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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穿越
“春运”这个特定称谓，产生于61年前的1953年，当时称为“春节客运”，后来又称为“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到改革开放后简化为“春运”。近年来，铁道部、交通部都把春节前的15天至节后的25天这一时段定为“春运高峰”时期。
春运难题始于这年
1953年的春节客运，事先就已经成为一个引人严重关注的社会现象。那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之前一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保证春节铁路装卸工作”；同日，国家铁道部下发内部文件，“指示各路局做好春节客运工作”。
而据2月7日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据铁路部门预计，今年春节旅客将比去年同期增加100万人次。早在两周之前，国家铁道部专为春节客运举行的全国各路局局长电话会议上的通报称，“今年春节客运负荷量最大的应是以上海为运输中心的华东地区，其次是北京以及以沈阳为运输中心的东北地区”。由此可见，那年的春运重点是华东，尤其是上海。据1953年3月下旬上海铁路局、交通局联合向上海市府呈递的《关于今年春节客运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显示，国家铁道部预计增加的那100万人次中，上海铁路局占了大约四分之一之多，而乘坐轮船和长途汽车（当时的长途汽车不过是上海开往江浙周边城市，最远的不过南京、杭州）的与去年相比增加的也有3万余人次。
当时，上海市的人口籍贯结构还是与新中国成立前一样，除了本埠籍外，客籍的居住人数依次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及广东等省，其身份以工人、职员及其家属居多，还有部分大中专学生。这些客籍人员大多是来沪多年，有的已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前由于经济拮据或者休假困难，过年无法回老家与亲族团聚。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而且也能享受正常的节假日休假了。因此，想利用春节假期带着家眷回乡探亲的人越来越多了。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限制，这类人不但上海有许多，周边的江苏、浙江地区也有不少，他们往往只能从上海转车转船方能返乡。旧社会时人们生孩子不受限制，解放初期国家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多多生育，所以客籍人举家返乡探亲时是动辄六七口。而上海铁路、交通部门的运力有限，面对着巨量的返乡人口实在难以为继。如此，新中国的春运难题就在这一年形成了。
这一情况，上海方面事先已经估计到，国家铁道部、交通部也已经注意到，事先都做了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只能建立于现有的物质基础上，铁路、交通部门无法凭空增加运力，因此难遂人意。这样，社会上对此意见很大。当时劳动人民都有一种“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对政府非常信赖，有了问题就向政府反映。据上海政府档案记载，从1953年1月22日（腊八节）到2月6日（小年），上海市委、市府收到反映春运状况不尽如人意的人民来信、来电共计7863次，还不包括直接写给陈毅市长等主要领导的信和人民来访。此外，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也收到相同内容的来信来电900多次。
这些来信来电来访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关于春运的：反映买不到火车票、轮船票，导致群众无法返乡探亲团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上海市委、市府对于群众在春运问题上的强烈反响甚为重视，陈毅市长提出要给人民群众一个客观的解释，讲清楚今年春运紧张真实客观的原因。
一篇社论定人心
宣传部门迅速落实陈毅的指示，1953年2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上海人民应该过一个快乐的春节》为题的社论。这篇社论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来的铁路、航运情况予以清晰的披露：“以铁路来说，新中国成立前，沪宁线最多时包括货运在内只能开23对车（来回车），现在一天就可开27对车，如果包括货运，可开30对车；新中国成立前一个火车头只能拉500多吨，现在则可拉到850吨；新中国成立前，春节期间上海只可运走两三万人，最多时虽可达5万人，但这是在不顾旅客安全的情况下运走的，现在则可运走6万人。”社论又说到了航运：“再以轮船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夕，华东区的轮船都被蒋匪带走的带走了，破坏的破坏了，但三年来，轮船的吨位就比接收时增加了三倍以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到宁波的轮船开始只有一只，现在就增加到三只。”然后得出结论：“在上述情况下，泛指铁路和交通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官僚主义，乃是不对的。”
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为何买不到火车票、轮船票的问题，社论进行了说明，指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正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此外是建设飞跃发展的必然现象。具体原因有三个：1. 人民生活已经改善，往年春节不回乡的人，今年也要回乡看看了，这部分人估计占了去年回乡人员的三分之一；2. 国内建设器材和城乡物资的运输，以及国外频繁的贸易，都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而目前的交通运输工具已经发挥了最大的潜能，货运、客运在平时尚能兼顾，到了春节客运就难以胜任了；3. 美国正在扩大侵朝战争，蒋匪又正在沿海一带窜扰，政府为保障人民安全，免遭意外，故在春节客运期间对于行驶在沿海一带的轮船，严加控制，这使家乡在浙江、山东沿海地区的群众发生了购买轮船票的困难。
说清了春运期间出行困难的原因后，社论提出倡议：“凡是可以不回乡的人，就暂时不要回去，并要说服动员周围要回乡的人也暂时留下来，各机关、团体、学校的领导，应该做好本单位本系统准备回乡人员的工作，走得了的走得愉快，注意旅途平安；走不了的，安排节后假期，分批休假，回乡探亲，并安排好他们在上海的过节。”
《解放日报》的这篇社论对于安定民心、引导春运分流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与此同时，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上海铁路局、海运局、长江航运局也加大了确保票源流出的公平性的力度。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倒票黄牛，其手法跟现在的黄牛党差不多，也是通过两条途径获得车票、船票：一是内外勾结，抢购车船票后由黄牛高价出售；二是雇人连夜排队抢购车票、船票后加价倒卖。针对这两种情形，上述部门公布了《关于1953年春节客运期间购买车船票有关事项的规定》，张贴于大街小巷、车站碼头，广而告知。该文件规定从2月7日起至2月28日止，购买出市车船票须凭单位证明，没有单位者则由其住所地居委会出具证明，每张证明最多只能购买两张。另外，考虑到节后华东各地返沪高峰时的购票情况，华东交通部还将该《规定》传发华东地区的各大中城市，要求“各地一律照办，不得违反”。 当时倒票黄牛党尚未形成气候，所以还不劳公安民警出马，凭着火车站、码头上的那些临时从企事业单位借调来协助维持春运秩序的纠察人员就对付得下来了。
事后的总结材料中显示，铁路方面，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徐州、蚌埠、济南、杭州、金华、鹰潭、南昌等地的车站和其他售票点抓获的票贩子总共298人；海运、长航方面，在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铜陵、马鞍山、宁波、温州、烟台、青岛等地的码头和其他售票点抓获的票贩子总共161人。另外，还逮捕了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青岛等地铁路、海运部门勾结黄牛倒騰车船票的内部工作人员17人，均被判处徒刑。
内部严厉整肃
与此同时，华东铁路、海运、长航对内部人员的开后门购票行为进行严查。据档案资料显示，列入记载的被查处的内部人员就有47名，被查处的人员中不乏担任职务的干部。上海铁路管理局车务处副处长章锦仁，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多次荣立战功，身负战伤多处，是一位颇受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春节前，章锦仁当年担任连长时搭伴的指导员、同乡刘银堂的亲属五人从杭州抵达上海，准备返回山东家乡过年。他们没有料到春运期间的火车票这样难买，无奈之下，只好来找章锦仁帮忙解决。
刘银堂早在1945年三月跟日寇的一次作战中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章锦仁寻思不说战友、老乡，光是烈属就该得到帮助，于是就亲自出面替他们购买了五张上海去济南的火车票。当天，章锦仁就被铁路局领导找去谈话，核实事实后，让他写检查。次日，章锦仁的检查还没交上去，组织上的处理决定已经下来了：党内记过！
李翠珠，1947年参加革命，在老区曾担任过县税务局副局长。随在解放军某部担任旅长的丈夫赴沪后担任上铁运输营业所财务股副股长。之前，李翠珠接受亲戚的委托，代为购买火车票七张。铁路局党委下达关于严禁利用职权私买火车票的决定后，要求传达到全路局的每一个干部职工。财务股就是由李翠珠向大家传达的，刚刚散会，人家把她要买的七张车票送来了。她犹豫再三，最后寻思这是路局下达决定之前购买的，应该不算开后门，遂还是收下并照价付了钱款。这一念之差的后果非常严重：开除公职！
上海铁路局在铁路系统中观念比较超前，早在1952年就已组建了一个类似现在“铁路旅游公司”之类的单位，名唤“上海铁路局旅行服务社”，为喜欢旅游的群众提供合理有偿服务。按照文件规定，旅行社有权根据业务安排向铁路局售票部门预订火车票，但是，这个由上海铁路局制定的文件同时还规定：如游客因故改变旅行计划而多余的车票，应及时退回售票部门。
春节前，上铁旅行社多出了三张车票，常务经理桂振山原本是想按照规定退回售票处的，可是本社的两个职工因临时有事要去外地，向领导提出是否可以转让给他们，桂经理心一软同意了，还叮嘱经办人员和当事人“保密”。不曾料到路局成立的一个临时督查组竟然一个个部门检查，查到旅行社时一核对预订的车票和参加旅行的旅客人数就发现其中有问题，桂振山因此被处以“党内警告”和“行政降职”。
铁路部门如此严厉地处罚开后门购票行为，水运、海运部门同样如此。长航南京公司组织科长茅瘦江因向亲戚透露售票消息（当时为防票贩雇人排队抢票，售票窗口的出票时间是不断变动的），而写检查并降职。
长航上海售票处售票员施贵昉年前打报告要求领导让他年初一至年初五回南京休假五天，领导说今年春运工作紧张，人手肯定紧缺，你就年初二回去吧，施贵昉于是就购买了年初二上海赴南京的火车票。可是，车票刚买，领导又通知他按照原先的计划休假吧。他这时已无法买到火车票了，由于回家心切，于是就截留了一张去南京的船票。当时没有被发现，可是等他休完假回来后，一纸决定已经打印好了：警告处分，降薪一级。
海运局出手更“辣”：上海公平路码头售票处负责人何一峰为朋友截留上海到青岛的船票两张，一撸到底成为码头清洁工。
交通管理部门除了大抓开后门，在春运服务方面同样非常重视。之前，华东交通部针对平时以及往年春运期间火车、轮船上的伙食供应投诉不断的情况，特地发文对春运期间火车、轮船的伙食供应作了规定，要求属于华东地区的列车、轮船对向旅客供应的伙食必须做到“清洁卫生，保质保量，价格公道，保本微利，公开透明”。所有列车、轮船供应的盒饭（当时称为“盖浇饭”）、份菜，都必须把一样样饭菜的成本、价格、利润明列出来，张贴公布。2月6日，华东交通部紧急通知铁路、海运、长航，强调必须切实落实这一规定，发现有违反的，应予严肃处理。
2月8日，沪宁线就有一趟列车为此被通报批评：该趟列车的餐车人员在出售盒饭时，由于匆忙而忘了把写有成本明细账的硬纸板挂于手推车前，后来发现后赶紧补挂，但已被正好从无锡站上车进行暗查的路局干部发现，并当场作出处理：列车长提着个土喇叭（当时车上尚未配备广播）逐节车厢向旅客一遍遍地检查，餐车负责人和当事列车员扣发半月薪金。
长航局方面也有动作：2月7日，船上餐厅供应的蛋炒饭中有菠菜，而在餐厅公布的核价牌上的蛋炒饭成分中却无菠菜。这一情况被从镇江登船的暗查人员发现后，当即通过船长约见了餐厅部主任，当面了解情况。原来，餐厅考虑到这天是春节，想给旅客一点优惠，就准备了一些菠菜掺进了蛋炒饭。由于这菠菜是奉送的，所以也就没有列入蛋炒饭的原料成分中，自然也不可能核价。查明原因后，暗查人员还是批评了餐厅主任，认为这显然违反了华东交通部关于春节客运期间火车、轮船伙食供应规定中的“公开透明”要求，让餐厅迅速向旅客作出解释并表示歉意。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春运”这个特定称谓，产生于61年前的1953年，当时称为“春节客运”，后来又称为“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到改革开放后简化为“春运”。近年来，铁道部、交通部都把春节前的15天至节后的25天这一时段定为“春运高峰”时期。
春运难题始于这年
1953年的春节客运，事先就已经成为一个引人严重关注的社会现象。那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之前一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保证春节铁路装卸工作”；同日，国家铁道部下发内部文件，“指示各路局做好春节客运工作”。
而据2月7日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据铁路部门预计，今年春节旅客将比去年同期增加100万人次。早在两周之前，国家铁道部专为春节客运举行的全国各路局局长电话会议上的通报称，“今年春节客运负荷量最大的应是以上海为运输中心的华东地区，其次是北京以及以沈阳为运输中心的东北地区”。由此可见，那年的春运重点是华东，尤其是上海。据1953年3月下旬上海铁路局、交通局联合向上海市府呈递的《关于今年春节客运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显示，国家铁道部预计增加的那100万人次中，上海铁路局占了大约四分之一之多，而乘坐轮船和长途汽车（当时的长途汽车不过是上海开往江浙周边城市，最远的不过南京、杭州）的与去年相比增加的也有3万余人次。
当时，上海市的人口籍贯结构还是与新中国成立前一样，除了本埠籍外，客籍的居住人数依次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及广东等省，其身份以工人、职员及其家属居多，还有部分大中专学生。这些客籍人员大多是来沪多年，有的已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前由于经济拮据或者休假困难，过年无法回老家与亲族团聚。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而且也能享受正常的节假日休假了。因此，想利用春节假期带着家眷回乡探亲的人越来越多了。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限制，这类人不但上海有许多，周边的江苏、浙江地区也有不少，他们往往只能从上海转车转船方能返乡。旧社会时人们生孩子不受限制，解放初期国家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多多生育，所以客籍人举家返乡探亲时是动辄六七口。而上海铁路、交通部门的运力有限，面对着巨量的返乡人口实在难以为继。如此，新中国的春运难题就在这一年形成了。
这一情况，上海方面事先已经估计到，国家铁道部、交通部也已经注意到，事先都做了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只能建立于现有的物质基础上，铁路、交通部门无法凭空增加运力，因此难遂人意。这样，社会上对此意见很大。当时劳动人民都有一种“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对政府非常信赖，有了问题就向政府反映。据上海政府档案记载，从1953年1月22日（腊八节）到2月6日（小年），上海市委、市府收到反映春运状况不尽如人意的人民来信、来电共计7863次，还不包括直接写给陈毅市长等主要领导的信和人民来访。此外，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也收到相同内容的来信来电900多次。
这些来信来电来访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关于春运的：反映买不到火车票、轮船票，导致群众无法返乡探亲团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上海市委、市府对于群众在春运问题上的强烈反响甚为重视，陈毅市长提出要给人民群众一个客观的解释，讲清楚今年春运紧张真实客观的原因。
一篇社论定人心
宣传部门迅速落实陈毅的指示，1953年2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上海人民应该过一个快乐的春节》为题的社论。这篇社论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来的铁路、航运情况予以清晰的披露：“以铁路来说，新中国成立前，沪宁线最多时包括货运在内只能开23对车（来回车），现在一天就可开27对车，如果包括货运，可开30对车；新中国成立前一个火车头只能拉500多吨，现在则可拉到850吨；新中国成立前，春节期间上海只可运走两三万人，最多时虽可达5万人，但这是在不顾旅客安全的情况下运走的，现在则可运走6万人。”社论又说到了航运：“再以轮船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夕，华东区的轮船都被蒋匪带走的带走了，破坏的破坏了，但三年来，轮船的吨位就比接收时增加了三倍以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到宁波的轮船开始只有一只，现在就增加到三只。”然后得出结论：“在上述情况下，泛指铁路和交通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官僚主义，乃是不对的。”
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为何买不到火车票、轮船票的问题，社论进行了说明，指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正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此外是建设飞跃发展的必然现象。具体原因有三个：1. 人民生活已经改善，往年春节不回乡的人，今年也要回乡看看了，这部分人估计占了去年回乡人员的三分之一；2. 国内建设器材和城乡物资的运输，以及国外频繁的贸易，都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而目前的交通运输工具已经发挥了最大的潜能，货运、客运在平时尚能兼顾，到了春节客运就难以胜任了；3. 美国正在扩大侵朝战争，蒋匪又正在沿海一带窜扰，政府为保障人民安全，免遭意外，故在春节客运期间对于行驶在沿海一带的轮船，严加控制，这使家乡在浙江、山东沿海地区的群众发生了购买轮船票的困难。
说清了春运期间出行困难的原因后，社论提出倡议：“凡是可以不回乡的人，就暂时不要回去，并要说服动员周围要回乡的人也暂时留下来，各机关、团体、学校的领导，应该做好本单位本系统准备回乡人员的工作，走得了的走得愉快，注意旅途平安；走不了的，安排节后假期，分批休假，回乡探亲，并安排好他们在上海的过节。”
《解放日报》的这篇社论对于安定民心、引导春运分流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与此同时，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上海铁路局、海运局、长江航运局也加大了确保票源流出的公平性的力度。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倒票黄牛，其手法跟现在的黄牛党差不多，也是通过两条途径获得车票、船票：一是内外勾结，抢购车船票后由黄牛高价出售；二是雇人连夜排队抢购车票、船票后加价倒卖。针对这两种情形，上述部门公布了《关于1953年春节客运期间购买车船票有关事项的规定》，张贴于大街小巷、车站碼头，广而告知。该文件规定从2月7日起至2月28日止，购买出市车船票须凭单位证明，没有单位者则由其住所地居委会出具证明，每张证明最多只能购买两张。另外，考虑到节后华东各地返沪高峰时的购票情况，华东交通部还将该《规定》传发华东地区的各大中城市，要求“各地一律照办，不得违反”。 当时倒票黄牛党尚未形成气候，所以还不劳公安民警出马，凭着火车站、码头上的那些临时从企事业单位借调来协助维持春运秩序的纠察人员就对付得下来了。
事后的总结材料中显示，铁路方面，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徐州、蚌埠、济南、杭州、金华、鹰潭、南昌等地的车站和其他售票点抓获的票贩子总共298人；海运、长航方面，在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铜陵、马鞍山、宁波、温州、烟台、青岛等地的码头和其他售票点抓获的票贩子总共161人。另外，还逮捕了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青岛等地铁路、海运部门勾结黄牛倒騰车船票的内部工作人员17人，均被判处徒刑。
内部严厉整肃
与此同时，华东铁路、海运、长航对内部人员的开后门购票行为进行严查。据档案资料显示，列入记载的被查处的内部人员就有47名，被查处的人员中不乏担任职务的干部。上海铁路管理局车务处副处长章锦仁，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多次荣立战功，身负战伤多处，是一位颇受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春节前，章锦仁当年担任连长时搭伴的指导员、同乡刘银堂的亲属五人从杭州抵达上海，准备返回山东家乡过年。他们没有料到春运期间的火车票这样难买，无奈之下，只好来找章锦仁帮忙解决。
刘银堂早在1945年三月跟日寇的一次作战中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章锦仁寻思不说战友、老乡，光是烈属就该得到帮助，于是就亲自出面替他们购买了五张上海去济南的火车票。当天，章锦仁就被铁路局领导找去谈话，核实事实后，让他写检查。次日，章锦仁的检查还没交上去，组织上的处理决定已经下来了：党内记过！
李翠珠，1947年参加革命，在老区曾担任过县税务局副局长。随在解放军某部担任旅长的丈夫赴沪后担任上铁运输营业所财务股副股长。之前，李翠珠接受亲戚的委托，代为购买火车票七张。铁路局党委下达关于严禁利用职权私买火车票的决定后，要求传达到全路局的每一个干部职工。财务股就是由李翠珠向大家传达的，刚刚散会，人家把她要买的七张车票送来了。她犹豫再三，最后寻思这是路局下达决定之前购买的，应该不算开后门，遂还是收下并照价付了钱款。这一念之差的后果非常严重：开除公职！
上海铁路局在铁路系统中观念比较超前，早在1952年就已组建了一个类似现在“铁路旅游公司”之类的单位，名唤“上海铁路局旅行服务社”，为喜欢旅游的群众提供合理有偿服务。按照文件规定，旅行社有权根据业务安排向铁路局售票部门预订火车票，但是，这个由上海铁路局制定的文件同时还规定：如游客因故改变旅行计划而多余的车票，应及时退回售票部门。
春节前，上铁旅行社多出了三张车票，常务经理桂振山原本是想按照规定退回售票处的，可是本社的两个职工因临时有事要去外地，向领导提出是否可以转让给他们，桂经理心一软同意了，还叮嘱经办人员和当事人“保密”。不曾料到路局成立的一个临时督查组竟然一个个部门检查，查到旅行社时一核对预订的车票和参加旅行的旅客人数就发现其中有问题，桂振山因此被处以“党内警告”和“行政降职”。
铁路部门如此严厉地处罚开后门购票行为，水运、海运部门同样如此。长航南京公司组织科长茅瘦江因向亲戚透露售票消息（当时为防票贩雇人排队抢票，售票窗口的出票时间是不断变动的），而写检查并降职。
长航上海售票处售票员施贵昉年前打报告要求领导让他年初一至年初五回南京休假五天，领导说今年春运工作紧张，人手肯定紧缺，你就年初二回去吧，施贵昉于是就购买了年初二上海赴南京的火车票。可是，车票刚买，领导又通知他按照原先的计划休假吧。他这时已无法买到火车票了，由于回家心切，于是就截留了一张去南京的船票。当时没有被发现，可是等他休完假回来后，一纸决定已经打印好了：警告处分，降薪一级。
海运局出手更“辣”：上海公平路码头售票处负责人何一峰为朋友截留上海到青岛的船票两张，一撸到底成为码头清洁工。
交通管理部门除了大抓开后门，在春运服务方面同样非常重视。之前，华东交通部针对平时以及往年春运期间火车、轮船上的伙食供应投诉不断的情况，特地发文对春运期间火车、轮船的伙食供应作了规定，要求属于华东地区的列车、轮船对向旅客供应的伙食必须做到“清洁卫生，保质保量，价格公道，保本微利，公开透明”。所有列车、轮船供应的盒饭（当时称为“盖浇饭”）、份菜，都必须把一样样饭菜的成本、价格、利润明列出来，张贴公布。2月6日，华东交通部紧急通知铁路、海运、长航，强调必须切实落实这一规定，发现有违反的，应予严肃处理。
2月8日，沪宁线就有一趟列车为此被通报批评：该趟列车的餐车人员在出售盒饭时，由于匆忙而忘了把写有成本明细账的硬纸板挂于手推车前，后来发现后赶紧补挂，但已被正好从无锡站上车进行暗查的路局干部发现，并当场作出处理：列车长提着个土喇叭（当时车上尚未配备广播）逐节车厢向旅客一遍遍地检查，餐车负责人和当事列车员扣发半月薪金。
长航局方面也有动作：2月7日，船上餐厅供应的蛋炒饭中有菠菜，而在餐厅公布的核价牌上的蛋炒饭成分中却无菠菜。这一情况被从镇江登船的暗查人员发现后，当即通过船长约见了餐厅部主任，当面了解情况。原来，餐厅考虑到这天是春节，想给旅客一点优惠，就准备了一些菠菜掺进了蛋炒饭。由于这菠菜是奉送的，所以也就没有列入蛋炒饭的原料成分中，自然也不可能核价。查明原因后，暗查人员还是批评了餐厅主任，认为这显然违反了华东交通部关于春节客运期间火车、轮船伙食供应规定中的“公开透明”要求，让餐厅迅速向旅客作出解释并表示歉意。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