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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人的生活与城市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文学描绘的重心也逐步转移到城市。城市话语分析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尝试从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中分析城市话语，以期从更多角度发掘城市话语的内涵。
【关键词】城市话语;中国当代文学;日常化;女性欲望书写;
话语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国际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对各个学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追求中国式话语研究，突破文化霸权的话语模式，从而更好地认识我国自身独特的话语，也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话语。城市文学“以现代意识观照城市生活，反映城市的生活流向和价值观念变迁，刻划现代城市人格和心态，具有城市审美风貌和艺术表现特征”[1]，是呈现中国城市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人生活方式，而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生活方式也成了作家们热衷描绘的对象。作家们从多个角度书写城市市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以及精神状况以表达其城市话语。
一、都市日常书写下的城市话语
受改革开放影响，城市人政治上趋于安定，经济上呈现出物价猛涨和收入差异变大的现象，文学创作不再是迎合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高雅写作，而是更倾向于个人倾诉和日常书写，城市人对现代化进程下庸常人生的思考成为最突出的城市话语表达方式。普通市民作为城市人中的大多数，生活忙碌而充实，在房子、车子、孩子的压力下，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简单琐碎的幸福与烦恼。新写实“汉味小说”常常以武汉普通市民的生活展现出一种生活的严峻和烦恼，同时还乐此不疲地沉迷于“一地鸡毛”之中。刘震云说：“严峻不是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他在文学中呈现出一种当代城市普通市民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现状，一种对宏大叙事的瓦解，一种从日常生活中呈现的经济、文化和价值观，他经常说“不是我幽默，是生活本身太荒唐了。但最荒诞、最值得警惕的是，你荒诞，我也荒诞，大家共同把荒诞过成了日子，把荒诞变成了正常。”吃饭、上班、抢厕所、睡觉、挤公交、坐轮渡、抢购大白菜、排队买豆腐……无处不透露着小市民浓郁的生活气息，算计着分房、托关系送孩子入托、为把房子划自己名下与嫂子斗智斗勇……无论是印家厚、来双扬、还是小林，无一不展现出小市民生活的琐碎与烦恼。
而日常生活书写中除了吃喝拉撒外，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的市民的物质和情感生活也是城市话语表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张欣、张梅就是这种书写的代表作家。白领骨干精英也是当代市民的一部分，相对来说，她们是普通市民中的佼佼者，工作能力突出，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经济条件较好，常常出入蒙地卡罗、沙驰、金利来等奢侈品购物商场，混迹于酒吧、咖啡馆、KTV等娱乐场所，穿梭于写字楼、公寓式酒店的场所。这部分“白骨精”似乎可以模糊时代和地域特征，张欣的大部分作品以广州为背景，《浮华城市》、《城市情人》、《城市爱情》等作品极力以市民命运书写当代城市生活的庸常、迷茫与自甘沉沦又不甘堕落的挣扎。
二、寓居他城书写下的城市话语
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市民对所生活的城市有两种认知，我城和他城。作为他城认知的主体，打工者带着各不相同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从各不相同的欠发达地区进入城市，在大城市安家落户，从暂住变成常住，从寄居城市的客乡人变成城市居民。这些打工者的工作遍布各行各业，从底层的车间普工到社会各层次精英人物，从工厂管理、合伙人、创始人，到机关事业各级各层人员。他们已经成了“京一、二代”，“沪一、二代”，“深一、二代”，“广一、二代”……但无论现在身份地位、经济实力如何，他们与原住民之间都或多或少有着不一样的城市话语。这群人在高速发展的城市中感受科技的进步、物质的充裕，但内心深处却依然带着寓居者的感受，对自身生存的境遇常常感到焦虑、迷茫与挣扎。“打工者的生存焦虑、城市移民的精神迷失、城市居民的悬置与失语等症候成为现代人的精神表征。”[2]在郭敬明等人的笔下，上海时尚耀眼、另类前卫，閃耀着迷宫般的吸引力，拥有让寓居者趋之若鹜的魅力，主人公内心充斥着对金钱和情感的欲望。在邓一光的小说中，这些精神寓居者在“来了就是深圳人”口号的召唤下，试图把自己融入这个多元包容的精神家园。邓一光深入书写他们的精神症候，发掘当代城市寓居者的精神困境和内在的自我冲突。他的《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里描绘了12个场景，每个场景都可以说是一个切片。这12个小小的切片把深圳40年的变化、深圳创业期底层寓居者的煎熬、困惑、迷茫和内心的复杂展现得惟妙惟肖。
寓居者在寓居城市遭遇精神困境，迫使他们常常寻求一种精神家园，他们在回味童年生活过的县城乡镇亦或是山野农田中寻求精神寄托。不过由于寓居城市远离精神家园，寓居者常常借助独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来表达。城市的现代化让生活变得便捷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在任何一个城市吃到别的地方的特色小吃。在当代文学中时常可以看到对美食孜孜不倦地细致描绘，叶广芩在《太阳宫》里给我们书写贴饼子熬小鱼、柴火灶熬的豆粥、甚至野地里的西红柿等普通饭食，带着浓郁的家城的味道，以此来充实填补寓居他城的迷茫与孤独与困惑。
三、女性欲望书写下的城市话语
城市化进程让女性文学得以持续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后，女性创作队伍空前壮大，池莉、王安忆、张洁、铁凝、陈染、海男、林白、卫慧、唐颖、徐坤、周洁茹、安妮宝贝、海南、棉棉等等女性作家都是其中代表。她们以女性话语方式反映出城市人的生存方式、现实关系、心理境遇、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成为城市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消费时代的城市，人的身体性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女性主义作家在埃莱娜·西苏的“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的呼吁下开始接受躯体写作理论。在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和商品意识的催生下，城市文学中的欲望化表达变得必要，她们甚至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3]。咖啡店幽暗氤氲的暧昧气息、酒吧迷醉沉沦的灵肉挣扎，在陈丹燕、棉棉、卫慧等人的笔下成为欲望的主动追逐。“女性欲望书写”的作家们通过大胆的身体描写来挑战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和秩序，从而实现现代城市女性追求两性平等的话语权。陈染在《与往事干杯》中对身体进行了大肆铺写，“那皮肤白皙细嫩得可以挤出奶液，眼睛黑黑大大 ，黑得忧郁，大得空茫。她的脖颈细瘦得一到刮大风天气就令人担心，但是，忧伤的性情压抑不住一个风华正茂少女胸前那两朵美丽的花朵如期开放，无论世间阴郁迷蒙还是风和日丽，无论仇比海深还是悲比天大，它们无所束缚。”[4]她的《私人生活》则更大胆地反映灵肉分离的痛苦挣扎，“她对他并没有更多的恋情，她只是感到自己身上的某一种欲望被唤起，她想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那神秘的，从未彻底经验过的快感”[5]。这种大胆的书写着重展现当代女性在精神上的痛苦和挣扎，让社会重新审视城市意象及城市话语。而陈丹燕描绘的女性形象通常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有可以光明正大拿出来介绍的如大学生、护士等身份，又同时兼具酒吧女的身份，酒吧成了她们放纵欲望、沉迷虚幻的的欲望寄托。在卫慧的笔下女性则通常把酒吧当成她们心灵空间的标志和符号，充满虚假和诱惑。
结语
总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城市话语的表述并非一成不变的。“五四”时期，城市话语刻意淡化，多表现在吉兆胡同、高跟鞋（鲁迅《伤逝》）、呼啸的列车等带有城市标志的外物之上，呈现出都市漂泊者的无助、孤独以及现代工业文明对“美”的伤害，城市话语成为可厌的背景。20世纪30年代开始，城市文学开始形成，“新感觉派”把城市话语以小资产阶级意识为核心，通过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都市现象和扭曲可怖的人物心理描绘，以一种与乡村相对立的姿态呈现，同时，其他流派小说也把城市生活作为批判的对象，主流话语是以农村为叙述对象的阶级意识，“左翼文学没有在资产阶级启蒙理想的引导下去推进以个人情感为中心的现代性主题，而是转向民族解放和阶级压迫的历史意识。”[6]城市话语呈现出对城市的批判和讽喻。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化的乡土叙事成为主流，城市几乎成为被驱逐被排斥的对象，城市话语再次被弱化。变革开放之后，城市逐渐成为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作家把城市化、现代化给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造成的影响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逐渐成为当代城市话语新表述。“京味小说”、“津味小说”、“上海故事”、“苏州韵味”、“汉味小说”等等，在展现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中时尚、炫目、追逐而又内心迷茫、困惑的城市话语特征。
作者信息：刘金英，女（1982.01-），汉，江西省石城县，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ZGW20108）“疫情文学中的城市话语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戎东贵、陆跃文.新时期都市文学的发展和走向[J].当代文坛，1990（01）：10-14.
[2] 王晶.邓一光深圳系列小说的城市书写[D].吉林大学，2020.
[3] 盛英.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29-30.
[4]陈染.与往事干杯[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6.
[5] 陈染.陈染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58.
[6]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J].文艺研究，2006（01）：21.
【关键词】城市话语;中国当代文学;日常化;女性欲望书写;
话语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国际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对各个学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追求中国式话语研究，突破文化霸权的话语模式，从而更好地认识我国自身独特的话语，也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话语。城市文学“以现代意识观照城市生活，反映城市的生活流向和价值观念变迁，刻划现代城市人格和心态，具有城市审美风貌和艺术表现特征”[1]，是呈现中国城市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人生活方式，而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生活方式也成了作家们热衷描绘的对象。作家们从多个角度书写城市市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以及精神状况以表达其城市话语。
一、都市日常书写下的城市话语
受改革开放影响，城市人政治上趋于安定，经济上呈现出物价猛涨和收入差异变大的现象，文学创作不再是迎合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高雅写作，而是更倾向于个人倾诉和日常书写，城市人对现代化进程下庸常人生的思考成为最突出的城市话语表达方式。普通市民作为城市人中的大多数，生活忙碌而充实，在房子、车子、孩子的压力下，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简单琐碎的幸福与烦恼。新写实“汉味小说”常常以武汉普通市民的生活展现出一种生活的严峻和烦恼，同时还乐此不疲地沉迷于“一地鸡毛”之中。刘震云说：“严峻不是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他在文学中呈现出一种当代城市普通市民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现状，一种对宏大叙事的瓦解，一种从日常生活中呈现的经济、文化和价值观，他经常说“不是我幽默，是生活本身太荒唐了。但最荒诞、最值得警惕的是，你荒诞，我也荒诞，大家共同把荒诞过成了日子，把荒诞变成了正常。”吃饭、上班、抢厕所、睡觉、挤公交、坐轮渡、抢购大白菜、排队买豆腐……无处不透露着小市民浓郁的生活气息，算计着分房、托关系送孩子入托、为把房子划自己名下与嫂子斗智斗勇……无论是印家厚、来双扬、还是小林，无一不展现出小市民生活的琐碎与烦恼。
而日常生活书写中除了吃喝拉撒外，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的市民的物质和情感生活也是城市话语表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张欣、张梅就是这种书写的代表作家。白领骨干精英也是当代市民的一部分，相对来说，她们是普通市民中的佼佼者，工作能力突出，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经济条件较好，常常出入蒙地卡罗、沙驰、金利来等奢侈品购物商场，混迹于酒吧、咖啡馆、KTV等娱乐场所，穿梭于写字楼、公寓式酒店的场所。这部分“白骨精”似乎可以模糊时代和地域特征，张欣的大部分作品以广州为背景，《浮华城市》、《城市情人》、《城市爱情》等作品极力以市民命运书写当代城市生活的庸常、迷茫与自甘沉沦又不甘堕落的挣扎。
二、寓居他城书写下的城市话语
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市民对所生活的城市有两种认知，我城和他城。作为他城认知的主体，打工者带着各不相同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从各不相同的欠发达地区进入城市，在大城市安家落户，从暂住变成常住，从寄居城市的客乡人变成城市居民。这些打工者的工作遍布各行各业，从底层的车间普工到社会各层次精英人物，从工厂管理、合伙人、创始人，到机关事业各级各层人员。他们已经成了“京一、二代”，“沪一、二代”，“深一、二代”，“广一、二代”……但无论现在身份地位、经济实力如何，他们与原住民之间都或多或少有着不一样的城市话语。这群人在高速发展的城市中感受科技的进步、物质的充裕，但内心深处却依然带着寓居者的感受，对自身生存的境遇常常感到焦虑、迷茫与挣扎。“打工者的生存焦虑、城市移民的精神迷失、城市居民的悬置与失语等症候成为现代人的精神表征。”[2]在郭敬明等人的笔下，上海时尚耀眼、另类前卫，閃耀着迷宫般的吸引力，拥有让寓居者趋之若鹜的魅力，主人公内心充斥着对金钱和情感的欲望。在邓一光的小说中，这些精神寓居者在“来了就是深圳人”口号的召唤下，试图把自己融入这个多元包容的精神家园。邓一光深入书写他们的精神症候，发掘当代城市寓居者的精神困境和内在的自我冲突。他的《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里描绘了12个场景，每个场景都可以说是一个切片。这12个小小的切片把深圳40年的变化、深圳创业期底层寓居者的煎熬、困惑、迷茫和内心的复杂展现得惟妙惟肖。
寓居者在寓居城市遭遇精神困境，迫使他们常常寻求一种精神家园，他们在回味童年生活过的县城乡镇亦或是山野农田中寻求精神寄托。不过由于寓居城市远离精神家园，寓居者常常借助独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来表达。城市的现代化让生活变得便捷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在任何一个城市吃到别的地方的特色小吃。在当代文学中时常可以看到对美食孜孜不倦地细致描绘，叶广芩在《太阳宫》里给我们书写贴饼子熬小鱼、柴火灶熬的豆粥、甚至野地里的西红柿等普通饭食，带着浓郁的家城的味道，以此来充实填补寓居他城的迷茫与孤独与困惑。
三、女性欲望书写下的城市话语
城市化进程让女性文学得以持续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后，女性创作队伍空前壮大，池莉、王安忆、张洁、铁凝、陈染、海男、林白、卫慧、唐颖、徐坤、周洁茹、安妮宝贝、海南、棉棉等等女性作家都是其中代表。她们以女性话语方式反映出城市人的生存方式、现实关系、心理境遇、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成为城市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消费时代的城市，人的身体性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女性主义作家在埃莱娜·西苏的“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的呼吁下开始接受躯体写作理论。在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和商品意识的催生下，城市文学中的欲望化表达变得必要，她们甚至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3]。咖啡店幽暗氤氲的暧昧气息、酒吧迷醉沉沦的灵肉挣扎，在陈丹燕、棉棉、卫慧等人的笔下成为欲望的主动追逐。“女性欲望书写”的作家们通过大胆的身体描写来挑战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和秩序，从而实现现代城市女性追求两性平等的话语权。陈染在《与往事干杯》中对身体进行了大肆铺写，“那皮肤白皙细嫩得可以挤出奶液，眼睛黑黑大大 ，黑得忧郁，大得空茫。她的脖颈细瘦得一到刮大风天气就令人担心，但是，忧伤的性情压抑不住一个风华正茂少女胸前那两朵美丽的花朵如期开放，无论世间阴郁迷蒙还是风和日丽，无论仇比海深还是悲比天大，它们无所束缚。”[4]她的《私人生活》则更大胆地反映灵肉分离的痛苦挣扎，“她对他并没有更多的恋情，她只是感到自己身上的某一种欲望被唤起，她想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那神秘的，从未彻底经验过的快感”[5]。这种大胆的书写着重展现当代女性在精神上的痛苦和挣扎，让社会重新审视城市意象及城市话语。而陈丹燕描绘的女性形象通常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有可以光明正大拿出来介绍的如大学生、护士等身份，又同时兼具酒吧女的身份，酒吧成了她们放纵欲望、沉迷虚幻的的欲望寄托。在卫慧的笔下女性则通常把酒吧当成她们心灵空间的标志和符号，充满虚假和诱惑。
结语
总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城市话语的表述并非一成不变的。“五四”时期，城市话语刻意淡化，多表现在吉兆胡同、高跟鞋（鲁迅《伤逝》）、呼啸的列车等带有城市标志的外物之上，呈现出都市漂泊者的无助、孤独以及现代工业文明对“美”的伤害，城市话语成为可厌的背景。20世纪30年代开始，城市文学开始形成，“新感觉派”把城市话语以小资产阶级意识为核心，通过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都市现象和扭曲可怖的人物心理描绘，以一种与乡村相对立的姿态呈现，同时，其他流派小说也把城市生活作为批判的对象，主流话语是以农村为叙述对象的阶级意识，“左翼文学没有在资产阶级启蒙理想的引导下去推进以个人情感为中心的现代性主题，而是转向民族解放和阶级压迫的历史意识。”[6]城市话语呈现出对城市的批判和讽喻。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化的乡土叙事成为主流，城市几乎成为被驱逐被排斥的对象，城市话语再次被弱化。变革开放之后，城市逐渐成为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作家把城市化、现代化给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造成的影响通过日常生活的描绘，逐渐成为当代城市话语新表述。“京味小说”、“津味小说”、“上海故事”、“苏州韵味”、“汉味小说”等等，在展现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中时尚、炫目、追逐而又内心迷茫、困惑的城市话语特征。
作者信息：刘金英，女（1982.01-），汉，江西省石城县，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ZGW20108）“疫情文学中的城市话语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戎东贵、陆跃文.新时期都市文学的发展和走向[J].当代文坛，1990（01）：10-14.
[2] 王晶.邓一光深圳系列小说的城市书写[D].吉林大学，2020.
[3] 盛英.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29-30.
[4]陈染.与往事干杯[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6.
[5] 陈染.陈染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58.
[6]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J].文艺研究，2006（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