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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K.Fair-bank)，在完成主编《剑桥中国史》六卷巨制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新的中国近代史，题名《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八○○——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美国哈泼·罗公司出版，除伦敦同时出版外，已有法文和意大利文译本。这是西方学者写的一部最新、最有份量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人自己似乎还没有出版一本包括解放后的“大跃进”、“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以至改革、开放到最近期间的历史。一个美国人，由于是“局外人”，没有政治上的顾忌就可以“秉笔直书”，所以能够更快、更坦率地写出这一百八十五年的历史。
费正清今年八十一岁，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三十年代前半期曾在北京学习汉语文，钻研中国历史，1936—1977年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为哈佛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人，近三、四十年来美国外交界、学术界知名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学者，包括基辛格等人，多数出自费氏门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在重庆主持美国学术资料供应处，和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界人士往来颇多。战后回美国，历年主持多次中国问题研讨会，致力于在美国对中国充满糊涂意识和偏见的知识界中传播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特别近年来关于新中国的了解。在中美邦交正常化和促进美中友好方面，起了积极影响。
论述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学者一般都以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为起点，着重追溯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这也等于着重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然后进一步论证怎样从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苏联历史学者依据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著，就是这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从毛泽东、范文澜以至于许多近代史学者，一脉相传，都是这样论列的。
从三十年代起，以及以后还有许多学者，着重追溯中国经济发展史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始资本主义的变革，甚至有人提出明末已有大量资本主义“萌芽”现象，而长期得不到发展。
总之，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在封建的经济政治解体之余，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是走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沼，主要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挟着它们的现代枪炮和舰艇，威逼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开辟通商口岸，篡夺了海关主权，加上掠夺式的战争，索取了巨额赔款……标志这一时期的开始的，一般就是中英鸦片战争，或者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太平天国的失败。
把中国历史的转折，主要归因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对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自然是很方便、言之成理的。可是这种看法，怎样符合辩证法所要求的“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的道理呢？
无独有偶的是，不仅苏联历史学者和中国学者，西方——例如美国学者——也有不少人，具有类似的看法。特别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间，这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同时也有相当数目的学者和他们的看法相反；这些人认为中国没有走上和日本同样的道路，主要不是因为西方的侵略，——这种侵略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也曾存在过——而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特点，——即中国的“内因”所决定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中，以费正清为主的“哈佛学派”是最令人注意的。
费正清教授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也是从清道光初年，即中英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前写起的。
作者说：“……我们要纠正那种把中国历史的重心说成是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手中的重大谬误。远非如此！灾难之来，是因为中国不象日本，没有对西方重力的吸引，做出那样的(按指“明治维新”)的反应。”(原书第41页，“关于几种理论的提法”)
作者又在原书第三章指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以前，19世纪初期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顽固保守，两者之间互相矛盾时说：“生气勃勃的成长和死气沉沉的机关体制，这一对比，形成中国近代史中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就是说，中国尽管有高水平的技艺和资源，足以在工业革命史上实现一个突破，以与当时欧洲的工业革命相匹敌，却没有这样做。中国与大西洋两岸在十九世纪这一重大对比，引起各种不同的解释性理论。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我们被强盗掠夺了’的看法。就是说，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新兴事业的忌妒和仇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受到阻止。这种理论，除掉真正相信它的人外，已不攻自破。不仅仅因为这种理论把中国对外贸易放在她自己生产过程中的最高位置，……在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没有兴起，本来是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很久的事了。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没有能够提高她的个人生产力，从而打破所谓‘高水平平衡的圈套’。这种情况就是：蒸汽机以前技艺水平相当高，足以保持生产和消费循环往复的平衡，以至防止了工业发展的投资。这种圈套的一部分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原因是，当时很少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作为投资之用。朝廷和统治阶级靠收租征税过活而又靠贸易。
“事实是中国在进入现时代以前，一个半世纪，已经达到了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好象一个人体，自我矫正的机构能够维持体温、血压、呼吸、心脏和血糖的平衡，在正常变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保持不变，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已使全部活动制度化了，使它保持在已定的路线上运转。”作者在论及中国现代化迟缓的“内部因素”时，缕述过去多数外国学者所忽略的事实，如妇女缠足使一半成年人丧失劳动力，中国文字和科举考试，人口过分稠密，封建宗法社会制度等等。总之，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变化的因素问题，费正清的论点是很可争论的，他讲了很多老实话，但也有不少论点值得深入探讨乃至认真辩论的，例如关于西方资本帝国的入侵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影响；积极方面讲得多，消极方面讲得少，有的地方没有讲。但总的说来，他在驳斥“外因”论方面，是值得我国学术界参考和比较的。
另外，费正清写这本书并不摆出一副专家学者的架式，而是极力用通俗和平等的语气，这一点很博得美国读者的好评。美国著名外交家利诺维兹评论说：“如果我不能偕同费正清本人一块去中国，我就会退而求其次，携带他的新书《伟大的中国革命》去，这是一个热爱中国、并且爱写中国的人写的一本引人入胜的历史。”
费正清今年八十一岁，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三十年代前半期曾在北京学习汉语文，钻研中国历史，1936—1977年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为哈佛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人，近三、四十年来美国外交界、学术界知名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学者，包括基辛格等人，多数出自费氏门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在重庆主持美国学术资料供应处，和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界人士往来颇多。战后回美国，历年主持多次中国问题研讨会，致力于在美国对中国充满糊涂意识和偏见的知识界中传播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特别近年来关于新中国的了解。在中美邦交正常化和促进美中友好方面，起了积极影响。
论述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学者一般都以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为起点，着重追溯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这也等于着重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然后进一步论证怎样从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苏联历史学者依据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著，就是这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从毛泽东、范文澜以至于许多近代史学者，一脉相传，都是这样论列的。
从三十年代起，以及以后还有许多学者，着重追溯中国经济发展史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始资本主义的变革，甚至有人提出明末已有大量资本主义“萌芽”现象，而长期得不到发展。
总之，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在封建的经济政治解体之余，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是走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沼，主要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挟着它们的现代枪炮和舰艇，威逼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开辟通商口岸，篡夺了海关主权，加上掠夺式的战争，索取了巨额赔款……标志这一时期的开始的，一般就是中英鸦片战争，或者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太平天国的失败。
把中国历史的转折，主要归因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对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自然是很方便、言之成理的。可是这种看法，怎样符合辩证法所要求的“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的道理呢？
无独有偶的是，不仅苏联历史学者和中国学者，西方——例如美国学者——也有不少人，具有类似的看法。特别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间，这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同时也有相当数目的学者和他们的看法相反；这些人认为中国没有走上和日本同样的道路，主要不是因为西方的侵略，——这种侵略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也曾存在过——而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特点，——即中国的“内因”所决定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中，以费正清为主的“哈佛学派”是最令人注意的。
费正清教授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也是从清道光初年，即中英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前写起的。
作者说：“……我们要纠正那种把中国历史的重心说成是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手中的重大谬误。远非如此！灾难之来，是因为中国不象日本，没有对西方重力的吸引，做出那样的(按指“明治维新”)的反应。”(原书第41页，“关于几种理论的提法”)
作者又在原书第三章指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以前，19世纪初期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顽固保守，两者之间互相矛盾时说：“生气勃勃的成长和死气沉沉的机关体制，这一对比，形成中国近代史中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就是说，中国尽管有高水平的技艺和资源，足以在工业革命史上实现一个突破，以与当时欧洲的工业革命相匹敌，却没有这样做。中国与大西洋两岸在十九世纪这一重大对比，引起各种不同的解释性理论。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我们被强盗掠夺了’的看法。就是说，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新兴事业的忌妒和仇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受到阻止。这种理论，除掉真正相信它的人外，已不攻自破。不仅仅因为这种理论把中国对外贸易放在她自己生产过程中的最高位置，……在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没有兴起，本来是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很久的事了。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没有能够提高她的个人生产力，从而打破所谓‘高水平平衡的圈套’。这种情况就是：蒸汽机以前技艺水平相当高，足以保持生产和消费循环往复的平衡，以至防止了工业发展的投资。这种圈套的一部分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原因是，当时很少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作为投资之用。朝廷和统治阶级靠收租征税过活而又靠贸易。
“事实是中国在进入现时代以前，一个半世纪，已经达到了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好象一个人体，自我矫正的机构能够维持体温、血压、呼吸、心脏和血糖的平衡，在正常变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保持不变，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已使全部活动制度化了，使它保持在已定的路线上运转。”作者在论及中国现代化迟缓的“内部因素”时，缕述过去多数外国学者所忽略的事实，如妇女缠足使一半成年人丧失劳动力，中国文字和科举考试，人口过分稠密，封建宗法社会制度等等。总之，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变化的因素问题，费正清的论点是很可争论的，他讲了很多老实话，但也有不少论点值得深入探讨乃至认真辩论的，例如关于西方资本帝国的入侵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影响；积极方面讲得多，消极方面讲得少，有的地方没有讲。但总的说来，他在驳斥“外因”论方面，是值得我国学术界参考和比较的。
另外，费正清写这本书并不摆出一副专家学者的架式，而是极力用通俗和平等的语气，这一点很博得美国读者的好评。美国著名外交家利诺维兹评论说：“如果我不能偕同费正清本人一块去中国，我就会退而求其次，携带他的新书《伟大的中国革命》去，这是一个热爱中国、并且爱写中国的人写的一本引人入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