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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和谐家庭”的评选，原本是为了体现新的时代特征，但所公示的评价标准，却在公布近五年之后，由于媒体的报道评论而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热议。
为创建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社会稳定持续发展，上世纪50年代，全国妇联倡导并发起了“争创五好家庭”活动。1982年的标准是：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好；家庭和睦、尊敬老人好；教育子女、计划生育好；移风易俗、勤俭持家好；邻里团结、文明礼貌好。1996年，“五好家庭”更名为“五好文明家庭”，评价标准为：爱国守法，热心公益好；学习进取，爱岗敬业好；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好；移风易俗，少生优育好；勤俭持家，保护环境好。可以看出，这些评价标准的变化，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其后，为响应“和谐社会”的建设，北京市妇联于2007年将延用了半个世纪的“五好家庭”更名为“和谐家庭”，并与北京市社科院联合调研制定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由家庭内部和谐、家庭与社会和谐、家庭与自然和谐三大部分组成，分为城区版和郊区版。“和谐家庭”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200个家庭。
城区版的“和谐家庭”的标准有5个基本原则和27个指标体系。5个基本原则未量化，包括“遵纪守法、遵守公德；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勤俭持家、节能环保；热爱科学、热心公益”。其中任何一项不达标者不得参与评选。而27项城区版标准则每项都有具体的标准描述和对应分值，满分共100分。标准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无暴力行为；家庭成员关心时事、低碳环保，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有社区意识，家庭中至少有1人为社区志愿者或社区义工，家庭主要成员经常上网，家庭藏书量300册以上, 订阅报刊不少于1份；经常有旅游、聚餐、购物等家庭活动；每月用水量不超过8吨；少开车、洗脸洗菜的废水拖地或冲厕所等等。“和谐家庭”的评选原本是为了体现新的时代特征，但部分评价标准，却在公布近五年之后，由于媒体的报道评论而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和争议。
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部分指标过于物质化。
如家庭主要成员经常上网、家庭藏书量300册以上，经常有旅游、聚餐、购物等家庭活动，少开车等。单从这些指标本身来看，自然是文明、进步、和谐的标志。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其中包括的许多条件与“前提”，却并非家家均能拥有。按照这样的指标体系，北京市524.9万户家庭，将有相当一部分被挡在了评选大门之外。因此，这样的评选难以反映出应有的社会性、群众性和普遍性。
以“经常旅游”为例，众所周知，旅游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种奢侈品，有也只能是偶尔为之，难以做到“经常”，是否经常旅游、聚餐、购物与家庭经济能力的关联性明显大于与家庭和谐的关联性，而家庭经济能力大小是否与家庭和谐有必然关系也值得商榷。那么经济实力弱的一些和谐家庭因为不能经常旅游购物在评选过程中是不是就会失利，从而失去评选资格？以物质标准将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挡在评选范围之外，就等于向社会暗示，“穷人”是不讲文明、不要和谐、不想进步的。这样的结果，容易人为制造贫富矛盾，也容易激发更多的非理性“仇富”心理。此外，此类标准不但有摒弃穷人之意，还有暗中拉动消费之嫌。
第二方面，“和谐”原本是相对感性的内在标准，通过外在的条条框框难以衡量。
公共问题专家舒可心认为，和谐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谐应该是一种动态稳定状态，既有争论、有协商，也有妥协，拿一些固定指标评选“和谐家庭”没有意义，把和谐与这些量化的指标放在一起，是对“和谐”一词的误读。“一个家庭和谐、和睦、幸福，如此量化的去衡量评选，在操作上也会出现困难，而过分细致的了解一个家庭的这些生活情况，也是对个体家庭隐私的一种不尊重”。
今天的时代，价值更加多元化，家庭构成也更加多样化。“和谐”本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各异，因为它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和谐家庭也是如此，一个家庭是否和谐，只有自己家人知道。用外在的指标很难量化一个家庭的和谐指数。
第三方面是指标的标准虚化，不易操作。
比如，提倡提起布袋子，尽量少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洗菜洗脸的废水拖地或冲厕所；尽量多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少开车。这些评比标准的初衷是好的——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节约意识。但既然作为评选，就需要依据符合程度，将候选家庭区分出来，假如没有量化标准，没有考核程序，这些标准显然是“虚”的。此外，一些指标的“经常”和“多”无法衡量——何为经常，何为多，难以与数值对应。
第四方面是有些指标虽有标准，但执行起来是上对政策下有对策，易成面子工程。
在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中列出对保护资源、节能低碳的考核指标，可以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但家庭是否经常“将洗菜水冲厕所”，摆个样子很容易，是否长期坚持很难确定。藏书量标准倒是比较容易确定，但现代社会资讯渠道多样，藏书与看书脱节现象普遍存在，看书不藏书，藏书不看书的现象也不鲜见，以藏书来衡量看书或督促看书也略显偏颇。家庭“订阅报刊不少于1份”，做起来也不难，但在大多数报刊内容均已上网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似乎有些牵强，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报刊订阅的摊派。
值得称赞的是，对于沸沸扬扬的评论和质疑，北京市妇联给予了及时回应。回应称，相关标准是为了“把复杂的、模糊的和谐家庭概念变为可以度量、计算和比较的数据，以便为制定和谐家庭建设提供定量化的依据。”在和谐家庭指标中，区分了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层面，在注重“衣、食、住、行”等物质指标的同时，也注重“德、情、意、智”等精神指标。并声称创建条件无关乎“贫富问题”。“经常上网”主要是倡导“学习型家庭”，鼓励大家上网学知识，这一指标在2007年前后是有积极效果的。藏书量也只是鼓励家庭读书藏书。旅游、购物等仅仅是参考条件，是鼓励通过逛公园、购物、做饭等集体活动，让家庭成员之间多一些直接接触和交流沟通，而不是打个电话就了事。在回应中，北京市妇联还澄清，和谐家庭是“创建”不是“评选”目前，北京市已开展3届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共有900个家庭获得“和谐家庭”称号。获得“和谐家庭”称号的家庭会得到奖状和一块金色的金属小牌子，没有任何奖金。同时，相关回应也认为，家庭具有个性化、私密化的特性。因此，为“和谐家庭”提供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的。2007年出台“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体系”只是为创建和谐幸福的家庭提供一个风向标。换句话说，人们想营造和谐的家庭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同时，根据现实情况与社会公众的意见，这一指标体系将在今年进行修订完善。
可以理解北京市有关组织这样做的良苦用心，也理解想让这项评选更具时代特色和社会特征的努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对“五好家庭”的名称及评价标准、体系、程序等进行一定的修正和完善，本身是好事。关键是，评价标准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更不能人为地设定门槛，将一部分人群排除在评选范围之外。从北京市制定的“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体系来看，从表面上看，与时俱进了，新潮了，似乎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实质上，已改变了创建的初衷，异化了创建的目标，激化了创建的矛盾，使创建本身变成了一种“不和谐”。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创建的最终目的是引领和促进更多家庭的和谐，因此恐怕主要还不是依靠“标准”的细化和完善。完善和谐与幸福，是当事人自己的主观感受，这可以源于某些指标性特征，但却只可作为参考建议。创造家庭幸福和谐属公民个人行为，可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真正的和谐，是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融洽、为人处事文明礼貌、对他人要懂得尊重、对社会有爱心、对法律有敬畏、对社会道德有敬重、对物质追求保持平常心。真正的和谐幸福，须靠家庭成员长久用心经营。如果将外在标准、物质条件凌驾于其他条件之上，就不可能真正体会到温馨、温情、和美、融洽对家庭和谐的重要，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家庭”。
之所有出现这么多质疑声音，另一个原因是评价标准制订出台的程序问题。作为涉及千家万户、希望引领社会风气的“和谐家庭”评价标准，其制订过程也需要科学化与民主化。标准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拍脑袋”就能定出来的，需要深入到家庭、群众之中进入充分调查、仔细研究、认真分析才能提出来。同时，家庭问题恐怕人人都有发言权，因此即使是经过专家调研、汇总制订出来的评价体系，也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公示并征求意见。而不是在公示并实行五年之后，由媒体的偶然报道才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议论。
与此同时，主办者也还需时刻清醒“和谐家庭”是“创建”而非“评比”。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社会越来越多地由“熟人社会”向“半熟社会”转变，民众的隐私观念也越来越强，许多家庭并不希望将自己的家庭状况、活动情况、成员关系等公之于众并接受点评。因此，“和谐家庭”的有效创建，更需要围绕科学“和谐观”的不断阐释，需要长期的、润物细无声的各种传播和渗透，而不仅仅是一套外在指标体系的不断细化。或许社区或群众组织应该重新设计一些跟上时代的光荣标签，比如环保家庭、公益家庭等等，鼓励更多的居民投入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来。
为创建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社会稳定持续发展，上世纪50年代，全国妇联倡导并发起了“争创五好家庭”活动。1982年的标准是：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好；家庭和睦、尊敬老人好；教育子女、计划生育好；移风易俗、勤俭持家好；邻里团结、文明礼貌好。1996年，“五好家庭”更名为“五好文明家庭”，评价标准为：爱国守法，热心公益好；学习进取，爱岗敬业好；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好；移风易俗，少生优育好；勤俭持家，保护环境好。可以看出，这些评价标准的变化，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其后，为响应“和谐社会”的建设，北京市妇联于2007年将延用了半个世纪的“五好家庭”更名为“和谐家庭”，并与北京市社科院联合调研制定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由家庭内部和谐、家庭与社会和谐、家庭与自然和谐三大部分组成，分为城区版和郊区版。“和谐家庭”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200个家庭。
城区版的“和谐家庭”的标准有5个基本原则和27个指标体系。5个基本原则未量化，包括“遵纪守法、遵守公德；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勤俭持家、节能环保；热爱科学、热心公益”。其中任何一项不达标者不得参与评选。而27项城区版标准则每项都有具体的标准描述和对应分值，满分共100分。标准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无暴力行为；家庭成员关心时事、低碳环保，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有社区意识，家庭中至少有1人为社区志愿者或社区义工，家庭主要成员经常上网，家庭藏书量300册以上, 订阅报刊不少于1份；经常有旅游、聚餐、购物等家庭活动；每月用水量不超过8吨；少开车、洗脸洗菜的废水拖地或冲厕所等等。“和谐家庭”的评选原本是为了体现新的时代特征，但部分评价标准，却在公布近五年之后，由于媒体的报道评论而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和争议。
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部分指标过于物质化。
如家庭主要成员经常上网、家庭藏书量300册以上，经常有旅游、聚餐、购物等家庭活动，少开车等。单从这些指标本身来看，自然是文明、进步、和谐的标志。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其中包括的许多条件与“前提”，却并非家家均能拥有。按照这样的指标体系，北京市524.9万户家庭，将有相当一部分被挡在了评选大门之外。因此，这样的评选难以反映出应有的社会性、群众性和普遍性。
以“经常旅游”为例，众所周知，旅游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种奢侈品，有也只能是偶尔为之，难以做到“经常”，是否经常旅游、聚餐、购物与家庭经济能力的关联性明显大于与家庭和谐的关联性，而家庭经济能力大小是否与家庭和谐有必然关系也值得商榷。那么经济实力弱的一些和谐家庭因为不能经常旅游购物在评选过程中是不是就会失利，从而失去评选资格？以物质标准将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挡在评选范围之外，就等于向社会暗示，“穷人”是不讲文明、不要和谐、不想进步的。这样的结果，容易人为制造贫富矛盾，也容易激发更多的非理性“仇富”心理。此外，此类标准不但有摒弃穷人之意，还有暗中拉动消费之嫌。
第二方面，“和谐”原本是相对感性的内在标准，通过外在的条条框框难以衡量。
公共问题专家舒可心认为，和谐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谐应该是一种动态稳定状态，既有争论、有协商，也有妥协，拿一些固定指标评选“和谐家庭”没有意义，把和谐与这些量化的指标放在一起，是对“和谐”一词的误读。“一个家庭和谐、和睦、幸福，如此量化的去衡量评选，在操作上也会出现困难，而过分细致的了解一个家庭的这些生活情况，也是对个体家庭隐私的一种不尊重”。
今天的时代，价值更加多元化，家庭构成也更加多样化。“和谐”本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各异，因为它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和谐家庭也是如此，一个家庭是否和谐，只有自己家人知道。用外在的指标很难量化一个家庭的和谐指数。
第三方面是指标的标准虚化，不易操作。
比如，提倡提起布袋子，尽量少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洗菜洗脸的废水拖地或冲厕所；尽量多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少开车。这些评比标准的初衷是好的——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节约意识。但既然作为评选，就需要依据符合程度，将候选家庭区分出来，假如没有量化标准，没有考核程序，这些标准显然是“虚”的。此外，一些指标的“经常”和“多”无法衡量——何为经常，何为多，难以与数值对应。
第四方面是有些指标虽有标准，但执行起来是上对政策下有对策，易成面子工程。
在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中列出对保护资源、节能低碳的考核指标，可以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但家庭是否经常“将洗菜水冲厕所”，摆个样子很容易，是否长期坚持很难确定。藏书量标准倒是比较容易确定，但现代社会资讯渠道多样，藏书与看书脱节现象普遍存在，看书不藏书，藏书不看书的现象也不鲜见，以藏书来衡量看书或督促看书也略显偏颇。家庭“订阅报刊不少于1份”，做起来也不难，但在大多数报刊内容均已上网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似乎有些牵强，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报刊订阅的摊派。
值得称赞的是，对于沸沸扬扬的评论和质疑，北京市妇联给予了及时回应。回应称，相关标准是为了“把复杂的、模糊的和谐家庭概念变为可以度量、计算和比较的数据，以便为制定和谐家庭建设提供定量化的依据。”在和谐家庭指标中，区分了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层面，在注重“衣、食、住、行”等物质指标的同时，也注重“德、情、意、智”等精神指标。并声称创建条件无关乎“贫富问题”。“经常上网”主要是倡导“学习型家庭”，鼓励大家上网学知识，这一指标在2007年前后是有积极效果的。藏书量也只是鼓励家庭读书藏书。旅游、购物等仅仅是参考条件，是鼓励通过逛公园、购物、做饭等集体活动，让家庭成员之间多一些直接接触和交流沟通，而不是打个电话就了事。在回应中，北京市妇联还澄清，和谐家庭是“创建”不是“评选”目前，北京市已开展3届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共有900个家庭获得“和谐家庭”称号。获得“和谐家庭”称号的家庭会得到奖状和一块金色的金属小牌子，没有任何奖金。同时，相关回应也认为，家庭具有个性化、私密化的特性。因此，为“和谐家庭”提供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的。2007年出台“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体系”只是为创建和谐幸福的家庭提供一个风向标。换句话说，人们想营造和谐的家庭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同时，根据现实情况与社会公众的意见，这一指标体系将在今年进行修订完善。
可以理解北京市有关组织这样做的良苦用心，也理解想让这项评选更具时代特色和社会特征的努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对“五好家庭”的名称及评价标准、体系、程序等进行一定的修正和完善，本身是好事。关键是，评价标准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更不能人为地设定门槛，将一部分人群排除在评选范围之外。从北京市制定的“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体系来看，从表面上看，与时俱进了，新潮了，似乎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实质上，已改变了创建的初衷，异化了创建的目标，激化了创建的矛盾，使创建本身变成了一种“不和谐”。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创建的最终目的是引领和促进更多家庭的和谐，因此恐怕主要还不是依靠“标准”的细化和完善。完善和谐与幸福，是当事人自己的主观感受，这可以源于某些指标性特征，但却只可作为参考建议。创造家庭幸福和谐属公民个人行为，可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真正的和谐，是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融洽、为人处事文明礼貌、对他人要懂得尊重、对社会有爱心、对法律有敬畏、对社会道德有敬重、对物质追求保持平常心。真正的和谐幸福，须靠家庭成员长久用心经营。如果将外在标准、物质条件凌驾于其他条件之上，就不可能真正体会到温馨、温情、和美、融洽对家庭和谐的重要，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家庭”。
之所有出现这么多质疑声音，另一个原因是评价标准制订出台的程序问题。作为涉及千家万户、希望引领社会风气的“和谐家庭”评价标准，其制订过程也需要科学化与民主化。标准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拍脑袋”就能定出来的，需要深入到家庭、群众之中进入充分调查、仔细研究、认真分析才能提出来。同时，家庭问题恐怕人人都有发言权，因此即使是经过专家调研、汇总制订出来的评价体系，也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公示并征求意见。而不是在公示并实行五年之后，由媒体的偶然报道才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议论。
与此同时，主办者也还需时刻清醒“和谐家庭”是“创建”而非“评比”。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社会越来越多地由“熟人社会”向“半熟社会”转变，民众的隐私观念也越来越强，许多家庭并不希望将自己的家庭状况、活动情况、成员关系等公之于众并接受点评。因此，“和谐家庭”的有效创建，更需要围绕科学“和谐观”的不断阐释，需要长期的、润物细无声的各种传播和渗透，而不仅仅是一套外在指标体系的不断细化。或许社区或群众组织应该重新设计一些跟上时代的光荣标签，比如环保家庭、公益家庭等等，鼓励更多的居民投入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