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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农村社会也开始从传统向现代农业社会的转变。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人们虽然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但人们之间的来往密切,情感纽带较为牢固。但随着改革开放在农村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外出打工的行例中,传统农村社会中每日相对、密切往来的情感模式被打破。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村更是出现了大范围的人口转移,在这其中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转移出去既有年轻的未婚女性,中青年母亲也越来越多的加入其中。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帕森斯曾经说过,女性在家庭中担当的是情感表意性的角色,那么当妻子与丈夫双双外出,母亲离开孩子,当前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与从前相比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种变化对于当前的农村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在湖北省浠水县两个村庄的调查为案例,探讨当前农村女性的家庭角色出现了哪些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单个的家庭以及整个农村社会将会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一、留守妻子
在中国男权制社会下,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已经规定了性别分工的模式为"男主外,女主内",这一模式已经决定了女性主内的命运。从改革开放之初,便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外出打工,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这一数目不断壮大,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了"留守"妻子,她们不仅承担着照顾老人、孩子的重任,也肩负着种田的任务。可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女性成为了农业劳动以及家庭生活的主力军,甚至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农业女性化"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男人们外出打工的收入不断增多,种田的收益又越来越少,不少女性选择跟随丈夫一同外出打工,也有相同一部分女性因为家中有孩子、老人需要照顾而留在了家里。"在非常规核心家庭中,男性外出,妇女和孩子留守是家庭基本的特征。"在家庭策略的综合考虑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传统农村夫妇一方面是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一方面又是共同经营一件极重要又极基本的社会事业。若不能两全其美,就得牺牲一方,那必然是前者。于是乎,大批的女性心甘情愿的留在了家中,开始了夫妻双方的身处异地的生活。家庭策略的迁移理论认为,迁移是一种家庭策略,家庭自覺地选择有利于全家发展的制度结构。迁移不仅使迁移者本身得到收益的最大化,也为家庭提供了控制风险、增加资本的发展道路。
有了与外出打工收入的比较,如今在农村那些留守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因此,一般的一个家庭只种一点口粮田,绝大部分的收入由老公在外打工获得。本来耕种的田地不多,再加之农业劳动的季节性,因此在如今的农村社会,大部分留守在家里的妇女除了平日里给孩子做饭之外,并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于是,打牌成为大多数妇女的共同选择。这些留守在家里的妇女大多在四十岁左右,这个年龄于她们而言,也有着种种无奈。由于年龄的限制,或许是身体的原因,外出打工使她们无法承担进厂后通宵达旦的加班,而技能的缺乏又使她们无法找到更为适合自己的工作,许多女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放弃了外出务工的计划,纷纷以种点口粮田,照顾家庭为重,而家庭的主要来源则依靠丈夫的收入。在男人们看来,女人是不必太辛苦的赚钱,在家里带带孩子,看看家,打打牌就可以了。男人们以一系列的劝说让女人留在家里,女人也更多的接受了传统性别分工中"主内"的命运,自觉自愿的留在家里,在无所事事下沉湎于打牌。在这种每日的打牌中她们渐渐迷失了自我,依赖思想正是这样如瘟疫般的在女性中间蔓延。如果说男人们将女人留在家里让其不做事是展现自己能力的一种途径的话,不少女性同样对于丈夫有能力让自己不做事表现出了一种自豪感。因为在她们眼里,到这个年龄不用做事就可以证明自己的男人有本事。不少女性在提到某人不用种田时,都表现出羡慕之情,可见,在当地人的眼里,这样的妻子是真正幸福的,令人羡慕的女人。
于是传统的妻子角色,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留守在农村的妻子们一方面守在家中,与外出打工的丈夫天各一方,忍受着夫妻分离的痛苦,默默承受着夫妻情感变淡所带来的距离感、失落感与惶恐感;另一方面,她们也在每日的无所事事的"赌博"中寻求着解脱之道,或许这种解脱是暂时的麻痹,或者是有意的忽略随时可能出现的被抛弃。于是,我们看到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农村由传统向现代化行进的过程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之内,由于夫妻长期分离,彼此心理鸿沟日益增大,最终在心理、经济、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使得两人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下去的时候,离婚成为一种必然,而这也必定为农村家庭的和睦带来新的隐患。
二、符号化母亲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女人是孩子天然的最好的照顾者,当孩子处于幼年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人们认为女性就应该呆在家里,担当抚育孩子的重任,这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职责所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结婚、生子以后也开始外出务工,不少年轻的母亲在孩子满月后即留给家中的老人抚养。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甚至是"留守婴儿",这也使得一些母亲成为了孩子们的"符号化母亲"。对于这些常年外出务工的女性而言,将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代为照顾,他们将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收中去,是一件自然、必然又必需的事情,因为与在家务农相比,外出的确可以为家庭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这些母亲通常都是常年在外,仅仅在春节时回来看望孩子一次,有的父母在孩子放暑假的时候会托人把孩子带到她打工的地方,使得她们有机会与孩子短暂相处。笔者就曾在暑假调查期间见到家乡附近的火车站里上车的大部分都是儿童,通常是一个成人带着四五个小孩赶赴北京、广东等当地务工比较集中的地方,这或许可以暂时缓解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但大多数时候,母亲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是汇款单上每月的生活费,是老人们嘴里自己的"妈妈",而对于年幼的孩子们来说,这无疑只是一个称呼,其内涵是彼此极少接触的他们所无法完全了解的。当增加经济收入的诉求成为人们的首要需求的时候,孩子们留给老人们去抚养,也成为一种必然,本来在农村老人来带小孩就是一种传统的养育模式。如果说,在从前老人们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起到的是"辅助性"作用的话,那么现在的老人们甚至成为了主要的承担者,而从全国来看,这样的将孩子留给老人抚养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这导致新世纪出现的"符号化母亲"与大量的"留守婴儿"与"留守儿童"的出现,现实发生的一切都在改变着传统的母亲观,这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中国妇女的"抚养模式"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对于妇女、儿童以及中国农村的改变是空前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母亲们外出打工拓展了视野,对于孩子的教育会有全然不同于老人的新的观念,但是由于长年的在外打工,与孩子的接触相当少,即便年节时回家给孩子更多的母爱,或者是通过送给孩子更多的礼物来弥补平时母爱的缺失,但是这种"短暂的爱抚"以及物质上的"满足"所带来的是儿童心理上的混乱和物质欲的增强,同时由于年轻的母亲们与老人们教育观念的不一致,这使得孩子们在短暂的接受父母的教育新观念后,又在更长的生活中习惯着祖辈的教养方式,这也导致了孩子们的无所适从。而从老人们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经济上的富裕反而助长了孩子们依赖与享受的坏毛病。
现在他们不欠(想念)他爸爸妈妈。这些伢从小就离开他们,已经习惯了,不欠他们。离习惯了。冒动么手,他爸跟他妈不在屋的,那是我洗衣服,他爸他妈在屋的,他爸他妈洗,他不动手,他没试得(尝试),这回爸妈不在屋的,要自己洗衣服,自己捂饭(做饭),要做么做么事。他什么都不做,整天的玩,他欠什么啊?(他不会想念的。)没有做事,要是做事,可能就欠了。没伸手不欠,要伸手就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现在的小孩(不晓得)养得多干贵。
这位老人所谈到的是现在小孩子的普遍状况,隔代抚养所导致的溺爱比母亲们在家时更为严重,因为孩子们有老人的精心照顾,自己基本上不用做任何事情。在孩子们看来,或许与祖辈在一起生活与跟父母在一起没有什么区别,或许也是因为父母在他们极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使他们根本就无从知晓每日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祖辈的溺爱使他们觉得很自由,这自然就减少了孩子们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另一位母亲跟我提起儿子赤裸裸的要钱方式,更是心痛不已。
反正我觉得我对我的伢管理不行,太松了。现在我长期不在家里,两个人的关系也拉远了,我现在不在家他也习惯了,无所谓。他就直接这样跟我说,你给钱我就好,不给钱我就不好。真的,现在的伢学得好坏,一点都不好管。
这位报告人的儿子直接将好母亲看作是能给钱自己的人,如果不给钱他就不是好母亲。这可以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孩子的心声,笔者在农村调整期间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年幼的孩子们已经很具有"经济理性"意识了。此外,那些不到一岁,甚至只有一两个月便被母亲留在家里的孩子,对于妈妈并没有太多的概念,或许妈妈仅仅意味着过年的时候可以陪上他的一个女人,可以给他买吃的,买衣服,虽然年节时可以与这个"符号化"的母亲亲热起来,但在孩子们眼中,时间却又是太短了,或许刚刚与她熟悉亲热了,她又要走了。不少母亲感叹与孩子们关系的疏远,一个七岁的小男孩面对我的询问竟然脱口而出,"他们笔直不回,么欠头!"(他们一直不回家,有什么好想念的!),令我感叹符号化母亲对于孩子们心灵上的伤害。
如果有条件,许多的年轻女性是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养育的,但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也使得年轻的母亲们在面对城市高额的生活费及学费望而却步。从一位年轻女性在关于孩子的养育问题上的观念可以看出她们受到了城市文化的相当大的影响,同时,城市生活的压力也使得她在把孩子带在身边这个问题上力不从心。
我还不是要做事,又要做事,又要引孩,太辛苦了。在深圳也想带在身边好上幼儿园,但是深圳的消费太高了,读幼儿园蛮贵,一个季度就要两千多块。……我特别讨厌迁就我伢。……现在常年分開也不在一起,也蛮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说不在一起,那肯定要差好些。像我那个细的就说了,我那么点小把我丢在家里,他说是他奶奶看大的,对伢肯定有伤害啊。
做母亲的虽然明白从小将孩子留在家中给老人照顾给他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影响,但当家庭经济的策略需要她做出选择的时候,她又不得不做出舍孩子而求经济发展的选择。这既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必然。
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服装与城市差别不大,零食也不离手的,却缺乏亲情关怀的留守儿童,他们变得麻木,这其间亲人的从小远离对于孩子们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年轻的母亲们以经济利益作为自己外出的主要理由,这完全符合家庭策略发展的需要,但过度的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却在不知不觉间忽略了与孩子们的亲情互动。费夫尔就曾经指出,"当我们将成本和收益计算法运用到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时,我们掏空了道德。" 这些母亲在城市所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城市孩子在物质上的丰富与农村孩子在物质上的匮乏,因而这些父母们以为物质上的满足可以弥补平日里对孩子的疏于照管。然而,大多数难以与城市人有着更多亲密接触的父母们却很难看到,城市孩子除了拥有物质上的丰富外,他们与父母的亲情互动,情感沟通方面是多么的富足,而这种富足对于孩子的一生却起着比物质上的满足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大多数的母亲却难有这样的领悟,她们以及她们的丈夫会跟我细数在年节时给孩子带来了多少的礼物,每个月给孩子多少的零花钱,或许她们对于孩子越来越不听话表现出一种疑惑不解,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这其间的深层次的原因。母爱的时刻存在,亲情的及时互动,才是对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符号化母亲的存在,迥异于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母亲模式,这种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母亲整日呆在家中抚育孩子的习俗,但这种新模式的出现,却在无意间对于中国乡村的明天产生着不同估量的影响。角色模式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却改变了中国乡村的未来。
三、二度母亲
许多年轻的母亲外出打工,自然把孩子留给了年迈的老人照顾。虽然在农村社会中,千百年来,老人照顾孙辈是一种常有的模式,但那个时候,老人们所起的至多是一种辅助的作用,对于绝大多数孩子而言,还是与自己的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但如今,这一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孩子出生后便交给婆婆抚养,这使得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格外的亲密,也因此使得媳妇在对待公婆的态度上有了更多的顾虑,她们既会考虑到老人对待孩子的态度,也会考虑到孩子对待老人的依赖。以中国农村社会传统来看,祖辈带孙辈是一种合理正常的模式,只要祖辈有能力是必须得带孙辈的,否则会引起儿子媳妇的不满,外人对此也会议论纷纷。如果说在这种传统的隔代抚养模式中,老人们所起的是一个辅助性的作用的话,那么在如今的农村社会,老人们越来越成为抚养孙辈的主力军,婆婆们成为仅仅满月或是几个月的婴幼儿的"二度母亲"。虽然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中,权力的向媳妇转移已是老人们无法改变的整体趋势了,但新形势的变化也使得老人们有了一些新的资源来左右着媳妇对待自己的态度。朱爱岚对中国山东三个村庄的研究后,同样指出,沃尔夫所提出的"子宫家庭"策略的主要能动者从母亲转向了奶奶,儿媳在家外工作,使婆婆同其孙子女、并通过他们同其父母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这时候对于那些只有一个儿子的婆婆们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可是对于那些有几个儿子的婆婆们来说,带上几个孙子,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的一位年近六十的报告人,与她的老伴一起担当起四个儿子的七个孙子的重任,其辛苦程度难以想象。
现在有六个孙给我带着,……钟点到了,你就在吃饭了,午更八更(早上很早)的你还要送(小孩上学)。像我老大的伢在朱店读,四点半钟就要起来,你要做给他吃,五点钟你就要送他去,这日子天还没亮。你看我老二的伢,还不是四点半要起来,他么那小的胆,他洗口,你要跟他一起,还要送到一起的伢一路。看伢要负责,你莫以为。好大的责任。……叫么说这些伢的衣服,收晒洗,整天,这些伢星期天洗衣服搞出挑,用桶,我那个大孙,干净衣服驮去,周末脏衣服驮回来,脏衣服装到塑料袋里面,又做味,鞋,袜子,现在的伢又跑步,那袜子又做气味,这说这算是,我衣服算是洗够了。
六七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全部由两位六十岁的老人担任,而老人们的身体也就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不知不觉的被拖垮。老人们的谈话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奈,对于这一代老人来说,对儿女的尽心尽力是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责任,这是传统赋予他们的角色职责,而时代的特点使得绝大多数的老人都不得不承担起这种责任。也正是这种责任,使得他们在谈起这股艰难的时候,仍然是一脸的幸福。
但也有些老人因为生活的过度劳累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与燕山村村长的一次谈话令人为之震惊,可见在农村,隔代抚养问题不仅催生了一代"畸形"的儿童,也导致了老人们心理的扭曲。
有一天我碰到湾里的一个婆婆,她说她不想活了。她就一直说她不想活,人家就说她你多大个年龄,人家说舍不得死,你么样不想活了。大集体的时候那么狠的做,也做过来了,现在正是要享福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死呢?她说她享不到福,现在赶不到大集体的时候(现在还不如大集体时候),她这个说法代表她个人,她不能够代表所有人的想法。她在大集体的时候只做畈的(田间劳动),不做屋的,这现在又要看孙,那时候是单一的做。
一、留守妻子
在中国男权制社会下,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已经规定了性别分工的模式为"男主外,女主内",这一模式已经决定了女性主内的命运。从改革开放之初,便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外出打工,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这一数目不断壮大,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了"留守"妻子,她们不仅承担着照顾老人、孩子的重任,也肩负着种田的任务。可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女性成为了农业劳动以及家庭生活的主力军,甚至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农业女性化"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男人们外出打工的收入不断增多,种田的收益又越来越少,不少女性选择跟随丈夫一同外出打工,也有相同一部分女性因为家中有孩子、老人需要照顾而留在了家里。"在非常规核心家庭中,男性外出,妇女和孩子留守是家庭基本的特征。"在家庭策略的综合考虑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传统农村夫妇一方面是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一方面又是共同经营一件极重要又极基本的社会事业。若不能两全其美,就得牺牲一方,那必然是前者。于是乎,大批的女性心甘情愿的留在了家中,开始了夫妻双方的身处异地的生活。家庭策略的迁移理论认为,迁移是一种家庭策略,家庭自覺地选择有利于全家发展的制度结构。迁移不仅使迁移者本身得到收益的最大化,也为家庭提供了控制风险、增加资本的发展道路。
有了与外出打工收入的比较,如今在农村那些留守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因此,一般的一个家庭只种一点口粮田,绝大部分的收入由老公在外打工获得。本来耕种的田地不多,再加之农业劳动的季节性,因此在如今的农村社会,大部分留守在家里的妇女除了平日里给孩子做饭之外,并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于是,打牌成为大多数妇女的共同选择。这些留守在家里的妇女大多在四十岁左右,这个年龄于她们而言,也有着种种无奈。由于年龄的限制,或许是身体的原因,外出打工使她们无法承担进厂后通宵达旦的加班,而技能的缺乏又使她们无法找到更为适合自己的工作,许多女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放弃了外出务工的计划,纷纷以种点口粮田,照顾家庭为重,而家庭的主要来源则依靠丈夫的收入。在男人们看来,女人是不必太辛苦的赚钱,在家里带带孩子,看看家,打打牌就可以了。男人们以一系列的劝说让女人留在家里,女人也更多的接受了传统性别分工中"主内"的命运,自觉自愿的留在家里,在无所事事下沉湎于打牌。在这种每日的打牌中她们渐渐迷失了自我,依赖思想正是这样如瘟疫般的在女性中间蔓延。如果说男人们将女人留在家里让其不做事是展现自己能力的一种途径的话,不少女性同样对于丈夫有能力让自己不做事表现出了一种自豪感。因为在她们眼里,到这个年龄不用做事就可以证明自己的男人有本事。不少女性在提到某人不用种田时,都表现出羡慕之情,可见,在当地人的眼里,这样的妻子是真正幸福的,令人羡慕的女人。
于是传统的妻子角色,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留守在农村的妻子们一方面守在家中,与外出打工的丈夫天各一方,忍受着夫妻分离的痛苦,默默承受着夫妻情感变淡所带来的距离感、失落感与惶恐感;另一方面,她们也在每日的无所事事的"赌博"中寻求着解脱之道,或许这种解脱是暂时的麻痹,或者是有意的忽略随时可能出现的被抛弃。于是,我们看到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农村由传统向现代化行进的过程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之内,由于夫妻长期分离,彼此心理鸿沟日益增大,最终在心理、经济、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使得两人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下去的时候,离婚成为一种必然,而这也必定为农村家庭的和睦带来新的隐患。
二、符号化母亲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女人是孩子天然的最好的照顾者,当孩子处于幼年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人们认为女性就应该呆在家里,担当抚育孩子的重任,这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职责所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结婚、生子以后也开始外出务工,不少年轻的母亲在孩子满月后即留给家中的老人抚养。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甚至是"留守婴儿",这也使得一些母亲成为了孩子们的"符号化母亲"。对于这些常年外出务工的女性而言,将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代为照顾,他们将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收中去,是一件自然、必然又必需的事情,因为与在家务农相比,外出的确可以为家庭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这些母亲通常都是常年在外,仅仅在春节时回来看望孩子一次,有的父母在孩子放暑假的时候会托人把孩子带到她打工的地方,使得她们有机会与孩子短暂相处。笔者就曾在暑假调查期间见到家乡附近的火车站里上车的大部分都是儿童,通常是一个成人带着四五个小孩赶赴北京、广东等当地务工比较集中的地方,这或许可以暂时缓解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但大多数时候,母亲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是汇款单上每月的生活费,是老人们嘴里自己的"妈妈",而对于年幼的孩子们来说,这无疑只是一个称呼,其内涵是彼此极少接触的他们所无法完全了解的。当增加经济收入的诉求成为人们的首要需求的时候,孩子们留给老人们去抚养,也成为一种必然,本来在农村老人来带小孩就是一种传统的养育模式。如果说,在从前老人们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起到的是"辅助性"作用的话,那么现在的老人们甚至成为了主要的承担者,而从全国来看,这样的将孩子留给老人抚养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这导致新世纪出现的"符号化母亲"与大量的"留守婴儿"与"留守儿童"的出现,现实发生的一切都在改变着传统的母亲观,这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中国妇女的"抚养模式"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对于妇女、儿童以及中国农村的改变是空前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母亲们外出打工拓展了视野,对于孩子的教育会有全然不同于老人的新的观念,但是由于长年的在外打工,与孩子的接触相当少,即便年节时回家给孩子更多的母爱,或者是通过送给孩子更多的礼物来弥补平时母爱的缺失,但是这种"短暂的爱抚"以及物质上的"满足"所带来的是儿童心理上的混乱和物质欲的增强,同时由于年轻的母亲们与老人们教育观念的不一致,这使得孩子们在短暂的接受父母的教育新观念后,又在更长的生活中习惯着祖辈的教养方式,这也导致了孩子们的无所适从。而从老人们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经济上的富裕反而助长了孩子们依赖与享受的坏毛病。
现在他们不欠(想念)他爸爸妈妈。这些伢从小就离开他们,已经习惯了,不欠他们。离习惯了。冒动么手,他爸跟他妈不在屋的,那是我洗衣服,他爸他妈在屋的,他爸他妈洗,他不动手,他没试得(尝试),这回爸妈不在屋的,要自己洗衣服,自己捂饭(做饭),要做么做么事。他什么都不做,整天的玩,他欠什么啊?(他不会想念的。)没有做事,要是做事,可能就欠了。没伸手不欠,要伸手就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现在的小孩(不晓得)养得多干贵。
这位老人所谈到的是现在小孩子的普遍状况,隔代抚养所导致的溺爱比母亲们在家时更为严重,因为孩子们有老人的精心照顾,自己基本上不用做任何事情。在孩子们看来,或许与祖辈在一起生活与跟父母在一起没有什么区别,或许也是因为父母在他们极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使他们根本就无从知晓每日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祖辈的溺爱使他们觉得很自由,这自然就减少了孩子们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另一位母亲跟我提起儿子赤裸裸的要钱方式,更是心痛不已。
反正我觉得我对我的伢管理不行,太松了。现在我长期不在家里,两个人的关系也拉远了,我现在不在家他也习惯了,无所谓。他就直接这样跟我说,你给钱我就好,不给钱我就不好。真的,现在的伢学得好坏,一点都不好管。
这位报告人的儿子直接将好母亲看作是能给钱自己的人,如果不给钱他就不是好母亲。这可以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孩子的心声,笔者在农村调整期间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年幼的孩子们已经很具有"经济理性"意识了。此外,那些不到一岁,甚至只有一两个月便被母亲留在家里的孩子,对于妈妈并没有太多的概念,或许妈妈仅仅意味着过年的时候可以陪上他的一个女人,可以给他买吃的,买衣服,虽然年节时可以与这个"符号化"的母亲亲热起来,但在孩子们眼中,时间却又是太短了,或许刚刚与她熟悉亲热了,她又要走了。不少母亲感叹与孩子们关系的疏远,一个七岁的小男孩面对我的询问竟然脱口而出,"他们笔直不回,么欠头!"(他们一直不回家,有什么好想念的!),令我感叹符号化母亲对于孩子们心灵上的伤害。
如果有条件,许多的年轻女性是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养育的,但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也使得年轻的母亲们在面对城市高额的生活费及学费望而却步。从一位年轻女性在关于孩子的养育问题上的观念可以看出她们受到了城市文化的相当大的影响,同时,城市生活的压力也使得她在把孩子带在身边这个问题上力不从心。
我还不是要做事,又要做事,又要引孩,太辛苦了。在深圳也想带在身边好上幼儿园,但是深圳的消费太高了,读幼儿园蛮贵,一个季度就要两千多块。……我特别讨厌迁就我伢。……现在常年分開也不在一起,也蛮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说不在一起,那肯定要差好些。像我那个细的就说了,我那么点小把我丢在家里,他说是他奶奶看大的,对伢肯定有伤害啊。
做母亲的虽然明白从小将孩子留在家中给老人照顾给他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影响,但当家庭经济的策略需要她做出选择的时候,她又不得不做出舍孩子而求经济发展的选择。这既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必然。
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服装与城市差别不大,零食也不离手的,却缺乏亲情关怀的留守儿童,他们变得麻木,这其间亲人的从小远离对于孩子们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年轻的母亲们以经济利益作为自己外出的主要理由,这完全符合家庭策略发展的需要,但过度的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却在不知不觉间忽略了与孩子们的亲情互动。费夫尔就曾经指出,"当我们将成本和收益计算法运用到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时,我们掏空了道德。" 这些母亲在城市所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城市孩子在物质上的丰富与农村孩子在物质上的匮乏,因而这些父母们以为物质上的满足可以弥补平日里对孩子的疏于照管。然而,大多数难以与城市人有着更多亲密接触的父母们却很难看到,城市孩子除了拥有物质上的丰富外,他们与父母的亲情互动,情感沟通方面是多么的富足,而这种富足对于孩子的一生却起着比物质上的满足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大多数的母亲却难有这样的领悟,她们以及她们的丈夫会跟我细数在年节时给孩子带来了多少的礼物,每个月给孩子多少的零花钱,或许她们对于孩子越来越不听话表现出一种疑惑不解,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这其间的深层次的原因。母爱的时刻存在,亲情的及时互动,才是对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符号化母亲的存在,迥异于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母亲模式,这种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母亲整日呆在家中抚育孩子的习俗,但这种新模式的出现,却在无意间对于中国乡村的明天产生着不同估量的影响。角色模式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却改变了中国乡村的未来。
三、二度母亲
许多年轻的母亲外出打工,自然把孩子留给了年迈的老人照顾。虽然在农村社会中,千百年来,老人照顾孙辈是一种常有的模式,但那个时候,老人们所起的至多是一种辅助的作用,对于绝大多数孩子而言,还是与自己的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但如今,这一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孩子出生后便交给婆婆抚养,这使得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格外的亲密,也因此使得媳妇在对待公婆的态度上有了更多的顾虑,她们既会考虑到老人对待孩子的态度,也会考虑到孩子对待老人的依赖。以中国农村社会传统来看,祖辈带孙辈是一种合理正常的模式,只要祖辈有能力是必须得带孙辈的,否则会引起儿子媳妇的不满,外人对此也会议论纷纷。如果说在这种传统的隔代抚养模式中,老人们所起的是一个辅助性的作用的话,那么在如今的农村社会,老人们越来越成为抚养孙辈的主力军,婆婆们成为仅仅满月或是几个月的婴幼儿的"二度母亲"。虽然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中,权力的向媳妇转移已是老人们无法改变的整体趋势了,但新形势的变化也使得老人们有了一些新的资源来左右着媳妇对待自己的态度。朱爱岚对中国山东三个村庄的研究后,同样指出,沃尔夫所提出的"子宫家庭"策略的主要能动者从母亲转向了奶奶,儿媳在家外工作,使婆婆同其孙子女、并通过他们同其父母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这时候对于那些只有一个儿子的婆婆们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可是对于那些有几个儿子的婆婆们来说,带上几个孙子,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的一位年近六十的报告人,与她的老伴一起担当起四个儿子的七个孙子的重任,其辛苦程度难以想象。
现在有六个孙给我带着,……钟点到了,你就在吃饭了,午更八更(早上很早)的你还要送(小孩上学)。像我老大的伢在朱店读,四点半钟就要起来,你要做给他吃,五点钟你就要送他去,这日子天还没亮。你看我老二的伢,还不是四点半要起来,他么那小的胆,他洗口,你要跟他一起,还要送到一起的伢一路。看伢要负责,你莫以为。好大的责任。……叫么说这些伢的衣服,收晒洗,整天,这些伢星期天洗衣服搞出挑,用桶,我那个大孙,干净衣服驮去,周末脏衣服驮回来,脏衣服装到塑料袋里面,又做味,鞋,袜子,现在的伢又跑步,那袜子又做气味,这说这算是,我衣服算是洗够了。
六七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全部由两位六十岁的老人担任,而老人们的身体也就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不知不觉的被拖垮。老人们的谈话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奈,对于这一代老人来说,对儿女的尽心尽力是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责任,这是传统赋予他们的角色职责,而时代的特点使得绝大多数的老人都不得不承担起这种责任。也正是这种责任,使得他们在谈起这股艰难的时候,仍然是一脸的幸福。
但也有些老人因为生活的过度劳累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与燕山村村长的一次谈话令人为之震惊,可见在农村,隔代抚养问题不仅催生了一代"畸形"的儿童,也导致了老人们心理的扭曲。
有一天我碰到湾里的一个婆婆,她说她不想活了。她就一直说她不想活,人家就说她你多大个年龄,人家说舍不得死,你么样不想活了。大集体的时候那么狠的做,也做过来了,现在正是要享福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死呢?她说她享不到福,现在赶不到大集体的时候(现在还不如大集体时候),她这个说法代表她个人,她不能够代表所有人的想法。她在大集体的时候只做畈的(田间劳动),不做屋的,这现在又要看孙,那时候是单一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