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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已开始准备方案
据了解，从2007年开始，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等在内的数家研究机构就已接受当时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委托，就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展开调研。
2010年1月，在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中，就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当时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带领的团队制定的试点方案是“三步走”：即从2011年开始，首先开放东北地区及浙江等省试行“单独”二胎政策；第二步，放开京沪等省份；第三步，2015年前，在全国全面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翟的这一方案在2010年下半年经过修改微调后曾提交国务院。2011年7月，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暨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形成共识：在自愿原则下，可选择一些试点省份进行“单独二胎”试点。
但因部分非计生系统的官员及学者的反对，加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人事变更、2012年“十八大”召开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等众多因素，“单独二胎”政策一度搁置。
2013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在6月确定了卫计委的“三定”方案后，启动“单独二胎”一事再次进入官方议程。
多年的研讨和争议，最终转化为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
每年可能多生100万人
新政启动后，面临一系列的悬念：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中国究竟每年会多生多少人口，届时中国总人口的峰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解答这些问题，国家计生部门曾多次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等机构进行数据测算，甚至用同样的基础数据进行反复测算。
这两家机构的测算结果未对外界公布。有一种说法是，国家卫计委认为，实施“全面二胎”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超过4000万。但此说法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证实。
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635万人；实际上，从1998年以后，我国每年新生人口从未超过2000万人。
有人口学者亦告知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王广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张丽萍等研究人员，也分别就“单独二胎”与“全面二胎”两种方案进行过测算。得出结论是：
如果2015年，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左右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上限为14.12亿人左右。
如果2015年，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增加600万人左右，超过10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总人口高峰将在2029～2031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39亿人，上限为14.59亿人左右。
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上限为14.1亿人左右。
因此，以估计值的均值计算，如果只放开“单独二胎”，则中国人口最高值比不放开此项政策多出约900万人，增幅仅为0.65%。放开“全面二胎”，则中国人口最高值将比不放开政策多出约4700万人，增幅为3.38%。
王广州、张丽萍的这一测算结论得到人口学界的一定认同。
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1月，中国曾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和14.5亿，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左右。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课题组是汇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用时两年多方始完成上述报告。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一国家级报告与事实偏差较大，因而饱受人口学界的质疑和批评。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3.41亿，比报告预测少了1900万人；2012年年底也只有13.54亿人，仍然没有达到13.6亿人。
不过亦有人口学家对本报指出，受政策短期刺激的影响，多年积累的“生育刚需”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集中释放，2014年、2015年多生育的新生人口可能会超过100万，但年度新生人口总数不大可能达到2000万人。
能否解决老龄化问题？
人口政策之所以备受关注，除因为与家庭和公民个人福址相关外，还因为它将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老龄化已经是中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为，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
而早在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已达到7.1%，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2年，这一数据已达到9.4%；同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也达到了14.3%。
放宽生育政策后，新增的出生人口会稀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但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术进步及医疗保障制度的改善，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亦在逐年上升。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2000年提高3.43岁。而“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预期平均寿命将再增加一岁。
这样的情况下，老年人占比将不会降低太多。翟振武教授曾表示，即便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也只能比不放开降低3～4个百分点，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老龄化问题。
劳动年龄人口方面，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13）》提到，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即达到峰值（2010年11月1日为93962万人），随后这一数字呈绝对减少趋势，人口抚养比（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则开始提高，这标志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按照人口转变规律，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发生，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经济发展规律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从超常规转为常态。但若能有效化解、清除当前的诸多体制性障碍，如人口与生育政策、就业政策、户籍制度、城镇化、教育体制等，推进改革，则“人口红利”将可望被“制度红利”所接替。
至于放宽生育政策后劳动力就业市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口学家及经济学家们认为：一方面，新生人口的增加，在当下对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岗位不无裨益；另一方面，在15年后，即2030年左右，这批新生人口也将步入劳动力市场，带来一些积极影响，尽管在9亿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面前，他们所占的比例可谓微乎其微。
蔡昉认为，如果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产生对GDP潜在增长率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不足0.01个百分点。但在2030年之后，2031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提高15.5%至22.0%。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团队曾认为，如果中国放宽二胎生育政策，2030～2050年间，GDP的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因此提高0.2个百分点。
比如届时中国GDP增长幅度为3%，那么上升0.2个百分点，也即相当于增长率提高了6%左右。这与蔡昉的观点相近。
据了解，从2007年开始，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等在内的数家研究机构就已接受当时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委托，就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展开调研。
2010年1月，在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中，就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当时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带领的团队制定的试点方案是“三步走”：即从2011年开始，首先开放东北地区及浙江等省试行“单独”二胎政策；第二步，放开京沪等省份；第三步，2015年前，在全国全面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翟的这一方案在2010年下半年经过修改微调后曾提交国务院。2011年7月，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暨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形成共识：在自愿原则下，可选择一些试点省份进行“单独二胎”试点。
但因部分非计生系统的官员及学者的反对，加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人事变更、2012年“十八大”召开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等众多因素，“单独二胎”政策一度搁置。
2013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在6月确定了卫计委的“三定”方案后，启动“单独二胎”一事再次进入官方议程。
多年的研讨和争议，最终转化为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
每年可能多生100万人
新政启动后，面临一系列的悬念：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中国究竟每年会多生多少人口，届时中国总人口的峰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解答这些问题，国家计生部门曾多次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等机构进行数据测算，甚至用同样的基础数据进行反复测算。
这两家机构的测算结果未对外界公布。有一种说法是，国家卫计委认为，实施“全面二胎”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超过4000万。但此说法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证实。
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635万人；实际上，从1998年以后，我国每年新生人口从未超过2000万人。
有人口学者亦告知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王广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张丽萍等研究人员，也分别就“单独二胎”与“全面二胎”两种方案进行过测算。得出结论是：
如果2015年，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左右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上限为14.12亿人左右。
如果2015年，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增加600万人左右，超过10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总人口高峰将在2029～2031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39亿人，上限为14.59亿人左右。
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上限为14.1亿人左右。
因此，以估计值的均值计算，如果只放开“单独二胎”，则中国人口最高值比不放开此项政策多出约900万人，增幅仅为0.65%。放开“全面二胎”，则中国人口最高值将比不放开政策多出约4700万人，增幅为3.38%。
王广州、张丽萍的这一测算结论得到人口学界的一定认同。
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1月，中国曾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和14.5亿，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左右。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课题组是汇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用时两年多方始完成上述报告。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一国家级报告与事实偏差较大，因而饱受人口学界的质疑和批评。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3.41亿，比报告预测少了1900万人；2012年年底也只有13.54亿人，仍然没有达到13.6亿人。
不过亦有人口学家对本报指出，受政策短期刺激的影响，多年积累的“生育刚需”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集中释放，2014年、2015年多生育的新生人口可能会超过100万，但年度新生人口总数不大可能达到2000万人。
能否解决老龄化问题？
人口政策之所以备受关注，除因为与家庭和公民个人福址相关外，还因为它将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老龄化已经是中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为，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
而早在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已达到7.1%，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2年，这一数据已达到9.4%；同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也达到了14.3%。
放宽生育政策后，新增的出生人口会稀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但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术进步及医疗保障制度的改善，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亦在逐年上升。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2000年提高3.43岁。而“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预期平均寿命将再增加一岁。
这样的情况下，老年人占比将不会降低太多。翟振武教授曾表示，即便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也只能比不放开降低3～4个百分点，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老龄化问题。
劳动年龄人口方面，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13）》提到，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即达到峰值（2010年11月1日为93962万人），随后这一数字呈绝对减少趋势，人口抚养比（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则开始提高，这标志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按照人口转变规律，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发生，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经济发展规律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从超常规转为常态。但若能有效化解、清除当前的诸多体制性障碍，如人口与生育政策、就业政策、户籍制度、城镇化、教育体制等，推进改革，则“人口红利”将可望被“制度红利”所接替。
至于放宽生育政策后劳动力就业市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口学家及经济学家们认为：一方面，新生人口的增加，在当下对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岗位不无裨益；另一方面，在15年后，即2030年左右，这批新生人口也将步入劳动力市场，带来一些积极影响，尽管在9亿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面前，他们所占的比例可谓微乎其微。
蔡昉认为，如果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产生对GDP潜在增长率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不足0.01个百分点。但在2030年之后，2031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提高15.5%至22.0%。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团队曾认为，如果中国放宽二胎生育政策，2030～2050年间，GDP的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因此提高0.2个百分点。
比如届时中国GDP增长幅度为3%，那么上升0.2个百分点，也即相当于增长率提高了6%左右。这与蔡昉的观点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