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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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不断迈出较大步伐。2004年10月,人民银行放宽了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最高上浮系数为贷款基准利率的2.3倍。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基准利率的0.9~2.3倍,现阶段如果完全放开农信社贷款利率上限,由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资金价格,农信社的贷款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在市场的作用下一定会相互影响。我们通过对辽源市农信社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具体波动的观察,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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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们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各类理论和实证研究开始大量涌现。格利和肖(1965),戈德史密斯(1969),米什金(1973)等经济学家通过对金融结构,金融压制、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分析,使人们对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更加深化,并逐渐深入探讨金融发展的路径。其中,戈德史密斯的跨国实证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奠定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基石。20世纪90年代末,
面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我国中央银行面临的金融宏观调控任务日益繁重。在执行金融宏观调控任务过程中,中央银行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借鉴并适时推行风险导向的内部审计,充分发挥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在中央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以有效地实施风险管理,已成为中央银行在未来管理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农村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城乡金融发展差异日益明显。这种较高水平的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成为了城乡统筹发展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当前,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有时一个突发事件就有可能演变成为外生性的系统金融风险。而基层央行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能部门,由于与有关部门的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容易造成对突发事件和有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判断偏差。这不仅加大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成本,也增加了实施最佳救助的机会成本。基层央行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切实履行好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能,是当前基层央行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随着国家调控政策的严格实施,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资金趋紧局面下,市场需求拉动借贷上涨,中小企业融资加速向民间借贷边界拐进,民间借贷凭借其利率调整灵活、趋利性强、借贷手续简便、流动快速的特点,较好地活跃了资金市场,集聚和辐射能力明显增强。作为中小企业正规金融制度效率边界之外的民间借贷,可以说生存土壤和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优势又现。那么,对于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行为,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把握?如何从它的存在中,寻找对正规金融的改进建议,进而启发其健康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地思考与研究。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霍山县支行经过认真筛选,选取了四家农村信用社为民间借贷利率监测点,确定了40户监测样本作为长期跟踪调查对象并予以固定化。2007年,全县范围内样本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0户,重点监测个体工商户及个私企业。从监测数据看,民间借贷因自发性和信息滞后性,特别是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一些高利润行业诱惑,不仅使民间借贷急剧膨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从紧政策的实施效果。
为了解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其影响,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形式对河北省部分县(市)中小企业和县域城乡居民的民间借贷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民间借贷覆盖面广、形式多样、偿还率高,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因游离于宏观经济调控之外,合法化问题、借贷风险等越来越成为其健康发展的障碍,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农民能否持续稳定增加收入是关键。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的五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均高屋建瓴地提出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增收。
去年以来,晋中市以县为单位的农村信用社统一法人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截至2008年6月末,有11个县市统一法人联社改革通过了监管部门的审核批准,并先后顺利筹建开业。为进一步了解辖内农村信用社统一法人后的管理经营情况,促进统一法人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
受历史原因影响,我国农信社存在着一系列问题,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给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包袱。为此我国于2003年开始对农信社进行改革,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效,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不良资产随着央行票据的置换而降低,财务状况出现了比较可喜的变化。但我们也看到,这些成绩的背后还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这一轮改革并没有改变其产权与法人治理结构中存存的问题,成为二次改革中应首当其中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