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瑶选入了1999年度WPP Master Class（注：由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组织——荷赛组织的目的在于培养有前途的年轻一代新闻摄影记者的活动）。这已是连续入选的第五位中国青年摄影师了。十分有趣的是这五位年轻人（两女三男）——黄文、孙京涛、刘昕、陈远忠、王瑶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这不得不使我再次陷入沉思（去年我和孙京涛曾探讨过这个问题，见《中国摄影家》1998年第5期）：剔除年龄因素，中国还有那么多摄影师，为什么就选中了他们几位？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可受过高等教育的摄影师绝非仅只他们五位，为什么又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
无疑，高等教育对他们的入选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大学教育除了教授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给学生培养一种学习方法，一种学习习惯，锻炼学生的思维判断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这是由我们的教育观、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所决定的。作为学生，在学校学得知识当然重要，而是否掌握学习方法、是否养成学习习惯、是否具有较高的思维判断能力、是否能把所学知识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则更为重要。应该说中国人民大学和他们的新闻系在这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为国争了光”。
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只是他们这几位？孙京涛曾经告诉我他们在学校时的一些情况——“老师认为称职的记者应该是一个杂家，365行都必须了解，甚至在有些方面要成为专家。如果想成为杂家，老师建议我们要读许多书，比如《艺术哲学》、黑格尔的《美学》、席勒的《美育书简》以及宗白华等人的著作。而选修课方面，老师要求大家选修包括《美术》这样的课程。我们都向‘杂家’这个方向努力，但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成了‘杂家’以后该怎么办。‘杂家’仅仅是个目标，下一步迈向哪儿谁也没有告诉你。所以走出学校前，黄文、刘昕和我都在学校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谁也没敢偷懒，都很勤勉。应该说这些课外的书，对我们以后从事的摄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我们选择去读这些书时，就意味着在选择摄影。”为什么他说“当我们选择去读这些书时，就意味在选择摄影”？我以为“选择摄影”就是指解决摄影什么和为什么摄影的问题。就是指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摄影观念。而摄影观念又会因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各异而各有不同。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位的摄影才会异彩纷呈。还是孙京涛在谈到读书时说的：“比如我就有选择地读了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者，像蒙田·加缪，甚至于像休莫这样一些人的书，他们关于人文和人道主义的一些论述，当然还包括中国儒家的孔子、孟子等人的一些论述（观点），我认为它们构成了我们关注人和尊重人的精神内核。且这些显然又是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最值得炫耀的价值观。”由此，我比较能理解他为什么去拍《幸福路》，为什么在拍《泰山挑夫》时遇见挑夫救人又毫不犹豫地加入救人。
可见，受教育只是一种途径，读书则是一种选择。读书学习——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判断则是每个人需要独立解决的事情。而其中最重要的乃是需要解决结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问题。
这些年，WPP对众多中国摄影师早已不陌生，WPP Master Class也多有介绍。一旦入选WPP Master Class，除可出国与国际知名的摄影师和图片编辑以及大有作为的各国年轻摄影师互相学习、了解、交流，共同生活一段时光，还可获得不菲的专题摄影拍摄资助。然而入选是有先决条件的：一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下；二是职业——必须是职业摄影师；三是语言——必须能用英语流利地对话。实际上，中国30岁以下的职业摄影师为数很多，但英语口语流畅的相当少。很多人因此失去了机会。这时候，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通过受教育和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有利于把握机会。不是很多人都对出国拍摄新闻十分感兴趣吗？不懂外语怎么与外国人沟通？怎么能发现、把握、获得新闻？又怎么能既追踪其背景，也跟踪其发展？不懂外语在和平环境尚无大碍，可一俟进入战场则关乎你的性命。新华社的“唐老鸭”——唐师曾英语据说十分流利，去中东战地采访也不忘在背心上用中文、英文，关键是阿拉伯文写明他的中国身份。今天在科索沃，又有多个中国年轻摄影师在战地采访，其中胡海昕据说是俄语专业毕业。黄文英语、德语熟练。我坚信，为着世界和平事业拍摄战争，就是为了制止战争。在战时懂外语有没有意义想必不用我回答。即便是在和平环境，懂外语跟外国人交流也方便得多。加之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不用跨出国门就可在网上访问数不胜数并不断更新其内容的网站，许多过去没法看到的照片、影展，现在只需在电脑键盘上点几下就近在眼前；更可喜的是你可以自己在网上设置站点办个人影展，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你的照片。
在这里，我们虽然讨论的只是摄影人会否外语对于摄影的意义。实际上我们所学的各种知识对于我们能否明白为什么摄影与摄影什么，能否摄好影与摄好影后是否传播和如何传播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就是你通过受教育或你受教育以外通过自己读书所学的知识——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有非专业知识；也不仅仅是读与专业有关的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等等所有能增强你的创造性思维、创新性能力的书，由此所获得的知识能否成为你的知识结构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能否转换为新的摄影能力——包括能否增强你面对社会判断社会的能力？对摄影、摄影对象、摄影形式、摄影方式的选择、判断和把握的能力？
长期以来，摄影在中国时常被误导——功能单一化；或为“特定政治”服务（战斗）的宣传摄影；或为“审美”的艺术摄影；或把摄影简单化为新闻摄影抑或艺术摄影。为什么摄影一定要“职业化”，不可以是自娱或娱人的？难道摄影不可以只是一种娱乐不可以玩吗？干吗摄影一定要肩负社会的重任于一身？为什么摄影一定要是艺术的而不能是摄影的摄影呢？
当摄影被异化为“宣传摄影”时，照片中的主题往往成了某种巨大的“政治”象征、“政治”图解物，如《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等一类照片（《大众摄影》1958年第9期），为此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摄影被无限艺术化的结果也很可悲——摄影师自以为自己是艺术家，拍了几张照片就以为艺术了一把，恨不得把照片中的每根线条．每片色块……都侃出点艺术道道来。果真如此还是少一点“艺术”为好。摄影被简单化也够容易——不就是构构图．按按快门吗？因而也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艺术”，于是摄影人又面临：究竟是为摄影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摄影？或者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这是需要做出选择的。要做出选择就需要先做出判断。
人们没有拍好照片或者拍不到照片，常常抱怨自己机会不好，相机落后，不懂技巧或不知窍门……总想听听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窍门，或许有些照片的确有点窍门可以了解，“机会”也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假如“机会”来了，你并不知道：或视而不见，或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看见等于没有看见，怎么办？或看到了没有想到，想到却无法判断，等能判断了，时机——“机会”已经过了——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你又没有拍到，只好等下一次了。如此重复，什么时候才会遇到“机会”呢？除了技术技巧以外，几乎所有没拍好没拍到的照片，问题似乎全出在我们对题材的瞬间判断与把握能力上，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我们既有题材（整体的，不只是瞬间的）判断与把握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是古旧的东西便是或才是“文化”的（读读刘树勇的文章：《摄影家的文化“借口”》，《中国摄影》1999年第3期），而“民俗”的东西只有少数民族或农村才有（可理解为对题材的误读和失语——误读不仅容易导致人云亦云，盲从跟“风”，容易使题材囹圄表象化；失语则直接影响题材的表达）；也有对体裁的认知与运作方面的问题，比如对纪实摄影，我们常常以为拍到了记录了影像就是纪实摄影了，对事实的本质、历史、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缺乏整体的认识和把握，流于事实的表象而失于对事实深入地挖掘与研究——这比较费劲费时不容易出成果，导致我们的纪实摄影不容易深刻。当然这里面还有社会的、群体的、个体的、带有时代特点的浮躁心态等一些因素的作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是不是这样呢？问问我们自己吧。
一个自省的、砥志进取的职业摄影师是不会也不应该拒绝学习、读书与实践体验的。他/她会大量阅读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民俗学一类书籍，以为自己形成和确立面对社会与判断社会的能力。然而，读书还仅仅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将所获得的知识用于在生活实践中的体验；并通过不断地学习和体验的互动，把这种知识与体验融入自己的人格、智慧、知识体系、道德理想与道德良知。今天的摄影，人们较量的不再是物理化学层面的影像，而是人的知识、智慧、思想、观念、体验以及研究和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假使我们不学习不读书，即便我们不“下课”（下岗）,我们又如何能面对这个连经济学家也感到应接不暇瞬息万变的世界？
虽然，我们连续5年有5位摄影师被选入了WPP Master Class，的确是骄人的成绩，且不说这更多地还是他们个体努力的结果，单是从我们芸芸万众的摄影大军的总体知识、水平来看，还有待不断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受教育程度高、读的书多不一定就成就高，关键是你能否把所学知识变为自己智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就没有“机会”？“机会”既靠把握也靠创造，读书学习永远不应以年龄为放弃的理由。世界与中国已经进入“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时代，“终身学习”（Lifelong Study）观念已是每一位有识之士的重要选择。这不只是涉及教育的政策、体制、模式、质量、方法、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它能否提供我们面对急剧变化着的世界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况且无论教育能否因应世界巨变，其改革将是必然无疑的。更涉及个人究竟是否选择通过“终身学习”来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提高文化素质和各种能力的人生价值趋向。同时，这也不只是关系到知识对于“机会”的重要意义，还将关系到每一位新加入摄影队伍的人和大量“在编”摄影家定会一再遭遇的“为什么摄影”和“摄影什么”的问题，当然这必须由人们自己去做出回答。◆
无疑，高等教育对他们的入选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大学教育除了教授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给学生培养一种学习方法，一种学习习惯，锻炼学生的思维判断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这是由我们的教育观、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所决定的。作为学生，在学校学得知识当然重要，而是否掌握学习方法、是否养成学习习惯、是否具有较高的思维判断能力、是否能把所学知识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则更为重要。应该说中国人民大学和他们的新闻系在这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为国争了光”。
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只是他们这几位？孙京涛曾经告诉我他们在学校时的一些情况——“老师认为称职的记者应该是一个杂家，365行都必须了解，甚至在有些方面要成为专家。如果想成为杂家，老师建议我们要读许多书，比如《艺术哲学》、黑格尔的《美学》、席勒的《美育书简》以及宗白华等人的著作。而选修课方面，老师要求大家选修包括《美术》这样的课程。我们都向‘杂家’这个方向努力，但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成了‘杂家’以后该怎么办。‘杂家’仅仅是个目标，下一步迈向哪儿谁也没有告诉你。所以走出学校前，黄文、刘昕和我都在学校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谁也没敢偷懒，都很勤勉。应该说这些课外的书，对我们以后从事的摄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我们选择去读这些书时，就意味着在选择摄影。”为什么他说“当我们选择去读这些书时，就意味在选择摄影”？我以为“选择摄影”就是指解决摄影什么和为什么摄影的问题。就是指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摄影观念。而摄影观念又会因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各异而各有不同。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位的摄影才会异彩纷呈。还是孙京涛在谈到读书时说的：“比如我就有选择地读了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者，像蒙田·加缪，甚至于像休莫这样一些人的书，他们关于人文和人道主义的一些论述，当然还包括中国儒家的孔子、孟子等人的一些论述（观点），我认为它们构成了我们关注人和尊重人的精神内核。且这些显然又是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最值得炫耀的价值观。”由此，我比较能理解他为什么去拍《幸福路》，为什么在拍《泰山挑夫》时遇见挑夫救人又毫不犹豫地加入救人。
可见，受教育只是一种途径，读书则是一种选择。读书学习——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判断则是每个人需要独立解决的事情。而其中最重要的乃是需要解决结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问题。
这些年，WPP对众多中国摄影师早已不陌生，WPP Master Class也多有介绍。一旦入选WPP Master Class，除可出国与国际知名的摄影师和图片编辑以及大有作为的各国年轻摄影师互相学习、了解、交流，共同生活一段时光，还可获得不菲的专题摄影拍摄资助。然而入选是有先决条件的：一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下；二是职业——必须是职业摄影师；三是语言——必须能用英语流利地对话。实际上，中国30岁以下的职业摄影师为数很多，但英语口语流畅的相当少。很多人因此失去了机会。这时候，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通过受教育和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有利于把握机会。不是很多人都对出国拍摄新闻十分感兴趣吗？不懂外语怎么与外国人沟通？怎么能发现、把握、获得新闻？又怎么能既追踪其背景，也跟踪其发展？不懂外语在和平环境尚无大碍，可一俟进入战场则关乎你的性命。新华社的“唐老鸭”——唐师曾英语据说十分流利，去中东战地采访也不忘在背心上用中文、英文，关键是阿拉伯文写明他的中国身份。今天在科索沃，又有多个中国年轻摄影师在战地采访，其中胡海昕据说是俄语专业毕业。黄文英语、德语熟练。我坚信，为着世界和平事业拍摄战争，就是为了制止战争。在战时懂外语有没有意义想必不用我回答。即便是在和平环境，懂外语跟外国人交流也方便得多。加之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不用跨出国门就可在网上访问数不胜数并不断更新其内容的网站，许多过去没法看到的照片、影展，现在只需在电脑键盘上点几下就近在眼前；更可喜的是你可以自己在网上设置站点办个人影展，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你的照片。
在这里，我们虽然讨论的只是摄影人会否外语对于摄影的意义。实际上我们所学的各种知识对于我们能否明白为什么摄影与摄影什么，能否摄好影与摄好影后是否传播和如何传播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就是你通过受教育或你受教育以外通过自己读书所学的知识——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有非专业知识；也不仅仅是读与专业有关的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等等所有能增强你的创造性思维、创新性能力的书，由此所获得的知识能否成为你的知识结构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能否转换为新的摄影能力——包括能否增强你面对社会判断社会的能力？对摄影、摄影对象、摄影形式、摄影方式的选择、判断和把握的能力？
长期以来，摄影在中国时常被误导——功能单一化；或为“特定政治”服务（战斗）的宣传摄影；或为“审美”的艺术摄影；或把摄影简单化为新闻摄影抑或艺术摄影。为什么摄影一定要“职业化”，不可以是自娱或娱人的？难道摄影不可以只是一种娱乐不可以玩吗？干吗摄影一定要肩负社会的重任于一身？为什么摄影一定要是艺术的而不能是摄影的摄影呢？
当摄影被异化为“宣传摄影”时，照片中的主题往往成了某种巨大的“政治”象征、“政治”图解物，如《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等一类照片（《大众摄影》1958年第9期），为此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摄影被无限艺术化的结果也很可悲——摄影师自以为自己是艺术家，拍了几张照片就以为艺术了一把，恨不得把照片中的每根线条．每片色块……都侃出点艺术道道来。果真如此还是少一点“艺术”为好。摄影被简单化也够容易——不就是构构图．按按快门吗？因而也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艺术”，于是摄影人又面临：究竟是为摄影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摄影？或者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这是需要做出选择的。要做出选择就需要先做出判断。
人们没有拍好照片或者拍不到照片，常常抱怨自己机会不好，相机落后，不懂技巧或不知窍门……总想听听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窍门，或许有些照片的确有点窍门可以了解，“机会”也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假如“机会”来了，你并不知道：或视而不见，或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看见等于没有看见，怎么办？或看到了没有想到，想到却无法判断，等能判断了，时机——“机会”已经过了——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你又没有拍到，只好等下一次了。如此重复，什么时候才会遇到“机会”呢？除了技术技巧以外，几乎所有没拍好没拍到的照片，问题似乎全出在我们对题材的瞬间判断与把握能力上，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我们既有题材（整体的，不只是瞬间的）判断与把握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是古旧的东西便是或才是“文化”的（读读刘树勇的文章：《摄影家的文化“借口”》，《中国摄影》1999年第3期），而“民俗”的东西只有少数民族或农村才有（可理解为对题材的误读和失语——误读不仅容易导致人云亦云，盲从跟“风”，容易使题材囹圄表象化；失语则直接影响题材的表达）；也有对体裁的认知与运作方面的问题，比如对纪实摄影，我们常常以为拍到了记录了影像就是纪实摄影了，对事实的本质、历史、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缺乏整体的认识和把握，流于事实的表象而失于对事实深入地挖掘与研究——这比较费劲费时不容易出成果，导致我们的纪实摄影不容易深刻。当然这里面还有社会的、群体的、个体的、带有时代特点的浮躁心态等一些因素的作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是不是这样呢？问问我们自己吧。
一个自省的、砥志进取的职业摄影师是不会也不应该拒绝学习、读书与实践体验的。他/她会大量阅读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民俗学一类书籍，以为自己形成和确立面对社会与判断社会的能力。然而，读书还仅仅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将所获得的知识用于在生活实践中的体验；并通过不断地学习和体验的互动，把这种知识与体验融入自己的人格、智慧、知识体系、道德理想与道德良知。今天的摄影，人们较量的不再是物理化学层面的影像，而是人的知识、智慧、思想、观念、体验以及研究和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假使我们不学习不读书，即便我们不“下课”（下岗）,我们又如何能面对这个连经济学家也感到应接不暇瞬息万变的世界？
虽然，我们连续5年有5位摄影师被选入了WPP Master Class，的确是骄人的成绩，且不说这更多地还是他们个体努力的结果，单是从我们芸芸万众的摄影大军的总体知识、水平来看，还有待不断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受教育程度高、读的书多不一定就成就高，关键是你能否把所学知识变为自己智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就没有“机会”？“机会”既靠把握也靠创造，读书学习永远不应以年龄为放弃的理由。世界与中国已经进入“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时代，“终身学习”（Lifelong Study）观念已是每一位有识之士的重要选择。这不只是涉及教育的政策、体制、模式、质量、方法、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它能否提供我们面对急剧变化着的世界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况且无论教育能否因应世界巨变，其改革将是必然无疑的。更涉及个人究竟是否选择通过“终身学习”来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提高文化素质和各种能力的人生价值趋向。同时，这也不只是关系到知识对于“机会”的重要意义，还将关系到每一位新加入摄影队伍的人和大量“在编”摄影家定会一再遭遇的“为什么摄影”和“摄影什么”的问题，当然这必须由人们自己去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