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从刚刚开始有思考能力，我便成为许多事件的目击者。
　　最先是批判我们的老师，这种批判很快升级成为体罚、关牛棚、迫害。接踵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武斗，一群年轻的学生端着AK-47冲锋枪红着眼睛杀向一群同样年轻的同学。此后，是传统和创造的酷刑：用北京布鞋抽耳光，戴木手铐，拖板凳脚镣，活埋半截……
　　这是我生活过的时代。那时我很年轻，成天躲在屋子里拉《鲍斯特列姆练习曲》；一个院子都听见大提琴在尖叫。最后，我干到“圣桑a小调”，再往后，上了大学，行迈靡靡，直至今日。
　　这样的时代，刘雪庵是怎么度过的？不知道。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在刘雪庵去世后20年没有人出来替他说两句话？这个问题，我们姑且存而不论，否则有失风度有失厚道。
　　但是，这种风度和厚道严重质疑我们对事物的认知能力——我们还有良知吗？
　　文革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里说的诗，是指那些回避超级残忍的文字。我们的语境中，经历了文革之后再写那种精妙溢美的应景东西，显然可耻。因此，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诗人。
　　不过，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尖叫的权力不能被剥夺，但尖叫不是诗。《中国农民问题调查》之类著作实在是尖叫，不能称之为诗。那末，我们现在可以写诗吗？诗，在这里显得过于轻佻，它将与凶手共谋再次杀死受难者。于是，人们必得在一种出于软弱的沉默与出于自我栽培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如果有人问：“在今天，连《何日君再来》都不能唱吗？”你将如何回答？如果有人在流泪，那么，除了與兽性同流合污外，在人类心灵深处，还存在一种强大的审美力量。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文革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
　　问题等在这里——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贴近人民、贴近生活，整整几代艺术家，为什么没有产生一部无愧于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神曲》？而我们却满脸深刻地走上了无主题、无意义、无聊甚至无赖的“先锋、现代”之路。中国的知识分子，配吗？
　　当然不能说艺术的探索毫无意义，但我们的自恋、自怜胜过了真诚。真诚是当代中国最罕见的品格。上帝没死，是我们的心死了。在需要以大美大爱来对抗大丑大恶的艰难时代，我们爱的能力过于疲软。
　　但问题恰恰是，对人类的爱是我们所从事的学术所凭借所赖以的根本的力量。
　　所以，不是欢乐幸福需要诗；正好相反，是苦难、是深重的苦难、是人类无边无际的苦难需要诗。没有这样的人文思想，难以产生可以和苦难相匹配的诗人。史家，就是用历史来写诗的人。这里，我钦佩曾经的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戴嘉枋，他敢于优雅地描述灾难。
　　二次世界大战以降，中国音乐史留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书写大空白。因此，这是我们的时代。然而，书生老去，机会方来，要改行当历史家，我已经太老了。刘雪庵的这次纪念活动是中国音乐学院两个女士操持起来的。一个是作曲系副主任高佳佳，她策划、运作，从开始到结束；一个是党委书记张雪，她审批、把握，一整天都坐在那里开会，也是从开始到结束。她们都不是音乐史家，我不得不赞叹她们的胆识。
　　我总是劝那些不乏胆识的人不要与缺乏文化积淀的委琐小人做贴身的搏斗，多少要保持一点审美距离，一定要善用自己的生命。在这种肉搏中我耗费了太多的生命。当我终于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时代”之际，力气不够用了。书写历史，留给后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