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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南渡”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本文主要指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两次南渡。海外华人作家聂华苓的三部自传体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均作于“南渡”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本文将从“地理空间与家国记忆”、“政治处境与精神追寻”、“文化心理与思乡情浓”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从地理、政治、文化三个角度考察聂华苓透过小说所表现出的意蕴深沉的家国意识与刚毅卓绝的文人情怀。
关键词：南渡 聂华苓小说 家国怀想
抗日战争时期，国都内迁、知识分子被迫迁移至西南大后方，又经国共内战，大多迁至港台、海外，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南渡经验。“南渡”一词出自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邑里》：“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两晋之时因战乱频发，知识分子不得不战略性南迁，由此称“衣冠南渡”，后经长期以来的循环与沉积得以流传下来。在冯友兰、陈寅恪等研究学者的阐发解释下，“南渡”一词的命名及其研究价值得到了进一步肯定。
聂华苓出生于中国大陆，于1949年迁到台湾，1964年后旅居美国爱荷华，一生辗转三地，多次成为“局外人”。在举家迁台后她开始了文学创作，叙写苦难的亲身历程。置于“南渡”背景之下，聂华苓的三部自传体小说无不展现出作者即使无力冲破命运的枷锁，身心俱在流亡，而灵魂却始终心系家国，倔强地代替失语的民族书写着大时代下的挣扎与苦痛，诉说着对国族家园无限深切的情感。
一.地理空间与家国记忆
“南渡”，可解释为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渡”。聂华苓出生于湖北武汉，大陆是她的人生起点。20世纪上半叶国内政局不稳、战火频仍，宜昌三峡小镇三斗坪是她流亡的第一站，在此度过的一年为《失去的金铃子》的创作提供了深刻的情感、地理记忆。文中描写了众多极富地方特色的地理风景，将恩施、三峡等地区的风貌一一呈现，有学者认为其不亚于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传神叙写。迄今《失去的金铃子》仍堪称20世纪以来展现鄂西自然风情与三峡人文风土的最佳小说之一。
小说《桑青与桃红》中“桑青和桃红是一个人的双重性格和经历”，分别代表大陆与海外。“桑青的经历……是一个大陆知识分子从内陆到海外、从中心到边缘的流亡历史。”[1]小说中地方链条的展现动态多样，由瞿塘峡、北平、台北、美国独树镇等构成，桑青时期的地理迁徙因时局所迫而带有强烈的压抑色彩。桃红时期的地理迁徙则是主动自由的，从田纳西、唐勒湖到第蒙任意行走，其中西部拓荒、反越战游行等美国事件展现出大限度的主体性，同桑青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旅居美国后，从前的地理记忆成为聂华苓写作的主要内容，武汉、宜昌、重庆、爱荷华等地是她笔下最为常见的地方。在《千山外，水长流》中聂华苓叙写自身早年在祖国的青春时光，并结合当时的新闻轶事，颇具文化价值与地理意义。如小说中对武汉大学六一惨案进行了详尽地描写，身为武汉人聂华苓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元素注入其中，如汉口租界、武汉大学、江汉关码头等。
1978年，聂华苓终于回到阔别30年的故土。她曾说：“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2]在这里，水的流动空间象征着聂华苓流亡过程中地理空间的变迁，描绘出聂华苓的三辈子。她借“水”诉说着自己的家国怀想与历史见解，“水”仿佛一股凝聚民族气节的不竭源泉，即使游子孤身漂泊在外，水流永不息止，故园近在咫尺。
二.政治处境与精神追寻
“渡”一词亦具有强烈的政治内蕴。在大陆，“南渡”文学叙事是向前看，发现知识分子艰难寻路的历程，探寻振兴民族的出路与方法;而在台湾则是向后看，揭开失语的苦楚，寻求灵魂的栖息地。作家学者们对于内外之争与民族内部之争这两场战役的正面书写均滞后了几十年，正如这三部小说皆非“南渡”历史事件发生时所作。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影响了“南渡”文学书写的及时性，然而更主要的则归因于政治情势。
在创作《失去的金铃子》时聂华苓的境遇十分艰难，她谈到：“1960年，我工作了十一年的杂志（《自由中国》）停刊了，主持人雷震和其他二位同事以涉嫌叛乱罪送进牢里。我成了一个小孤岛，和外界完全隔离了。……它（《失去的金铃子》）使我重新活下去;它成了我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3]不安的情绪与艰难的政治环境触发了聂华苓深沉的思乡之情。小说中的三星寨是主人公苓子活动的主要场地，也是旧中国农村的缩影，聂华苓通过对丫丫、巧巧等各色平凡人物的悲剧描写，反映出旧中国残酷与腐朽的社会现实，强烈批判了毒害国人灵魂的封建礼教与文化思想。这类作品的出现对台湾新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它将台湾乡思文学的创作引向了新的高峰，更是有力冲击了20世纪中叶“反共”文学一度称霸台湾文坛的局面。
《桑青与桃红》于1970年完稿，书中桑青与桃红分别代表着同一人的双重人格，桑青写于1945年中国到1970年美国的日记被桃红一并附信寄给移民局，在这段长达25年的时空里，从全民族抗日到国共内战，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时代动荡的大环境下，桑青与聂华苓自身有着十分相似的遭际。
《千山外，水长流》选取了1940到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大背景。因中美混血这一特殊身份，莲儿在“文革”期间备受苦难，她的青春受到摧残，个人存在价值遭到社会的否定，她渐渐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并将自己遭受的一切不公归咎于母亲与祖国。改革开放以后，莲儿终于来到自己未曾谋面的生父的故乡——美国，企图寻求父系之根、重拾自我。莲儿的经历代表了海外华人在动荡多难的政治环境下追寻精神家园的不屈韧性与艰辛历程。
三.文化心理与思乡情浓
“南渡”，也反映了文化心理上的“渡”。政治动荡、硝烟弥漫、飘蓬无依的岁月不见天日，知识分子们纷纷展现出忧患意識，维护社会正义、呼唤自由民主、祈求国泰民安。在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许多作家怀着浓烈的故土情结，执着于对祖国故土的文化书写。聂华苓曾说：“我流亡了三辈子。军阀内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逃，逃，逃。最后，逃到台湾，逃到爱荷华。”[4]这三部长篇名作中无不浸润着她对祖国大地的一往情深。 《失去的金铃子》中高扬着的祖国意识与热切的乡思之情在读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感受。在金铃子的声声轻唱中，奔流不息的滚滚长江水里，无不彰显着远在大洋彼岸的海外游子聂华苓对三峡故土的深情呼唤。她曾说：“抗战期中我到过三斗坪，那时我才十三岁……，没想到多少年了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5]正是这种强烈的情感內驭力促使着聂华苓写下这部乡土佳作，众多带有浓郁三峡气息的风物亦在笔下熠熠生辉：磅礴翻滚的长江、江中的行船木舟、长江岸旁的纤夫、极富特色的背篓等，成功勾勒出一幅幅三峡画廊风情图，洋溢着对三峡故土无尽的牵挂与思念。
聂华苓长期生活在美国，在远离母国的文化语境中，“生存”、“故园”、“移民”是其行文主题中的关键字眼。《桑青与桃红》是“最有时代感与历史感的作品”[6]，在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诉说着海外游子的失根之苦痛、寻根之心切。在对主人公桑青的塑造上，聂华苓将自身对历史的感悟赋予其中，体现出个体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放逐后，在广阔复杂的时代长河里同命运的抗争、对时政的思考，探寻海外华人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对家国存亡的忧患意识以及自身的文化心理困惑。
深沉的乡愁情结以及无处寻根的失落感是众多为政治原因所迫从大陆流徙至台湾甚至海外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也是聂华苓行文创作中恒久未变的主题之一。“身份的寻求”是《千山外，水长流》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肇因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主人公中美混血莲儿因其“美帝爸爸”而屡经磨难，她被冠以“杂种”、“私生狗崽子”的名号，她开始怨恨母亲、怨恨祖国。人生的困境迫使她逃亡，在逃向美国后，生父的故乡于莲儿亦是陌生的。在中国她是个“外国人”，到了美国她依旧是个“外国人”，身份血统成了莲儿的原罪，她那漂泊的灵魂孤苦地游离于一切，无处可栖。尽管寻找父系之根的希冀在前期一再受挫，但在同祖父祖母、表弟彼利的交往中，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莲儿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归属，并自豪地说出“我是中国人，老布朗的孙女。”[7]这不仅仅是一个寻父的故事，更是一个寻找根系、重拾自我的故事。在异国他乡，莲儿终究跨越了文化与精神的阻碍，同故国家园冰释，并意识到自己深深植根于祖国。
四.结语
在战火纷飞、烽烟四起的岁月里，无数师生学者脱离了原本的生活轨迹，被迫踏上“南渡”的征程。作为亲历者，聂华苓的小说被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中，从人性、文化、政治等多重角度为读者展现出流徙海外的知识分子艰辛坎坷、纷繁复杂的边缘人生。中国历史在其笔下被赋予“个人化”，从稚嫩懵懂的苓子，到迷惘痛苦的桑青与桃红，再到重拾自我的莲儿，聂华苓一次次重绘着记忆之旅，始终围绕“祖国”这一核心，重绘兼具着地理、政治、文化上的多重内蕴。流水亲证了聂华苓孤苦飘零的一生，她的家国情怀随着长江流向爱荷华河，从大陆散播到台湾最终延续至美国，这是聂华苓对风云变幻的历史、对坚韧不屈的民族最好的答复。
参考文献
[1]陈庆妃.“南渡”文学叙事的三种范式——由《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谈起[J].文学评论，2018（04）：150-158.
[2]聂华苓.三生影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96.
[3]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写在前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聂华苓.三辈子[M].联经出版公司，2011：626.
[5]聂华苓.苓子是我吗[M].失去的金铃子·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聂华苓.梦花.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336.
[7]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371.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关键词：南渡 聂华苓小说 家国怀想
抗日战争时期，国都内迁、知识分子被迫迁移至西南大后方，又经国共内战，大多迁至港台、海外，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南渡经验。“南渡”一词出自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邑里》：“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两晋之时因战乱频发，知识分子不得不战略性南迁，由此称“衣冠南渡”，后经长期以来的循环与沉积得以流传下来。在冯友兰、陈寅恪等研究学者的阐发解释下，“南渡”一词的命名及其研究价值得到了进一步肯定。
聂华苓出生于中国大陆，于1949年迁到台湾，1964年后旅居美国爱荷华，一生辗转三地，多次成为“局外人”。在举家迁台后她开始了文学创作，叙写苦难的亲身历程。置于“南渡”背景之下，聂华苓的三部自传体小说无不展现出作者即使无力冲破命运的枷锁，身心俱在流亡，而灵魂却始终心系家国，倔强地代替失语的民族书写着大时代下的挣扎与苦痛，诉说着对国族家园无限深切的情感。
一.地理空间与家国记忆
“南渡”，可解释为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渡”。聂华苓出生于湖北武汉，大陆是她的人生起点。20世纪上半叶国内政局不稳、战火频仍，宜昌三峡小镇三斗坪是她流亡的第一站，在此度过的一年为《失去的金铃子》的创作提供了深刻的情感、地理记忆。文中描写了众多极富地方特色的地理风景，将恩施、三峡等地区的风貌一一呈现，有学者认为其不亚于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传神叙写。迄今《失去的金铃子》仍堪称20世纪以来展现鄂西自然风情与三峡人文风土的最佳小说之一。
小说《桑青与桃红》中“桑青和桃红是一个人的双重性格和经历”，分别代表大陆与海外。“桑青的经历……是一个大陆知识分子从内陆到海外、从中心到边缘的流亡历史。”[1]小说中地方链条的展现动态多样，由瞿塘峡、北平、台北、美国独树镇等构成，桑青时期的地理迁徙因时局所迫而带有强烈的压抑色彩。桃红时期的地理迁徙则是主动自由的，从田纳西、唐勒湖到第蒙任意行走，其中西部拓荒、反越战游行等美国事件展现出大限度的主体性，同桑青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旅居美国后，从前的地理记忆成为聂华苓写作的主要内容，武汉、宜昌、重庆、爱荷华等地是她笔下最为常见的地方。在《千山外，水长流》中聂华苓叙写自身早年在祖国的青春时光，并结合当时的新闻轶事，颇具文化价值与地理意义。如小说中对武汉大学六一惨案进行了详尽地描写，身为武汉人聂华苓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元素注入其中，如汉口租界、武汉大学、江汉关码头等。
1978年，聂华苓终于回到阔别30年的故土。她曾说：“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2]在这里，水的流动空间象征着聂华苓流亡过程中地理空间的变迁，描绘出聂华苓的三辈子。她借“水”诉说着自己的家国怀想与历史见解，“水”仿佛一股凝聚民族气节的不竭源泉，即使游子孤身漂泊在外，水流永不息止，故园近在咫尺。
二.政治处境与精神追寻
“渡”一词亦具有强烈的政治内蕴。在大陆，“南渡”文学叙事是向前看，发现知识分子艰难寻路的历程，探寻振兴民族的出路与方法;而在台湾则是向后看，揭开失语的苦楚，寻求灵魂的栖息地。作家学者们对于内外之争与民族内部之争这两场战役的正面书写均滞后了几十年，正如这三部小说皆非“南渡”历史事件发生时所作。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影响了“南渡”文学书写的及时性，然而更主要的则归因于政治情势。
在创作《失去的金铃子》时聂华苓的境遇十分艰难，她谈到：“1960年，我工作了十一年的杂志（《自由中国》）停刊了，主持人雷震和其他二位同事以涉嫌叛乱罪送进牢里。我成了一个小孤岛，和外界完全隔离了。……它（《失去的金铃子》）使我重新活下去;它成了我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3]不安的情绪与艰难的政治环境触发了聂华苓深沉的思乡之情。小说中的三星寨是主人公苓子活动的主要场地，也是旧中国农村的缩影，聂华苓通过对丫丫、巧巧等各色平凡人物的悲剧描写，反映出旧中国残酷与腐朽的社会现实，强烈批判了毒害国人灵魂的封建礼教与文化思想。这类作品的出现对台湾新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它将台湾乡思文学的创作引向了新的高峰，更是有力冲击了20世纪中叶“反共”文学一度称霸台湾文坛的局面。
《桑青与桃红》于1970年完稿，书中桑青与桃红分别代表着同一人的双重人格，桑青写于1945年中国到1970年美国的日记被桃红一并附信寄给移民局，在这段长达25年的时空里，从全民族抗日到国共内战，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时代动荡的大环境下，桑青与聂华苓自身有着十分相似的遭际。
《千山外，水长流》选取了1940到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大背景。因中美混血这一特殊身份，莲儿在“文革”期间备受苦难，她的青春受到摧残，个人存在价值遭到社会的否定，她渐渐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并将自己遭受的一切不公归咎于母亲与祖国。改革开放以后，莲儿终于来到自己未曾谋面的生父的故乡——美国，企图寻求父系之根、重拾自我。莲儿的经历代表了海外华人在动荡多难的政治环境下追寻精神家园的不屈韧性与艰辛历程。
三.文化心理与思乡情浓
“南渡”，也反映了文化心理上的“渡”。政治动荡、硝烟弥漫、飘蓬无依的岁月不见天日，知识分子们纷纷展现出忧患意識，维护社会正义、呼唤自由民主、祈求国泰民安。在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许多作家怀着浓烈的故土情结，执着于对祖国故土的文化书写。聂华苓曾说：“我流亡了三辈子。军阀内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逃，逃，逃。最后，逃到台湾，逃到爱荷华。”[4]这三部长篇名作中无不浸润着她对祖国大地的一往情深。 《失去的金铃子》中高扬着的祖国意识与热切的乡思之情在读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感受。在金铃子的声声轻唱中，奔流不息的滚滚长江水里，无不彰显着远在大洋彼岸的海外游子聂华苓对三峡故土的深情呼唤。她曾说：“抗战期中我到过三斗坪，那时我才十三岁……，没想到多少年了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5]正是这种强烈的情感內驭力促使着聂华苓写下这部乡土佳作，众多带有浓郁三峡气息的风物亦在笔下熠熠生辉：磅礴翻滚的长江、江中的行船木舟、长江岸旁的纤夫、极富特色的背篓等，成功勾勒出一幅幅三峡画廊风情图，洋溢着对三峡故土无尽的牵挂与思念。
聂华苓长期生活在美国，在远离母国的文化语境中，“生存”、“故园”、“移民”是其行文主题中的关键字眼。《桑青与桃红》是“最有时代感与历史感的作品”[6]，在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诉说着海外游子的失根之苦痛、寻根之心切。在对主人公桑青的塑造上，聂华苓将自身对历史的感悟赋予其中，体现出个体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放逐后，在广阔复杂的时代长河里同命运的抗争、对时政的思考，探寻海外华人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对家国存亡的忧患意识以及自身的文化心理困惑。
深沉的乡愁情结以及无处寻根的失落感是众多为政治原因所迫从大陆流徙至台湾甚至海外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也是聂华苓行文创作中恒久未变的主题之一。“身份的寻求”是《千山外，水长流》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肇因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主人公中美混血莲儿因其“美帝爸爸”而屡经磨难，她被冠以“杂种”、“私生狗崽子”的名号，她开始怨恨母亲、怨恨祖国。人生的困境迫使她逃亡，在逃向美国后，生父的故乡于莲儿亦是陌生的。在中国她是个“外国人”，到了美国她依旧是个“外国人”，身份血统成了莲儿的原罪，她那漂泊的灵魂孤苦地游离于一切，无处可栖。尽管寻找父系之根的希冀在前期一再受挫，但在同祖父祖母、表弟彼利的交往中，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莲儿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归属，并自豪地说出“我是中国人，老布朗的孙女。”[7]这不仅仅是一个寻父的故事，更是一个寻找根系、重拾自我的故事。在异国他乡，莲儿终究跨越了文化与精神的阻碍，同故国家园冰释，并意识到自己深深植根于祖国。
四.结语
在战火纷飞、烽烟四起的岁月里，无数师生学者脱离了原本的生活轨迹，被迫踏上“南渡”的征程。作为亲历者，聂华苓的小说被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中，从人性、文化、政治等多重角度为读者展现出流徙海外的知识分子艰辛坎坷、纷繁复杂的边缘人生。中国历史在其笔下被赋予“个人化”，从稚嫩懵懂的苓子，到迷惘痛苦的桑青与桃红，再到重拾自我的莲儿，聂华苓一次次重绘着记忆之旅，始终围绕“祖国”这一核心，重绘兼具着地理、政治、文化上的多重内蕴。流水亲证了聂华苓孤苦飘零的一生，她的家国情怀随着长江流向爱荷华河，从大陆散播到台湾最终延续至美国，这是聂华苓对风云变幻的历史、对坚韧不屈的民族最好的答复。
参考文献
[1]陈庆妃.“南渡”文学叙事的三种范式——由《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谈起[J].文学评论，2018（04）：150-158.
[2]聂华苓.三生影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96.
[3]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写在前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聂华苓.三辈子[M].联经出版公司，2011：626.
[5]聂华苓.苓子是我吗[M].失去的金铃子·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聂华苓.梦花.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336.
[7]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371.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