者在踏上圣地前，都要脱去常服，脱去人间的各种虚伪、炫耀、高低、贵贱，换上统一的两片不加缝制的白色戒衣，以示彼此一样、本无区别。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便成为“哈吉”了。终其一生，朝觐是每一个穆斯林的理想。其实就在银川，每年最隆重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三大节日中，沐浴净身，头戴白帽，参与在跪拜、祈祷的队伍中间时，白色已经给了人无数的洗礼。
回族的葬礼，也是以白色为主调的。参加葬礼的每一个男性，都要戴白色的号帽。“无常”（去世）了的穆斯林，要先洗大净，然后以白布裹身，质本洁来还洁去，所以《穆斯林的葬礼》中有这样的情节：“洞门越来越小了，已经看不见新月的全身了，黑幽幽的‘拉赫’（墓坑）中，只能看見一点模糊的白光……他的手停住了，痴痴地看着那一点白光。”
“回青”胜于蓝
蓝色也是全世界穆斯林喜好的颜色之一。与白色大量用于服饰不同，这个偏好更多地体现在建筑、瓷器等艺术之中。提到陶瓷，我们都知道景德镇。实际上，中东国家的陶瓷工艺，在世界陶瓷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人、波斯人很早就掌握了陶瓷上彩上釉的技术。后来，波斯人又将烧制五色琉璃的技巧加以改进，率先开拓了彩瓷加工法，取代了传统的镶嵌细工，这些工艺先后被回族穆斯林先民带到了中国。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受波斯、阿拉伯文化影响逐渐加大。到了明代，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回族穆斯林又引进了产于波斯一带的“苏麻离青”、“回青”、“霁红料”等色料以及回回瓷器的式样造型，如汤瓶、抱月瓶、长颈方口折壶、天球瓶、八角烛台、长颈水罐等。此外还引进了华丽的几何、植物纹样、阿拉伯书法等带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图案装饰。
由回青瓷等瓷器、艺术品记录的中阿友好交流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族穆斯林独到的审美观念及其艺术的兼容性和广博性，也充分体现了回族穆斯林的善于学习、善于综合与创新。
融入“中国红”
绿、白、黑、蓝……回族最喜欢的这些色彩，都有伊斯兰的文化底蕴。回族先民自7世纪初进入中国，到元代“遍及天下”，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还会与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相碰撞，受到这片土地和这方人的影响。
尽管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在日常建筑和装饰中，很少使用红色，但回族穆斯林在清真寺、民居建筑中也运用了红色。我认为，这充分说明回族受到了汉文化的色彩审美影响。
在中国，红色一般象征着醒目、庄重、喜庆、吉祥……例如北京故宫的红墙，庄重醒目，显示出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上行下效”，许多官宦人家以及著名佛道庙观，也把主体建筑的梁、柱、枋、门、窗等漆成大红颜色。及至民间，老百姓在喜庆的婚礼、节日期间，更是把红色运用得酣畅淋漓：新娘子的鲜红色衣装、红色匾额、红色灯笼、大红色喜字、形态各异的大红色剪纸等装饰，营造喜庆气氛。这一审美色彩在汉族等兄弟民族中普遍流行，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尚红”的审美文化心理。
其实，回族人家日常生活中，早就认同了红色的喜庆寓意。女性的盖头，粉红、洋红、紫红、红花，逐渐流行。婚礼上，无论多热，新娘子要穿红色的夹袄。新娘子的头上也要搭红盖头：一块红绸子或者红纱巾。新婚的家俱，如木质的面柜，往往要漆成大红色……如此看来，“中国红”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感染力委实是令人叹服的。
绿色的“乐园”
穆斯林喜爱绿色，确实与伊斯兰教诞生地——阿拉伯半岛的环境密切相关。希提在他最著名的《阿拉伯通史》里面有这样的描述：“阿拉比亚是最干燥、最炎热的地方之一。这个地方，东西两面都临海，但是那两个海都很狭窄，海水所发出的水蒸汽，不足以影响亚非两洲常年无雨的大陆性气候。南面的印度洋，固然能将雨水送到这个地方来，但按时吹拂这个地方的热风，不能给内部地区带来多少雨量……”
漫步在银川街头，绿色亦时时映入眼帘。南关清真大寺的礼拜殿，特征是翠绿柔和的三个尖顶圆包；大寺周围，修葺一新的嫩绿色尖拱屋顶和门楣，清新秀丽。但凡节日，礼拜殿前、屋顶廊檐都会插满绿色的旗帜，猎猎舞动。碰上经学堂的毕业典礼，还可以看到隆重的“穿衣”仪式。传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这样为赴叶门传教的弟子送行：他把自己穿过的绿袍赐给了弟子，以示重任。因此，给学生穿上绿袍，便意味着他获得了阿訇的资格。离开清真寺，沿街清真商店的牌匾、清真食品商标和装潢的底色，都是养眼的、沉着的墨绿。驱车到银川平原或宁南山村，但见4000多座清真寺散布在宁夏各地，它们规模不一、风格迥异，可是多有绿色的基调和韵味，在苍茫起伏的黄土丘中愈显清新、夺目。
最圣洁的白
白色是穆斯林节日服装的主要基调。无论身在何处，回族穆斯林每周的5次礼拜，都要朝向西方——麦加天房“卡尔白”的方向。每年伊斯兰历的第12个月，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要聚集在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觐。朝觐者在踏上圣地前，都要脱去常服，脱去人间的各种虚伪、炫耀、高低、贵贱，换上统一的两片不加缝制的白色戒衣，以示彼此一样、本无区别。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便成为“哈吉”了。终其一生，朝觐是每一个穆斯林的理想。其实就在银川，每年最隆重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三大节日中，沐浴净身，头戴白帽，参与在跪拜、祈祷的队伍中间时，白色已经给了人无数的洗礼。
回族的葬礼，也是以白色为主调的。参加葬礼的每一个男性，都要戴白色的号帽。“无常”（去世）了的穆斯林，要先洗大净，然后以白布裹身，质本洁来还洁去，所以《穆斯林的葬礼》中有这样的情节：“洞门越来越小了，已经看不见新月的全身了，黑幽幽的‘拉赫’（墓坑）中，只能看見一点模糊的白光……他的手停住了，痴痴地看着那一点白光。”
“回青”胜于蓝
蓝色也是全世界穆斯林喜好的颜色之一。与白色大量用于服饰不同，这个偏好更多地体现在建筑、瓷器等艺术之中。提到陶瓷，我们都知道景德镇。实际上，中东国家的陶瓷工艺，在世界陶瓷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人、波斯人很早就掌握了陶瓷上彩上釉的技术。后来，波斯人又将烧制五色琉璃的技巧加以改进，率先开拓了彩瓷加工法，取代了传统的镶嵌细工，这些工艺先后被回族穆斯林先民带到了中国。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受波斯、阿拉伯文化影响逐渐加大。到了明代，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回族穆斯林又引进了产于波斯一带的“苏麻离青”、“回青”、“霁红料”等色料以及回回瓷器的式样造型，如汤瓶、抱月瓶、长颈方口折壶、天球瓶、八角烛台、长颈水罐等。此外还引进了华丽的几何、植物纹样、阿拉伯书法等带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图案装饰。
由回青瓷等瓷器、艺术品记录的中阿友好交流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族穆斯林独到的审美观念及其艺术的兼容性和广博性，也充分体现了回族穆斯林的善于学习、善于综合与创新。
融入“中国红”
绿、白、黑、蓝……回族最喜欢的这些色彩，都有伊斯兰的文化底蕴。回族先民自7世纪初进入中国，到元代“遍及天下”，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还会与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相碰撞，受到这片土地和这方人的影响。
尽管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在日常建筑和装饰中，很少使用红色，但回族穆斯林在清真寺、民居建筑中也运用了红色。我认为，这充分说明回族受到了汉文化的色彩审美影响。
在中国，红色一般象征着醒目、庄重、喜庆、吉祥……例如北京故宫的红墙，庄重醒目，显示出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上行下效”，许多官宦人家以及著名佛道庙观，也把主体建筑的梁、柱、枋、门、窗等漆成大红颜色。及至民间，老百姓在喜庆的婚礼、节日期间，更是把红色运用得酣畅淋漓：新娘子的鲜红色衣装、红色匾额、红色灯笼、大红色喜字、形态各异的大红色剪纸等装饰，营造喜庆气氛。这一审美色彩在汉族等兄弟民族中普遍流行，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尚红”的审美文化心理。
其实，回族人家日常生活中，早就认同了红色的喜庆寓意。女性的盖头，粉红、洋红、紫红、红花，逐渐流行。婚礼上，无论多热，新娘子要穿红色的夹袄。新娘子的头上也要搭红盖头：一块红绸子或者红纱巾。新婚的家俱，如木质的面柜，往往要漆成大红色……如此看来，“中国红”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感染力委实是令人叹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