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前，我们向商业奇才黄光裕学习，学他出身草根，只有初中文化却掌控一个商业帝国的智慧。向他学习在社会上读人和读书，学习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创新精神，学习先开枪后瞄准的执行逻辑，学习构建品牌化组织，学习玩转资本游戏，学习如何成为一代年轻首富。
问题是，现在，黄光裕已经入狱，是个罪人，那么，我们还能从他的身上学吗?
——能，只要你做企业，你就可以在黄光裕身上学。
学什么呢?学习黄光裕处于政商博弈之中的最后教训。
当老板的悲哀
在中国做企业，企业家们最好不要忘了有个黄光裕。
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踩准政商界线越来越难，理顺政商关系也越来越重要。而《问题首富黄光裕》揭露的政商风雷下的黄如何成功、如何沾染政商勾结的风气、又如何大厦一朝倾，帝国不保，也能给当下的中国企业家和社会以更多警示和启示。
黄光裕案尘埃落定后，有评论说，黄光裕的悲哀就是成为“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似乎有理，但背后还有更多的事实。
捧读《问题首富黄光裕》一书，其中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某年公司年会，集团举行了宴会。表演节目后，大家强烈要求黄光裕上去发言。当晚，黄光裕喝了不少酒，脸红通通地就就上去讲话：“你们今天在这里玩得都很开心，我也算开心。但是你们有谁想过我的负担有多重，压力有多大?你们每时每刻都可以从国美全身而退，而我呢?我永远也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
一番心里话情真意切，溢于言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没想到一语成谶，不能全身而退终于成了他的魔咒。
在中国，一些企业家犯下罪行的最主要因素，恐怕莫过于制度的缺陷。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虽然已经变革了30年，但政府某些部门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拥有巨大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少数官员利用来进行“权力寻租”。所以企业家们常常面临一种囚徒困境：不行贿，可能会马上死亡；而选择行贿，也就因此种下了无穷祸根，从此踏上了一条“官商勾结”的不归路。
一个黄光裕倒下去并不为怪，但当“胡润杀猪榜”上17位知名企业家纷纷落马之后，我们就要考虑更深层次的原因了。
看来政治是一把双刃剑，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有的老板如鱼得水，大获其益；有的则昏昏然不知所措，甚至损失惨重。究其原因：
一是企业家政治化倾向太严重：当前我国企业发展中的最大隐患不是经营问题，而是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太严重。我们很多企业家的名片上都罗列着一堆政界头衔。从未来的角度看，这对企业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因为政治领导其职能并不完全是为了一个具体企业，一旦企业垮了，他可能就不管你了。所以企业家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在西方，如果你要在政府兼职，那你就应该辞去企业的职务，，
二是企业变成了为某种荣誉而生存的政治实体：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在经济上能“过五关斩六将”，为什么做大了反而垮了?根本的因素是：开始时他把企业当企业办，后来荣誉多了，光环多了，就把企业办成了向上送大礼、为自己捞取荣誉的政治实体。这样的企业不垮才怪。
三是缺乏以职业家精神看待自己的事业：在中国，以职业家精神看待自己事业的，太少了。大家都在追逐名利，权变钱，钱变权，企业和企业家都错了位。物质主义和不择手段的成功学甚嚣尘上，我至今没搞明白中国的富豪信什么?中产阶级信什么?工薪阶层信什么?大家敬畏的是什么。
四是不懂政治的企业家太多，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在中国，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企业家，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很危险的，搞得越大越危险。企业家的素质里，本身就包含了很重要的政治成分。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三大风险：政治、行业和投资决策。而政治风险占第一位。对于政治要清醒，要把握好度，政治是一把双刃剑，是有效的资源。离开了政治，想很好的发展，也不可能；但企业家驾驭不了政治资源，驾驭不了形势的变化。只能顺应，不能错位，更不能背离。
诡异的政商关系
黄光裕是如假包换的绝顶聪明之人，可悲的是，从最初通过向银行送好处获得三万元贷款开始，他的生存逻辑始终没有变过，并不断强化，形成了一套价值观。赌徒心理大家都有，如果黄光裕们不从深层次进行反思，悲剧还会继续上演。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在政商博弈之中保证企业不败呢?如何面对有些官员的不良行为呢?
如何面对官员变相寻租
“这还不是在变相寻租、索贿暗示吗?”某公司总裁A无奈地说，“你说说，企业算不算社会最底层的组织，谁都可以来治我们?”
A总裁是一家医药类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公司在深圳有自己独立的大厦，公司经济基础还不错，但企业总需要发展，于是准备上一两个新产品，“我们的新品申报材料都报到北京去了，他们也说合格了，但时间过去了一年，还是迟迟不发新品证书。”
这不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因这类事件愤怒的老板，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面对政府官员的变相寻租或者索贿?
建议：1 按照社会潜规则走。但要保护自己和企业的安全。
在不少时候，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变相寻租会变换方式，有的是显性方式，如报销票据，有时基层官员拿到企业的票据还有桑拿中心的票据。遇到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企业一般是按“报销、尽快报销”的原则来处理的。事实上，企业遇到这种情况不一定必办，可以视报销数额大小、官员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和票据的情况来区别处理，或办理，或答应办但拖着办，或托词谢绝等。
2 决不行贿，宁可企业难以甚至无法实现目的。
国内企业界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的商人，是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万科的“不行贿”底线，在其经营活动中也有体现：比如凡万科进入的城市，大多数都是在城乡接合部或者郊区拿地。而土地方面的劣势又逼得万科只有在产品、管理和营销等方面下大功夫，长远来看，反而增强了万科的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
在房地产行业，一个企业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行贿可能引发的“后遗症”
在目前国内的情势中，以“行贿”为主要方式的权钱交易已经成为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潜规则”：商人通过行贿廉价获得各种重要资源和商业机会，与此同时，政府官员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寻租”，获得非法的巨额资金、财产和高价物品，将手中的公权力转化为私人的利益。事实上，行贿额度的多寡、行贿对象级别的高低、行贿的“成功概率”，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企业能占有或者整合到的资源数量、质量和速度。
从表面上看，行贿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节省了资金，但最后的结果是并不能 省多少钱。譬如，用几百万元去行贿，虽然当时省了一两千万、数千万，但是事后遗患无穷。对方的子女去国外读书，他或她向你张口了，你支持还是不支持?再有，对方有了这笔巨款后，其生活欲望就开始异化了，生活水平就提高了，新生活方式就冒出来了，如果受贿者是一位男人的话，他可能在家庭之外就又有了一个“家”，安新家时你是不是也得支持一下?他的老婆可能就戴了钻戒了，在行贿资金之外，这是需要额外花的第一波钱。
男的安了新家，女的戴了钻戒，他们在单位就成了出头鸟、众矢之的，发往各个部门的告状信就出来了，你又得帮他摆平，这是需要额外花的第二波钱。这两波钱再加上起初花出去的钱，其实企业最后也省不了几个钱。
官员的锒铛入狱，使得行贿者极有可能受到牵连，这也是行贿的后遗症之一。每当有一位官员被逮捕入狱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企业家害怕，担心该官员在狱中“供出自己”。
更为重要的是，行贿及其遗留问题等大量具体、复杂而让人揪心的事务，使得企业家基本上没有时间去考虑企业的战略问题、发展方向，从而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和未来的竞争力，这实际上是企业最大的损失。
如何与同—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打交道
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总有大中小之分，企业处理好了这些官员之间的“一二三”，才能处理好与这个政府部门的关系。
我们的建议：“围一敬二看三”。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对企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是，政府官员的职位也在变动，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政府衙门也是如此。对于官员来说，一般存在着升迁、平调和退休三种主要变动方式。如果一家企业只“围一敬一看一”，眼里只有某政府或某政府部门老大一个人，就容易为企业未来种下隐患或者不利因素。人家官员走了，但企业更换业务却没有那么容易，该常去跑的衙门还得跑，所以，一个政府部门的“老一”走了，总有“新老一”要来，而如果“新老一”是原来的老二，原来老二心中的不平衡和积怨就容易释放，从而成为企业的不利因素。
一个事情决定了，而要做完、做好还有一个过程。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既要尊重拍板的人，还要尊重执行的人，也就是要尊重那些具体做事方面的官员，也许这样的人其职位就是一个处长，甚至一个科长，防止出现“中梗阻”现象，让企业的事情顺畅地通过“中间层”，最终达到预想的目标和效果。
在我们国家，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全国各地自下而上的由政府牵头的各种经贸活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地方发展，老板发财，足以表明政治和经济，政府和企业的和谐统一关系。
希望集团刘氏兄弟在创业之初，就非常重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刘氏兄弟本来过去都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与政府机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从孵小鸡、养鹌鹑开始，就与政府有关部门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到后来搞饲料、搞电子、搞房地产，更是与政府密切合作，从而开创出企业发展的广阔天地。
看来政商博弈关系的成功案例不是没有，允许博弈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即使博弈时代开启，旧体制形成的印记依然明显，桌面的交流比权钱的博弈于企业家更有利，“博弈是要有底线的”。
问题是，现在，黄光裕已经入狱，是个罪人，那么，我们还能从他的身上学吗?
——能，只要你做企业，你就可以在黄光裕身上学。
学什么呢?学习黄光裕处于政商博弈之中的最后教训。
当老板的悲哀
在中国做企业，企业家们最好不要忘了有个黄光裕。
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踩准政商界线越来越难，理顺政商关系也越来越重要。而《问题首富黄光裕》揭露的政商风雷下的黄如何成功、如何沾染政商勾结的风气、又如何大厦一朝倾，帝国不保，也能给当下的中国企业家和社会以更多警示和启示。
黄光裕案尘埃落定后，有评论说，黄光裕的悲哀就是成为“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似乎有理，但背后还有更多的事实。
捧读《问题首富黄光裕》一书，其中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某年公司年会，集团举行了宴会。表演节目后，大家强烈要求黄光裕上去发言。当晚，黄光裕喝了不少酒，脸红通通地就就上去讲话：“你们今天在这里玩得都很开心，我也算开心。但是你们有谁想过我的负担有多重，压力有多大?你们每时每刻都可以从国美全身而退，而我呢?我永远也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
一番心里话情真意切，溢于言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没想到一语成谶，不能全身而退终于成了他的魔咒。
在中国，一些企业家犯下罪行的最主要因素，恐怕莫过于制度的缺陷。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虽然已经变革了30年，但政府某些部门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拥有巨大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少数官员利用来进行“权力寻租”。所以企业家们常常面临一种囚徒困境：不行贿，可能会马上死亡；而选择行贿，也就因此种下了无穷祸根，从此踏上了一条“官商勾结”的不归路。
一个黄光裕倒下去并不为怪，但当“胡润杀猪榜”上17位知名企业家纷纷落马之后，我们就要考虑更深层次的原因了。
看来政治是一把双刃剑，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有的老板如鱼得水，大获其益；有的则昏昏然不知所措，甚至损失惨重。究其原因：
一是企业家政治化倾向太严重：当前我国企业发展中的最大隐患不是经营问题，而是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太严重。我们很多企业家的名片上都罗列着一堆政界头衔。从未来的角度看，这对企业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因为政治领导其职能并不完全是为了一个具体企业，一旦企业垮了，他可能就不管你了。所以企业家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在西方，如果你要在政府兼职，那你就应该辞去企业的职务，，
二是企业变成了为某种荣誉而生存的政治实体：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在经济上能“过五关斩六将”，为什么做大了反而垮了?根本的因素是：开始时他把企业当企业办，后来荣誉多了，光环多了，就把企业办成了向上送大礼、为自己捞取荣誉的政治实体。这样的企业不垮才怪。
三是缺乏以职业家精神看待自己的事业：在中国，以职业家精神看待自己事业的，太少了。大家都在追逐名利，权变钱，钱变权，企业和企业家都错了位。物质主义和不择手段的成功学甚嚣尘上，我至今没搞明白中国的富豪信什么?中产阶级信什么?工薪阶层信什么?大家敬畏的是什么。
四是不懂政治的企业家太多，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在中国，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企业家，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很危险的，搞得越大越危险。企业家的素质里，本身就包含了很重要的政治成分。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三大风险：政治、行业和投资决策。而政治风险占第一位。对于政治要清醒，要把握好度，政治是一把双刃剑，是有效的资源。离开了政治，想很好的发展，也不可能；但企业家驾驭不了政治资源，驾驭不了形势的变化。只能顺应，不能错位，更不能背离。
诡异的政商关系
黄光裕是如假包换的绝顶聪明之人，可悲的是，从最初通过向银行送好处获得三万元贷款开始，他的生存逻辑始终没有变过，并不断强化，形成了一套价值观。赌徒心理大家都有，如果黄光裕们不从深层次进行反思，悲剧还会继续上演。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在政商博弈之中保证企业不败呢?如何面对有些官员的不良行为呢?
如何面对官员变相寻租
“这还不是在变相寻租、索贿暗示吗?”某公司总裁A无奈地说，“你说说，企业算不算社会最底层的组织，谁都可以来治我们?”
A总裁是一家医药类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公司在深圳有自己独立的大厦，公司经济基础还不错，但企业总需要发展，于是准备上一两个新产品，“我们的新品申报材料都报到北京去了，他们也说合格了，但时间过去了一年，还是迟迟不发新品证书。”
这不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因这类事件愤怒的老板，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面对政府官员的变相寻租或者索贿?
建议：1 按照社会潜规则走。但要保护自己和企业的安全。
在不少时候，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变相寻租会变换方式，有的是显性方式，如报销票据，有时基层官员拿到企业的票据还有桑拿中心的票据。遇到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企业一般是按“报销、尽快报销”的原则来处理的。事实上，企业遇到这种情况不一定必办，可以视报销数额大小、官员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和票据的情况来区别处理，或办理，或答应办但拖着办，或托词谢绝等。
2 决不行贿，宁可企业难以甚至无法实现目的。
国内企业界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的商人，是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万科的“不行贿”底线，在其经营活动中也有体现：比如凡万科进入的城市，大多数都是在城乡接合部或者郊区拿地。而土地方面的劣势又逼得万科只有在产品、管理和营销等方面下大功夫，长远来看，反而增强了万科的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
在房地产行业，一个企业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行贿可能引发的“后遗症”
在目前国内的情势中，以“行贿”为主要方式的权钱交易已经成为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潜规则”：商人通过行贿廉价获得各种重要资源和商业机会，与此同时，政府官员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寻租”，获得非法的巨额资金、财产和高价物品，将手中的公权力转化为私人的利益。事实上，行贿额度的多寡、行贿对象级别的高低、行贿的“成功概率”，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企业能占有或者整合到的资源数量、质量和速度。
从表面上看，行贿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节省了资金，但最后的结果是并不能 省多少钱。譬如，用几百万元去行贿，虽然当时省了一两千万、数千万，但是事后遗患无穷。对方的子女去国外读书，他或她向你张口了，你支持还是不支持?再有，对方有了这笔巨款后，其生活欲望就开始异化了，生活水平就提高了，新生活方式就冒出来了，如果受贿者是一位男人的话，他可能在家庭之外就又有了一个“家”，安新家时你是不是也得支持一下?他的老婆可能就戴了钻戒了，在行贿资金之外，这是需要额外花的第一波钱。
男的安了新家，女的戴了钻戒，他们在单位就成了出头鸟、众矢之的，发往各个部门的告状信就出来了，你又得帮他摆平，这是需要额外花的第二波钱。这两波钱再加上起初花出去的钱，其实企业最后也省不了几个钱。
官员的锒铛入狱，使得行贿者极有可能受到牵连，这也是行贿的后遗症之一。每当有一位官员被逮捕入狱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企业家害怕，担心该官员在狱中“供出自己”。
更为重要的是，行贿及其遗留问题等大量具体、复杂而让人揪心的事务，使得企业家基本上没有时间去考虑企业的战略问题、发展方向，从而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和未来的竞争力，这实际上是企业最大的损失。
如何与同—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打交道
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总有大中小之分，企业处理好了这些官员之间的“一二三”，才能处理好与这个政府部门的关系。
我们的建议：“围一敬二看三”。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对企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是，政府官员的职位也在变动，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政府衙门也是如此。对于官员来说，一般存在着升迁、平调和退休三种主要变动方式。如果一家企业只“围一敬一看一”，眼里只有某政府或某政府部门老大一个人，就容易为企业未来种下隐患或者不利因素。人家官员走了，但企业更换业务却没有那么容易，该常去跑的衙门还得跑，所以，一个政府部门的“老一”走了，总有“新老一”要来，而如果“新老一”是原来的老二，原来老二心中的不平衡和积怨就容易释放，从而成为企业的不利因素。
一个事情决定了，而要做完、做好还有一个过程。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既要尊重拍板的人，还要尊重执行的人，也就是要尊重那些具体做事方面的官员，也许这样的人其职位就是一个处长，甚至一个科长，防止出现“中梗阻”现象，让企业的事情顺畅地通过“中间层”，最终达到预想的目标和效果。
在我们国家，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全国各地自下而上的由政府牵头的各种经贸活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地方发展，老板发财，足以表明政治和经济，政府和企业的和谐统一关系。
希望集团刘氏兄弟在创业之初，就非常重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刘氏兄弟本来过去都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与政府机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从孵小鸡、养鹌鹑开始，就与政府有关部门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到后来搞饲料、搞电子、搞房地产，更是与政府密切合作，从而开创出企业发展的广阔天地。
看来政商博弈关系的成功案例不是没有，允许博弈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即使博弈时代开启，旧体制形成的印记依然明显，桌面的交流比权钱的博弈于企业家更有利，“博弈是要有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