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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在美国《物理評论》上发表了他们合作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假设。1957年1月，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等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率先证实了这一理论。很快，李、杨二人与宇称不守恒理论一起，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1957年5月，李、杨二人获美国爱因斯坦奖；10月，在宇称不守恒理论提出仅一周年的时候，李、杨荣膺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引发更大关注。在整个1957年，李、杨是全世界最耀眼的科学新星，而且那时他们都还是中国国籍。因此，他们的科学成就，自然也引起了祖国的高度关注。彼时的中国，海峡两岸处于对立状态。尽管如此，大陆方面和台湾地区都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对李、杨的科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并都努力争取他们。
突出强调李、杨的中国人身份
1957年初，李、杨的科学理论得到实验证实后，二人进入了台湾岛内教育、科技和媒体的视野；5月，李、杨获爱因斯坦奖，岛内对二人的关注度明显提升；10月，诺奖揭晓，岛内对李、杨的关注达到巅峰，在各种庆祝宣传活动和媒体的渲染下，李、杨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式人物。
从1957年1月开始，台湾的“中央日报”及《联合报》，连续发表文章，深入介绍李、杨的科学成就及吴健雄的实验工作。1月18日，台湾《联合报》刊发了16日合众电“原子理论又一新猷，我科学家具有贡献”，对李、杨、吴的工作进行报道。台湾媒体对美国媒体的评语非常敏感，但凡有美国媒体对李、杨的介绍和评价，都旋即被译介报道。《联合报》甚至连载长篇文章，介绍了美国《时代》和《新闻周刊》对李、杨及其科学成就的报道。时代》说：“许多物理学家现在感觉一个新时代是开始了。”《新闻周刊》说，“李、杨的理论把许多旧观念‘如台风经过破屋的村落’一扫而光。”“就理论物理学而言，李、杨的发现比分裂铀原子重要得多。”《联合报》还引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比的话评价李、杨：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已被从根摧毁，我们不晓得怎样再把碎片重新建立起来。”而另一位科学家说：“过去几十年来的原子物理学家，好像向一道墙壁上画的假门摸索，现在才恍然大悟，至少可以向真理门推进了。”
1950年代的台湾当局紧跟美国，处于美国的庇护之下，加之当时李、杨虽有举世之成就却过于年轻，因此，在李、杨还未获诺奖的情况下，台湾媒体在宣传时借重美国科学家的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月底诺奖揭晓后，“中央日报”援引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的话说，李政道博士“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联合报》还援引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薛柏的话，称李政道为“美国二、三个最杰出的青年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此时台湾媒体借重美国知名科学家对李、杨的评价，已与之前不同，意在凸显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的重要地位。
李、杨二人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吴大猷也在1957年1月发表谈话，公开赞扬自己的两位爱徒，认为李、杨二人“是当代世界最优秀的青年原子科学家”。台湾岛内名流如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任蒋梦麟、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也都通过媒体发表谈话，盛赞李、杨及其科学成就。
台湾媒体对于李、杨的科学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至于在1957年1月，就有记者预测李、杨可能会获得当年的诺奖：“连日我写了关于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文章，觉得两人成就的确轰动了世界，会不会今年诺贝尔的物理学奖金会光降到他们的头上呢？”结果果然事如人愿。
关于李、杨二人的身份，台湾媒体都是用“我（国）科学家”“中国科学家”“中国物理学家”等来描述，突出强调李、杨的中国人身份，与大陆使用的称呼完全一致。当时在台的国民党政府力求“反攻大陆”，抓住一切机会争夺中国代表权，是当时的台湾当局非常明确的诉求。此外，台湾媒体也不避讳李、杨已取得在美长期居住的资格，并开脱说：他们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欢迎其继续在美研究，而获得在美国较长期的居留证而已。”
关于二人的成长、成才经历及工作情况，台湾媒体进行了细致的报道。台湾媒体特别强调二人都曾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深入挖掘了他们当年的求学表现和生活趣闻等，把他们二人取得的科学成就部分地归因于当年西南联大的成功教育。如蒋梦麟、梅贻琦都明确把他们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西南联大。
李、杨二人的夫人及孩子等家庭信息，都被各大媒体反复报道。李政道夫妇的合影多次出现在“中央日报”和《联合报》的新闻配图中。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著名数学家，多次在报道里被提及，杨的岳父杜聿明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杨夫人杜致礼因此特殊身份也经常被提及。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当时旅居台湾，故而也成为各家媒体的重点采写对象，诸如《慈母口中的李政道》此类长篇通讯文章不时见诸报端。
台湾各界借机呼吁当局增加科教投入
1950年代，台湾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并不理想。李、杨取得的科学成就及荣誉，给了台湾各界向当局施压的机会。自1957年1月，台湾媒体就开始借李、杨之科学成就，通过赞扬美国来暗讽台湾当局：“美国科学界硬是要得，他们不但不斥责这两位中国青年为‘离经叛道’，或嫉妒他们的新奇假设，反而提供出各种优良的设备，帮助他们实验其理论。”
诺奖揭晓后，台湾媒体的指向更加明确和深刻：“我们在欢欣之余，进一步再作检讨，又不能不感到杨李之成功，也有其成功的条件。第一，他们有美国这么一个良好的科学环境，使他的智慧学力可以开展。要是杨李果真现在仍在国内，则以我们今天的物质科学水准，他们决不可能有今天的表现，是可以断言的。第二，他们也靠有人爱才识才而乐于培植……第三，杨李今年才三十几岁，论年事实在够轻的。幸而杨李研究于不讲究‘老资格’但问实际成就的美国，所以终能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要是美国也事事以老资格作偶像，任何声名地位是非一切以老资格为准，想来杨李也是难于出头的。我们根据这一体会，对杨李二位只能视作中华民族品质优秀的表征，最多表示他们前一阶段教育国家对他们尽了力量；其余后一阶段的发展与光大，我们却是无法居功的。”可见，台湾媒体通过抬高、美化美国的科研环境，批评台湾教育和科学界的陈腐现状。 科教界知名人士也公开发表谈话，促请台湾当局要重視教育和科学事业，加大投入。李、杨的科学发现与贡献属于基础科学领域，一时难以看到应用价值，普通人更是难以理解，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因此特别强调“科学上的新发明，常常是先创立理论而后方能推及于实用方面”，“吁请国人要多注意基本科学的研究”。他还在11月1日台湾“教育部”庆祝李、杨获诺奖的午餐会上，“以警惕口吻说，我们今后应注意如何发展学术研究，社会人士须与当局协力推进”。与李、杨有特殊的师生关系的梅贻琦借此事频频喊话，不仅因为他“忧国忧民”，更因为他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特殊身份——为清华大学的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其他教育界知名人士公开发言亦有此目的。比如，台湾交通大学电子科学研究筹备处主任凌鸿勋也在午餐会上发言，“希望对于基本科学研究能多筹拨经费，以期有更大成就”。台湾大学物理系主任戴运轨也尖锐指出：在科研经费困难人才缺乏的情形下，当然也就无法谈到发展科学、造育人才了。凭枪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吾人欲期国家富强，必须在科学上迎头赶上，否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在1950年代中后期，台湾科教界对岛内科教事业的发展并不满意，台湾地区科教事业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台湾当局对科教事业不够重视，科教经费困难，科技人才缺乏，科研环境不利于人才成长。这一方面反映了台湾社会发展对科技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在“反攻大陆”思维主导下，国民党治台政策的偏差与失误。
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李、杨的拉拢
鉴于李、杨的科学成就及巨大影响，台湾当局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向李、杨抛出橄榄枝，试图拉拢他们赴台观光、讲学，甚至回台服务。
在1957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吴健雄等人的实验证明了李、杨科学理论不久，台湾当局就立即开始了对三位科学家的拉拢。2月5日，台湾“教育部”决定授予李、杨、吴三人荣誉科学奖章，以表示台湾当局对其科学贡献之重视，并邀请三位科学家轮流返台讲学。
10月31日，李、杨折桂诺奖，恰逢蒋介石70周岁生日，台湾当局异常兴奋，当日下午台湾“教育部”在发给李、杨的贺电中说：“阁下荣膺诺贝之殊荣，亦为我全民族之光辉。今日适值‘总统’蒋公七十晋一诞辰，此为最有价值之祝寿礼物……殷望阁下等早日返国一行，做短期讲学，以嘉惠学子，而民心士气，亦将受极大之鼓励。”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委托台湾驻美国文化参赞前往李、杨寓所，当面呈递“教育部”贺电，并“面致贺忱，洽请返国一行”。台湾“外交部”也于10月31日给李、杨发去贺电，称赞李、杨所获荣誉是“中国人无上的光荣”，“将予中国科学界人士以极大的鼓舞与启发”。台湾官方报纸“中央日报”于11月1日在第一版用近乎整版的篇幅报道李、杨获奖喜讯，第二版刊发题为“中国科学家的殊荣”之社论，认为李、杨之成就“不仅为人类寻求知识开辟了新途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自信心”。
李、杨获诺奖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11月5日，蒋介石致电时在美国的胡适（其时新当选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敦促其早日回台赴任。他在电文中指出：“李政道、杨振宁二君，研究科学，著有辉煌成就，实为国家之光，并请胡博士代致恳挚嘉慰之意，希望李、杨二君回国讲学一行。”11月15日，台湾当局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在美国设宴，介绍李、杨与联合国重要代表见面。此时李、杨二人已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台湾当局多次出面祝贺并力邀他们回台，其政治用意已非常明确。
挟亲情试图感召李、杨赴台
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还主打亲情牌，试图以此感召李、杨，促其尽快赴台。当时，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杨振宁的岳母曹秀清都滞留台湾，台湾当局对两位母亲极为重视。台湾“教育部”在李、杨获诺奖当天，便派“文教处”处长张乃维前往李政道母亲住处报告喜讯，并致贺意。11月1日中午，台湾“教育部”举行餐会，邀请李、杨在台家属，“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参加庆祝，李政道之胞兄李崇道及杨振宁之岳母杜老太太均前往参加。李政道母亲所在的竹南镇，民众代表建议该地方授予张明璋“荣誉母亲”的荣衔。
11月1日夜，台湾中国广播公司通过长途电话先后采访杨、李，力邀二位访台，并主打亲情牌，诉说两位慈母（李母与杨之岳母）对他们的思念之情。11月8日，竹南镇镇长和镇民代表至李母住处，向其赠送“科学泰斗、贤母殊荣”之木匾，“中央日报”在显著位置给予了详细的报道。
本来，台湾当局还打算安排李母和杨的岳母前往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同时说服李、杨二人赴台。但两位母亲未能成行。可能的原因是，瑞典已于1950年5月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已派员（张文裕教授）参加颁奖典礼，台湾方面的要求可能因此被拒绝了。有意思的是，台湾“中央日报”却说：主要的原因是李政道、杨振宁二博士极可能不前往瑞京领奖，而由别人代领。”后来的事实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历史的启示
1957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视李、杨为全体中国人的荣誉，对李、杨给予高度评价并广泛传播他们的事迹，都与李、杨有过密切接触和互动，试图争取二人回到己方。在冷战局势的严峻氛围下，中国大陆的反应更为谨慎平和，主要以官方媒体发布的声音为主，人民日报》在李、杨获奖的第二天刊发了新闻，但篇幅有限，这显示出在对该事件的处理和宣传上比较谨慎低调；科学界的反应虽较为热烈，但也主要限于物理学界，学术刊物发表了一批中国物理学家译介、探讨李、杨的科学理论以及该理论科学价值的文章，坊间虽有“赛因顶峰会李杨”之说，但也主要局限于知识青年之中，李、杨获诺奖这件事在大众层面的知晓度和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台湾岛内的热烈反应和亢奋状态，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台湾国民党当局想借此机会提振岛内民众士气，借用李、杨之中国人身份与成就，证明已有统治及其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持中国国籍的李、杨获诺奖毕竟是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台湾当局借机大肆做足文章，意在争夺其代表中国的权力，并试图证明其中国代表权的“合法性”。
李、杨获诺贝尔奖，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虽然海峡两岸因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对此反应有所不同，但都给予中华儿女以正面的反馈。特别是透过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争取李、杨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台湾当局和岛内各界仍以中国正统自居——尽管他们试图争夺中国代表权是徒劳的。这表明，当时海峡两岸在涉及中华民族核心利益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或许，这就是这一主题给予今天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好启示。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
突出强调李、杨的中国人身份
1957年初，李、杨的科学理论得到实验证实后，二人进入了台湾岛内教育、科技和媒体的视野；5月，李、杨获爱因斯坦奖，岛内对二人的关注度明显提升；10月，诺奖揭晓，岛内对李、杨的关注达到巅峰，在各种庆祝宣传活动和媒体的渲染下，李、杨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式人物。
从1957年1月开始，台湾的“中央日报”及《联合报》，连续发表文章，深入介绍李、杨的科学成就及吴健雄的实验工作。1月18日，台湾《联合报》刊发了16日合众电“原子理论又一新猷，我科学家具有贡献”，对李、杨、吴的工作进行报道。台湾媒体对美国媒体的评语非常敏感，但凡有美国媒体对李、杨的介绍和评价，都旋即被译介报道。《联合报》甚至连载长篇文章，介绍了美国《时代》和《新闻周刊》对李、杨及其科学成就的报道。时代》说：“许多物理学家现在感觉一个新时代是开始了。”《新闻周刊》说，“李、杨的理论把许多旧观念‘如台风经过破屋的村落’一扫而光。”“就理论物理学而言，李、杨的发现比分裂铀原子重要得多。”《联合报》还引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比的话评价李、杨：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已被从根摧毁，我们不晓得怎样再把碎片重新建立起来。”而另一位科学家说：“过去几十年来的原子物理学家，好像向一道墙壁上画的假门摸索，现在才恍然大悟，至少可以向真理门推进了。”
1950年代的台湾当局紧跟美国，处于美国的庇护之下，加之当时李、杨虽有举世之成就却过于年轻，因此，在李、杨还未获诺奖的情况下，台湾媒体在宣传时借重美国科学家的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月底诺奖揭晓后，“中央日报”援引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的话说，李政道博士“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联合报》还援引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薛柏的话，称李政道为“美国二、三个最杰出的青年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此时台湾媒体借重美国知名科学家对李、杨的评价，已与之前不同，意在凸显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的重要地位。
李、杨二人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吴大猷也在1957年1月发表谈话，公开赞扬自己的两位爱徒，认为李、杨二人“是当代世界最优秀的青年原子科学家”。台湾岛内名流如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任蒋梦麟、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也都通过媒体发表谈话，盛赞李、杨及其科学成就。
台湾媒体对于李、杨的科学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至于在1957年1月，就有记者预测李、杨可能会获得当年的诺奖：“连日我写了关于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文章，觉得两人成就的确轰动了世界，会不会今年诺贝尔的物理学奖金会光降到他们的头上呢？”结果果然事如人愿。
关于李、杨二人的身份，台湾媒体都是用“我（国）科学家”“中国科学家”“中国物理学家”等来描述，突出强调李、杨的中国人身份，与大陆使用的称呼完全一致。当时在台的国民党政府力求“反攻大陆”，抓住一切机会争夺中国代表权，是当时的台湾当局非常明确的诉求。此外，台湾媒体也不避讳李、杨已取得在美长期居住的资格，并开脱说：他们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欢迎其继续在美研究，而获得在美国较长期的居留证而已。”
关于二人的成长、成才经历及工作情况，台湾媒体进行了细致的报道。台湾媒体特别强调二人都曾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深入挖掘了他们当年的求学表现和生活趣闻等，把他们二人取得的科学成就部分地归因于当年西南联大的成功教育。如蒋梦麟、梅贻琦都明确把他们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西南联大。
李、杨二人的夫人及孩子等家庭信息，都被各大媒体反复报道。李政道夫妇的合影多次出现在“中央日报”和《联合报》的新闻配图中。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著名数学家，多次在报道里被提及，杨的岳父杜聿明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杨夫人杜致礼因此特殊身份也经常被提及。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当时旅居台湾，故而也成为各家媒体的重点采写对象，诸如《慈母口中的李政道》此类长篇通讯文章不时见诸报端。
台湾各界借机呼吁当局增加科教投入
1950年代，台湾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并不理想。李、杨取得的科学成就及荣誉，给了台湾各界向当局施压的机会。自1957年1月，台湾媒体就开始借李、杨之科学成就，通过赞扬美国来暗讽台湾当局：“美国科学界硬是要得，他们不但不斥责这两位中国青年为‘离经叛道’，或嫉妒他们的新奇假设，反而提供出各种优良的设备，帮助他们实验其理论。”
诺奖揭晓后，台湾媒体的指向更加明确和深刻：“我们在欢欣之余，进一步再作检讨，又不能不感到杨李之成功，也有其成功的条件。第一，他们有美国这么一个良好的科学环境，使他的智慧学力可以开展。要是杨李果真现在仍在国内，则以我们今天的物质科学水准，他们决不可能有今天的表现，是可以断言的。第二，他们也靠有人爱才识才而乐于培植……第三，杨李今年才三十几岁，论年事实在够轻的。幸而杨李研究于不讲究‘老资格’但问实际成就的美国，所以终能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要是美国也事事以老资格作偶像，任何声名地位是非一切以老资格为准，想来杨李也是难于出头的。我们根据这一体会，对杨李二位只能视作中华民族品质优秀的表征，最多表示他们前一阶段教育国家对他们尽了力量；其余后一阶段的发展与光大，我们却是无法居功的。”可见，台湾媒体通过抬高、美化美国的科研环境，批评台湾教育和科学界的陈腐现状。 科教界知名人士也公开发表谈话，促请台湾当局要重視教育和科学事业，加大投入。李、杨的科学发现与贡献属于基础科学领域，一时难以看到应用价值，普通人更是难以理解，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因此特别强调“科学上的新发明，常常是先创立理论而后方能推及于实用方面”，“吁请国人要多注意基本科学的研究”。他还在11月1日台湾“教育部”庆祝李、杨获诺奖的午餐会上，“以警惕口吻说，我们今后应注意如何发展学术研究，社会人士须与当局协力推进”。与李、杨有特殊的师生关系的梅贻琦借此事频频喊话，不仅因为他“忧国忧民”，更因为他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特殊身份——为清华大学的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其他教育界知名人士公开发言亦有此目的。比如，台湾交通大学电子科学研究筹备处主任凌鸿勋也在午餐会上发言，“希望对于基本科学研究能多筹拨经费，以期有更大成就”。台湾大学物理系主任戴运轨也尖锐指出：在科研经费困难人才缺乏的情形下，当然也就无法谈到发展科学、造育人才了。凭枪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吾人欲期国家富强，必须在科学上迎头赶上，否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在1950年代中后期，台湾科教界对岛内科教事业的发展并不满意，台湾地区科教事业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台湾当局对科教事业不够重视，科教经费困难，科技人才缺乏，科研环境不利于人才成长。这一方面反映了台湾社会发展对科技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在“反攻大陆”思维主导下，国民党治台政策的偏差与失误。
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李、杨的拉拢
鉴于李、杨的科学成就及巨大影响，台湾当局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向李、杨抛出橄榄枝，试图拉拢他们赴台观光、讲学，甚至回台服务。
在1957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吴健雄等人的实验证明了李、杨科学理论不久，台湾当局就立即开始了对三位科学家的拉拢。2月5日，台湾“教育部”决定授予李、杨、吴三人荣誉科学奖章，以表示台湾当局对其科学贡献之重视，并邀请三位科学家轮流返台讲学。
10月31日，李、杨折桂诺奖，恰逢蒋介石70周岁生日，台湾当局异常兴奋，当日下午台湾“教育部”在发给李、杨的贺电中说：“阁下荣膺诺贝之殊荣，亦为我全民族之光辉。今日适值‘总统’蒋公七十晋一诞辰，此为最有价值之祝寿礼物……殷望阁下等早日返国一行，做短期讲学，以嘉惠学子，而民心士气，亦将受极大之鼓励。”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委托台湾驻美国文化参赞前往李、杨寓所，当面呈递“教育部”贺电，并“面致贺忱，洽请返国一行”。台湾“外交部”也于10月31日给李、杨发去贺电，称赞李、杨所获荣誉是“中国人无上的光荣”，“将予中国科学界人士以极大的鼓舞与启发”。台湾官方报纸“中央日报”于11月1日在第一版用近乎整版的篇幅报道李、杨获奖喜讯，第二版刊发题为“中国科学家的殊荣”之社论，认为李、杨之成就“不仅为人类寻求知识开辟了新途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自信心”。
李、杨获诺奖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11月5日，蒋介石致电时在美国的胡适（其时新当选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敦促其早日回台赴任。他在电文中指出：“李政道、杨振宁二君，研究科学，著有辉煌成就，实为国家之光，并请胡博士代致恳挚嘉慰之意，希望李、杨二君回国讲学一行。”11月15日，台湾当局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在美国设宴，介绍李、杨与联合国重要代表见面。此时李、杨二人已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台湾当局多次出面祝贺并力邀他们回台，其政治用意已非常明确。
挟亲情试图感召李、杨赴台
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还主打亲情牌，试图以此感召李、杨，促其尽快赴台。当时，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杨振宁的岳母曹秀清都滞留台湾，台湾当局对两位母亲极为重视。台湾“教育部”在李、杨获诺奖当天，便派“文教处”处长张乃维前往李政道母亲住处报告喜讯，并致贺意。11月1日中午，台湾“教育部”举行餐会，邀请李、杨在台家属，“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参加庆祝，李政道之胞兄李崇道及杨振宁之岳母杜老太太均前往参加。李政道母亲所在的竹南镇，民众代表建议该地方授予张明璋“荣誉母亲”的荣衔。
11月1日夜，台湾中国广播公司通过长途电话先后采访杨、李，力邀二位访台，并主打亲情牌，诉说两位慈母（李母与杨之岳母）对他们的思念之情。11月8日，竹南镇镇长和镇民代表至李母住处，向其赠送“科学泰斗、贤母殊荣”之木匾，“中央日报”在显著位置给予了详细的报道。
本来，台湾当局还打算安排李母和杨的岳母前往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同时说服李、杨二人赴台。但两位母亲未能成行。可能的原因是，瑞典已于1950年5月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已派员（张文裕教授）参加颁奖典礼，台湾方面的要求可能因此被拒绝了。有意思的是，台湾“中央日报”却说：主要的原因是李政道、杨振宁二博士极可能不前往瑞京领奖，而由别人代领。”后来的事实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历史的启示
1957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视李、杨为全体中国人的荣誉，对李、杨给予高度评价并广泛传播他们的事迹，都与李、杨有过密切接触和互动，试图争取二人回到己方。在冷战局势的严峻氛围下，中国大陆的反应更为谨慎平和，主要以官方媒体发布的声音为主，人民日报》在李、杨获奖的第二天刊发了新闻，但篇幅有限，这显示出在对该事件的处理和宣传上比较谨慎低调；科学界的反应虽较为热烈，但也主要限于物理学界，学术刊物发表了一批中国物理学家译介、探讨李、杨的科学理论以及该理论科学价值的文章，坊间虽有“赛因顶峰会李杨”之说，但也主要局限于知识青年之中，李、杨获诺奖这件事在大众层面的知晓度和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台湾岛内的热烈反应和亢奋状态，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台湾国民党当局想借此机会提振岛内民众士气，借用李、杨之中国人身份与成就，证明已有统治及其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持中国国籍的李、杨获诺奖毕竟是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台湾当局借机大肆做足文章，意在争夺其代表中国的权力，并试图证明其中国代表权的“合法性”。
李、杨获诺贝尔奖，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虽然海峡两岸因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对此反应有所不同，但都给予中华儿女以正面的反馈。特别是透过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争取李、杨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台湾当局和岛内各界仍以中国正统自居——尽管他们试图争夺中国代表权是徒劳的。这表明，当时海峡两岸在涉及中华民族核心利益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或许，这就是这一主题给予今天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好启示。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