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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孔子作为儒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在教育发展与政治理念上也颇有建树，是古代文学重要的奠基者。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儒家思想发展角度出发，对不同历史时期孔子学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功利观 创作形式 审美取向
在先秦时期，文学发展属于初级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研究体系，但根据现有的文史资料发现了部分先秦诸子的文学资料与哲学思想。这些不同角度的文学精神与哲学思想也可以视作后世文学发展的滥觞。诸子百家中，儒学作为影响力最大、流传范围最广的学说，对古代文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孔子的儒学思想主要保存在现今传世的著作《论语》以及近代出土的楚竹书《诗论》等书籍资料中。
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发展的主要历史进程
儒家思想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与代表人物，在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秦时期的儒学经过不断的演变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形式。在汉代经由统治者的扶持，其文化表现逐步增加了政治化的色彩；与道、佛等学派逐步融合，形成了宋代的儒学；到明清时期，借由严苛的礼法形式，强调了儒学在伦理方面的思想；民国至现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新儒学”思想。尽管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影响下，儒学所表现出的形式也存在部分差异，但整体来讲，儒学思想以宗经为本、注重实务的精神内核并未受到影响。儒学精神强调自然与人本质之间的关系；对国家、组织、个人之间的联系进行了阐释，认为只有先“修身”，才能“治国”，乃至“平天下”；肯定以伦理、道德为纽带，联系个人与集体，更好的调整人际交往关系；注重思维的辩证性，将学习、教化作为巩固上层集团统治民众的重要手段；在教育方面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理念，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教育思想；与此同时，认为入世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具备现实主义的思想。整体思想理念与统治阶层的某些目的重合，成为统治者教化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儒家学派的思想精髓在于对政治教化的灵活运用，各时期的代表人物能够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统治集团的政治目的运用文学思想教化民众，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将这种政治化的形式应用于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古代文学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并以此为思想基础派生了不同的文学流派。
二.儒学思想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教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教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以此派生的文学创作通常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因此，古代文学通常与政治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古代，文人通常通过世袭、科举走向仕途，这两种出世的方式使得文人通常需要迎合统治者的执政思想，也就是“为天子之令是从”一旦政治倾向错误，不仅会使得官运不畅，还有可能危及生命。与此同时，朝廷官员作为文人中最具权势、影响范围最广的群体，使得这种“听命”式的古代文学形式成为主流。在文学发展历史上，“以文载道”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贯穿于整个封建制度的統治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传承的基础。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文学活动都掺杂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影响，如著名诗人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句背后的新乐府活动，还是韩愈得“为文志乎古道”以及柳宗元“文以明道”所代表的古文运动、欧阳修“道胜至文”诗文革新运动的背景、苏轼“文与道俱”的思想承传等。教化活动后通常都蕴含着不同“道”的影响，并处于文学活动的中心位置，传递着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政治观点。
与此同时，即使是以“性灵”为核心思想的“公安三袁”，在批判儒学的过程中，仍被“文以载道”的精神影响。甚至袁宗道在进行《论文》创作时，也将孔子儒学理论“辞达而矣”的思想与创作实践相互论证，称之为“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文章中“达”者如何理解？即“达”“道”规范。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西厢记》、《牡丹亭》中的《长亭送别》以及《惊梦》戏目，原本是脍炙人口的创作，但由于当时世人的评价依照“文以载道”的理念，便以为其不符合伦理道德、文学审美规范为由，进而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评价。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中如果政治化倾向过于明显，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忽视其自身的文学较之与思想内涵，不仅会使得作品打上主流政治思想的烙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文学形式、内涵的发展与演变，使得作品传递的思想过于狭隘，思想形式单一。
三.儒家学派中“美、善”的观点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功利观的影响
《论语·八佾》中曾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汉朝郑玄注：“《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美，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论语》中体现出的“美”不单单指的是乐曲声优美、婉转，这种“美”实质上带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对歌者的称赞。而与此相对应的“善”也不仅包含乐曲内在的完善，也可以指代被赞者的良善之心。二者形容的都是乐曲的特质，并引申为人的品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美”是一种艺术，而“善”则可以视为一种生活。孔子对《韶》尽善尽美的评价，是由于天下一统，百姓安宁，歌舞升平，对于乐曲的歌颂赞美映射着对德政功绩的敬仰。然而，“武”尽管尽美却没有实现尽善的目的，这主要是由于武王伐纣，虽起于暴政，属于正义的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仍旧造成了腥风血雨的影响，最终还是底层人民承受战争之殇。这种行为也与孔子学说中的“仁政爱人”思想存在部分矛盾。儒家学派将“仁”“礼”作为核心的思想，注重人的地位以及作用，对贵族将平民看作任意打杀私有财产的行为持反对态度。因此，这种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对当时文学作品的功利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儒学思想的后续发展过程中，儒学代表学者继承并推广了学派的“仁”“善”观点，如孟子“以意逆志”以及荀子的“明道”等思想主张。及至大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将儒学与统治阶级的意志融合在一起，使其成为更加有影响力的学说，其“美”“善”思想的推行范围更广，起到了良好的政治教化作用。这种儒学发展带来的功利观影响也体现在汉时的文学著作中。尽管在魏晋时期，儒家学派遭受玄学的冲击，南北朝时期又受到唯美主义的影响，但仍旧属于主流学派。 四.儒家学派中“文、质”的观点对古代文学创作形式的影响
《论语·雍也》中提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章这一言论的主要内涵在于，人的质朴远高于文才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如同没有修养与气质的粗鄙野人；人的文才远远高于质朴的话，那么就像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史官。君子必需保持二者的平衡，集质朴与文才于一身。这里的“质”主要指代一个人的内在品格，而“文”则是外部仪态的代称。儒家学说普遍认为，君子需要具备“文质彬彬”的品格与行为仪态，也就是如果一个人称之为君子不但需要具备质朴内在，还要有需要同时保有斯文仪态，只有两者兼备，才能保证君子“文、质”齐备，内外兼修。与此同时，尽管孔子认为君子需要“文、质”兼备，但两者不能只是单纯的叠加，而是需要从思辨的角度考虑二者的关系，当“质”要高于“文”时，需要突出“文”的优秀特质，当“文”超过“质”时，则要强调“质”所具有的独特内涵。“质”要符合仁爱的要求，“文”要体现礼仪的规范，文质一体，完美融合，才构成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但孔子这一思想也具有理想化性质，因为实际生活里，“文”和“质”常常因人而变，因环境而变，很难达到现实意义上的均衡。从实际看来，孔子“文、质”学说并不是在探讨文学理论，而是在讲君子修身之事。而最终把“文、质”说应用于文学中的，其实是两汉时期的儒家学派。
五.儒家学派中“无邪”“中”的观点对文学审美的影响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中“思”为语气助词，无实义。而“无邪”，何晏解释为“归于正”，孔颖达则将其阐述为“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正”。用孔子的话说，“正”就是“过犹不及”。而孔國安道：“言俱不得中也。”那“中”就在“过”与“不及”之间，也正是孔子所言的“正”和“无邪”。孔子的“中庸”思想认为，“中”即不偏不斜，“庸”则经久不变。《论语·雍也》认为“中庸”乃至高道德标准，而“无邪”则是“中”延伸的行为规范。“中”这一思想在哲学领域又带有审美色彩，在《诗三百》中以“无邪”的形式展现出来，之后就成为了文学审美的指导思想。战国末期，荀子在对诗歌和乐曲的评论中就运用了“中”的思想。他提出，“中”是符合礼义的，“礼”即礼法，“义”即仁义。该思想比起孔子以“无邪”诠释“中”，表达得更加直观具体。后来荀子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正是说诗歌须用“中声”控制，不要完全为诗情左右，超过了应有的度。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优秀的教育家、政治家，其思想精神对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的理论学说围绕着“美、善”、“文、质”以及“无邪、中”等核心内涵，对文学创作提出不同的文学要求，不仅映射了不同时期文学著作的功利观，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与审美取向也产生了影响，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邱敏蓉，姚易.谈孔子文学思想对高校教育管理的作用及影响[J].语文建设，2016（36）
[2]王波.刍议孔子的廉政文化思想对现代生活的指导意义[J].人力资源管理，2017（12）
[3]刘建华.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与思想启蒙[J].衡水学院学报，2017，19（2）
[4]王齐洲，李晓华.“兴于诗”：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一[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0（2）
（作者介绍：周艳，商丘经济贸易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中文（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功利观 创作形式 审美取向
在先秦时期，文学发展属于初级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研究体系，但根据现有的文史资料发现了部分先秦诸子的文学资料与哲学思想。这些不同角度的文学精神与哲学思想也可以视作后世文学发展的滥觞。诸子百家中，儒学作为影响力最大、流传范围最广的学说，对古代文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孔子的儒学思想主要保存在现今传世的著作《论语》以及近代出土的楚竹书《诗论》等书籍资料中。
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发展的主要历史进程
儒家思想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与代表人物，在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秦时期的儒学经过不断的演变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形式。在汉代经由统治者的扶持，其文化表现逐步增加了政治化的色彩；与道、佛等学派逐步融合，形成了宋代的儒学；到明清时期，借由严苛的礼法形式，强调了儒学在伦理方面的思想；民国至现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新儒学”思想。尽管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影响下，儒学所表现出的形式也存在部分差异，但整体来讲，儒学思想以宗经为本、注重实务的精神内核并未受到影响。儒学精神强调自然与人本质之间的关系；对国家、组织、个人之间的联系进行了阐释，认为只有先“修身”，才能“治国”，乃至“平天下”；肯定以伦理、道德为纽带，联系个人与集体，更好的调整人际交往关系；注重思维的辩证性，将学习、教化作为巩固上层集团统治民众的重要手段；在教育方面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理念，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教育思想；与此同时，认为入世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具备现实主义的思想。整体思想理念与统治阶层的某些目的重合，成为统治者教化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儒家学派的思想精髓在于对政治教化的灵活运用，各时期的代表人物能够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统治集团的政治目的运用文学思想教化民众，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将这种政治化的形式应用于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古代文学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并以此为思想基础派生了不同的文学流派。
二.儒学思想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教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教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以此派生的文学创作通常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因此，古代文学通常与政治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古代，文人通常通过世袭、科举走向仕途，这两种出世的方式使得文人通常需要迎合统治者的执政思想，也就是“为天子之令是从”一旦政治倾向错误，不仅会使得官运不畅，还有可能危及生命。与此同时，朝廷官员作为文人中最具权势、影响范围最广的群体，使得这种“听命”式的古代文学形式成为主流。在文学发展历史上，“以文载道”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贯穿于整个封建制度的統治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传承的基础。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文学活动都掺杂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影响，如著名诗人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句背后的新乐府活动，还是韩愈得“为文志乎古道”以及柳宗元“文以明道”所代表的古文运动、欧阳修“道胜至文”诗文革新运动的背景、苏轼“文与道俱”的思想承传等。教化活动后通常都蕴含着不同“道”的影响，并处于文学活动的中心位置，传递着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政治观点。
与此同时，即使是以“性灵”为核心思想的“公安三袁”，在批判儒学的过程中，仍被“文以载道”的精神影响。甚至袁宗道在进行《论文》创作时，也将孔子儒学理论“辞达而矣”的思想与创作实践相互论证，称之为“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文章中“达”者如何理解？即“达”“道”规范。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西厢记》、《牡丹亭》中的《长亭送别》以及《惊梦》戏目，原本是脍炙人口的创作，但由于当时世人的评价依照“文以载道”的理念，便以为其不符合伦理道德、文学审美规范为由，进而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评价。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中如果政治化倾向过于明显，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忽视其自身的文学较之与思想内涵，不仅会使得作品打上主流政治思想的烙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文学形式、内涵的发展与演变，使得作品传递的思想过于狭隘，思想形式单一。
三.儒家学派中“美、善”的观点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功利观的影响
《论语·八佾》中曾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汉朝郑玄注：“《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美，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论语》中体现出的“美”不单单指的是乐曲声优美、婉转，这种“美”实质上带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对歌者的称赞。而与此相对应的“善”也不仅包含乐曲内在的完善，也可以指代被赞者的良善之心。二者形容的都是乐曲的特质，并引申为人的品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美”是一种艺术，而“善”则可以视为一种生活。孔子对《韶》尽善尽美的评价，是由于天下一统，百姓安宁，歌舞升平，对于乐曲的歌颂赞美映射着对德政功绩的敬仰。然而，“武”尽管尽美却没有实现尽善的目的，这主要是由于武王伐纣，虽起于暴政，属于正义的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仍旧造成了腥风血雨的影响，最终还是底层人民承受战争之殇。这种行为也与孔子学说中的“仁政爱人”思想存在部分矛盾。儒家学派将“仁”“礼”作为核心的思想，注重人的地位以及作用，对贵族将平民看作任意打杀私有财产的行为持反对态度。因此，这种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对当时文学作品的功利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儒学思想的后续发展过程中，儒学代表学者继承并推广了学派的“仁”“善”观点，如孟子“以意逆志”以及荀子的“明道”等思想主张。及至大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将儒学与统治阶级的意志融合在一起，使其成为更加有影响力的学说，其“美”“善”思想的推行范围更广，起到了良好的政治教化作用。这种儒学发展带来的功利观影响也体现在汉时的文学著作中。尽管在魏晋时期，儒家学派遭受玄学的冲击，南北朝时期又受到唯美主义的影响，但仍旧属于主流学派。 四.儒家学派中“文、质”的观点对古代文学创作形式的影响
《论语·雍也》中提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章这一言论的主要内涵在于，人的质朴远高于文才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如同没有修养与气质的粗鄙野人；人的文才远远高于质朴的话，那么就像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史官。君子必需保持二者的平衡，集质朴与文才于一身。这里的“质”主要指代一个人的内在品格，而“文”则是外部仪态的代称。儒家学说普遍认为，君子需要具备“文质彬彬”的品格与行为仪态，也就是如果一个人称之为君子不但需要具备质朴内在，还要有需要同时保有斯文仪态，只有两者兼备，才能保证君子“文、质”齐备，内外兼修。与此同时，尽管孔子认为君子需要“文、质”兼备，但两者不能只是单纯的叠加，而是需要从思辨的角度考虑二者的关系，当“质”要高于“文”时，需要突出“文”的优秀特质，当“文”超过“质”时，则要强调“质”所具有的独特内涵。“质”要符合仁爱的要求，“文”要体现礼仪的规范，文质一体，完美融合，才构成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但孔子这一思想也具有理想化性质，因为实际生活里，“文”和“质”常常因人而变，因环境而变，很难达到现实意义上的均衡。从实际看来，孔子“文、质”学说并不是在探讨文学理论，而是在讲君子修身之事。而最终把“文、质”说应用于文学中的，其实是两汉时期的儒家学派。
五.儒家学派中“无邪”“中”的观点对文学审美的影响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中“思”为语气助词，无实义。而“无邪”，何晏解释为“归于正”，孔颖达则将其阐述为“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正”。用孔子的话说，“正”就是“过犹不及”。而孔國安道：“言俱不得中也。”那“中”就在“过”与“不及”之间，也正是孔子所言的“正”和“无邪”。孔子的“中庸”思想认为，“中”即不偏不斜，“庸”则经久不变。《论语·雍也》认为“中庸”乃至高道德标准，而“无邪”则是“中”延伸的行为规范。“中”这一思想在哲学领域又带有审美色彩，在《诗三百》中以“无邪”的形式展现出来，之后就成为了文学审美的指导思想。战国末期，荀子在对诗歌和乐曲的评论中就运用了“中”的思想。他提出，“中”是符合礼义的，“礼”即礼法，“义”即仁义。该思想比起孔子以“无邪”诠释“中”，表达得更加直观具体。后来荀子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正是说诗歌须用“中声”控制，不要完全为诗情左右，超过了应有的度。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优秀的教育家、政治家，其思想精神对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的理论学说围绕着“美、善”、“文、质”以及“无邪、中”等核心内涵，对文学创作提出不同的文学要求，不仅映射了不同时期文学著作的功利观，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与审美取向也产生了影响，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邱敏蓉，姚易.谈孔子文学思想对高校教育管理的作用及影响[J].语文建设，2016（36）
[2]王波.刍议孔子的廉政文化思想对现代生活的指导意义[J].人力资源管理，2017（12）
[3]刘建华.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与思想启蒙[J].衡水学院学报，2017，19（2）
[4]王齐洲，李晓华.“兴于诗”：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一[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0（2）
（作者介绍：周艳，商丘经济贸易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中文（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