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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您从1993年到1998年共担任了六年的中国APEC高官，而恰恰是在1993年，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20多年过去了，现在谈起APEC，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王嵎生：
关于APEC，国内一直存有各种观点，因此，我们先要把APEC的定位搞清楚。
首先，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从成立开始，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合作发展，途径就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它运行的原则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自主自愿、协商一致，我把这几点看成是APEC的“核心价值观”。在APEC里，没有老大、老二之分，没有哪一家可以单独说了算。一直以来，中国在APEC都是维护这些原则的。
其次，APEC不是世贸组织（WTO）性质的，它不是一个谈判场所，而是一个磋商机构。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它起着战略上引领方向的作用。这是APEC最基本的定位，也是一个共识。
记者：
您担任中国APEC高官的六年里，见证了APEC奠定基础、凝聚共识、不断发展的经过。这期间，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主要有哪些？对APEC25年来的发展您有什么感想？
王嵎生：
1993年11月20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各成员领导人共同承诺要不断深化“大家庭精神”。这一成果可是来之不易呀！
当年7月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本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在早稻田大学发表了演说，提出了被称为“新太平洋主义”的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亚太战略。这一战略主要有三点，即美国要全面参与亚太经济发展与合作；要实现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要促进亚太各国的民主化。美国要在亚太地区主导经济合作显然不符合APEC的平等伙伴关系，是要把APEC引向另外一条道路。11月13日，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一周，美方散发了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草案，明确提出要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构想。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成员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发达成员不能接受这样的提议，高官会上出现了激烈争论。
领导人会议前一天，克林顿担心《经济展望声明》不能顺利通过，便紧急写信给各成员领导人，把Community中的大写C都改为小写c，即将“共同体”改为“大家庭”，然后有的加了“日益增长的意识”，有的加了“精神”。江泽民主席当日中午直接用英文复信克林顿，表示一般同意《经济展望声明》草案，但强调指出：“亚太共同体”的性质和观念既不反映、也不符合APEC的现实，把它写进声明中是不合适的。我们这样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维护APEC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最后通过的声明把美方修改稿中五处小写c开关的community删掉两处，把最后一句“承诺要建立一个亚太大家庭”改为“承诺要深化大家庭精神”。这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文件，各方都比较满意。大家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美国的立场。
1994年，美国又想搞一个“APEC自由贸易区”。现在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的，但在当时，条件并不成熟，很多成员很难做到。所以美国一开始游说便遭到了普遍的反对。美国一看“APEC自由贸易区”搞不成，于是就搞“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美国要求“一刀切”——所有的成员（当时是18个）都要在2010年前完成，而这不仅不符合APEC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对当时大多数发展中成员来说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日、韩等发达成员都不容易。在不同意见碰撞、摩擦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紧张磋商，最后在大家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了“两个时间表”的“茂物目标”——发达成员在2010年之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之前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发达成员有义务帮助发展中成员更好地发展经济来达到这个目标，发展中成员也要努力达到这个目标。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引领APEC在经济合作方面前进的一个大方向。
1995年大阪会议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强调《大阪行动议程》一定要明确写上“所有成员都必须全面地、无条件地执行茂物目标”。在上一年的茂物会议上，很多发展中成员虽然为顾全大局而原则上同意了茂物目标，但实际上并没有信心在2020年之前全部做到，所以希望有个“灵活性”，但美、澳等成员则要求必须全部、无条件地做到，不能有灵活性。
高官会一般一年开四次，但1995年开了六次，包括两次特别高官会，就是因为当时这些问题、矛盾特别尖锐。后来在中韩等成员的努力下，最终拿出了一个妥协方案。这也反映出，APEC成员尽管有着利益冲突，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成员也都是能够顾全大局的。
但到了1996年、1997年，美国等发达成员又有了新主意——要搞“早期收获”，但由于它要求过高、脱离实际，发展中成员很难完全做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回首这25年，APEC的成果来之不易，所依赖的正是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等APEC的核心价值观。如今，APEC21个成员拥有世界40%的人口、57%的经济总量和46%的贸易总量，建立起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促进共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四分之一世纪见证了APEC的成长，现实不允许背离历史经验，要办成事情，需要考虑到别国的情况和感受。
记者：
您刚才已经几次提到中国了，那么，中国在APEC中起了什么作用、担当了怎样的角色？
王嵎生：
中国于1991年11月正式加入APEC，中国领导人参加了自1993年以来全部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还于2001年在上海举办了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4年，中国再次成为东道主，将在北京举办APEC第22次领导人会议。一路走来，中国角色为APEC添了不少彩。
中国第一个贡献当属“APEC方式（APEC APPROACH）”。在1993年西雅图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最后声明曾提出了“大家庭精神”，但当时来不及讨论它的内涵。由于此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摩擦，我们深感需要就什么是“大家庭精神”取得共识，需要总结经验，以免APEC在前进过程中走偏了方向。 由此，中国提出了“APEC方式”，这种合作方式的特点是：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
经过我们的艰苦争取和协商，1996年12月25日，APEC领导人在《苏比克宣言》中庄严宣布，“APEC的力量来源于它的多样性以及我们共同对大家庭的展望”；“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对于APEC在本地区和全球发挥积极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是APEC领导人对APEC多年来实践经验的重要共识和总结，向全世界宣告了“APEC方式”的诞生，从战略高度为APEC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很多国家对此评价都非常高，说“APEC方式”正是APEC大家庭的灵魂。
1997年加拿大温哥华会议时，加拿大起初不同意将“APEC方式”写入宣言，经过我们多次与加方磋商，最终，《温哥华领导人宣言》明确指出，“‘APEC方式’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应对本地区的机遇与挑战，使所有成员都能提高自身的能力，全面参与合作，从合作中得到益处。”这就再次确认了“APEC方式”对开展新型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第二，探讨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从国际战略角度来讲，这也是中国的一大贡献。1993年西雅图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到本世纪结束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做些事情，应该有所作为。如果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为人类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感到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如果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没有安全感、经济艰难的世界，我们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帐。作为新旧世纪之交的领导人，历史注定我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这也是邓小平理论在外交上的重要体现。这一讲话发表完之后，国际上反应很好。
中国的第三个贡献就是我们从1994年的茂物会议起就强调“两个轮子一起转”，不仅搞贸易投资，还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我们感觉到，实体经济不发展的话，贸易就没有后劲了。在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经济技术合作同样需要我们倾注心力。1996年苏比克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倡议，建立科技工业园网络以及加强环保合作等。1997年，我们选定了北京、合肥、苏州、西安四个高新开发区为对APEC首批开放的园区，宣布成立了中国APEC环保中心，并于同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APEC高科技工业园网络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相关概念性文件。现在，APEC成员的一些主要的高科技工业园之间已建立起良好的合作联系，这无疑是我们对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具体贡献。
另外，1995年，围绕强制性与灵活性问题，中、韩与美、澳等进行了一场智慧的博弈。时任韩国APEC高官潘基文对我说，韩国由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在农产品问题上未能“顶住”，已有一名总理被迫辞职。这次如果“顶不住”，问题可能更严重。金泳三总统亲自过问，指示他只能成不能败，一定要在最后的宣言中写入关于允许有“灵活性”的表述。
当时我国领导人并没有做出这样强烈的指示，但是我们也觉得应该要有“灵活性”，所以我就和潘基文商量了个方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这边跟美、加、澳等成员谈的时候，坚持不能在宣言里写入“必须全面地无条件地完成目标”，因为有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我坚持这一点不让步；而潘基文大使在和他们谈的时候则说，还是应该有灵活性的，否则宣言怎么通过，中国方面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王大使已经跟我暗示过了。我俩就这样合力与他们周旋。最后经过多轮磋商，终于达成了对立双方都可各自解释的案文，即在总则序言里提及要在两个时间表内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但第8条原则又明文规定，在处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引起的问题时，可以有灵活性。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如总则序言有某一说法，下列条款又有另一说法与之相悖，那就说明序言管不住这一点，需要有“例外”——实际上我们成功了。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对很多APEC成员的一个贡献。
记者：
这样看来，中国对确保APEC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中国在时隔13年后再次作为东道主，在北京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感重任在肩。您认为这次北京APEC会议的新亮点有哪些？
王嵎生：
处在当前大变革、大发展、大整合的时代，对APEC各成员而言，茂物目标应该有一个升级版，要更上一层楼。当前，APEC成员在合作方向和重点上面临“选择的困惑”，一体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同步上升。基于这样的背景，中方提出今年APEC会议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并为此倡议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议题，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升级版的茂物目标值得期待。
今年，我们首次以东道主的身份邀请了一些非APEC成员领导人，巴基斯坦、印度、蒙古国等经济体的领导可能都会来。这也是今年APEC的一个亮点，过去从来没有。这将进一步扩大APEC的影响力，传递APEC大家庭精神、APEC方式等。
记者：
您一开始就谈到平等的伙伴关系、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等APEC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从全球合作这样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您觉得APEC的“核心价值观”意义何在？
王嵎生：
时代变迁的量变进程正在迅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是一个整体的大格局。
茂物目标一直是引领APEC合作的重要战略成果，各成员尽管有矛盾，但是最后都顾全大局，总体来说推进了APEC向着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始终为它的优势技术和产品零关税或低关税“市场准入”开辟道路，还要深化规章制度合作，推进其“一致化”，确保它自认为的“体制优势”。美国上世纪末的一份安全报告明确说，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美国所有的商品、产品和投资扫清一切障碍。这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在一个时期以来，高调大谈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原因了。这一方面是美国国际战略重心东移的需要，同时它也想发挥其制定贸易新规则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优势。另一方面，当前亚太地区不少次区域的自贸区不断出现并快速发展，很多都没有美国的参与。美国力推TPP，不乏把水搅浑、谋求主导亚太经贸合作方向的考量。
中国欢迎使地区和全球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倡议，对TPP持开放态度。TPP有些内涵与APEC有相通之处，如果共同发展的话，应该可以相辅相成。20年前谈论亚太自贸区脱离了实际，但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了，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一件有趣的事是，1994年制定茂物目标后，发达成员咄咄逼人，总是问我们完成得怎么样了。而最近这些年，在会议上则经常是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东盟一些成员问发达成员：2010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你们怎么还没有完成目标呢？不过，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当成员遇有困难时，允许有灵活性，这一点也不能只适用于我们。他们现在没有完成，我们只是问问他们而已，也允许他们有灵活性。这就是APEC一个很好的精神，照顾到各自的处境。
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欲速则不达。在“碎片化”的大背景下，协商而不是强行约束更能办成事。家和万事兴，APEC协商一致比因强制性的一刀切而停滞不前好。平等协商的APEC核心价值观对本地区乃至世界都有着、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
您从1993年到1998年共担任了六年的中国APEC高官，而恰恰是在1993年，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20多年过去了，现在谈起APEC，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王嵎生：
关于APEC，国内一直存有各种观点，因此，我们先要把APEC的定位搞清楚。
首先，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从成立开始，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合作发展，途径就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它运行的原则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自主自愿、协商一致，我把这几点看成是APEC的“核心价值观”。在APEC里，没有老大、老二之分，没有哪一家可以单独说了算。一直以来，中国在APEC都是维护这些原则的。
其次，APEC不是世贸组织（WTO）性质的，它不是一个谈判场所，而是一个磋商机构。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它起着战略上引领方向的作用。这是APEC最基本的定位，也是一个共识。
记者：
您担任中国APEC高官的六年里，见证了APEC奠定基础、凝聚共识、不断发展的经过。这期间，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主要有哪些？对APEC25年来的发展您有什么感想？
王嵎生：
1993年11月20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各成员领导人共同承诺要不断深化“大家庭精神”。这一成果可是来之不易呀！
当年7月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本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在早稻田大学发表了演说，提出了被称为“新太平洋主义”的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亚太战略。这一战略主要有三点，即美国要全面参与亚太经济发展与合作；要实现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要促进亚太各国的民主化。美国要在亚太地区主导经济合作显然不符合APEC的平等伙伴关系，是要把APEC引向另外一条道路。11月13日，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一周，美方散发了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草案，明确提出要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构想。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成员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发达成员不能接受这样的提议，高官会上出现了激烈争论。
领导人会议前一天，克林顿担心《经济展望声明》不能顺利通过，便紧急写信给各成员领导人，把Community中的大写C都改为小写c，即将“共同体”改为“大家庭”，然后有的加了“日益增长的意识”，有的加了“精神”。江泽民主席当日中午直接用英文复信克林顿，表示一般同意《经济展望声明》草案，但强调指出：“亚太共同体”的性质和观念既不反映、也不符合APEC的现实，把它写进声明中是不合适的。我们这样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维护APEC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最后通过的声明把美方修改稿中五处小写c开关的community删掉两处，把最后一句“承诺要建立一个亚太大家庭”改为“承诺要深化大家庭精神”。这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文件，各方都比较满意。大家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美国的立场。
1994年，美国又想搞一个“APEC自由贸易区”。现在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的，但在当时，条件并不成熟，很多成员很难做到。所以美国一开始游说便遭到了普遍的反对。美国一看“APEC自由贸易区”搞不成，于是就搞“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美国要求“一刀切”——所有的成员（当时是18个）都要在2010年前完成，而这不仅不符合APEC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对当时大多数发展中成员来说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日、韩等发达成员都不容易。在不同意见碰撞、摩擦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紧张磋商，最后在大家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了“两个时间表”的“茂物目标”——发达成员在2010年之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之前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发达成员有义务帮助发展中成员更好地发展经济来达到这个目标，发展中成员也要努力达到这个目标。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引领APEC在经济合作方面前进的一个大方向。
1995年大阪会议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强调《大阪行动议程》一定要明确写上“所有成员都必须全面地、无条件地执行茂物目标”。在上一年的茂物会议上，很多发展中成员虽然为顾全大局而原则上同意了茂物目标，但实际上并没有信心在2020年之前全部做到，所以希望有个“灵活性”，但美、澳等成员则要求必须全部、无条件地做到，不能有灵活性。
高官会一般一年开四次，但1995年开了六次，包括两次特别高官会，就是因为当时这些问题、矛盾特别尖锐。后来在中韩等成员的努力下，最终拿出了一个妥协方案。这也反映出，APEC成员尽管有着利益冲突，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成员也都是能够顾全大局的。
但到了1996年、1997年，美国等发达成员又有了新主意——要搞“早期收获”，但由于它要求过高、脱离实际，发展中成员很难完全做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回首这25年，APEC的成果来之不易，所依赖的正是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等APEC的核心价值观。如今，APEC21个成员拥有世界40%的人口、57%的经济总量和46%的贸易总量，建立起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促进共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四分之一世纪见证了APEC的成长，现实不允许背离历史经验，要办成事情，需要考虑到别国的情况和感受。
记者：
您刚才已经几次提到中国了，那么，中国在APEC中起了什么作用、担当了怎样的角色？
王嵎生：
中国于1991年11月正式加入APEC，中国领导人参加了自1993年以来全部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还于2001年在上海举办了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4年，中国再次成为东道主，将在北京举办APEC第22次领导人会议。一路走来，中国角色为APEC添了不少彩。
中国第一个贡献当属“APEC方式（APEC APPROACH）”。在1993年西雅图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最后声明曾提出了“大家庭精神”，但当时来不及讨论它的内涵。由于此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摩擦，我们深感需要就什么是“大家庭精神”取得共识，需要总结经验，以免APEC在前进过程中走偏了方向。 由此，中国提出了“APEC方式”，这种合作方式的特点是：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
经过我们的艰苦争取和协商，1996年12月25日，APEC领导人在《苏比克宣言》中庄严宣布，“APEC的力量来源于它的多样性以及我们共同对大家庭的展望”；“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对于APEC在本地区和全球发挥积极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是APEC领导人对APEC多年来实践经验的重要共识和总结，向全世界宣告了“APEC方式”的诞生，从战略高度为APEC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很多国家对此评价都非常高，说“APEC方式”正是APEC大家庭的灵魂。
1997年加拿大温哥华会议时，加拿大起初不同意将“APEC方式”写入宣言，经过我们多次与加方磋商，最终，《温哥华领导人宣言》明确指出，“‘APEC方式’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应对本地区的机遇与挑战，使所有成员都能提高自身的能力，全面参与合作，从合作中得到益处。”这就再次确认了“APEC方式”对开展新型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第二，探讨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从国际战略角度来讲，这也是中国的一大贡献。1993年西雅图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到本世纪结束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做些事情，应该有所作为。如果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为人类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感到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如果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没有安全感、经济艰难的世界，我们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帐。作为新旧世纪之交的领导人，历史注定我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这也是邓小平理论在外交上的重要体现。这一讲话发表完之后，国际上反应很好。
中国的第三个贡献就是我们从1994年的茂物会议起就强调“两个轮子一起转”，不仅搞贸易投资，还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我们感觉到，实体经济不发展的话，贸易就没有后劲了。在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经济技术合作同样需要我们倾注心力。1996年苏比克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倡议，建立科技工业园网络以及加强环保合作等。1997年，我们选定了北京、合肥、苏州、西安四个高新开发区为对APEC首批开放的园区，宣布成立了中国APEC环保中心，并于同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APEC高科技工业园网络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相关概念性文件。现在，APEC成员的一些主要的高科技工业园之间已建立起良好的合作联系，这无疑是我们对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具体贡献。
另外，1995年，围绕强制性与灵活性问题，中、韩与美、澳等进行了一场智慧的博弈。时任韩国APEC高官潘基文对我说，韩国由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在农产品问题上未能“顶住”，已有一名总理被迫辞职。这次如果“顶不住”，问题可能更严重。金泳三总统亲自过问，指示他只能成不能败，一定要在最后的宣言中写入关于允许有“灵活性”的表述。
当时我国领导人并没有做出这样强烈的指示，但是我们也觉得应该要有“灵活性”，所以我就和潘基文商量了个方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这边跟美、加、澳等成员谈的时候，坚持不能在宣言里写入“必须全面地无条件地完成目标”，因为有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我坚持这一点不让步；而潘基文大使在和他们谈的时候则说，还是应该有灵活性的，否则宣言怎么通过，中国方面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王大使已经跟我暗示过了。我俩就这样合力与他们周旋。最后经过多轮磋商，终于达成了对立双方都可各自解释的案文，即在总则序言里提及要在两个时间表内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但第8条原则又明文规定，在处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引起的问题时，可以有灵活性。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如总则序言有某一说法，下列条款又有另一说法与之相悖，那就说明序言管不住这一点，需要有“例外”——实际上我们成功了。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对很多APEC成员的一个贡献。
记者：
这样看来，中国对确保APEC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中国在时隔13年后再次作为东道主，在北京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感重任在肩。您认为这次北京APEC会议的新亮点有哪些？
王嵎生：
处在当前大变革、大发展、大整合的时代，对APEC各成员而言，茂物目标应该有一个升级版，要更上一层楼。当前，APEC成员在合作方向和重点上面临“选择的困惑”，一体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同步上升。基于这样的背景，中方提出今年APEC会议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并为此倡议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议题，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升级版的茂物目标值得期待。
今年，我们首次以东道主的身份邀请了一些非APEC成员领导人，巴基斯坦、印度、蒙古国等经济体的领导可能都会来。这也是今年APEC的一个亮点，过去从来没有。这将进一步扩大APEC的影响力，传递APEC大家庭精神、APEC方式等。
记者：
您一开始就谈到平等的伙伴关系、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等APEC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从全球合作这样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您觉得APEC的“核心价值观”意义何在？
王嵎生：
时代变迁的量变进程正在迅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是一个整体的大格局。
茂物目标一直是引领APEC合作的重要战略成果，各成员尽管有矛盾，但是最后都顾全大局，总体来说推进了APEC向着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始终为它的优势技术和产品零关税或低关税“市场准入”开辟道路，还要深化规章制度合作，推进其“一致化”，确保它自认为的“体制优势”。美国上世纪末的一份安全报告明确说，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美国所有的商品、产品和投资扫清一切障碍。这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在一个时期以来，高调大谈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原因了。这一方面是美国国际战略重心东移的需要，同时它也想发挥其制定贸易新规则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优势。另一方面，当前亚太地区不少次区域的自贸区不断出现并快速发展，很多都没有美国的参与。美国力推TPP，不乏把水搅浑、谋求主导亚太经贸合作方向的考量。
中国欢迎使地区和全球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倡议，对TPP持开放态度。TPP有些内涵与APEC有相通之处，如果共同发展的话，应该可以相辅相成。20年前谈论亚太自贸区脱离了实际，但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了，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一件有趣的事是，1994年制定茂物目标后，发达成员咄咄逼人，总是问我们完成得怎么样了。而最近这些年，在会议上则经常是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东盟一些成员问发达成员：2010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你们怎么还没有完成目标呢？不过，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当成员遇有困难时，允许有灵活性，这一点也不能只适用于我们。他们现在没有完成，我们只是问问他们而已，也允许他们有灵活性。这就是APEC一个很好的精神，照顾到各自的处境。
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欲速则不达。在“碎片化”的大背景下，协商而不是强行约束更能办成事。家和万事兴，APEC协商一致比因强制性的一刀切而停滞不前好。平等协商的APEC核心价值观对本地区乃至世界都有着、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