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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先后50次回到家乡湖南视察指导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累计时间有300多天。他曾经说：“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一个放湖南。”在湖南调研期间他在三湘大地上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史实、故事、佳话。
重视防治血吸虫病等地方病
1955年12月23日至24日，毛泽东从武昌南站乘专列到湖南，在长沙停留两天，主要目的是讨论制订“十七条”（后来扩展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向各地征求意见。
在停长沙的专列上，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湖南省委负责人周小舟、周惠、谭余保、胡继宗、李瑞山，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委负责人华国锋、孙云英、陈郁发、秦雨屏，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等人。
接着，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农业合作化、讲卫生、除四害等农村工作问题，逐条征求意见。毛泽东在桌面上放着两支铅笔和几张纸，他口问手写，非常认真。当他听完省委书记处书记胡继宗一段有条有理的简要汇报后，称赞地说：“我看你像个知识分子啊！”
谈到消灭“四害”时，听完大家的发言，毛泽东便用笔在纸上记下“麻雀、老鼠有害”几个字，又诙谐地说：“乌鸦可将功折罪，不消灭。 ”便将已写好的“乌鸦”二字圈掉，保留“臭虫”二字。最后，毛泽东便大手一挥，认为苍蝇、蚊子“该消灭”。
张鹤亭详细介绍了宁乡县珍洲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张鹤亭说他曾到宁乡县珍洲农业社劳模王国华那儿调查，发现农民组织起来后，乡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剩余，没有活干。毛泽东启发大家思考：“是啊，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呢？”张鹤亭说出自己的想法：推行精耕细作。毛泽东补充道：“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毛泽东很关心湖南地方病防治的问题。第一种病是血吸虫病。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汇报了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病等流行疾病的情况。岳阳黄沙街的血吸虫病很严重，死了许多人。第二种病是草虫病。华国锋还把草虫标本拿给毛泽东看，介绍情况，开始用草药治疗，效果不大，后来改为锑剂，用化学方法杀灭。第三种是钩虫病。宁乡一带较多，患者有脚肿症状，对劳动力损害很大。第四种是疟疾，是蚊子传染的疾病，危害也很大。毛泽东对湖南地方病了解一些，时而速记，时而插言，并提出3年消灭蚊子行不行。大家表示一定要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如雨后春笋大片涌现，如何加强管理，使之巩固和发展，是当务之急。毛泽东谈出了他的意见：“农民组织起来后，合作社办得好不好，根本一条看是否增产。要抓经营管理，管理好才能增产，增产了才能巩固。评工记分时，要发扬民主，贯彻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歧视妇女劳动。”
毛泽东主持座谈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草案，采取的方式是民主集中制、议论表决式，毛泽东逐条逐句地念，集思广益，搞群言堂，当场念，当场议，当场改。
“农民吃不饱，总不好”
1957年9月7日至9日，毛泽东乘飞机到湖南，开展调研考察。
到湖南之前，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作了一个批语：“小平同志：此件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进入长沙后，毛泽东入住蓉园招待所。他听取了省委、省军区和常德、湘潭地委的汇报，参加了两个座谈汇报会，主要是研讨粮食生产与消费和积累问题。
9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省委蓉园一号楼接见省委负责人周惠、胡继宗、徐启文、谭余保和地市委负责人秦雨屏、孙云英、王治国等，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因为前面审阅过谭震林的报告，毛泽东特意点名请攸县所在的湘潭地委负责人参加座谈会，想具体了解一下湘潭的农村工作情况。
农村如何处理生产、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关乎农业发展的大局。周惠汇报说，湖南农业总产值才30亿元，工业总产值才18亿元，生产比较落后，为此，首先要勒紧裤带，发展生产，扩大积累，压缩和节省消费。湖南计划以总产值的20%作为生产费用，其中又用20%作为基本建设费，尽量减少管理费和消费的开支。
毛泽东听了，觉得很对他的心思。他一直主张加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多搞些积累，多搞些基本建设，而在吃穿住行用方面要节省开支，所以对湖南确定的积累与消费比例认为合理可行，并强调说：积累与消费，是生产与分配中的基本问题，一定要正确处理。国家积累之外，合作社积累，家庭积累，都很重要。特别是藏粮于民。粮食储存丰歉不同，丰年储点，歉年少藏些。总之，有了积累，有了粮食，才能够办更多的事情，于国于民都有利。
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在湘潭韶山区清溪乡农村调查的数字和材料。他调查后总结了一个提纲式的材料，都是农村中现实的具体数字和突出问题，比如农民生活困难户的比例，统购统销后农民的情绪，有多少缺粮户，农村党支部的情况，等等。毛泽东对这些第一手材料很感兴趣，在纸上记了一大段：清溪乡胡文生一家5口人，每人400来斤粮食，靠精打细算，搞“瓜菜代”，节俭过日子，只听说408斤粮食就够吃了。
毛泽东特别询问了人平400斤粮食是用新秤还是老秤，并强调说：粮食问题是这几年闹得最凶的问题——征购过头了。湖南也有这个情况，韶山、湘乡、衡山的农民给我反映过。俗话说，手中有粮，做事不慌。但征购过头，农民吃不饱，总是不好吧！征购多了，还得返销。
毛泽东得知王治国为此次调查在清溪乡整整呆了7天时，十分赞赏，而且感到有点遗憾地说：可惜我办不到了。干部必须要多下基层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又问周惠：湖南的干部是不是都下去搞调查研究呀？周惠如实汇报说：省里差一点，地县的同志下乡多一些。毛泽东听后“哦”了一声。
“科学种田不要形式主义”
1959年6月27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韶山返回长沙，途中抓紧调查研究，先后在宁乡县高桥村、望城县曹家坳村停车，随机访问当地农村干部群众，了解农田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 大约27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汽车驶入宁乡县龙凤山乡高桥村。平静的山冲顿时沸腾起来。
毛泽东健步走在沙石公路的侧边，向群众挥手致意。当他看到公路两边堆放着许多用泥巴抹得溜光的土堆时，便问身边的农民：这是做么子用的？社员蒋清云等人连忙回答说这是堆肥，里面是草皮，沤烂以后放到田里做晚稻肥料。毛泽东深思片刻，指着这些堆在公路边摆样的堆肥说：草皮堆在公路上，沤不烂，田里担到路上，路上又担回田里，浪费劳力。他让社员转告干部，要科学种田，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路边政策给人看，赶快担回田里去沤烂。农民听了连连点头，第二天便一齐动手，把公路上的堆肥一扫而光，担回田里。
毛泽东还说：“订生产计划，要留有余地。”他信步而走，继续察看，又看见仍插在田中的“卫星田”、“跃进田”等牌子，亩产指标都在数千斤以上，便摇头。他弯腰抓了几把稻穗在手掌中攥了一下，询问这样的田一亩能扮多少谷。粮站职工老王犹豫地回答，要打千把斤谷。毛泽东不相信，对围观的干部和农民分析说，这样的田早晚两季能打800斤就谢天谢地了。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机械化，还缺少化肥和农药，还没有更多的良种，靠的还是农家肥和精耕细作，产量不可能提得很高。订生产计划，要留有余地，否则会把事情办坏。
毛泽东握手告别了高桥村的乡亲们，群众依依不舍地拥上公路送行。
27日下午4点30分钟左右，毛泽东的汽车驶到望城县白箬公社曹家坳，车子在一口山塘边停下来。大队党总支书记杨仲秋闻讯赶来时，看见毛泽东正弯着腰在塘背四方大丘察看禾苗。后来，人们就将这丘田改称为幸福大丘。
杨仲秋向毛泽东介绍说：“我是这里的大队党总支书记。”毛泽东与杨仲秋握手后，指着田里问道：咯丘田能产多少斤粮食？杨仲秋回答说：600斤一亩大概靠得住。毛泽东点点头说：咯还有点像。 他接着对周小舟说：“那些讲亩产千斤的都是吹牛的。”毛泽东还走进一户农民家里，从堂屋到灶屋都看了。并问社员，这里叫什么地名，社员回答说：叫曹家坳。毛泽东风趣地说，是不是曹操那个曹呀？社员们都高兴地笑了，回答说：是的。
毛泽东问杨仲秋：你们大队办了工厂没有哇？杨仲秋说：“办了几个厂子。”毛泽东说看看去。接着，杨仲秋等人陪着毛泽东一行走了半里路前往大队纺纱厂参观。
毛泽东边走边了解情况，问杨仲秋：你们咯里的社队体制怎么样呢？杨仲秋回答说：“大队600多户，中队200多户，生产小队一般20来户。”毛泽东对陪同的省委书记周小舟说：“大队可以划小一点，中队可以不要。”他看到禾苗长得壮实，农民基本能够吃饱，非常高兴。
毛泽东边走边谈，很快就到了大队纺纱厂。见工人们正在生产就没有走进车间，只是站在外边问了问纱厂的人数、生产和销售情况，并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企业还是要办的，可以增加收入。”
周小舟看了看手表说：半个多小时了，要走啦。毛泽东只好挥手向群众告别。
毛泽东巡视三湘大地的发展变化，了解工农兵学商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接见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座谈农事，讨论国事，以“三深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优良思想作风和“三贴近”（贴近百姓，贴近生产，贴近生活）、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的高尚情操，赢得了数千万湖南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并以独具特色和魅力的领导风格与伟大人格，给各级党政干部树立了优良作风的典范。
（压题照片：1955年，毛泽东在视察南方途中和湖南省委、湘潭地委、常德地委等负责人在专列上座谈）
重视防治血吸虫病等地方病
1955年12月23日至24日，毛泽东从武昌南站乘专列到湖南，在长沙停留两天，主要目的是讨论制订“十七条”（后来扩展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向各地征求意见。
在停长沙的专列上，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湖南省委负责人周小舟、周惠、谭余保、胡继宗、李瑞山，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委负责人华国锋、孙云英、陈郁发、秦雨屏，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等人。
接着，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农业合作化、讲卫生、除四害等农村工作问题，逐条征求意见。毛泽东在桌面上放着两支铅笔和几张纸，他口问手写，非常认真。当他听完省委书记处书记胡继宗一段有条有理的简要汇报后，称赞地说：“我看你像个知识分子啊！”
谈到消灭“四害”时，听完大家的发言，毛泽东便用笔在纸上记下“麻雀、老鼠有害”几个字，又诙谐地说：“乌鸦可将功折罪，不消灭。 ”便将已写好的“乌鸦”二字圈掉，保留“臭虫”二字。最后，毛泽东便大手一挥，认为苍蝇、蚊子“该消灭”。
张鹤亭详细介绍了宁乡县珍洲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张鹤亭说他曾到宁乡县珍洲农业社劳模王国华那儿调查，发现农民组织起来后，乡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剩余，没有活干。毛泽东启发大家思考：“是啊，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呢？”张鹤亭说出自己的想法：推行精耕细作。毛泽东补充道：“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毛泽东很关心湖南地方病防治的问题。第一种病是血吸虫病。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汇报了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病等流行疾病的情况。岳阳黄沙街的血吸虫病很严重，死了许多人。第二种病是草虫病。华国锋还把草虫标本拿给毛泽东看，介绍情况，开始用草药治疗，效果不大，后来改为锑剂，用化学方法杀灭。第三种是钩虫病。宁乡一带较多，患者有脚肿症状，对劳动力损害很大。第四种是疟疾，是蚊子传染的疾病，危害也很大。毛泽东对湖南地方病了解一些，时而速记，时而插言，并提出3年消灭蚊子行不行。大家表示一定要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如雨后春笋大片涌现，如何加强管理，使之巩固和发展，是当务之急。毛泽东谈出了他的意见：“农民组织起来后，合作社办得好不好，根本一条看是否增产。要抓经营管理，管理好才能增产，增产了才能巩固。评工记分时，要发扬民主，贯彻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歧视妇女劳动。”
毛泽东主持座谈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草案，采取的方式是民主集中制、议论表决式，毛泽东逐条逐句地念，集思广益，搞群言堂，当场念，当场议，当场改。
“农民吃不饱，总不好”
1957年9月7日至9日，毛泽东乘飞机到湖南，开展调研考察。
到湖南之前，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作了一个批语：“小平同志：此件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进入长沙后，毛泽东入住蓉园招待所。他听取了省委、省军区和常德、湘潭地委的汇报，参加了两个座谈汇报会，主要是研讨粮食生产与消费和积累问题。
9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省委蓉园一号楼接见省委负责人周惠、胡继宗、徐启文、谭余保和地市委负责人秦雨屏、孙云英、王治国等，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因为前面审阅过谭震林的报告，毛泽东特意点名请攸县所在的湘潭地委负责人参加座谈会，想具体了解一下湘潭的农村工作情况。
农村如何处理生产、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关乎农业发展的大局。周惠汇报说，湖南农业总产值才30亿元，工业总产值才18亿元，生产比较落后，为此，首先要勒紧裤带，发展生产，扩大积累，压缩和节省消费。湖南计划以总产值的20%作为生产费用，其中又用20%作为基本建设费，尽量减少管理费和消费的开支。
毛泽东听了，觉得很对他的心思。他一直主张加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多搞些积累，多搞些基本建设，而在吃穿住行用方面要节省开支，所以对湖南确定的积累与消费比例认为合理可行，并强调说：积累与消费，是生产与分配中的基本问题，一定要正确处理。国家积累之外，合作社积累，家庭积累，都很重要。特别是藏粮于民。粮食储存丰歉不同，丰年储点，歉年少藏些。总之，有了积累，有了粮食，才能够办更多的事情，于国于民都有利。
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在湘潭韶山区清溪乡农村调查的数字和材料。他调查后总结了一个提纲式的材料，都是农村中现实的具体数字和突出问题，比如农民生活困难户的比例，统购统销后农民的情绪，有多少缺粮户，农村党支部的情况，等等。毛泽东对这些第一手材料很感兴趣，在纸上记了一大段：清溪乡胡文生一家5口人，每人400来斤粮食，靠精打细算，搞“瓜菜代”，节俭过日子，只听说408斤粮食就够吃了。
毛泽东特别询问了人平400斤粮食是用新秤还是老秤，并强调说：粮食问题是这几年闹得最凶的问题——征购过头了。湖南也有这个情况，韶山、湘乡、衡山的农民给我反映过。俗话说，手中有粮，做事不慌。但征购过头，农民吃不饱，总是不好吧！征购多了，还得返销。
毛泽东得知王治国为此次调查在清溪乡整整呆了7天时，十分赞赏，而且感到有点遗憾地说：可惜我办不到了。干部必须要多下基层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又问周惠：湖南的干部是不是都下去搞调查研究呀？周惠如实汇报说：省里差一点，地县的同志下乡多一些。毛泽东听后“哦”了一声。
“科学种田不要形式主义”
1959年6月27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韶山返回长沙，途中抓紧调查研究，先后在宁乡县高桥村、望城县曹家坳村停车，随机访问当地农村干部群众，了解农田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 大约27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汽车驶入宁乡县龙凤山乡高桥村。平静的山冲顿时沸腾起来。
毛泽东健步走在沙石公路的侧边，向群众挥手致意。当他看到公路两边堆放着许多用泥巴抹得溜光的土堆时，便问身边的农民：这是做么子用的？社员蒋清云等人连忙回答说这是堆肥，里面是草皮，沤烂以后放到田里做晚稻肥料。毛泽东深思片刻，指着这些堆在公路边摆样的堆肥说：草皮堆在公路上，沤不烂，田里担到路上，路上又担回田里，浪费劳力。他让社员转告干部，要科学种田，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路边政策给人看，赶快担回田里去沤烂。农民听了连连点头，第二天便一齐动手，把公路上的堆肥一扫而光，担回田里。
毛泽东还说：“订生产计划，要留有余地。”他信步而走，继续察看，又看见仍插在田中的“卫星田”、“跃进田”等牌子，亩产指标都在数千斤以上，便摇头。他弯腰抓了几把稻穗在手掌中攥了一下，询问这样的田一亩能扮多少谷。粮站职工老王犹豫地回答，要打千把斤谷。毛泽东不相信，对围观的干部和农民分析说，这样的田早晚两季能打800斤就谢天谢地了。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机械化，还缺少化肥和农药，还没有更多的良种，靠的还是农家肥和精耕细作，产量不可能提得很高。订生产计划，要留有余地，否则会把事情办坏。
毛泽东握手告别了高桥村的乡亲们，群众依依不舍地拥上公路送行。
27日下午4点30分钟左右，毛泽东的汽车驶到望城县白箬公社曹家坳，车子在一口山塘边停下来。大队党总支书记杨仲秋闻讯赶来时，看见毛泽东正弯着腰在塘背四方大丘察看禾苗。后来，人们就将这丘田改称为幸福大丘。
杨仲秋向毛泽东介绍说：“我是这里的大队党总支书记。”毛泽东与杨仲秋握手后，指着田里问道：咯丘田能产多少斤粮食？杨仲秋回答说：600斤一亩大概靠得住。毛泽东点点头说：咯还有点像。 他接着对周小舟说：“那些讲亩产千斤的都是吹牛的。”毛泽东还走进一户农民家里，从堂屋到灶屋都看了。并问社员，这里叫什么地名，社员回答说：叫曹家坳。毛泽东风趣地说，是不是曹操那个曹呀？社员们都高兴地笑了，回答说：是的。
毛泽东问杨仲秋：你们大队办了工厂没有哇？杨仲秋说：“办了几个厂子。”毛泽东说看看去。接着，杨仲秋等人陪着毛泽东一行走了半里路前往大队纺纱厂参观。
毛泽东边走边了解情况，问杨仲秋：你们咯里的社队体制怎么样呢？杨仲秋回答说：“大队600多户，中队200多户，生产小队一般20来户。”毛泽东对陪同的省委书记周小舟说：“大队可以划小一点，中队可以不要。”他看到禾苗长得壮实，农民基本能够吃饱，非常高兴。
毛泽东边走边谈，很快就到了大队纺纱厂。见工人们正在生产就没有走进车间，只是站在外边问了问纱厂的人数、生产和销售情况，并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企业还是要办的，可以增加收入。”
周小舟看了看手表说：半个多小时了，要走啦。毛泽东只好挥手向群众告别。
毛泽东巡视三湘大地的发展变化，了解工农兵学商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接见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座谈农事，讨论国事，以“三深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优良思想作风和“三贴近”（贴近百姓，贴近生产，贴近生活）、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的高尚情操，赢得了数千万湖南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并以独具特色和魅力的领导风格与伟大人格，给各级党政干部树立了优良作风的典范。
（压题照片：1955年，毛泽东在视察南方途中和湖南省委、湘潭地委、常德地委等负责人在专列上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