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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安亭，1904年12月出生在山西省吕梁山区。分别于1920年、192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贫民高小和山西进山中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受到省、县两级政府的资助。1935年9月至1937年12月，任山西太原师范、运城师范教师。1938年，奔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负责教材编写和审阅工作。1949年8月，随军进入兰州，任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并作为军代表接管兰州大学、西北师院等高校，后任甘肃省文教厅厅长等职。1951年调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1962年创办甘肃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1973年起，任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1984年离休。一生编写了大批教科书和通俗读物。1988年12月因病离世。
辛安亭是知名教育家和学者型领导。他生于贫苦农家，考上北京大学，投身教育事业50多年，是享誉陇上的一代名家。
礼 贤 下 士
1950年元旦前夕，文教厅办公室一位领导安排我父亲代表厅里给解放军驻兰州部队写一封致敬信，我父亲很快交卷。由于刚从校园走进机关，对公文写作还没有入门，稿子因为不合行文规范没有被采用。其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几位老区来的干部对我父亲说了一些挖苦的话：“什么大学生，还是学中文的，连一封慰问信都写不好，政府与解放军的关系都没有搞清楚，满口学生的腔调。”我父亲听了这些话，情绪很低落。
辛老得知这件事后先询问那位领导在给我父亲布置任务前是否交代了写信的内容和要求，事后又是否指出了不足。那位领导回答：“没有。”辛老当即严厉批评了他：“陈世勇脱下学生装才几个月？让他写东西事前不明确告诉他写什么、怎样写，事后又不向他本人谈你的看法和态度，而是在别人面前说三道四、论长论短，你以为你们都是老区来的，他是异己，就可以不负责任地批评，这是宗派活动，是山头主义！”这件事对我父亲一生的影响极大，我父亲一直为此感激
辛老。
正 直 坦 诚
在政治风浪中稳重自持，不被一时的风向所左右，是辛老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辛老因抵制顶头上司的 “左”倾错误，受到了打击排斥，被调离首都回到甘肃。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教育学院，而甘肃还没有自己的教育学院，辛老就承担起了创办甘肃教育学院的重任。他把兰州大学等高校中著名的大“右派”，如数学教授段子美、物理教授方孝博、中国最早的电教专家南国农等人调进学院，请上讲台。这些专家讲课，很受学员欢迎。这件事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辛老的一条罪状。造反派为此批斗辛老：“你为什么引进重用‘右派’分子南国农！”辛老掷地有声地回答：“南国农是我引进的，但还没有重用（意思是重用得不够）！” 20世纪60年代，辛老对林彪“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毛泽东选集》中“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辛老表示：“还是说传授知识经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好些。”在动辄因言获罪的时代，敢亮出这些观点者能有几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自危，身处“牛棚”险境的辛老，仍不忘一次次顾惜别人。张阶平教授被关在教育学院的“牛棚”里，有一天，他被造反派指派带着一个姓周的老师去画一幅壁画《红太阳光焰万丈》。两人在粉壁上开始起草时，辛老走过来低声说：“老张，这活不好干啊！你向他们提个要求吧，把这个场子封闭起来画。要不，作画的过程中，不定会被谁个找出茬子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莫须有”罪名引发过许许多多政治迫害。用群青色打底稿，被上纲上线为“居心叵测，把红太阳画得青面……”用九宫格放大图形，被上纲上线为“反动透顶，竟然网扣红太阳”。辛老给张教授的提示举重若轻，保护了这些老师，使他们免遭无端的批斗。
针对兰州大学工宣队和一些“左”派对被迫害致死的原校长江隆基所谓的“批判肃清”，辛老写下了“‘阴魂’不散理当然，肃清‘流毒’难上难，驱散妖雾跃红日，迟早定有这一天”的诗句。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青年就业成为大难题。上级政府部门提出“谁的孩子谁抱走”，制定了一系列“顶替”政策，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辛老说：“顶替政策，说轻些是政府逃避责任，说重一点，是封建世袭思想作怪。怎么顶替，官员退了，孩子进政府部门坐办公室看报喝茶？煤场职工退了，孩子去打煤砖、滚煤球？还有没有公平？再说，有些职业可以顶替，有些职业怎么能顶替？让考不上学的待业青年顶替专家教授，学校还办不办？”后来，辛老在教职工大会上讲述了这个观点，明确教学科研一线坚决不执行顶替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辛老主持兰州大学工作期间，旗帜鲜明地纠正“左”的错误，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为一大批同志落实政策，整顿教学与科研工作，使兰州大学的工作重点很快转移到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为兰州大学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勤 奋 务 实
辛老的敬业勤奋在延安时期就出了名。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王志匀（后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说，延安时他与辛安亭、李之钦（后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三人同在边区教育厅工作，辛安亭任编审室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他和李同任科长。工作之余，辛安亭仍然废寝忘食地学习和写作，常常是他俩刚刚起床，辛安亭便拿着晚睡早起写好的文章来征求意见。
辛老的夫人卫明是个老革命，她给辛老提意见说，进兰州以后，先是在兰州大学住宿，从不顾家，到教育厅以后，早上6点起身就走，晚上12点还不回家，孩子们连面也见不上。辛老对大家解释说，新政权刚刚建立，没有新法令让我们执行，过去老区的一套又不完全适用，我们只能从领导的讲话中、报纸的社论和报道中，研究一些政策的动向和工作的重点，所以，每天忙在学习上，不学习我们自己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也无法领导别人。他通过这件事教育同志们，自己不清楚的事，不要乱说乱做，一定要自己先搞清楚再说再行，才能不出乱子，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辛老早期就非常注意乡村教育，推动平民教育运动，要求注意教育与实际的结合，始终倡导教育、读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有一天，辛老看见我父亲正在阅读苏联人写的著作《论思想方法》（这本书在延安时期被定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时说：“年轻人读书，切忌好高骛远，应当脚踏实地，结合自身的工作。你读这样大厚本的翻译书籍，费力多、收效少。你是国家干部，以后在各种工作中要宣传政策、执行政策，应该把政策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学习工作最需要的知识，要了解工作的环境和对象，比如地方历史文化，还有宗教、民情、习俗……”
在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上，辛老还以自己的经历谈了学习应当从根基上抓起的重要性。他说在他赴京考北京大学时，住在北京的山西会馆，当时住在会馆赴考的学生很多，都有各种资料，而他每天只是复习中学的课本。结果在众多山西考生中，只有他一人考进北京大学。中学课本是高考必备的知识，不注意课本知识，到处翻阅参考资料，一定事与愿违。我父亲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教师和学生重视课本的学习和基本功训练，而不去费尽心思地到处翻找各种参考资料。这种教育教学实践取得明显效果，正是从辛老那里得到的教益。
学 养 深 厚
辛老博学多识，美学家高尔泰先生写道：“……很难想象，他涉猎的范围会如此渊博。经、史、子、集，他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术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铜器铭文，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枚《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下笔情深不自持’者，如我辈，相形之下，只有自惭形秽……我在兰州大学几年，他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我父亲也曾回忆：“20世纪50年代，省直单位机关党委每两周在礼堂举行党课报告。我听过的最好报告是辛老做的。那次辛老报告的主题是如何做人做事。他没拿文稿，以通俗的语言从孔夫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开始，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再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围绕着如何做人做事的主题旁征博引，展开论述。辛老说要做好工作，首先要端正做人，要从待人处事接物的具体问题做起。孔子的诚意、正心、修身是做人的问题，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做事的问题。共产党员加强自身修养，这是做人的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做事的问题。他不像是做报告，也不像是讲课，倒像是和大家娓娓谈心，没有一点说教的味道。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说，大家对所引证的内容都能理解。他的演讲没有用慷慨激昂的语言，却引人入胜。近三个小时，台下一片肃静，中途很少有人离开。这在每次党课中是很少见的。” 朴 实 无 华
辛老朴实无华，对大家没有一点架子。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重灾区”的兰州大学百废待兴，来找他的人特别多，有的因为工作需要，有的则是慕名而来。对来访者，辛老总是热诚接待，哪怕是正端着饭碗或刚躺下午休，他都立即出来倒茶让座，悉心倾听。
在解放初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辛老的警卫员向他提出意见：“我的任务是保护首长安全，而出出进进从不要我跟随，出了问题我负得起责任吗？如果这里不需要我，我还是回原部队当排长去。”辛老说：“不论人访问我还是我访问人，你挂着手枪站在门外，让人家会产生怎样的感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在路上行走，你挂着手枪跟在我身后，显出我是一个什么首长，反而不安全。”汽车司机也提出意见，说首长每次出去都不叫车，来回步行，既浪费时间又不安全。辛老解释说，安步当车也是他的一种锻炼方式。
凡是接触过辛老的人，都对他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有很深的印象。一次辛老下乡到外县调研并带了电影队做宣传。回来以后，电影队队长李正心对我父亲说，每次放映休息时，辛厅长都要求给他讲些放映机的结构原理和启动方法等知识，听得比学徒还用心。在路上，吉普车发生故障修理时，辛厅长站在旁边，饶有兴趣地观察修理，过后，还要求司机给他讲解汽车的构造和发动原理。
生活中，辛老简朴清贫，他经常戴着一顶藏青色解放帽，身上的呢制服已磨出了织纹，脚上穿的是家人做的圆口布鞋。无论是打牛奶，还是医院候诊，需要排队的地方，辛老总是静静地从后面排起。
循 循 善 诱
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与辛老相识，他待我宽厚慈蔼，关怀有加。每次到他家，他都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听我把话说够，然后以商榷的口气释我之疑，解我之惑。在他面前我从不拘束，不怕显浅，不怕露“怯”，想说就说，想问就问。
1978年春我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油画专业，读写课程设有美术史论。许多文学历史方面的问题我经常找辛老求教。许多在我看来挺深奥的道理，经他以浅显朴实的话语讲出，就不难理解了。我觉得他的话像一把柔韧的梳子，能将我心中的迷茫理清。辛老记忆力非常好，史料典籍信手拈来。从他身上，我能感受到知识怎样活化为智慧，智慧又如何丰富着人格的魅力。
我对文艺评论感兴趣，平时也喜欢写些文字。有一次，我向辛老求教如何写好文章时，他说：“不能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写文章其实就是写话，最好待有话可说、非说不可时再动笔。”他还向我介绍了宋人谢枋得的观点：一是放胆写，二是小心写。就是先放胆把想要说的都写出来，不给自己设置障碍，定条条框框，然后在放言成文的基础上，再追求准确、精练、生动等效果。他认为精读古文是学习写作必需的功课，比如韩愈文章的气势和神韵，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高峰，不可不读。有些优秀古文要反复读，最好能背诵，才会有所悟，有所得。谈及写文艺评论如何把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传达结合起来，他建议我多读一些西方哲学，比如费尔巴哈的著作。
随着对辛老逐步的了解，我对他的敬重也日益加深。他退居“二线”以后，我向他表达了为他作画的想法。他不假思索欣然应允。他之所以答应我并不是因为我这个大四学生画艺有多高，主要是为了鼓励我。这幅画成为我在校四年最成功的肖像画，也深得辛老喜爱，可惜在西北师范大学展出时丢失了。辛老待我如良师益友，我看他仰之弥高又可亲可近，我从他那儿得到的教诲受益终身。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国土资源部老干局退休干部）
辛安亭是知名教育家和学者型领导。他生于贫苦农家，考上北京大学，投身教育事业50多年，是享誉陇上的一代名家。
礼 贤 下 士
1950年元旦前夕，文教厅办公室一位领导安排我父亲代表厅里给解放军驻兰州部队写一封致敬信，我父亲很快交卷。由于刚从校园走进机关，对公文写作还没有入门，稿子因为不合行文规范没有被采用。其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几位老区来的干部对我父亲说了一些挖苦的话：“什么大学生，还是学中文的，连一封慰问信都写不好，政府与解放军的关系都没有搞清楚，满口学生的腔调。”我父亲听了这些话，情绪很低落。
辛老得知这件事后先询问那位领导在给我父亲布置任务前是否交代了写信的内容和要求，事后又是否指出了不足。那位领导回答：“没有。”辛老当即严厉批评了他：“陈世勇脱下学生装才几个月？让他写东西事前不明确告诉他写什么、怎样写，事后又不向他本人谈你的看法和态度，而是在别人面前说三道四、论长论短，你以为你们都是老区来的，他是异己，就可以不负责任地批评，这是宗派活动，是山头主义！”这件事对我父亲一生的影响极大，我父亲一直为此感激
辛老。
正 直 坦 诚
在政治风浪中稳重自持，不被一时的风向所左右，是辛老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辛老因抵制顶头上司的 “左”倾错误，受到了打击排斥，被调离首都回到甘肃。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教育学院，而甘肃还没有自己的教育学院，辛老就承担起了创办甘肃教育学院的重任。他把兰州大学等高校中著名的大“右派”，如数学教授段子美、物理教授方孝博、中国最早的电教专家南国农等人调进学院，请上讲台。这些专家讲课，很受学员欢迎。这件事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辛老的一条罪状。造反派为此批斗辛老：“你为什么引进重用‘右派’分子南国农！”辛老掷地有声地回答：“南国农是我引进的，但还没有重用（意思是重用得不够）！” 20世纪60年代，辛老对林彪“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毛泽东选集》中“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辛老表示：“还是说传授知识经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好些。”在动辄因言获罪的时代，敢亮出这些观点者能有几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自危，身处“牛棚”险境的辛老，仍不忘一次次顾惜别人。张阶平教授被关在教育学院的“牛棚”里，有一天，他被造反派指派带着一个姓周的老师去画一幅壁画《红太阳光焰万丈》。两人在粉壁上开始起草时，辛老走过来低声说：“老张，这活不好干啊！你向他们提个要求吧，把这个场子封闭起来画。要不，作画的过程中，不定会被谁个找出茬子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莫须有”罪名引发过许许多多政治迫害。用群青色打底稿，被上纲上线为“居心叵测，把红太阳画得青面……”用九宫格放大图形，被上纲上线为“反动透顶，竟然网扣红太阳”。辛老给张教授的提示举重若轻，保护了这些老师，使他们免遭无端的批斗。
针对兰州大学工宣队和一些“左”派对被迫害致死的原校长江隆基所谓的“批判肃清”，辛老写下了“‘阴魂’不散理当然，肃清‘流毒’难上难，驱散妖雾跃红日，迟早定有这一天”的诗句。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青年就业成为大难题。上级政府部门提出“谁的孩子谁抱走”，制定了一系列“顶替”政策，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辛老说：“顶替政策，说轻些是政府逃避责任，说重一点，是封建世袭思想作怪。怎么顶替，官员退了，孩子进政府部门坐办公室看报喝茶？煤场职工退了，孩子去打煤砖、滚煤球？还有没有公平？再说，有些职业可以顶替，有些职业怎么能顶替？让考不上学的待业青年顶替专家教授，学校还办不办？”后来，辛老在教职工大会上讲述了这个观点，明确教学科研一线坚决不执行顶替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辛老主持兰州大学工作期间，旗帜鲜明地纠正“左”的错误，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为一大批同志落实政策，整顿教学与科研工作，使兰州大学的工作重点很快转移到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为兰州大学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勤 奋 务 实
辛老的敬业勤奋在延安时期就出了名。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王志匀（后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说，延安时他与辛安亭、李之钦（后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三人同在边区教育厅工作，辛安亭任编审室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他和李同任科长。工作之余，辛安亭仍然废寝忘食地学习和写作，常常是他俩刚刚起床，辛安亭便拿着晚睡早起写好的文章来征求意见。
辛老的夫人卫明是个老革命，她给辛老提意见说，进兰州以后，先是在兰州大学住宿，从不顾家，到教育厅以后，早上6点起身就走，晚上12点还不回家，孩子们连面也见不上。辛老对大家解释说，新政权刚刚建立，没有新法令让我们执行，过去老区的一套又不完全适用，我们只能从领导的讲话中、报纸的社论和报道中，研究一些政策的动向和工作的重点，所以，每天忙在学习上，不学习我们自己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也无法领导别人。他通过这件事教育同志们，自己不清楚的事，不要乱说乱做，一定要自己先搞清楚再说再行，才能不出乱子，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辛老早期就非常注意乡村教育，推动平民教育运动，要求注意教育与实际的结合，始终倡导教育、读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有一天，辛老看见我父亲正在阅读苏联人写的著作《论思想方法》（这本书在延安时期被定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时说：“年轻人读书，切忌好高骛远，应当脚踏实地，结合自身的工作。你读这样大厚本的翻译书籍，费力多、收效少。你是国家干部，以后在各种工作中要宣传政策、执行政策，应该把政策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学习工作最需要的知识，要了解工作的环境和对象，比如地方历史文化，还有宗教、民情、习俗……”
在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上，辛老还以自己的经历谈了学习应当从根基上抓起的重要性。他说在他赴京考北京大学时，住在北京的山西会馆，当时住在会馆赴考的学生很多，都有各种资料，而他每天只是复习中学的课本。结果在众多山西考生中，只有他一人考进北京大学。中学课本是高考必备的知识，不注意课本知识，到处翻阅参考资料，一定事与愿违。我父亲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教师和学生重视课本的学习和基本功训练，而不去费尽心思地到处翻找各种参考资料。这种教育教学实践取得明显效果，正是从辛老那里得到的教益。
学 养 深 厚
辛老博学多识，美学家高尔泰先生写道：“……很难想象，他涉猎的范围会如此渊博。经、史、子、集，他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术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铜器铭文，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枚《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下笔情深不自持’者，如我辈，相形之下，只有自惭形秽……我在兰州大学几年，他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我父亲也曾回忆：“20世纪50年代，省直单位机关党委每两周在礼堂举行党课报告。我听过的最好报告是辛老做的。那次辛老报告的主题是如何做人做事。他没拿文稿，以通俗的语言从孔夫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开始，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再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围绕着如何做人做事的主题旁征博引，展开论述。辛老说要做好工作，首先要端正做人，要从待人处事接物的具体问题做起。孔子的诚意、正心、修身是做人的问题，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做事的问题。共产党员加强自身修养，这是做人的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做事的问题。他不像是做报告，也不像是讲课，倒像是和大家娓娓谈心，没有一点说教的味道。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说，大家对所引证的内容都能理解。他的演讲没有用慷慨激昂的语言，却引人入胜。近三个小时，台下一片肃静，中途很少有人离开。这在每次党课中是很少见的。” 朴 实 无 华
辛老朴实无华，对大家没有一点架子。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重灾区”的兰州大学百废待兴，来找他的人特别多，有的因为工作需要，有的则是慕名而来。对来访者，辛老总是热诚接待，哪怕是正端着饭碗或刚躺下午休，他都立即出来倒茶让座，悉心倾听。
在解放初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辛老的警卫员向他提出意见：“我的任务是保护首长安全，而出出进进从不要我跟随，出了问题我负得起责任吗？如果这里不需要我，我还是回原部队当排长去。”辛老说：“不论人访问我还是我访问人，你挂着手枪站在门外，让人家会产生怎样的感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在路上行走，你挂着手枪跟在我身后，显出我是一个什么首长，反而不安全。”汽车司机也提出意见，说首长每次出去都不叫车，来回步行，既浪费时间又不安全。辛老解释说，安步当车也是他的一种锻炼方式。
凡是接触过辛老的人，都对他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有很深的印象。一次辛老下乡到外县调研并带了电影队做宣传。回来以后，电影队队长李正心对我父亲说，每次放映休息时，辛厅长都要求给他讲些放映机的结构原理和启动方法等知识，听得比学徒还用心。在路上，吉普车发生故障修理时，辛厅长站在旁边，饶有兴趣地观察修理，过后，还要求司机给他讲解汽车的构造和发动原理。
生活中，辛老简朴清贫，他经常戴着一顶藏青色解放帽，身上的呢制服已磨出了织纹，脚上穿的是家人做的圆口布鞋。无论是打牛奶，还是医院候诊，需要排队的地方，辛老总是静静地从后面排起。
循 循 善 诱
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与辛老相识，他待我宽厚慈蔼，关怀有加。每次到他家，他都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听我把话说够，然后以商榷的口气释我之疑，解我之惑。在他面前我从不拘束，不怕显浅，不怕露“怯”，想说就说，想问就问。
1978年春我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油画专业，读写课程设有美术史论。许多文学历史方面的问题我经常找辛老求教。许多在我看来挺深奥的道理，经他以浅显朴实的话语讲出，就不难理解了。我觉得他的话像一把柔韧的梳子，能将我心中的迷茫理清。辛老记忆力非常好，史料典籍信手拈来。从他身上，我能感受到知识怎样活化为智慧，智慧又如何丰富着人格的魅力。
我对文艺评论感兴趣，平时也喜欢写些文字。有一次，我向辛老求教如何写好文章时，他说：“不能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写文章其实就是写话，最好待有话可说、非说不可时再动笔。”他还向我介绍了宋人谢枋得的观点：一是放胆写，二是小心写。就是先放胆把想要说的都写出来，不给自己设置障碍，定条条框框，然后在放言成文的基础上，再追求准确、精练、生动等效果。他认为精读古文是学习写作必需的功课，比如韩愈文章的气势和神韵，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高峰，不可不读。有些优秀古文要反复读，最好能背诵，才会有所悟，有所得。谈及写文艺评论如何把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传达结合起来，他建议我多读一些西方哲学，比如费尔巴哈的著作。
随着对辛老逐步的了解，我对他的敬重也日益加深。他退居“二线”以后，我向他表达了为他作画的想法。他不假思索欣然应允。他之所以答应我并不是因为我这个大四学生画艺有多高，主要是为了鼓励我。这幅画成为我在校四年最成功的肖像画，也深得辛老喜爱，可惜在西北师范大学展出时丢失了。辛老待我如良师益友，我看他仰之弥高又可亲可近，我从他那儿得到的教诲受益终身。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国土资源部老干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