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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余曾写《乾隆与石鼓文》一文，讲弘历从三十九岁一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一起，一直到八十岁（五十五年，一七九〇）与石鼓之间的关系。石鼓自唐初发现于陕西宝鸡即秦国故地后，元代移置国子监太学，渐为世人了解。但与皇帝之交往，史册无载。唯至乾隆予以优渥，还造出新的石鼓来。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至五十八年敕编《石渠宝笈续编》，书中专列石鼓文篇章，长达五十七页。《续编》中著录石鼓文分两篇，一篇标题『元拓石鼓文一册』，另一篇标题『御笔重排石鼓文并再题石鼓诗一卷。』对前一篇《乾隆与石鼓文》未多涉及，正是本文要谈的。
乾隆四十八年一一七八三一春，内府获得石鼓文元拓本一册，附有音释，名人题跋和题诗。元代拓本，这在当时内府是石鼓最早之拓本了。七十三岁的弘历为此撰写诗文。《续编》均予著录，占三十八页。下边就按续编著录的顺序，逐项叙述。
拓本
石鼓文是大篆，字多难识。有许多字已经损泐或者缺少笔画，因此，自宋以后金石家著录时取法也不同。
石鼓次序：先标出鼓在册中的次序，并在注中说明依据，后标『依潘迪定』的次序。元至元五年（一三三九）国子司业潘迪撰刻《石鼓文音训碑》立于国子监，碑中将十个鼓的铭文排出次序，与前人施宿同。
尺寸：每幅一即每鼓铭文一拓本的纵横尺寸，十幅拓本尺寸是有不同的。
接纸：每鼓是整纸拓出后再按文字顺序割纸拼接成一幅，故每幅接纸数不同，分别是：接纸八、五、三、四、九、七、一、六、二、六。纸数差异说明所接各纸的大小形状差异。这和书画装裱的接纸完全不同。
行字数：如第一鼓『文十一行，行六字，重文十，阙一。』即说明铭文有十一行，每行初刻至多六字。重复字有十个，皆用符号『=』表示。行字数符合各鼓的铭文排列实情。字数非指当时实存的字。
阙字：铭文损泐而缺失的字数，十鼓分别是一、三、七、第四鼓未写明缺字数、三十四、十一、五十五，第八鼓『阙不成文』、十九、四十一。问题是阙字数是据哪一种石鼓文的早本比较出来的，没有交代。
录文：用隶定的楷体字抄录能够看到的字，包括笔画已损缺不全的字。全字缺失者不录，而用口表示。这种录文方式，反映了作者力图如实再现的意图。当时已有摹写字形的方法，不知为何没有采用。由于不是摹写，也就无法和其它拓本校对。
加注：注音，如『（马缶）』下注阜，『卣』下注音调。古字下注今字，如『（口鼎）』下注『员』。注通假字，如『工』下注『通攻』。注义，如『殹』下注『也』。注文多采潘迪音训，然亦有取舍。
以上石鼓拓本共计十页，后有赵孟頫写音释一页。音释情况未著录下来。
册中的前人诗文
石鼓文册中还有前人诗文，分两部分。
抄录的诗文：唐太子李贤注《后汉书·邓骘传》一则，唐张怀瓘赞文一则，唐韦应物《石鼓歌》，韩愈《石鼓歌》，宋苏东坡《石鼓歌》，周越《法书苑》一则。后钤『赵氏子昂』等赵孟頫四方印，故以上估计为赵孟頫抄录。占两页。
题写的诗文：元周伯温《石鼓赋》，明顾文昭题诗，卢原质题诗，唐志淳题诗，危素题诗。以上均为作者所书写，占三页。
元周伯温《石鼓赋》说：『皇上践祚之始年，有诏置石鼓太学。遂列于宣圣庙之两塾，尊之也。明年改元皇庆，余列国子生，抚玩之，获偿所愿。』是石鼓移国子监在改元皇庆的前一年，即至大四年（一三一一），然国子司业潘迪：在《石鼓文音训》后记里说：『圣朝皇庆癸丑始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癸丑，皇庆二年，比周伯温讲的晚两年。潘文写于后至元五年一二三二九一，是追述二十八年前的事。周伯温是石鼓迁置后一年即为国子生而抚玩石鼓，其言似更可信。
另据孙经、唐志淳和危素的题记，此元拓本明代曾为赵摇谦收藏。
弘历的题写
御书跋一，说明编号。此册拓本及题写共十六页。恰韦应物《石鼓歌》中两句诗有十六字『喘息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于是以此作为每页之编号。（见附录一）
御笔书『籀文神护』四个大字。
御书七言诗一首（『己巳揭藏石鼓辞』）。
御书题跋二。此跋六百字，内容分三层意思。第一层到『举第一第二鼓之文也』止，讲对石鼓的断代历来有分歧，但以周宣王时为宜。第二层到『不戾于今，斯善耳。』讲石鼓屡有迁涉，十鼓次序也无定说，应以潘迪说为好。第三层则指出『石鼓三代法物』的结论，借此申说『事毋蓄疑，政贵崇实』的道理。（见附录二）
弘历墨拓石鼓文，匣储乾清富于十四年一己巳一，时三十九岁。得元拓本则在四十八年一癸卯一，已七十三岁。事隔三十四年之久。所以他的诗和题跋都以回顾旧事作为开头。从学术问题切入，后再陈述政见。臣工校识恭跋和章
拓本在前，御题接后，最后是臣工撰文。臣工包括和坤、梁国治、刘墉、王杰、董诰、曹文埴、金士松七位。
校识将此元拓和乾隆十四年一一七四九一拓本校对，记下每鼓元拓所多存的字。
结论是元拓存三百五十六字，十四年拓存三百一十字。元拓多出四十六字。
列出前贤诗文目录十一种一见前第二节一。
七大臣和章（即诗赞）七首。
赵秉冲和章一首。七臣之外惟有赵秉冲。赵秉冲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钦赐举人，官户部右侍郎，书法四体皆精。他参与石鼓文的校对及著录鼓文的书写，故留下了诗。此后，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重刻石鼓，他是新鼓的书写者。
余言
乾隆与石鼓文，这个题目可谈论有两点。一是石鼓，它的铭文内容、形状、书法，它的发现流传、不同拓本。一是弘历，他对石鼓的关注，思考和所作所为，竟然持续了他的后半生。两千年前所刻，一千年前发现的石鼓在乾隆时代独出机杼，成为象征宣王中兴的三代法物，成为提倡『述古兴贤』『述古传今』『重道崇文』和珍重护惜历史文字的真宝与重器。此君王之能事也。 癸卯年出现的元代拓本在石鼓流传史上好像昙花一现。可惜的是它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一直不明。况且，此册拓本进宫之后，外间难再观看，所以在众多碑帖著述中罕有提及。于是，留在石渠续编里的长篇著录几乎成了绝无仅有的文献依据了。离开了文物的著录是不容易弄得很清楚的，上文已提出了一些疑问，有待研究。自然，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元拓将有失而复出的时日。
附录一：御书题跋一，题诗
御笔每一幅编次：喘一，息二，逶三，迤四，相五，纠六，错七，乃八，是九，宣十，王十一，之十二，臣十三，史十四，箱十五，作十六。
乾隆御笔：右元拓石鼓文，赵孟頫音释，计十一叶。孟頫篆书，韦应物、韩愈、苏轼诗。周越识语二叶，又周伯温赋，顾文昭、卢原质、孙经、唐志淳、危素诗跋三叶，几十六叶。并重订其次序因摘章诗内『喘息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十六字，分书各叶之首，以识次第。己酉冬月御笔。
御笔：『籀文神护』。
御题行书：己巳拓藏石鼓辞，及存真迹弃珍之。讶观元代赵家印，重读唐时韩氏诗。居上后来宁避诮，为雄积健信称奇。收三百又加旬者，多四十还余六兹。节化智营二以外，文乎宣也古惟斯。商彝夏鼎方伯仲，片羽吉光永陆离。龙瓜云中幻隐现，蚪文劫後尚留遗。渊明甚解不求处，向辟其言用此宜。癸卯仲春御题。
附录二：御书题跋之二
周宣王猎碣十，今在太学戟门下。旁音训一碑，元国子司业潘迪撰，依施宿序次者也。岁己巳曾拓本，题长句，匣贮乾清宫。越癸卯得此元拓本，赵孟頫音释，乃依薛尚功序次者也。复题长律，并命儒臣跋于后。兹几暇兼取旧藏太学者相校，则甲乙参互，榆阅为艰，思折衷以定一是。夫石鼓之聚讼久矣。苏朂、窦臮、张怀瓘、韩愈、苏轼以为宣王鼓，韦应物以为文王鼓宣王刻，董迫、程大昌以为成王鼓，郑樵以为秦鼓，马定国以为宇文周鼓。然自元至今定为宣王鼓无异辞者。以『车攻』『马同』合于《小雅》故也，则『吾车既工，吾马既同』为第一鼓无疑矣。其下曰『吾车既好，吾马既（马缶）』即《小雅》之『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也。苏轼诗『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续贯之柳。』举第一第二鼓之文也。
鼓在凤翔荒野，人方取以为臼，孰从整齐而行列之。宋在稽古阁，金在王宣抚宅，谁能摩挲而排比之。元皇庆始移国子监，至元间潘迪作音训。孟頫在迪前，故取薛说。当南宋偏安举中原而弃之，淳化阁帖购自榷场，定武兰亭辇归金府。薛、郑诸人徒于纸本想像，各以意为之何如潘迪之亲见兹石为审也。因准廸所次改订前後，并赵孟頫注中标明今定为第几鼓，俾石墨相符，校为易。不没其旧，不戾于今，斯善耳。
石鼓三代法物，还取三代雅诗印之，况十鼓具存，显显如是，薛、郑何取焉7即儒臣旧跋之叙而不断，亦泥也，不宁惟是，事无蓄疑，政贵崇实。仿井田封建之制，且取未见井田封建者，如刘歆、王安石所论说以治天下，其可乎哉？己酉长至御笔重识。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至五十八年敕编《石渠宝笈续编》，书中专列石鼓文篇章，长达五十七页。《续编》中著录石鼓文分两篇，一篇标题『元拓石鼓文一册』，另一篇标题『御笔重排石鼓文并再题石鼓诗一卷。』对前一篇《乾隆与石鼓文》未多涉及，正是本文要谈的。
乾隆四十八年一一七八三一春，内府获得石鼓文元拓本一册，附有音释，名人题跋和题诗。元代拓本，这在当时内府是石鼓最早之拓本了。七十三岁的弘历为此撰写诗文。《续编》均予著录，占三十八页。下边就按续编著录的顺序，逐项叙述。
拓本
石鼓文是大篆，字多难识。有许多字已经损泐或者缺少笔画，因此，自宋以后金石家著录时取法也不同。
石鼓次序：先标出鼓在册中的次序，并在注中说明依据，后标『依潘迪定』的次序。元至元五年（一三三九）国子司业潘迪撰刻《石鼓文音训碑》立于国子监，碑中将十个鼓的铭文排出次序，与前人施宿同。
尺寸：每幅一即每鼓铭文一拓本的纵横尺寸，十幅拓本尺寸是有不同的。
接纸：每鼓是整纸拓出后再按文字顺序割纸拼接成一幅，故每幅接纸数不同，分别是：接纸八、五、三、四、九、七、一、六、二、六。纸数差异说明所接各纸的大小形状差异。这和书画装裱的接纸完全不同。
行字数：如第一鼓『文十一行，行六字，重文十，阙一。』即说明铭文有十一行，每行初刻至多六字。重复字有十个，皆用符号『=』表示。行字数符合各鼓的铭文排列实情。字数非指当时实存的字。
阙字：铭文损泐而缺失的字数，十鼓分别是一、三、七、第四鼓未写明缺字数、三十四、十一、五十五，第八鼓『阙不成文』、十九、四十一。问题是阙字数是据哪一种石鼓文的早本比较出来的，没有交代。
录文：用隶定的楷体字抄录能够看到的字，包括笔画已损缺不全的字。全字缺失者不录，而用口表示。这种录文方式，反映了作者力图如实再现的意图。当时已有摹写字形的方法，不知为何没有采用。由于不是摹写，也就无法和其它拓本校对。
加注：注音，如『（马缶）』下注阜，『卣』下注音调。古字下注今字，如『（口鼎）』下注『员』。注通假字，如『工』下注『通攻』。注义，如『殹』下注『也』。注文多采潘迪音训，然亦有取舍。
以上石鼓拓本共计十页，后有赵孟頫写音释一页。音释情况未著录下来。
册中的前人诗文
石鼓文册中还有前人诗文，分两部分。
抄录的诗文：唐太子李贤注《后汉书·邓骘传》一则，唐张怀瓘赞文一则，唐韦应物《石鼓歌》，韩愈《石鼓歌》，宋苏东坡《石鼓歌》，周越《法书苑》一则。后钤『赵氏子昂』等赵孟頫四方印，故以上估计为赵孟頫抄录。占两页。
题写的诗文：元周伯温《石鼓赋》，明顾文昭题诗，卢原质题诗，唐志淳题诗，危素题诗。以上均为作者所书写，占三页。
元周伯温《石鼓赋》说：『皇上践祚之始年，有诏置石鼓太学。遂列于宣圣庙之两塾，尊之也。明年改元皇庆，余列国子生，抚玩之，获偿所愿。』是石鼓移国子监在改元皇庆的前一年，即至大四年（一三一一），然国子司业潘迪：在《石鼓文音训》后记里说：『圣朝皇庆癸丑始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癸丑，皇庆二年，比周伯温讲的晚两年。潘文写于后至元五年一二三二九一，是追述二十八年前的事。周伯温是石鼓迁置后一年即为国子生而抚玩石鼓，其言似更可信。
另据孙经、唐志淳和危素的题记，此元拓本明代曾为赵摇谦收藏。
弘历的题写
御书跋一，说明编号。此册拓本及题写共十六页。恰韦应物《石鼓歌》中两句诗有十六字『喘息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于是以此作为每页之编号。（见附录一）
御笔书『籀文神护』四个大字。
御书七言诗一首（『己巳揭藏石鼓辞』）。
御书题跋二。此跋六百字，内容分三层意思。第一层到『举第一第二鼓之文也』止，讲对石鼓的断代历来有分歧，但以周宣王时为宜。第二层到『不戾于今，斯善耳。』讲石鼓屡有迁涉，十鼓次序也无定说，应以潘迪说为好。第三层则指出『石鼓三代法物』的结论，借此申说『事毋蓄疑，政贵崇实』的道理。（见附录二）
弘历墨拓石鼓文，匣储乾清富于十四年一己巳一，时三十九岁。得元拓本则在四十八年一癸卯一，已七十三岁。事隔三十四年之久。所以他的诗和题跋都以回顾旧事作为开头。从学术问题切入，后再陈述政见。臣工校识恭跋和章
拓本在前，御题接后，最后是臣工撰文。臣工包括和坤、梁国治、刘墉、王杰、董诰、曹文埴、金士松七位。
校识将此元拓和乾隆十四年一一七四九一拓本校对，记下每鼓元拓所多存的字。
结论是元拓存三百五十六字，十四年拓存三百一十字。元拓多出四十六字。
列出前贤诗文目录十一种一见前第二节一。
七大臣和章（即诗赞）七首。
赵秉冲和章一首。七臣之外惟有赵秉冲。赵秉冲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钦赐举人，官户部右侍郎，书法四体皆精。他参与石鼓文的校对及著录鼓文的书写，故留下了诗。此后，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重刻石鼓，他是新鼓的书写者。
余言
乾隆与石鼓文，这个题目可谈论有两点。一是石鼓，它的铭文内容、形状、书法，它的发现流传、不同拓本。一是弘历，他对石鼓的关注，思考和所作所为，竟然持续了他的后半生。两千年前所刻，一千年前发现的石鼓在乾隆时代独出机杼，成为象征宣王中兴的三代法物，成为提倡『述古兴贤』『述古传今』『重道崇文』和珍重护惜历史文字的真宝与重器。此君王之能事也。 癸卯年出现的元代拓本在石鼓流传史上好像昙花一现。可惜的是它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一直不明。况且，此册拓本进宫之后，外间难再观看，所以在众多碑帖著述中罕有提及。于是，留在石渠续编里的长篇著录几乎成了绝无仅有的文献依据了。离开了文物的著录是不容易弄得很清楚的，上文已提出了一些疑问，有待研究。自然，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元拓将有失而复出的时日。
附录一：御书题跋一，题诗
御笔每一幅编次：喘一，息二，逶三，迤四，相五，纠六，错七，乃八，是九，宣十，王十一，之十二，臣十三，史十四，箱十五，作十六。
乾隆御笔：右元拓石鼓文，赵孟頫音释，计十一叶。孟頫篆书，韦应物、韩愈、苏轼诗。周越识语二叶，又周伯温赋，顾文昭、卢原质、孙经、唐志淳、危素诗跋三叶，几十六叶。并重订其次序因摘章诗内『喘息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十六字，分书各叶之首，以识次第。己酉冬月御笔。
御笔：『籀文神护』。
御题行书：己巳拓藏石鼓辞，及存真迹弃珍之。讶观元代赵家印，重读唐时韩氏诗。居上后来宁避诮，为雄积健信称奇。收三百又加旬者，多四十还余六兹。节化智营二以外，文乎宣也古惟斯。商彝夏鼎方伯仲，片羽吉光永陆离。龙瓜云中幻隐现，蚪文劫後尚留遗。渊明甚解不求处，向辟其言用此宜。癸卯仲春御题。
附录二：御书题跋之二
周宣王猎碣十，今在太学戟门下。旁音训一碑，元国子司业潘迪撰，依施宿序次者也。岁己巳曾拓本，题长句，匣贮乾清宫。越癸卯得此元拓本，赵孟頫音释，乃依薛尚功序次者也。复题长律，并命儒臣跋于后。兹几暇兼取旧藏太学者相校，则甲乙参互，榆阅为艰，思折衷以定一是。夫石鼓之聚讼久矣。苏朂、窦臮、张怀瓘、韩愈、苏轼以为宣王鼓，韦应物以为文王鼓宣王刻，董迫、程大昌以为成王鼓，郑樵以为秦鼓，马定国以为宇文周鼓。然自元至今定为宣王鼓无异辞者。以『车攻』『马同』合于《小雅》故也，则『吾车既工，吾马既同』为第一鼓无疑矣。其下曰『吾车既好，吾马既（马缶）』即《小雅》之『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也。苏轼诗『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续贯之柳。』举第一第二鼓之文也。
鼓在凤翔荒野，人方取以为臼，孰从整齐而行列之。宋在稽古阁，金在王宣抚宅，谁能摩挲而排比之。元皇庆始移国子监，至元间潘迪作音训。孟頫在迪前，故取薛说。当南宋偏安举中原而弃之，淳化阁帖购自榷场，定武兰亭辇归金府。薛、郑诸人徒于纸本想像，各以意为之何如潘迪之亲见兹石为审也。因准廸所次改订前後，并赵孟頫注中标明今定为第几鼓，俾石墨相符，校为易。不没其旧，不戾于今，斯善耳。
石鼓三代法物，还取三代雅诗印之，况十鼓具存，显显如是，薛、郑何取焉7即儒臣旧跋之叙而不断，亦泥也，不宁惟是，事无蓄疑，政贵崇实。仿井田封建之制，且取未见井田封建者，如刘歆、王安石所论说以治天下，其可乎哉？己酉长至御笔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