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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22日，西柏坡——
傅作义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我半生戎马，除了抗战外，罪恶不小。”
毛泽东马上回道：“你和平解放北平，功劳很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同时也是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胜利70周年。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以北平和平解放而宣告结束。那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防务。“北平方式”，保全了1200年古城珍贵的历史建筑及文物古籍，也保证了当时200余万老百姓的安宁。这一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1千余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定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古都北平到首都北京，与新中国同龄的新北京，见证新中国创造的累累硕果、非凡奇迹。
如今，每当谈到北平的和平解放，人们就自然地想到当时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是他，在这场攸关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经过反复思考，反复较量，终于摆脱了蒋介石集团的羁绊，顺应时代的潮流，站到了人民这边。
而傅作义最终“决定服从人民”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
2月19日，己亥年元宵节当天，今年为数不多的一场冬雪为天津这座城市裹上了银装。上午9时刚过，位于红桥区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门前就停了几辆大巴车，参观的人群已陆续向馆内走去。
平津战役纪念馆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修建的、全面展现平津战役伟大胜利的专题纪念馆。自1997年7月23日建成开馆以来，已先后接待国内外观众2000多万人次。
解放军进入北平。
纪念馆的正门口是由两根高12米、五种红色花岗岩砌成的圆柱构成胜利门，柱顶分别伫立着两尊高4.7米的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战士鸣枪欢庆胜利的锻铜塑像，象征着东北、华北两大区军民携手并肩夺取平津战役的胜利。
序厅正中央有铸铜雕像《走向胜利》，表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的领袖风采。墙壁上毛泽东主席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手迹浮雕熠熠生辉。环周巨幅壁画《胜利交响诗》，反映了东北、华北两大区军民英勇奋战、夺取战役胜利的宏大场面。
馆内的一件件展品，仿佛将人们拉回到了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研究了华北作战对策。蒋介石认为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较长时间的休整，华北“不至遽受威胁”，而固守平津，钳制东北、华北解放军南下，有利于南线的作战。因此，会议确定了“暂守平津，确保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
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平津战役打响前，从国共双方的军事部署上看，双方指挥者的谋略就已见高下。与蒋介石、傅作义“暂守平津”的犹豫态度截然不同，中央军委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时机成熟就地歼灭”。
这一作战方针是在分析全国战场形势后所制定的——在解放战争进行的两年后，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壮大到280万人。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
解放军攻入天津，在金汤桥会师。
为创造出最有利的局面，中央军委决定，华北军区第3兵团撤围归绥，移至集宁一带，这一部署是为随后出其不意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西逃之路做准备;命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缓攻太原，目的是给傅作义集团南逃西撤产生幻觉。命令华北军区第2兵团由涿县北上，东北先遣兵团由蓟县西进，断绝敌人援军和主力之间的聯系。另一方面，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迅速结束休整参与到华北战场。中央军委在发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部署，东北地方的报纸和电台要加强对东北庆祝胜利的报道，并与傅作义进行和谈，造成东北野战军无意入关的假象，使傅作义错误地认为平津一带暂时可以高枕无忧，从而放松了警惕。
但实际上，经过必要的休整，1948年11月23日，80多万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从长城沿线取捷径或隐蔽或公开地挥师入关，与先期入关的先遣兵团一道，从11月29日开始以神速动作，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战术，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战术发起攻击。
王培军告诉记者，新保安位于沙城和下花园之间，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这里东距北平130公里，西距张家口80公里。当时，傅作义的王牌军35军在撤返北平的途中，被华北军区2兵团包围于此地。
此间，傅作义感到局势危急，便派出崔载之、李炳泉与我军接触，双方谈判代表在讨论如何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时，由于双方的想法和立场距离很大，很难谈出结果。双方谈了十多天，没有明显进展，但是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意图。而逼迫傅作义走和谈之路则是上上策，必须对新保安之敌实施军事打击，给傅作义重击。 “要知道，35军当时不是步行，而是开着400辆美制十轮卡车，沿着平张大路回撤北平，速度是相当快的，而解放军只能凭双腿来追。”王培军说，但1948年12月6日、7日，敌35军在从张家口返回北平的路上，却没有做到“兵贵神速”、连夜赶路，反而神使鬼差地在鸡鸣驿一带就地宿营，“正是35军这骄兵必败的睡觉，周边整夜尽是拼命赶来的解放军战士和当地百姓挥镐在冻得坚硬的土地上挖掘战壕和破坏公路的声音。”
结果是，敌35军东撤北平的道路被切断，只好边打边撤，退到新保安，就再也未能冲出去。解放军在围困新保安15天后，1948年12月22日上午7时，华北军区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四纵炮兵一团向新保安发动总攻，打响了平津战役中逐个歼灭的第一战。经过10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
痛失王牌军的傅作义被我军困于平张线的同时，毛泽东又对其在政治上发动强大的攻势。中共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声明，提出了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
王培军表示，把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一是为了保护他，因为蒋介石对傅作义与中共接触已有所耳闻;二是为了敦促其接受谈判条件。
不过，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傅作义虽然试着走和谈的道路，但他仍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想要拖延时间。
“毛泽东决定再给傅作义一点颜色，这就是围攻傅作义眼皮底下的天津城。”王培军说。
天津作为国民党平津防线的重要支撑点，也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工商城市，是北平的门户。对傅作义来说，守住天津无疑增加了谈判的筹码。因此，他命陈长捷坐镇天津，后者自诩“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企图依托坚固的防御体系进行顽抗，拒绝放下武器。
1949年1月4日，天津前线总指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确定了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金汤桥会师。”
由于陈长捷等人一再拖延和平解放天津，而此时我军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围困，不可能无限期地等待，最终不得不对天津采取军事行动，用武力解决天津问题。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刘亚楼一声令下，538门大炮万炮齐发，34万解放军如潮水般向天津发起总攻。用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沈岩的话来说，解放军的炮弹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只打敌军，不打百姓”。仅29个小时，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并活捉了陈长捷。17日，我军占领塘沽，阻挡了敌人向南海上逃跑的通道。
沈岩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多兵种联合作战。它的胜败关系着北平和谈的走向，这一战对国共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
“在天津战役开战之前，解放军就已经拿到了一张详细的国民党军天津城防图，图中以不同的符号标明了国民党在天津城内的碉堡、暗堡、护城河、护城墙的位置、大小以及雷区的分布。”沈岩表示，天津地下党和当地百姓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平联合办事处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关于释放战俘电致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函。
“当时天气寒冷，但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宁愿睡大街也不会打扰当地百姓，即使只是问他们要了一点热水，也会拿粮票进行交换，不白拿百姓一分一毫。”沈岩说，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知道解放军是人民的部队，“选择解放军，就是选择了希望。”
虽然天津最终未能实现和平解放，但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避免使用武力的诚意和对和平的希望。天津战役的重大胜利切断了华北敌军的海上退路，使北平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为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平当时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拥有200万人口和众多名胜古迹、人文景观。中央军委为了保护这座文化古城免遭战火的破坏，在制定平津战役作战方针时就决定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傅作义也深知北平是历史文化名城，一旦在北平开战，任何决策者都将成为历史罪人，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9 年3 月25 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到北平。图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随着天津战役的胜利，傅作义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最终幻想也被打破，他不得不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迅速作出最后抉择。
“毫无疑问，天津解放给傅作义造成了强烈的心理打击，这使他意识到，如果无限期拖延，北平就会遭遇天津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接受和平的条件。”在沈岩看来，在大是大非面前，傅作义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对他的评价总体上应该还是比较正面的。”
此外，沈岩补充道，北平和平解放也是各方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平津战役发起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想方设法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身边的下属、挚友，乃至亲人，不是地下党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这些人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她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天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为我党收集情报。北平和谈期间，党组织将她派到北平，专门做父亲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经常带回一些进步的报纸放在父亲的书桌上，观察父亲的阅读情况。而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傅冬菊将父亲的情绪和思想变化及时汇报党组织，使我党对傅作义的情况了如指掌。
刘后同则作为傅作义的老师和密友，在北平和谈期间，在他身边陪伴了85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规劝他弃暗投明。刘后同也被人们誉为“和平老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傅作义身边隐藏最深的共产党员阎又文。阎又文与傅作义同乡，任傅部的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是傅最信任最器重的幕僚。但傅作义不知道的是，早在1938年，阎又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一度与党失去联系，但他被“激活”后，充分显示了对党不变的忠诚。
阎又文在1962年逝世，至死都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直到2009年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北京市档案馆举办“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阎又文的名字才第一次与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与此同时，北平地下党还发动各界群众，开展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使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成为当时北平人民的一致要求。
1948年12月中旬，傅作义邀请了20多位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到中南海座谈，畅谈时局。他没想到这些文人墨客、社会名流几乎是众口一辞，都劝他认清时局，放下武器。特别是徐悲鸿，直接跟傅作义说：“当前是战则亡、和则安，北平200多万民众的身家性命系于将军你一人之身啊！” 傅作义对每一个人的发言都听得十分认真。末了，他用一句话结束了会议：“我本人非常感谢诸君直言不讳的发言！”
最终，1949年1月19日，傅作义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于21日上午，召集高級将领会议宣布该协议书，并要求立即传达各部队。从23日开始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出城待编;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北平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整个城市沸腾了。
王培军对毛泽东在指挥平津战役过程中的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和灵活高超的战略艺术赞不绝口，“平津战役取得胜利的意义在于创造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绥远方式。这三种方式为全中国的解放提供了范例。”
傅作义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我半生戎马，除了抗战外，罪恶不小。”
毛泽东马上回道：“你和平解放北平，功劳很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同时也是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胜利70周年。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以北平和平解放而宣告结束。那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防务。“北平方式”，保全了1200年古城珍贵的历史建筑及文物古籍，也保证了当时200余万老百姓的安宁。这一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1千余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定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古都北平到首都北京，与新中国同龄的新北京，见证新中国创造的累累硕果、非凡奇迹。
如今，每当谈到北平的和平解放，人们就自然地想到当时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是他，在这场攸关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经过反复思考，反复较量，终于摆脱了蒋介石集团的羁绊，顺应时代的潮流，站到了人民这边。
而傅作义最终“决定服从人民”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
围攻傅作义眼皮下的天津城
2月19日，己亥年元宵节当天，今年为数不多的一场冬雪为天津这座城市裹上了银装。上午9时刚过，位于红桥区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门前就停了几辆大巴车，参观的人群已陆续向馆内走去。
平津战役纪念馆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修建的、全面展现平津战役伟大胜利的专题纪念馆。自1997年7月23日建成开馆以来，已先后接待国内外观众2000多万人次。
纪念馆的正门口是由两根高12米、五种红色花岗岩砌成的圆柱构成胜利门，柱顶分别伫立着两尊高4.7米的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战士鸣枪欢庆胜利的锻铜塑像，象征着东北、华北两大区军民携手并肩夺取平津战役的胜利。
序厅正中央有铸铜雕像《走向胜利》，表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的领袖风采。墙壁上毛泽东主席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手迹浮雕熠熠生辉。环周巨幅壁画《胜利交响诗》，反映了东北、华北两大区军民英勇奋战、夺取战役胜利的宏大场面。
把傅作义列入名单，一是为了保护他，因为蒋介石对傅作义与中共接触已有所耳闻;二是为了敦促其接受谈判条件。
馆内的一件件展品，仿佛将人们拉回到了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研究了华北作战对策。蒋介石认为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较长时间的休整，华北“不至遽受威胁”，而固守平津，钳制东北、华北解放军南下，有利于南线的作战。因此，会议确定了“暂守平津，确保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
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平津战役打响前，从国共双方的军事部署上看，双方指挥者的谋略就已见高下。与蒋介石、傅作义“暂守平津”的犹豫态度截然不同，中央军委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时机成熟就地歼灭”。
这一作战方针是在分析全国战场形势后所制定的——在解放战争进行的两年后，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壮大到280万人。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
为创造出最有利的局面，中央军委决定，华北军区第3兵团撤围归绥，移至集宁一带，这一部署是为随后出其不意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西逃之路做准备;命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缓攻太原，目的是给傅作义集团南逃西撤产生幻觉。命令华北军区第2兵团由涿县北上，东北先遣兵团由蓟县西进，断绝敌人援军和主力之间的聯系。另一方面，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迅速结束休整参与到华北战场。中央军委在发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部署，东北地方的报纸和电台要加强对东北庆祝胜利的报道，并与傅作义进行和谈，造成东北野战军无意入关的假象，使傅作义错误地认为平津一带暂时可以高枕无忧，从而放松了警惕。
但实际上，经过必要的休整，1948年11月23日，80多万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从长城沿线取捷径或隐蔽或公开地挥师入关，与先期入关的先遣兵团一道，从11月29日开始以神速动作，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战术，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战术发起攻击。
王培军告诉记者，新保安位于沙城和下花园之间，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这里东距北平130公里，西距张家口80公里。当时，傅作义的王牌军35军在撤返北平的途中，被华北军区2兵团包围于此地。
此间，傅作义感到局势危急，便派出崔载之、李炳泉与我军接触，双方谈判代表在讨论如何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时，由于双方的想法和立场距离很大，很难谈出结果。双方谈了十多天，没有明显进展，但是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意图。而逼迫傅作义走和谈之路则是上上策，必须对新保安之敌实施军事打击，给傅作义重击。 “要知道，35军当时不是步行，而是开着400辆美制十轮卡车，沿着平张大路回撤北平，速度是相当快的，而解放军只能凭双腿来追。”王培军说，但1948年12月6日、7日，敌35军在从张家口返回北平的路上，却没有做到“兵贵神速”、连夜赶路，反而神使鬼差地在鸡鸣驿一带就地宿营，“正是35军这骄兵必败的睡觉，周边整夜尽是拼命赶来的解放军战士和当地百姓挥镐在冻得坚硬的土地上挖掘战壕和破坏公路的声音。”
结果是，敌35军东撤北平的道路被切断，只好边打边撤，退到新保安，就再也未能冲出去。解放军在围困新保安15天后，1948年12月22日上午7时，华北军区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四纵炮兵一团向新保安发动总攻，打响了平津战役中逐个歼灭的第一战。经过10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
痛失王牌军的傅作义被我军困于平张线的同时，毛泽东又对其在政治上发动强大的攻势。中共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声明，提出了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
王培军表示，把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一是为了保护他，因为蒋介石对傅作义与中共接触已有所耳闻;二是为了敦促其接受谈判条件。
不过，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傅作义虽然试着走和谈的道路，但他仍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想要拖延时间。
“毛泽东决定再给傅作义一点颜色，这就是围攻傅作义眼皮底下的天津城。”王培军说。
解放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
天津作为国民党平津防线的重要支撑点，也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工商城市，是北平的门户。对傅作义来说，守住天津无疑增加了谈判的筹码。因此，他命陈长捷坐镇天津，后者自诩“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企图依托坚固的防御体系进行顽抗，拒绝放下武器。
1949年1月4日，天津前线总指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确定了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金汤桥会师。”
阎又文在1962年逝世，至死都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直到2009年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北京市档案馆举办“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阎又文的名字才第一次与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由于陈长捷等人一再拖延和平解放天津，而此时我军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围困，不可能无限期地等待，最终不得不对天津采取军事行动，用武力解决天津问题。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刘亚楼一声令下，538门大炮万炮齐发，34万解放军如潮水般向天津发起总攻。用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沈岩的话来说，解放军的炮弹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只打敌军，不打百姓”。仅29个小时，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并活捉了陈长捷。17日，我军占领塘沽，阻挡了敌人向南海上逃跑的通道。
沈岩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多兵种联合作战。它的胜败关系着北平和谈的走向，这一战对国共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
“在天津战役开战之前，解放军就已经拿到了一张详细的国民党军天津城防图，图中以不同的符号标明了国民党在天津城内的碉堡、暗堡、护城河、护城墙的位置、大小以及雷区的分布。”沈岩表示，天津地下党和当地百姓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天气寒冷，但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宁愿睡大街也不会打扰当地百姓，即使只是问他们要了一点热水，也会拿粮票进行交换，不白拿百姓一分一毫。”沈岩说，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知道解放军是人民的部队，“选择解放军，就是选择了希望。”
虽然天津最终未能实现和平解放，但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避免使用武力的诚意和对和平的希望。天津战役的重大胜利切断了华北敌军的海上退路，使北平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为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周边人加速傅作义弃暗投明
北平当时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拥有200万人口和众多名胜古迹、人文景观。中央军委为了保护这座文化古城免遭战火的破坏，在制定平津战役作战方针时就决定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傅作义也深知北平是历史文化名城，一旦在北平开战，任何决策者都将成为历史罪人，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随着天津战役的胜利，傅作义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最终幻想也被打破，他不得不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迅速作出最后抉择。
“毫无疑问，天津解放给傅作义造成了强烈的心理打击，这使他意识到，如果无限期拖延，北平就会遭遇天津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接受和平的条件。”在沈岩看来，在大是大非面前，傅作义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对他的评价总体上应该还是比较正面的。”
此外，沈岩补充道，北平和平解放也是各方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平津战役发起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想方设法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身边的下属、挚友，乃至亲人，不是地下党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这些人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她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天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为我党收集情报。北平和谈期间，党组织将她派到北平，专门做父亲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经常带回一些进步的报纸放在父亲的书桌上，观察父亲的阅读情况。而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傅冬菊将父亲的情绪和思想变化及时汇报党组织，使我党对傅作义的情况了如指掌。
刘后同则作为傅作义的老师和密友，在北平和谈期间，在他身边陪伴了85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规劝他弃暗投明。刘后同也被人们誉为“和平老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傅作义身边隐藏最深的共产党员阎又文。阎又文与傅作义同乡，任傅部的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是傅最信任最器重的幕僚。但傅作义不知道的是，早在1938年，阎又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一度与党失去联系，但他被“激活”后，充分显示了对党不变的忠诚。
阎又文在1962年逝世，至死都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直到2009年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北京市档案馆举办“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阎又文的名字才第一次与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与此同时，北平地下党还发动各界群众，开展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使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成为当时北平人民的一致要求。
1948年12月中旬，傅作义邀请了20多位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到中南海座谈，畅谈时局。他没想到这些文人墨客、社会名流几乎是众口一辞，都劝他认清时局，放下武器。特别是徐悲鸿，直接跟傅作义说：“当前是战则亡、和则安，北平200多万民众的身家性命系于将军你一人之身啊！” 傅作义对每一个人的发言都听得十分认真。末了，他用一句话结束了会议：“我本人非常感谢诸君直言不讳的发言！”
最终，1949年1月19日，傅作义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于21日上午，召集高級将领会议宣布该协议书，并要求立即传达各部队。从23日开始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出城待编;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北平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整个城市沸腾了。
王培军对毛泽东在指挥平津战役过程中的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和灵活高超的战略艺术赞不绝口，“平津战役取得胜利的意义在于创造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绥远方式。这三种方式为全中国的解放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