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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打架、被开除……奥运冠军王濛近日来遭遇的一系列事端,表面看是顽劣个性造成违规导致,其背后却是一个突然崛起的运动队在近年来管理的严重失调
这是体制弊端引发的权争故事,而事实上,只要冬管中心和领队这两级管理者,略懂艺术,一切就不会发生。
当事的一方,27岁的王濛。她没有长大的欲望,天才与荒谬,从出道到现在,一直是她两颗鲜明的印记。比赛与训练,她是天才;之外,她的行为,屡屡越出主流价值的轨道,让人猝不及防。她的履历已足够辉煌,但心智还像一个孩子。少年得志而坐拥荣耀,增强了她挽留童真的资本,她拒绝或者是尽量拖延,将自己纳入那条几乎所有人最后都必须进入的轨道:听命、忍耐、圆滑。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看待王濛,会比其他任何角度更贴近事实。
当事的另一方,33岁的前速滑名将王春露,是王的前辈。2010年的5月,她升任短道速滑队领队,国家行政序列正处级干部,以世俗的眼光而论,她是同时代运动员中“混得最好”的。很多人疑惑,跟王春露同一时期的两枚奥运金牌获得者杨扬,退役后赋闲,而王却能青云直上。原因很简单,权力系统从来不欢迎真正的大明星,对他们,崇拜者有之,嫉恨者也不少。行政系统的筛选过程,如大浪淘尽英雄,只吸收圆融的沙子。
“二王”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和言行方式,一定会擦出火花,但以打架的极端方式呈现,还是出乎意料。这是中国短道速滑史,也是中国体育史上耻辱的一幕。
矛盾从地域之争转到队内
近30年的中国短道速滑史,以2006年都灵冬奥会为界,分为两代。第一代,“辛庆山 杨扬”,开创与突破;第二代“李琰 王濛”,提高与辉煌。
然而辉煌背后也藏着是非。杨扬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夺得两枚金牌后,这里迅即成为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你抢我夺,明争暗斗。最先,主要体现在黑吉之间的地缘战争。有“教父”之称的主教练辛庆山是吉林人,而国家队的优秀选手又以黑龙江为多。由于金牌牵扯到太多的地方利益,所以每当四年一届的冬运会来临,代表家乡参赛的每一个国手都很纠结,尤其是辛庆山本人,一直饱受吉林方面的诟病,说他在国家队效力等于为黑龙江省卖命。
到了“李琰 王濛”时代,黑龙江的综合实力已远在吉林之上,甚至上届冬运会将黑龙江队拆分成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七台河三个队,吉林省也不是对手,由此省际矛盾大大淡化,取而代之的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国家队内部。
“在小圈子里,大人物总是惹是生非”。拿破仑一世200多年前的名言,像一道穿越的谶语,多次在王濛身上应验。对于这位于2006年都灵冬奥会,从大杨扬手中接过短道速滑领军人物大旗的黑龙江姑娘来说,在队伍里面“扶旧扛新”,是她的行事的基本套路。
她的动机、意图、目标和策略,简单而纯粹,像一个小学生。2007年亚冬会期间,她第一次公开发飙,目标直指新官上任的海归主教练李琰。她对李的训练水平和训练方法,彻底否定。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琰不仅没那么糟,还很优秀,王濛对她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可见王当时完全是有意寻衅。
她当初炮打李琰,是为前教练伊敏鸣不平;正如这次跟王春露的冲突,是为李琰出头。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在王濛看来,自己扮演的是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角色,而且,两届冬奥冠军所拥有的社会声望,完全可以派生出一种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的明星权力。她当然掂量过与王春露的实力对比,坚信自己能赢。
王春露是冬管中心任命的短道速滑队领队,是这支队伍的最高行政领导,而由于主教练李琰事实上的“外教”身份,相比于其他运动队领队与主教练平行的“双头蛇”体制,在这支队伍中,领队的地位被更加凸显。至少王春露自己认为,包括李琰在内的所有教练员、运动员,都该在她的统辖之下,从队伍的吃喝拉撒睡到政治学习,再到训练安排,事无巨细都该由她最终决策。
事实上,在一个集体里,即使拥有尚方宝剑的最高行政长官,仅凭命令,根本玩不转。要想政令畅通,领队要在主教练、核心队员和自己的三角关系中,艺术地掌握平衡。收与放,是一门大学问。
尤其是领队与主教练,本身关系就很微妙。通俗的比喻类于“政委”和“司令”,政委的基本职责是政治思想工作,至于队伍怎么调动,仗如何打,最终拍板的一定是司令。具体到短道速滑队,在辛庆山时代,前后任领队兰立和佟立新,都甘当主教练的副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最后皆大欢喜,队伍在盐湖城和都灵的金牌,同时也化作了他们的个人政绩,两人先后升任冬管中心副主任。
李琰的首任领队是杨占武博士,萧规曹随,在化解王濛与李琰的矛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真解剖那一时期短道速滑队的权力结构,非常有意义。这是一套和谐的“李、杨、王”三驾马车,主教练李琰是业务权威,是队伍的核心,杨占武作为领队,给自己的定位是协助并服务,王濛则是运动员的头儿。
“政委”“司令”矛盾已久
但和谐图景因2010年5月杨占武的工作调动而打破。续任领队王春露的来头,跟兰立、佟立新和杨占武绝然不同,她本身也是速滑名将,曾在2002年盐城湖冬奥会上拿过500米铜牌,当时论名气只输给杨扬,在业务上也有自己固执的看法。
李琰2010年率队在温哥华包揽了短道速滑女子项目的4枚金牌后,又跟冬管中心续签了4年合同,任务指标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2枚金牌。也就是说,金牌任务压在主教练身上,而队伍的训练安排,甚至买哪国产的冰刀,都需要领队同意,责任与权力发生了严重的错位。
还有,王春露作为公务员所习惯的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式作风,更让深受西式管理熏陶的李琰无所适从,至于“顺毛驴”王濛,当然更不顺从。
没有人愿意被推到乱局的前台,但即使王春露一心遮掩,即使李琰在开始选择沉默,即使对事实细节的疑惑始终缠绕着众人,但“二王”冲突的本质已昭然若揭:主教练和队员为一方,领队与一名助教为一方,长期矛盾的累积,终成青岛之恨。
虽然权力游戏是争斗主线,而推动情节发展的表象却是喝酒、晚归、开会以及丽江外战等,而这看起来只是运动员的素质和管理问题,于是被冬管中心屡次错判。若不是青岛的直接冲突,使双方彻底摊牌,高高在上的冬管中心还蒙在鼓里。
一支金牌之师的堕落,不必刻意划清黑与白,更无关善恶,但无疑,王春露的管理风格是矛盾的源头,是这支队伍的唯一“变量”。至于王濛,她一直就是她,真性情,爱憎分明,喜欢强出头;而李琰,也一直是那个李琰,只要求责任和权力的对等,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
其实,在目前中国运动队的管理结构中,所有出成绩的队伍,都是一个核心,如羽毛球队李永波、射击队王义夫、体操队黄玉斌、乒乓球队刘国梁,至于为他们配备的领队,李卫国、肖昊鹏、叶振南、黄飚,都是不求闻达,忠诚于总(主)教练的辅佐型领导。甚至,跳水队为了维护周继红的领队中心制,十几年来一直不设总教练。短道速滑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冬管中心用人失察。
王濛被开除后,对王春露说:“你是最厉害的领导,你赢了。”
但不,王春露输了。短道速滑队将回到李琰唯一权力核心的时代,除非有人敢冒2014年零金牌的风险。放心,没人敢。至于王濛,被开除只是暂时的和名义上的,她依旧是这支队伍的“大姐大”。
(作者为《全体育》总编辑)
这是体制弊端引发的权争故事,而事实上,只要冬管中心和领队这两级管理者,略懂艺术,一切就不会发生。
当事的一方,27岁的王濛。她没有长大的欲望,天才与荒谬,从出道到现在,一直是她两颗鲜明的印记。比赛与训练,她是天才;之外,她的行为,屡屡越出主流价值的轨道,让人猝不及防。她的履历已足够辉煌,但心智还像一个孩子。少年得志而坐拥荣耀,增强了她挽留童真的资本,她拒绝或者是尽量拖延,将自己纳入那条几乎所有人最后都必须进入的轨道:听命、忍耐、圆滑。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看待王濛,会比其他任何角度更贴近事实。
当事的另一方,33岁的前速滑名将王春露,是王的前辈。2010年的5月,她升任短道速滑队领队,国家行政序列正处级干部,以世俗的眼光而论,她是同时代运动员中“混得最好”的。很多人疑惑,跟王春露同一时期的两枚奥运金牌获得者杨扬,退役后赋闲,而王却能青云直上。原因很简单,权力系统从来不欢迎真正的大明星,对他们,崇拜者有之,嫉恨者也不少。行政系统的筛选过程,如大浪淘尽英雄,只吸收圆融的沙子。
“二王”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和言行方式,一定会擦出火花,但以打架的极端方式呈现,还是出乎意料。这是中国短道速滑史,也是中国体育史上耻辱的一幕。
矛盾从地域之争转到队内
近30年的中国短道速滑史,以2006年都灵冬奥会为界,分为两代。第一代,“辛庆山 杨扬”,开创与突破;第二代“李琰 王濛”,提高与辉煌。
然而辉煌背后也藏着是非。杨扬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夺得两枚金牌后,这里迅即成为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你抢我夺,明争暗斗。最先,主要体现在黑吉之间的地缘战争。有“教父”之称的主教练辛庆山是吉林人,而国家队的优秀选手又以黑龙江为多。由于金牌牵扯到太多的地方利益,所以每当四年一届的冬运会来临,代表家乡参赛的每一个国手都很纠结,尤其是辛庆山本人,一直饱受吉林方面的诟病,说他在国家队效力等于为黑龙江省卖命。
到了“李琰 王濛”时代,黑龙江的综合实力已远在吉林之上,甚至上届冬运会将黑龙江队拆分成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七台河三个队,吉林省也不是对手,由此省际矛盾大大淡化,取而代之的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国家队内部。
“在小圈子里,大人物总是惹是生非”。拿破仑一世200多年前的名言,像一道穿越的谶语,多次在王濛身上应验。对于这位于2006年都灵冬奥会,从大杨扬手中接过短道速滑领军人物大旗的黑龙江姑娘来说,在队伍里面“扶旧扛新”,是她的行事的基本套路。
她的动机、意图、目标和策略,简单而纯粹,像一个小学生。2007年亚冬会期间,她第一次公开发飙,目标直指新官上任的海归主教练李琰。她对李的训练水平和训练方法,彻底否定。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琰不仅没那么糟,还很优秀,王濛对她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可见王当时完全是有意寻衅。
她当初炮打李琰,是为前教练伊敏鸣不平;正如这次跟王春露的冲突,是为李琰出头。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在王濛看来,自己扮演的是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角色,而且,两届冬奥冠军所拥有的社会声望,完全可以派生出一种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的明星权力。她当然掂量过与王春露的实力对比,坚信自己能赢。
王春露是冬管中心任命的短道速滑队领队,是这支队伍的最高行政领导,而由于主教练李琰事实上的“外教”身份,相比于其他运动队领队与主教练平行的“双头蛇”体制,在这支队伍中,领队的地位被更加凸显。至少王春露自己认为,包括李琰在内的所有教练员、运动员,都该在她的统辖之下,从队伍的吃喝拉撒睡到政治学习,再到训练安排,事无巨细都该由她最终决策。
事实上,在一个集体里,即使拥有尚方宝剑的最高行政长官,仅凭命令,根本玩不转。要想政令畅通,领队要在主教练、核心队员和自己的三角关系中,艺术地掌握平衡。收与放,是一门大学问。
尤其是领队与主教练,本身关系就很微妙。通俗的比喻类于“政委”和“司令”,政委的基本职责是政治思想工作,至于队伍怎么调动,仗如何打,最终拍板的一定是司令。具体到短道速滑队,在辛庆山时代,前后任领队兰立和佟立新,都甘当主教练的副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最后皆大欢喜,队伍在盐湖城和都灵的金牌,同时也化作了他们的个人政绩,两人先后升任冬管中心副主任。
李琰的首任领队是杨占武博士,萧规曹随,在化解王濛与李琰的矛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真解剖那一时期短道速滑队的权力结构,非常有意义。这是一套和谐的“李、杨、王”三驾马车,主教练李琰是业务权威,是队伍的核心,杨占武作为领队,给自己的定位是协助并服务,王濛则是运动员的头儿。
“政委”“司令”矛盾已久
但和谐图景因2010年5月杨占武的工作调动而打破。续任领队王春露的来头,跟兰立、佟立新和杨占武绝然不同,她本身也是速滑名将,曾在2002年盐城湖冬奥会上拿过500米铜牌,当时论名气只输给杨扬,在业务上也有自己固执的看法。
李琰2010年率队在温哥华包揽了短道速滑女子项目的4枚金牌后,又跟冬管中心续签了4年合同,任务指标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2枚金牌。也就是说,金牌任务压在主教练身上,而队伍的训练安排,甚至买哪国产的冰刀,都需要领队同意,责任与权力发生了严重的错位。
还有,王春露作为公务员所习惯的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式作风,更让深受西式管理熏陶的李琰无所适从,至于“顺毛驴”王濛,当然更不顺从。
没有人愿意被推到乱局的前台,但即使王春露一心遮掩,即使李琰在开始选择沉默,即使对事实细节的疑惑始终缠绕着众人,但“二王”冲突的本质已昭然若揭:主教练和队员为一方,领队与一名助教为一方,长期矛盾的累积,终成青岛之恨。
虽然权力游戏是争斗主线,而推动情节发展的表象却是喝酒、晚归、开会以及丽江外战等,而这看起来只是运动员的素质和管理问题,于是被冬管中心屡次错判。若不是青岛的直接冲突,使双方彻底摊牌,高高在上的冬管中心还蒙在鼓里。
一支金牌之师的堕落,不必刻意划清黑与白,更无关善恶,但无疑,王春露的管理风格是矛盾的源头,是这支队伍的唯一“变量”。至于王濛,她一直就是她,真性情,爱憎分明,喜欢强出头;而李琰,也一直是那个李琰,只要求责任和权力的对等,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
其实,在目前中国运动队的管理结构中,所有出成绩的队伍,都是一个核心,如羽毛球队李永波、射击队王义夫、体操队黄玉斌、乒乓球队刘国梁,至于为他们配备的领队,李卫国、肖昊鹏、叶振南、黄飚,都是不求闻达,忠诚于总(主)教练的辅佐型领导。甚至,跳水队为了维护周继红的领队中心制,十几年来一直不设总教练。短道速滑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冬管中心用人失察。
王濛被开除后,对王春露说:“你是最厉害的领导,你赢了。”
但不,王春露输了。短道速滑队将回到李琰唯一权力核心的时代,除非有人敢冒2014年零金牌的风险。放心,没人敢。至于王濛,被开除只是暂时的和名义上的,她依旧是这支队伍的“大姐大”。
(作者为《全体育》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