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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平分今古”是晚清经学家廖平一生最为重要的论断之一。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的《春秋》学研究中，建立了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素王改制”理论，这个理论成为了“平分今古”的新义理;而后，他又通过《五经异义》，初步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厘清这两个基础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明晰“平分今古”的性质与意义。
关键词平分今古素王改制《五经异义》
〔中图分类号〕B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01-08
晚清经学家廖平在他的名作《今古学考》中，以“礼制”为标准，提出了经学中存在着“今学”与“古学”的观点，这一结论被概括为“平分今古”，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本文意在考察廖平的学术经历及《今古学考》的内在逻辑，指出这两个基础如何帮助廖平完成了“平分今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最后，结合学术史上对于此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在这两个基础的推动下，“平分今古”告别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旧传统，开启了晚清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素王改制”说与“平分今古”的新义理
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建立的“素王改制”说中，依托于对《春秋穀梁传》和《王制》的会通。据《六译先生年谱》，廖平在光绪庚辰年（1880）时，开始专治《春秋穀梁传》，并纂《穀梁先师遗说考》。参见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廖平全集》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6页。此书今不得见，但其文多收入廖平后来完成的《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中。廖平此时治经，专以搜集《春秋穀梁传》在汉代的旧说为主。他在《穀梁古义疏》的凡例中说：“《穀梁》先师章句、微故著录班《志》者，魏、晋犹有传本，范氏《集解》不守旧训。今志在复明汉学，故专以旧说为主。”廖平：《穀梁古义疏》，郜积意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第6页。廖平在辑录《春秋穀梁传》的旧说时，注意到了一则材料。《汉书·梅福传》有“仲尼之素功”之语，颜师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传》曰：‘孔子素王。’”《穀梁传》的佚文揭示了孔子具有“素王”的身份，廖平便以“孔子素王”为线索，分析了《穀梁传》中的内容。
“素王”之说多见于汉代，是针对孔子作《春秋》的一种解释，如郑玄《六艺论》：“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皮锡瑞：《六艺论疏证》，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570页。那么，廖平同样需要解释作为“素王”的孔子，如何制作“明王之法”——《春秋》？这样的制作又具有什么样的道理？换言之，廖平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穀梁传》的内容，解释“孔子素王”这四个字的内涵。他花费了两年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过程则详细记录在了《今古学考》之中：
癸未（1883）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穀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穀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此为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惟阙疑而已。
甲申（1884），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穀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及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穀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沉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廖平在光绪癸未年因《白虎通》中关于“五伯”的记载，定《穀梁传》主二伯。隐公八年《春秋穀梁传》：“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范宁《集解》：“二伯，谓齐桓、晋文。”参见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册，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5144页。又《白虎通·号篇》：“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其中，齐桓公与晋文公为“霸于周者也”，“霸”与“伯”可通，因此廖平认为《穀梁传》中的“二伯”与《白虎通》中周代的“二霸”相同。参见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60页。同时，他又提出了三个关于《春秋》中诸侯名号的问题。例如，庄公十六年《春秋》：“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⑤⑥⑦廖平：《穀梁古义疏》，郜积意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第163、9、89、10页。廖平的三个疑问主要针对此文中诸侯的排序：第一，曹、滑、滕“皆山东国”，地理位置十分接近，然而其他各国的地理位置并没有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二，曹、滑、滕为小国，然而爵号皆与郑、秦、吴、楚相同;第三，《春秋》中有五等爵制，“男”爵应低于“伯”爵，然而“许男”在“曹伯”之上。因此，若以《春秋》所记诸侯之爵为周代制度的实录，那么在会盟排序时，经常出现爵制尊卑的混乱。如廖平所言，这一问题在《春秋》三传的解释史中鲜有涉及。廖平直至甲申年才找到了解答此问题的关键，他将《王制》引入到《穀梁传》的解释之中，完全改易了《春秋》中各诸侯的性质。
按，《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郑玄注，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廖平借《王制》中的二伯，明《穀梁传》中的二伯之制，而《王制》中的“方伯”“卒正”亦体现在《春秋》之中，《春秋》中的诸侯被廖平重构，具体可见于《穀梁古义疏》：“《春秋》之义，诸侯二伯、王后为一等，齐、晋、宋是也;方伯为二等，鲁、卫、陈、郑、蔡、楚、吴、秦是也;小国卒正为三等，曹、莒、邾、滕、薛、杞是也。一等大国例称公……二等侯国例称侯……卒正统三十国，本百里，有功之國为之，乃称字者也。”⑤依照廖平重构的诸侯爵号体系，庄公十六年《春秋》的诸侯排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第一，曹、滑、滕地理位置与鲁接近，是鲁国的卒正国，“鲁为青州伯，一州之正、帅、长皆统于鲁。《春秋》内鲁，叙鲁属国，外小国则不书”。第二，曹、滑、滕为卒正，“伯”是为字，而非爵称。秦、郑称伯则是一种双重假托。桓公五年《穀梁传》：“郑，在乎冀州。”廖平《疏》曰：“郑国在豫州，不在冀州。《传》以冀州言者，谓为冀州伯也。晋在冀州，为二伯，不主州。”⑥晋为“二伯”之一，不得为“方伯”，故托郑国为冀州方伯。同时，“托郑、秦以主冀、梁，而二国称伯者，西都、王畿;王畿不立方伯，故不与四州方伯同称侯，使如入为卿士然，故从王臣称伯也”。⑦郑、秦二国位置近于京师，依“天子大夫例字”，托为内臣。秦、郑称“伯”，亦是字，非爵。第三，“许初为郑属国，许称男者，伯、子、男一也，言‘男’以别内外。”“许男”在“曹伯”之上，是因为许非鲁属国，故称“许男”以区分“曹伯”。 在这样的解释下，《春秋》中诸侯的爵位并不是实录，而是反映《王制》秩序的一种设计，廖平在《何氏公羊春秋十论》中将其总结为“假号论”：
《春秋》假公以为三公、王后之称，假侯以为方伯之称，假伯、子、男以为卒正之称;恐人疑之以为王爵，故于滕、薛、纪、杞互见以起其例，明此为《春秋》假号，非诸国本爵也。苟欲言本爵，则见经者皆百里国，同当称侯，因同号无以见义，故托礼以定尊卑，假号以辟嫌疑。②廖平：《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廖平全集》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3、2145页。
由此，《春秋》中的诸侯名号出现了“假号”与“本爵”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又被廖平进一步概括为“经意”与“时事”的区别，而这正体现了“素王”的意义。《春秋》作为“素王”的“制作”，与作为“时事”的历史实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张力：“经意”既与“时事”共享同一个文本，又自有一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廖平在《何氏公羊春秋十论》中说：“‘素王’本义，非谓孔子为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义耳……设此法以待其人，不谓孔子自为王，谓设空王以制治法而已。”②廖平以“空”解“素”，与传统的“素王”义理相符。如《左传正义》：“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见杜预集解，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3706页。不过，他强调了“素王”孔子需要“制治法”。《春秋穀梁传》中的名号问题既然体现了《春秋》与《王制》的同质性，那么《王制》便可以是孔子制作的“治法”。因此，廖平在《王制》中找到了“素王”制作之义，是为“改制”。关于此问题，郜积意在《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中进行了详尽的说明。见郜积意：《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1期。
《王制》是《礼记》中的一篇，郑玄在《三礼目录》中规定了《王制》的性质：“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郑玄注，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49页。然而，《王制》的文本中，鲜有对其制度隶属于何代“先王”的提示。因此，郑玄需要借助所有经典，通过缜密的推理，明确《王制》所载制度的年代。他在讨论《王制》所载“五等诸侯受地多少之法”时，采用了“《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的道理，证明《春秋》中的爵制应与殷代相同，进而通过《王制》的礼制，确定了殷代诸侯爵制。《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郑玄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郑玄认为，《王制》中的这个段落记载着夏代的爵禄之制。桓公十一年《公羊传》有“《春秋》伯子男一也”之语。《春秋》之爵“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因此，殷爵应与《春秋》相同，“合伯子男以为一”。又因为典籍中记载了殷代的“侯”与“伯”二爵，故殷代应为“公、侯、伯”三等之爵。所以，《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是郑玄推断古时先王礼制的工具。
然而，对廖平而言，《春秋》既然“变周之文”，《王制》又是“素王”的“治法”，那么，《王制》中的礼制绝非前代古礼，而是“素王”的“改制”。廖平改变了“从殷之质”的时间逻辑：《春秋》并非是沿袭古代先王的法度，而是孔子面向未来的“制作”。《王制》既然与《春秋》同质，其中的制度也非“先王之法度”，亦是面向未来的“制作”。由此，“素王改制”成为了《王制》礼制的新义理，“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便是这种新义理的具体规则。
“改文从质”之说，本是《春秋公羊传》的解释体系中，对于《春秋》性质的一种解释方法。如《春秋繁露·十指》：“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又如桓公十一年《春秋公羊传》：“《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休《解诂》：“《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春秋》“伯子男一也”为“从殷之质”，是汉代通说。董仲舒也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论证了《春秋》之法与“商夏质文”的关系。不过，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似乎是以“改文从质”为线索，解释《春秋》的具体文辞。详情可参见隐公七年、十三年，文公十三年《春秋公羊传解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145、203～212页;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4页。廖平对它作出了改变，他不但扭转了“从殷之质”的时间逻辑，又将“殷质”的内容落实到历史上的殷代礼制之中。他说：“《殷本纪》伊尹说汤以素王之法，与《春秋》素王义同。史公素王妙论，亦以伊尹为主，岂‘素王’二字亦从伊尹来邪？说者以素为从质之义，史公论范、计，亦质家意，岂素王为伊尹说朴质之教，孔子欲改周文，仿于伊尹从质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礼邪？”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页。《史记》中有伊尹对汤言“素王”之事，《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马贞《索隐》：“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94页。廖平认为这便是《春秋》“从殷之质”的历史源头，即是伊尹的“朴质之教”。所以，“素王”在孔子身份的意义上指“空王”，在改制内容的意义上指“质素之王”。
孔子为何会选择“殷质”之法作为改制的内容？廖平认为，春秋时期，周法崩坏，出现了“文敝”的状况，而“周末名流，竞欲救文”，继而有“改周从夏”的矫枉过正之法。但是，周代之制已是“風气日开，文明渐备”，以“排仁义，不衣冠”为法，“不惟明备可惜，亦势所不行”。因此，在这样的风气下，孔子提出了“从殷之质”的策略，以救周文之弊。同时，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为邦”时，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兼用四代之制，且不改周代“仪礼以及威仪”，仅以“质素”之法救周法“太甚，有害无益”的内容。这便是孔子成熟的改制救弊思想，体现在《王制》中，《王制》遂为“素王改制之书”。《王制》既然兼用四代之制以改周制之弊，那么《春秋》则“时事皆周制，经意参用四代”。廖平：《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廖平全集》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9页。由此，《春秋》中的“经意”与“时事”之别，进一步成为了《春秋》与《王制》共享的“改制”与“时制”的道理，而这正是“平分今古”的雏形。 所以，“素王改制”成为了“平分今古”的新义理。廖平在《今古学考》中说：“《论语》因革、损益，惟在制度，至于伦常义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⑤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0、81页。廖平的论述，依据《论语·为政》中的“十世可知”章：“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通过这段文字，对经学进行了高度概括，将其凝练为“制度”与“义理”两个层面。对于廖平而言，“制度”与“伦常义理”都是经学的组成部分，然而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关联。《论语》中的“因”与“损益”皆指制度而言，其背后则存在着一种“新义理”。在“百世可知”章的解释中，“义理”与“制度”本来合一，“制度”的设计可以体现“义理”。如马融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百世可知”的原因则是“物类相招，势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豫知也”，即“伦常义理”与“制度”分别为“因”与“损益”，二者“有因有变，各有其常”。这与廖平的解释有着明显的不同。朱熹甚至认为：“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中华书局，2011年，第598页。毫无疑问，制度“因损”的“新义理”，正是“素王改制”。
至此，廖平成功地会通了《春秋穀梁传》中的“孔子素王”之说与《王制》中的“改文从质”之论，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素王改制”理论。然而，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进一步通过《五经异义》，建构了以“素王改制”为核心的“平分今古”的经学系统。
二、《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
廖平在光绪甲申年依托会通《春秋穀梁传》与《王制》，建立了“素王改制”说。翌年，他便“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乙酉（1885）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穀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⑤
这段文字说明，廖平正是在研习《五经异义》的过程中，“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初步得出了“平分今古”的结论。《五经异义》本为东汉许慎所作，《后汉书·许慎传》载：“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588页。许慎因彼时经典的解释纷乱复杂，故以今古文为线索，整理经说，并定取舍。此书于唐代亡佚，直至清代，陈寿祺将它辑佚，并作《五经异义疏证》三卷。陈寿祺依托《五经异义》，意图以家法明今古文经学。他认为，家法明则两汉今古文经学明，汉学之旧便可复兴。《五经异义》的体例与内容都可以帮助他完成对两汉经学家法的整理，是记载两汉家法的绝佳文献，因此，他在《五经异义疏证·序》中说：“此石渠、白虎所以论同异于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于后也……《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瞻过之。”⑤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中华书局，2014年，第4、199～200页。
廖平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陈寿祺的治经方法，他在《今古学考·原目》中说：“《异义》今、古名目，明东汉已今、古并称也。《异义》条说之不同，先师著书之各异，使知今、古学旧不相杂也。凡此皆从前之旧说也。”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页。《五经异义》中的“今”“古”经说之别，说明东汉时期存在着两种学派的区分。然而，廖平同样认为，陈寿祺对于今古文经学的理解仍然是“略知本源，未能莹澈”。廖平：《经话》，《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家法的不同只是表面现象，至多可以说明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存在。二者的根本区别是“礼制”，具体内容则被记录到《五经异义》之中。廖平在《初变记》中说：“乃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廖平：《经学六变记》，《廖平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5页。由此，廖平发现了区分今古文经学的根源。
从廖平的治学经历上看，他早年确立的“素王改制”说，正是突出了《春秋》与《王制》中的礼制的同质性，进而揭示了《春秋》中存在着自具张力的“改制”与“时制”的异质性话语体系。因此，“平分今古”的实质，就是廖平以“改制”与“时制”的道理为线索，利用《五经异义》的框架，将《春秋》中的“改制”与“时制”的区别推扩为今古文经学的礼制区别。这便说明，“素王改制”的问题意识引导着廖平进入了对《五经异义》的研究。
廖平以《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为线索，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集中展现在《今古学考》的《今古学礼制表》中。具体有《今学损益古学礼制表》与《今学因仍古学礼制表》。其中，廖平在《损益表》中，罗列出今古文礼制的不同。“损益”体现了“今学”对“古学”的更改与变革，变革的内容即是“改制”。《因仍表》则体现了“今学”对“古学”的保留，保留的内容即是“时制”。前文已述，廖平认为，孔子改制的优越性在于对四代礼制的综合把握，“时制”自然也在“四代”之中，所以“改制”中必然有不易“时制”之处。
结合《今古学考》中的其他内容，廖平在处理《五经异义》礼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廖平将《五经异义》中的礼制分别建构为“素王改制”与“时制”，使之成为《损益表》中的“今文”与“古文”礼制。下面试举《五经异义》中的三公之制为例：
《异义》：
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山川。
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 谨案：周公为傅，召公为保，太公为师，无为司徒、司空文，知师、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⑤
“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可见于《王制》明文，廖平认为：“《说苑》引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是立官用殷礼也。”《今古学考》：“《说苑》引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与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礼也。”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页。伊尹所用之制，是“素王之制”，孔子用以改制，故见于《王制》。许慎以“古《周礼》说”为周制，则必是孔子所处时代的礼制，亦是孔子改制的对象。且今文官制明显少于古文官制，更是证明了孔子以之救“文弊”的可能。因此，“改制”与“时制”的今古文礼制便被建立起来，廖平将其概括为：“古六卿、大夫、士，员无数/今公、卿、大夫皆三辅一。”
廖平以这样的方式，又建构出了几组“改制”与“时制”相对立的今古文礼制，包括：“古有世卿，无选举/今无世卿，有选举”“古天子下聘，不亲迎/今天子不下聘，有亲迎”“古田税以远近分上下/今皆十一，（不）分远近”《今古学考》原文作“分远近”，按文意，应为“不分远近”。“古七庙祭有日、月、时之分/今七庙皆时祭”。这些今古文礼制皆来源于《五经异义》，今文礼制则多见于《春秋》或《王制》。另有一例“古社稷皆人鬼/今社稷皆天神”出于《五经异义》，但不见于《王制》或《春秋》中，不明廖平罗列至《损益表》中的理由。所以，廖平通过《五经异义》，将《春秋》与《王制》中的“素王改制”，推扩为今文经学的“素王改制”。同时，在“素王改制”的理论中，“时制”是“改制”的背景，也被推扩为古文經学的“时制”。
第二，《五经异义》中的礼制无法建构为“改制”与“时制”的结构，这也是对廖平而言最为棘手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典型特征，便是《五经异义》中的“今文”“古文”说相同。刘师培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汉代古文学辨诬》中说：“《五经异义》一书，于今文、古文辨之最严，于先儒之说，必著明某说为今文家言，某说为古文家言，今就其书所引者观之，则今文之说同于古文，而古文之说同于今文者，计有九条。”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0册，广陵书社，2014年，第4212页。刘师培找到了九条反例，几乎同于《五经异义》中“平分今古”的礼制条目数量。因此，廖平必须在《今古学考》中对这些反例进行处理，兹举《五经异义》所载“毁庙制”为例：
《异义》：
《诗》鲁说：丞相匡衡以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时毁。
《古文尚书》说：经称中宗，明其庙宗而不毁。
谨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王者宗有德，庙不毁。宗而复毁，非尊德之义。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中华书局，2014年，第70页。
许慎在“谨案”中采用今文“《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证“《古文尚书》”之说，说明“《春秋公羊》说”与“《诗》鲁说”不同，反而与古文说同。同一种礼制，今文说与古文说有同有异，完全无法明确其中的“因仍”与“损益”。“毁庙制”便无法进入“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廖平在《今古学考》中解释了舍弃此种礼制的原因：“按毁与不毁，经无其证，凡此所同，皆无明据，至于大纲，无或参差也。”⑤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6、69页。此处“无明据”的说法，是廖平在面临这种情况时经常采用的策略，“经无其证”，便可将《五经异义》中的礼制舍弃，以保证“改制”与“时制”对立的礼制体系。《五经异义》存在这些非“平分今古”礼制的原因，在于汉代经师的附会。汉代经师臆解经典，使得《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不复“平分今古”的原貌：
今、古说，其见《异义》者，多非其实。大约出于本书者为上，其称某家说者多附会之谈。许君于其互异者，每以有明文、无明文为说。是有明文为可据，无明文为不足据也。而明文之说，又以平实者为正，如三公、九卿之类是也。推例为附会，如《易》家以六龙定六马，《诗》家以谭公为称公是也。学者不察，则附会之说最易误人。凡人说一事，口之所出多流为歧异，如明堂、郊禘诸说纷纭是矣。又六宗之说，至二十余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为之。此不足据也。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廖平针对《五经异义》的两种处理方式，这基本上可以揭示出他对《五经异义》的态度——有取有舍。而且，取舍的数量大致相同，舍弃的部分甚至更多。一方面，廖平用“素王改制”的逻辑解释《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二者有时可以完美地融合。另一方面，当“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产生冲突时，廖平选择了保存“素王改制”说的优先性，舍弃了《五经异义》中的诸多内容。换一种说法，廖平取舍《五经异义》的标准，正是“素王改制”。由此，廖平初步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礼制一旦确立，“平分今古”的基本方法也得到确立，“今学”与“古学”的建构便可一蹴而就。从“素王改制”出发，《五经异义》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平分今古”的礼制。因此，廖平将《周礼》《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礼制勾稽而出，寻找与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礼制的异同，进一步将《五经异义》中的“平分今古”，推扩到其他典籍当中。由此，学者便可借由今古礼制的不同，判断今古文经典的性质。廖平的这一成果记录在《今古学考》中的《今古各经礼制有无表》之中。
所以，《五经异义》中的礼制纯驳皆存，那么，绝对正确的“平分今古”始于何处？廖平将今古文经学的开端置于孔子，并将二者的差异构建为孔子的早晚年之别，遂有“孔子晚年定论”之说：
孔子初年问礼，有“从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补偏;于是以心所欲为者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论，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子手订之文，专学此派，同祖《王制》。其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今古文经学的礼制既然是“素王改制”与“时制”的对立，那么为什么不把“平分今古”的开端，从汉代前置于孔子呢？如此一来，《五经异义》的合理性便完全置于“素王改制”之下。实际上，在廖平建构“平分今古”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回溯着“素王改制”之说。因此，廖平得出“孔子晚年定论”的结论，参见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中国学报》1912年第2期。也是一种必然。
三、结论：“平分今古”与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平分今古”存在着“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学界目前更多地关注《五经异义》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存在以下两种典型的结论。
第一，承认并强调《五经异义》是“平分今古”的基础。比如，黄开国在《廖平评传》中，对廖平一变开始的时间进行了考证，以《今古学考》中的“乙酉（1885）”为准，舍弃了《初变记》中以“癸未（1883）”为始的说法，并将乙酉前的时间定为廖平“专求大义”的时期。事实上，廖平所求“大义”，正是“素王改制”。黄开国割裂二者，目的在于，让《五经异义》成为“平分今古”唯一的基础，廖平的一变就被规范为“经学一变讲平分今古，是讲汉代经学史的问题”。如此一来，“平分今古在学术上的最重要贡献，就在于从礼制上划清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界限，恢复了汉代经学两个基本派别的原貌”。在还原汉代经学史的意义上，“平分今古”才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近、现代凡在经学上有造诣的学者，言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无不依廖平之说为宗旨”。参见黄开国：《廖平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0～42、242～246页。
第二，质疑《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之间的关系。如前文引用的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便可算作这种观点的滥觞。可以说，刘师培承认《五经异义》体现了汉代“学有今古”的特点，但是，“今”“古”相同的现象，使他质疑“平分今古”的合理性。李学勤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五经异义》的特点，认为古文经学家许慎在《五经异义》中兼采今古，这表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间并没有森严的壁垒，因此，“这促使我们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经学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观点……改变自《今古学考》以来普遍流行的今、古两派观点，对于经学史及其有关方面的研究是一件大事。”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张志强则在李学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平分今古”的性质：“这也就是说，今古文经学之间严格分为两大派的说法其实是晚清今文学的虚构，是廖平和康有为的创造。更进一步而言，学界引为常识的看法，亦即汉代今古文经学是各自‘道一同风’、‘同条共贯’、‘师法森严’的两派，其实是把廖、康二氏在晚清学术思想语境下对于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分派看法，直接认同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事实而已。”张志强：《经学何谓？经学何为？——当前经学研究的趋向与“经学重建”的难局》，谢地坤主编：《中国哲学年鉴2013》，哲学研究杂志社，2013年，第101页。他的结论彻底否认了《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的联系，将“平分今古”判定为对汉代学术史的“虚构”，进一步否认了廖平思想的价值。
这两种结论都将“平分今古”视为对汉代经学史的总结，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认同廖平的概括。然而，前文已述，在“素王改制”说的推动下，廖平认为汉代经学不复今古文经学的原貌，晚年的孔子才掌握着“平分今古”的真谛。因此，遑论廖平结论的合理性，以上学者对于“平分今古”性质的解读，皆存在误区：他们忽略了“素王改制”说的作用，使得《五经异义》成为了“平分今古”的唯一基础。其后果便是将“平分今古”看作是对《五经异义》的总结，它的性质成为对汉代学术史的概括。这与廖平的论证产生了强烈的偏差。
事实上，“平分今古”存在着“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且，“素王改制”说处于“平分今古”的第一地位，《五经异义》处于第二地位。从廖平的自述上看，“素王改制”说先于《五经异义》，并贯穿了他对今古文礼制的建构;从《今古学考》的内容上看，廖平借用了《五经异义》中的部分内容，申明以“素王改制”与“时制”对立为核心的今古文经学体系。换言之，廖平看起来是在描述着《五经异义》背后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体系，实际上则是将《五经异义》的形式与内容，附加在“素王改制”的新义理之上。“素王改制”才是“平分今古”的思想核心，《五经异义》更多地决定了“平分今古”的形式，是它的基本框架。
因此，“平分今古”并非是对汉代经学史的概括，而是一种新的经学模式。廖平的“素王改制”说如同一把打开“新”经学的钥匙，《五经异义》则是与之搭配的一扇大门。二者的结合，帮助廖平开启了晚清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告别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旧传统。
以“素王改制”为新义理的今古文经学，与清代经学有着巨大的差别。清学的特点，正如张之洞在《尊经书院记》中所言：“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小学。”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远东、熊泽文编著：《廖平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8页。“小学—经学/史学”是清代经学研究的典型范式，这意味着，经典中的制度即是历史中的制度，经学与史学的研究没有区分，二者皆以小学为基础。对于廖平而言，“素王改制”并非等同于历史陈迹，而是解释经典中产生各种制度及其差异的原因，这种视角便将经典中的制度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由此，以“素王改制”为核心的今古文经学，也从史学的藩篱中挣脱了出来，它不再与史学分享共同的基础，而是成为了与清学完全不同的“新”经学。王汎森在评价“平分今古”的特點时说：“（廖平）为了以经学响应世事之需求， 经学意识高高地凌驾在史学意识之上，反对把经书本身的内容当成古史来研究。”强调“平分今古”突出了“经学意识”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是出于“经学响应世事之需求”。事实上，廖平的“平分今古”具有自身的学术依据。“经学意识”的产生，来源于“素王改制”说的内在要求，而非“经学响应世事之需求”。见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同时，《五经异义》又为“素王改制”说带来了一个具有整体性思维的框架。在廖平之前，俞樾也曾会通《春秋公羊传》与《王制》中的“改文从质”之说，认为“王制”即是“素王之制”，廖平也在《今古学考》中认同了俞樾的观点。廖平说：“以《王制》主今学无据。曰：俞荫甫先生有成说矣。”又“俞荫甫先生以《王制》为《公羊》礼，其说是”。见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4、79页。不过，俞樾只是强调在“素王改制”的视野下，《王制》应当具有更高的地位，他说：“愚谓《王制》一篇，体大物博，或犹在《中庸》之上乎？”俞樾：《王制说》，《春在堂全书》第3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2页。廖平则是将“素王改制”的新义理，纳入到《五经异义》的框架之中。由此，“素王改制”理论不再面对单独的某部或某些经典，它成为建构一个整体性经学的线索。清代经学往往重视对单部经典的深入挖掘，不具有系统性地建构整体经学的思维，正如蒙文通所言：“清世经学，以汉学为徽帜，搜讨师说，寻研家法……一经之义明，而各经相互间之关系尚未窥其全，是则所知者各家一隅之今文说，尚无综合各家以成整个之今文学派。”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文通全集》第1册，巴蜀书社，2015年，第276页。《五经异义》为“平分今古”提供了整体性思维的框架，廖平的经学由此便超越了清学，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特征，展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皮迷迷说：“虽然廖平‘一变’号称从礼制入手发现了今、古之别，但其中不乏‘建构’色彩。通过这种建构，今、古学在形式上获得了极其清晰的分别，而这正是廖平努力的方向，唯有今、古之别判若冰炭，一个条理分明的经学系统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皮迷迷：《被“建构”的今、古文经学及其意义——另一种看待廖平今、古学之辨的视角》，《哲学门》2016年第2期。
总而言之，“平分今古”有两个基础——以“素王改制”为思想核心、以《五经异义》为基本框架。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范式，而非仅仅是对一段时期的经学史的总结。在这样的意义上，“平分今古”才得以在近代的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关键词平分今古素王改制《五经异义》
〔中图分类号〕B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01-08
晚清经学家廖平在他的名作《今古学考》中，以“礼制”为标准，提出了经学中存在着“今学”与“古学”的观点，这一结论被概括为“平分今古”，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廖平的“平分今古”，是基于“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提出的。本文意在考察廖平的学术经历及《今古学考》的内在逻辑，指出这两个基础如何帮助廖平完成了“平分今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最后，结合学术史上对于此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在这两个基础的推动下，“平分今古”告别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旧传统，开启了晚清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素王改制”说与“平分今古”的新义理
廖平在学术生涯早期建立的“素王改制”说中，依托于对《春秋穀梁传》和《王制》的会通。据《六译先生年谱》，廖平在光绪庚辰年（1880）时，开始专治《春秋穀梁传》，并纂《穀梁先师遗说考》。参见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廖平全集》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6页。此书今不得见，但其文多收入廖平后来完成的《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中。廖平此时治经，专以搜集《春秋穀梁传》在汉代的旧说为主。他在《穀梁古义疏》的凡例中说：“《穀梁》先师章句、微故著录班《志》者，魏、晋犹有传本，范氏《集解》不守旧训。今志在复明汉学，故专以旧说为主。”廖平：《穀梁古义疏》，郜积意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第6页。廖平在辑录《春秋穀梁传》的旧说时，注意到了一则材料。《汉书·梅福传》有“仲尼之素功”之语，颜师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传》曰：‘孔子素王。’”《穀梁传》的佚文揭示了孔子具有“素王”的身份，廖平便以“孔子素王”为线索，分析了《穀梁传》中的内容。
“素王”之说多见于汉代，是针对孔子作《春秋》的一种解释，如郑玄《六艺论》：“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皮锡瑞：《六艺论疏证》，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570页。那么，廖平同样需要解释作为“素王”的孔子，如何制作“明王之法”——《春秋》？这样的制作又具有什么样的道理？换言之，廖平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穀梁传》的内容，解释“孔子素王”这四个字的内涵。他花费了两年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过程则详细记录在了《今古学考》之中：
癸未（1883）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穀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穀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此为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惟阙疑而已。
甲申（1884），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穀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及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穀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沉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廖平在光绪癸未年因《白虎通》中关于“五伯”的记载，定《穀梁传》主二伯。隐公八年《春秋穀梁传》：“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范宁《集解》：“二伯，谓齐桓、晋文。”参见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册，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5144页。又《白虎通·号篇》：“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其中，齐桓公与晋文公为“霸于周者也”，“霸”与“伯”可通，因此廖平认为《穀梁传》中的“二伯”与《白虎通》中周代的“二霸”相同。参见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60页。同时，他又提出了三个关于《春秋》中诸侯名号的问题。例如，庄公十六年《春秋》：“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⑤⑥⑦廖平：《穀梁古义疏》，郜积意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第163、9、89、10页。廖平的三个疑问主要针对此文中诸侯的排序：第一，曹、滑、滕“皆山东国”，地理位置十分接近，然而其他各国的地理位置并没有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二，曹、滑、滕为小国，然而爵号皆与郑、秦、吴、楚相同;第三，《春秋》中有五等爵制，“男”爵应低于“伯”爵，然而“许男”在“曹伯”之上。因此，若以《春秋》所记诸侯之爵为周代制度的实录，那么在会盟排序时，经常出现爵制尊卑的混乱。如廖平所言，这一问题在《春秋》三传的解释史中鲜有涉及。廖平直至甲申年才找到了解答此问题的关键，他将《王制》引入到《穀梁传》的解释之中，完全改易了《春秋》中各诸侯的性质。
按，《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郑玄注，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廖平借《王制》中的二伯，明《穀梁传》中的二伯之制，而《王制》中的“方伯”“卒正”亦体现在《春秋》之中，《春秋》中的诸侯被廖平重构，具体可见于《穀梁古义疏》：“《春秋》之义，诸侯二伯、王后为一等，齐、晋、宋是也;方伯为二等，鲁、卫、陈、郑、蔡、楚、吴、秦是也;小国卒正为三等，曹、莒、邾、滕、薛、杞是也。一等大国例称公……二等侯国例称侯……卒正统三十国，本百里，有功之國为之，乃称字者也。”⑤依照廖平重构的诸侯爵号体系，庄公十六年《春秋》的诸侯排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第一，曹、滑、滕地理位置与鲁接近，是鲁国的卒正国，“鲁为青州伯，一州之正、帅、长皆统于鲁。《春秋》内鲁，叙鲁属国，外小国则不书”。第二，曹、滑、滕为卒正，“伯”是为字，而非爵称。秦、郑称伯则是一种双重假托。桓公五年《穀梁传》：“郑，在乎冀州。”廖平《疏》曰：“郑国在豫州，不在冀州。《传》以冀州言者，谓为冀州伯也。晋在冀州，为二伯，不主州。”⑥晋为“二伯”之一，不得为“方伯”，故托郑国为冀州方伯。同时，“托郑、秦以主冀、梁，而二国称伯者，西都、王畿;王畿不立方伯，故不与四州方伯同称侯，使如入为卿士然，故从王臣称伯也”。⑦郑、秦二国位置近于京师，依“天子大夫例字”，托为内臣。秦、郑称“伯”，亦是字，非爵。第三，“许初为郑属国，许称男者，伯、子、男一也，言‘男’以别内外。”“许男”在“曹伯”之上，是因为许非鲁属国，故称“许男”以区分“曹伯”。 在这样的解释下，《春秋》中诸侯的爵位并不是实录，而是反映《王制》秩序的一种设计，廖平在《何氏公羊春秋十论》中将其总结为“假号论”：
《春秋》假公以为三公、王后之称，假侯以为方伯之称，假伯、子、男以为卒正之称;恐人疑之以为王爵，故于滕、薛、纪、杞互见以起其例，明此为《春秋》假号，非诸国本爵也。苟欲言本爵，则见经者皆百里国，同当称侯，因同号无以见义，故托礼以定尊卑，假号以辟嫌疑。②廖平：《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廖平全集》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3、2145页。
由此，《春秋》中的诸侯名号出现了“假号”与“本爵”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又被廖平进一步概括为“经意”与“时事”的区别，而这正体现了“素王”的意义。《春秋》作为“素王”的“制作”，与作为“时事”的历史实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张力：“经意”既与“时事”共享同一个文本，又自有一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廖平在《何氏公羊春秋十论》中说：“‘素王’本义，非谓孔子为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义耳……设此法以待其人，不谓孔子自为王，谓设空王以制治法而已。”②廖平以“空”解“素”，与传统的“素王”义理相符。如《左传正义》：“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见杜预集解，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3706页。不过，他强调了“素王”孔子需要“制治法”。《春秋穀梁传》中的名号问题既然体现了《春秋》与《王制》的同质性，那么《王制》便可以是孔子制作的“治法”。因此，廖平在《王制》中找到了“素王”制作之义，是为“改制”。关于此问题，郜积意在《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中进行了详尽的说明。见郜积意：《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1期。
《王制》是《礼记》中的一篇，郑玄在《三礼目录》中规定了《王制》的性质：“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郑玄注，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49页。然而，《王制》的文本中，鲜有对其制度隶属于何代“先王”的提示。因此，郑玄需要借助所有经典，通过缜密的推理，明确《王制》所载制度的年代。他在讨论《王制》所载“五等诸侯受地多少之法”时，采用了“《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的道理，证明《春秋》中的爵制应与殷代相同，进而通过《王制》的礼制，确定了殷代诸侯爵制。《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郑玄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郑玄认为，《王制》中的这个段落记载着夏代的爵禄之制。桓公十一年《公羊传》有“《春秋》伯子男一也”之语。《春秋》之爵“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因此，殷爵应与《春秋》相同，“合伯子男以为一”。又因为典籍中记载了殷代的“侯”与“伯”二爵，故殷代应为“公、侯、伯”三等之爵。所以，《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是郑玄推断古时先王礼制的工具。
然而，对廖平而言，《春秋》既然“变周之文”，《王制》又是“素王”的“治法”，那么，《王制》中的礼制绝非前代古礼，而是“素王”的“改制”。廖平改变了“从殷之质”的时间逻辑：《春秋》并非是沿袭古代先王的法度，而是孔子面向未来的“制作”。《王制》既然与《春秋》同质，其中的制度也非“先王之法度”，亦是面向未来的“制作”。由此，“素王改制”成为了《王制》礼制的新义理，“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便是这种新义理的具体规则。
“改文从质”之说，本是《春秋公羊传》的解释体系中，对于《春秋》性质的一种解释方法。如《春秋繁露·十指》：“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又如桓公十一年《春秋公羊传》：“《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休《解诂》：“《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春秋》“伯子男一也”为“从殷之质”，是汉代通说。董仲舒也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论证了《春秋》之法与“商夏质文”的关系。不过，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似乎是以“改文从质”为线索，解释《春秋》的具体文辞。详情可参见隐公七年、十三年，文公十三年《春秋公羊传解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145、203～212页;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4页。廖平对它作出了改变，他不但扭转了“从殷之质”的时间逻辑，又将“殷质”的内容落实到历史上的殷代礼制之中。他说：“《殷本纪》伊尹说汤以素王之法，与《春秋》素王义同。史公素王妙论，亦以伊尹为主，岂‘素王’二字亦从伊尹来邪？说者以素为从质之义，史公论范、计，亦质家意，岂素王为伊尹说朴质之教，孔子欲改周文，仿于伊尹从质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礼邪？”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页。《史记》中有伊尹对汤言“素王”之事，《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马贞《索隐》：“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94页。廖平认为这便是《春秋》“从殷之质”的历史源头，即是伊尹的“朴质之教”。所以，“素王”在孔子身份的意义上指“空王”，在改制内容的意义上指“质素之王”。
孔子为何会选择“殷质”之法作为改制的内容？廖平认为，春秋时期，周法崩坏，出现了“文敝”的状况，而“周末名流，竞欲救文”，继而有“改周从夏”的矫枉过正之法。但是，周代之制已是“風气日开，文明渐备”，以“排仁义，不衣冠”为法，“不惟明备可惜，亦势所不行”。因此，在这样的风气下，孔子提出了“从殷之质”的策略，以救周文之弊。同时，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为邦”时，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兼用四代之制，且不改周代“仪礼以及威仪”，仅以“质素”之法救周法“太甚，有害无益”的内容。这便是孔子成熟的改制救弊思想，体现在《王制》中，《王制》遂为“素王改制之书”。《王制》既然兼用四代之制以改周制之弊，那么《春秋》则“时事皆周制，经意参用四代”。廖平：《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廖平全集》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9页。由此，《春秋》中的“经意”与“时事”之别，进一步成为了《春秋》与《王制》共享的“改制”与“时制”的道理，而这正是“平分今古”的雏形。 所以，“素王改制”成为了“平分今古”的新义理。廖平在《今古学考》中说：“《论语》因革、损益，惟在制度，至于伦常义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⑤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0、81页。廖平的论述，依据《论语·为政》中的“十世可知”章：“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通过这段文字，对经学进行了高度概括，将其凝练为“制度”与“义理”两个层面。对于廖平而言，“制度”与“伦常义理”都是经学的组成部分，然而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关联。《论语》中的“因”与“损益”皆指制度而言，其背后则存在着一种“新义理”。在“百世可知”章的解释中，“义理”与“制度”本来合一，“制度”的设计可以体现“义理”。如马融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百世可知”的原因则是“物类相招，势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豫知也”，即“伦常义理”与“制度”分别为“因”与“损益”，二者“有因有变，各有其常”。这与廖平的解释有着明显的不同。朱熹甚至认为：“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中华书局，2011年，第598页。毫无疑问，制度“因损”的“新义理”，正是“素王改制”。
至此，廖平成功地会通了《春秋穀梁传》中的“孔子素王”之说与《王制》中的“改文从质”之论，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素王改制”理论。然而，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进一步通过《五经异义》，建构了以“素王改制”为核心的“平分今古”的经学系统。
二、《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
廖平在光绪甲申年依托会通《春秋穀梁传》与《王制》，建立了“素王改制”说。翌年，他便“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乙酉（1885）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穀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⑤
这段文字说明，廖平正是在研习《五经异义》的过程中，“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初步得出了“平分今古”的结论。《五经异义》本为东汉许慎所作，《后汉书·许慎传》载：“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588页。许慎因彼时经典的解释纷乱复杂，故以今古文为线索，整理经说，并定取舍。此书于唐代亡佚，直至清代，陈寿祺将它辑佚，并作《五经异义疏证》三卷。陈寿祺依托《五经异义》，意图以家法明今古文经学。他认为，家法明则两汉今古文经学明，汉学之旧便可复兴。《五经异义》的体例与内容都可以帮助他完成对两汉经学家法的整理，是记载两汉家法的绝佳文献，因此，他在《五经异义疏证·序》中说：“此石渠、白虎所以论同异于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于后也……《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瞻过之。”⑤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中华书局，2014年，第4、199～200页。
廖平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陈寿祺的治经方法，他在《今古学考·原目》中说：“《异义》今、古名目，明东汉已今、古并称也。《异义》条说之不同，先师著书之各异，使知今、古学旧不相杂也。凡此皆从前之旧说也。”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页。《五经异义》中的“今”“古”经说之别，说明东汉时期存在着两种学派的区分。然而，廖平同样认为，陈寿祺对于今古文经学的理解仍然是“略知本源，未能莹澈”。廖平：《经话》，《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家法的不同只是表面现象，至多可以说明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存在。二者的根本区别是“礼制”，具体内容则被记录到《五经异义》之中。廖平在《初变记》中说：“乃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廖平：《经学六变记》，《廖平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5页。由此，廖平发现了区分今古文经学的根源。
从廖平的治学经历上看，他早年确立的“素王改制”说，正是突出了《春秋》与《王制》中的礼制的同质性，进而揭示了《春秋》中存在着自具张力的“改制”与“时制”的异质性话语体系。因此，“平分今古”的实质，就是廖平以“改制”与“时制”的道理为线索，利用《五经异义》的框架，将《春秋》中的“改制”与“时制”的区别推扩为今古文经学的礼制区别。这便说明，“素王改制”的问题意识引导着廖平进入了对《五经异义》的研究。
廖平以《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为线索，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集中展现在《今古学考》的《今古学礼制表》中。具体有《今学损益古学礼制表》与《今学因仍古学礼制表》。其中，廖平在《损益表》中，罗列出今古文礼制的不同。“损益”体现了“今学”对“古学”的更改与变革，变革的内容即是“改制”。《因仍表》则体现了“今学”对“古学”的保留，保留的内容即是“时制”。前文已述，廖平认为，孔子改制的优越性在于对四代礼制的综合把握，“时制”自然也在“四代”之中，所以“改制”中必然有不易“时制”之处。
结合《今古学考》中的其他内容，廖平在处理《五经异义》礼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廖平将《五经异义》中的礼制分别建构为“素王改制”与“时制”，使之成为《损益表》中的“今文”与“古文”礼制。下面试举《五经异义》中的三公之制为例：
《异义》：
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山川。
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 谨案：周公为傅，召公为保，太公为师，无为司徒、司空文，知师、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⑤
“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可见于《王制》明文，廖平认为：“《说苑》引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是立官用殷礼也。”《今古学考》：“《说苑》引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与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礼也。”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页。伊尹所用之制，是“素王之制”，孔子用以改制，故见于《王制》。许慎以“古《周礼》说”为周制，则必是孔子所处时代的礼制，亦是孔子改制的对象。且今文官制明显少于古文官制，更是证明了孔子以之救“文弊”的可能。因此，“改制”与“时制”的今古文礼制便被建立起来，廖平将其概括为：“古六卿、大夫、士，员无数/今公、卿、大夫皆三辅一。”
廖平以这样的方式，又建构出了几组“改制”与“时制”相对立的今古文礼制，包括：“古有世卿，无选举/今无世卿，有选举”“古天子下聘，不亲迎/今天子不下聘，有亲迎”“古田税以远近分上下/今皆十一，（不）分远近”《今古学考》原文作“分远近”，按文意，应为“不分远近”。“古七庙祭有日、月、时之分/今七庙皆时祭”。这些今古文礼制皆来源于《五经异义》，今文礼制则多见于《春秋》或《王制》。另有一例“古社稷皆人鬼/今社稷皆天神”出于《五经异义》，但不见于《王制》或《春秋》中，不明廖平罗列至《损益表》中的理由。所以，廖平通过《五经异义》，将《春秋》与《王制》中的“素王改制”，推扩为今文经学的“素王改制”。同时，在“素王改制”的理论中，“时制”是“改制”的背景，也被推扩为古文經学的“时制”。
第二，《五经异义》中的礼制无法建构为“改制”与“时制”的结构，这也是对廖平而言最为棘手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典型特征，便是《五经异义》中的“今文”“古文”说相同。刘师培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汉代古文学辨诬》中说：“《五经异义》一书，于今文、古文辨之最严，于先儒之说，必著明某说为今文家言，某说为古文家言，今就其书所引者观之，则今文之说同于古文，而古文之说同于今文者，计有九条。”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0册，广陵书社，2014年，第4212页。刘师培找到了九条反例，几乎同于《五经异义》中“平分今古”的礼制条目数量。因此，廖平必须在《今古学考》中对这些反例进行处理，兹举《五经异义》所载“毁庙制”为例：
《异义》：
《诗》鲁说：丞相匡衡以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时毁。
《古文尚书》说：经称中宗，明其庙宗而不毁。
谨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王者宗有德，庙不毁。宗而复毁，非尊德之义。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中华书局，2014年，第70页。
许慎在“谨案”中采用今文“《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证“《古文尚书》”之说，说明“《春秋公羊》说”与“《诗》鲁说”不同，反而与古文说同。同一种礼制，今文说与古文说有同有异，完全无法明确其中的“因仍”与“损益”。“毁庙制”便无法进入“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廖平在《今古学考》中解释了舍弃此种礼制的原因：“按毁与不毁，经无其证，凡此所同，皆无明据，至于大纲，无或参差也。”⑤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6、69页。此处“无明据”的说法，是廖平在面临这种情况时经常采用的策略，“经无其证”，便可将《五经异义》中的礼制舍弃，以保证“改制”与“时制”对立的礼制体系。《五经异义》存在这些非“平分今古”礼制的原因，在于汉代经师的附会。汉代经师臆解经典，使得《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不复“平分今古”的原貌：
今、古说，其见《异义》者，多非其实。大约出于本书者为上，其称某家说者多附会之谈。许君于其互异者，每以有明文、无明文为说。是有明文为可据，无明文为不足据也。而明文之说，又以平实者为正，如三公、九卿之类是也。推例为附会，如《易》家以六龙定六马，《诗》家以谭公为称公是也。学者不察，则附会之说最易误人。凡人说一事，口之所出多流为歧异，如明堂、郊禘诸说纷纭是矣。又六宗之说，至二十余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为之。此不足据也。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廖平针对《五经异义》的两种处理方式，这基本上可以揭示出他对《五经异义》的态度——有取有舍。而且，取舍的数量大致相同，舍弃的部分甚至更多。一方面，廖平用“素王改制”的逻辑解释《五经异义》中的礼制，二者有时可以完美地融合。另一方面，当“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产生冲突时，廖平选择了保存“素王改制”说的优先性，舍弃了《五经异义》中的诸多内容。换一种说法，廖平取舍《五经异义》的标准，正是“素王改制”。由此，廖平初步建构了“平分今古”的礼制体系。礼制一旦确立，“平分今古”的基本方法也得到确立，“今学”与“古学”的建构便可一蹴而就。从“素王改制”出发，《五经异义》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平分今古”的礼制。因此，廖平将《周礼》《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礼制勾稽而出，寻找与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礼制的异同，进一步将《五经异义》中的“平分今古”，推扩到其他典籍当中。由此，学者便可借由今古礼制的不同，判断今古文经典的性质。廖平的这一成果记录在《今古学考》中的《今古各经礼制有无表》之中。
所以，《五经异义》中的礼制纯驳皆存，那么，绝对正确的“平分今古”始于何处？廖平将今古文经学的开端置于孔子，并将二者的差异构建为孔子的早晚年之别，遂有“孔子晚年定论”之说：
孔子初年问礼，有“从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补偏;于是以心所欲为者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论，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子手订之文，专学此派，同祖《王制》。其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今古文经学的礼制既然是“素王改制”与“时制”的对立，那么为什么不把“平分今古”的开端，从汉代前置于孔子呢？如此一来，《五经异义》的合理性便完全置于“素王改制”之下。实际上，在廖平建构“平分今古”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回溯着“素王改制”之说。因此，廖平得出“孔子晚年定论”的结论，参见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中国学报》1912年第2期。也是一种必然。
三、结论：“平分今古”与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平分今古”存在着“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学界目前更多地关注《五经异义》在“平分今古”中的作用，存在以下两种典型的结论。
第一，承认并强调《五经异义》是“平分今古”的基础。比如，黄开国在《廖平评传》中，对廖平一变开始的时间进行了考证，以《今古学考》中的“乙酉（1885）”为准，舍弃了《初变记》中以“癸未（1883）”为始的说法，并将乙酉前的时间定为廖平“专求大义”的时期。事实上，廖平所求“大义”，正是“素王改制”。黄开国割裂二者，目的在于，让《五经异义》成为“平分今古”唯一的基础，廖平的一变就被规范为“经学一变讲平分今古，是讲汉代经学史的问题”。如此一来，“平分今古在学术上的最重要贡献，就在于从礼制上划清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界限，恢复了汉代经学两个基本派别的原貌”。在还原汉代经学史的意义上，“平分今古”才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近、现代凡在经学上有造诣的学者，言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无不依廖平之说为宗旨”。参见黄开国：《廖平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0～42、242～246页。
第二，质疑《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之间的关系。如前文引用的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便可算作这种观点的滥觞。可以说，刘师培承认《五经异义》体现了汉代“学有今古”的特点，但是，“今”“古”相同的现象，使他质疑“平分今古”的合理性。李学勤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五经异义》的特点，认为古文经学家许慎在《五经异义》中兼采今古，这表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间并没有森严的壁垒，因此，“这促使我们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经学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观点……改变自《今古学考》以来普遍流行的今、古两派观点，对于经学史及其有关方面的研究是一件大事。”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张志强则在李学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平分今古”的性质：“这也就是说，今古文经学之间严格分为两大派的说法其实是晚清今文学的虚构，是廖平和康有为的创造。更进一步而言，学界引为常识的看法，亦即汉代今古文经学是各自‘道一同风’、‘同条共贯’、‘师法森严’的两派，其实是把廖、康二氏在晚清学术思想语境下对于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分派看法，直接认同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事实而已。”张志强：《经学何谓？经学何为？——当前经学研究的趋向与“经学重建”的难局》，谢地坤主编：《中国哲学年鉴2013》，哲学研究杂志社，2013年，第101页。他的结论彻底否认了《五经异义》与“平分今古”的联系，将“平分今古”判定为对汉代学术史的“虚构”，进一步否认了廖平思想的价值。
这两种结论都将“平分今古”视为对汉代经学史的总结，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认同廖平的概括。然而，前文已述，在“素王改制”说的推动下，廖平认为汉代经学不复今古文经学的原貌，晚年的孔子才掌握着“平分今古”的真谛。因此，遑论廖平结论的合理性，以上学者对于“平分今古”性质的解读，皆存在误区：他们忽略了“素王改制”说的作用，使得《五经异义》成为了“平分今古”的唯一基础。其后果便是将“平分今古”看作是对《五经异义》的总结，它的性质成为对汉代学术史的概括。这与廖平的论证产生了强烈的偏差。
事实上，“平分今古”存在着“素王改制”与《五经异义》这两个基础。而且，“素王改制”说处于“平分今古”的第一地位，《五经异义》处于第二地位。从廖平的自述上看，“素王改制”说先于《五经异义》，并贯穿了他对今古文礼制的建构;从《今古学考》的内容上看，廖平借用了《五经异义》中的部分内容，申明以“素王改制”与“时制”对立为核心的今古文经学体系。换言之，廖平看起来是在描述着《五经异义》背后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体系，实际上则是将《五经异义》的形式与内容，附加在“素王改制”的新义理之上。“素王改制”才是“平分今古”的思想核心，《五经异义》更多地决定了“平分今古”的形式，是它的基本框架。
因此，“平分今古”并非是对汉代经学史的概括，而是一种新的经学模式。廖平的“素王改制”说如同一把打开“新”经学的钥匙，《五经异义》则是与之搭配的一扇大门。二者的结合，帮助廖平开启了晚清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告别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旧传统。
以“素王改制”为新义理的今古文经学，与清代经学有着巨大的差别。清学的特点，正如张之洞在《尊经书院记》中所言：“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小学。”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远东、熊泽文编著：《廖平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8页。“小学—经学/史学”是清代经学研究的典型范式，这意味着，经典中的制度即是历史中的制度，经学与史学的研究没有区分，二者皆以小学为基础。对于廖平而言，“素王改制”并非等同于历史陈迹，而是解释经典中产生各种制度及其差异的原因，这种视角便将经典中的制度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由此，以“素王改制”为核心的今古文经学，也从史学的藩篱中挣脱了出来，它不再与史学分享共同的基础，而是成为了与清学完全不同的“新”经学。王汎森在评价“平分今古”的特點时说：“（廖平）为了以经学响应世事之需求， 经学意识高高地凌驾在史学意识之上，反对把经书本身的内容当成古史来研究。”强调“平分今古”突出了“经学意识”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是出于“经学响应世事之需求”。事实上，廖平的“平分今古”具有自身的学术依据。“经学意识”的产生，来源于“素王改制”说的内在要求，而非“经学响应世事之需求”。见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同时，《五经异义》又为“素王改制”说带来了一个具有整体性思维的框架。在廖平之前，俞樾也曾会通《春秋公羊传》与《王制》中的“改文从质”之说，认为“王制”即是“素王之制”，廖平也在《今古学考》中认同了俞樾的观点。廖平说：“以《王制》主今学无据。曰：俞荫甫先生有成说矣。”又“俞荫甫先生以《王制》为《公羊》礼，其说是”。见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4、79页。不过，俞樾只是强调在“素王改制”的视野下，《王制》应当具有更高的地位，他说：“愚谓《王制》一篇，体大物博，或犹在《中庸》之上乎？”俞樾：《王制说》，《春在堂全书》第3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2页。廖平则是将“素王改制”的新义理，纳入到《五经异义》的框架之中。由此，“素王改制”理论不再面对单独的某部或某些经典，它成为建构一个整体性经学的线索。清代经学往往重视对单部经典的深入挖掘，不具有系统性地建构整体经学的思维，正如蒙文通所言：“清世经学，以汉学为徽帜，搜讨师说，寻研家法……一经之义明，而各经相互间之关系尚未窥其全，是则所知者各家一隅之今文说，尚无综合各家以成整个之今文学派。”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文通全集》第1册，巴蜀书社，2015年，第276页。《五经异义》为“平分今古”提供了整体性思维的框架，廖平的经学由此便超越了清学，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特征，展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皮迷迷说：“虽然廖平‘一变’号称从礼制入手发现了今、古之别，但其中不乏‘建构’色彩。通过这种建构，今、古学在形式上获得了极其清晰的分别，而这正是廖平努力的方向，唯有今、古之别判若冰炭，一个条理分明的经学系统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皮迷迷：《被“建构”的今、古文经学及其意义——另一种看待廖平今、古学之辨的视角》，《哲学门》2016年第2期。
总而言之，“平分今古”有两个基础——以“素王改制”为思想核心、以《五经异义》为基本框架。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范式，而非仅仅是对一段时期的经学史的总结。在这样的意义上，“平分今古”才得以在近代的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