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莫过于前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被上海警方带走调查并被刑事拘留。据说涉案的还有李旭利在交银施罗德基金的前同事郑拓，只是大家都以为郑拓一样被刑事拘留的时候，郑拓一句“我拘留怎么会能接电话呢”，不禁让人猜测，警方与他的接触只是取证，所以目前尚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人们对这起案件的了解恐怕只是一个开始，或许会慢慢披露出更多更惊人的情节。毕竟已经有警方有意无意披露，这恐怕是一起涉及金额最大的“老鼠仓”事件，目前传闻中的数字是上千万元。
　　由于目前没有下一步证据，我根据现有线索，基本把案发的引爆点，确定在交银施罗德稳健这只基金上。毕竟，这是李旭利与郑拓共同管理过的基金。至于股票的确立，可以追溯2007年7月这个点——那时，郑拓接替李旭利，出任交银稳健基金的基金经理，而此后，他的业绩也一直表现出色，该基金在他任期内取得并保持了晨星两年期和三年期的五星级基金评价，并被全球著名商业杂志《福布斯》评为2009年中国基金排行榜中的十大最佳股票型基金之一。也把他推向了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副总监的位置。
　　至于为何案发？恐怕与李旭利前去私募重阳有关，或许利益纠纷没能了却得很干净，在私募又一时难以实现。很巧的是，郑拓也自立门户，做了自己的好望角私募，无怪乎这起案子发生后，两人同时被调查。
　　2011年3月传出，郑拓的名字出现在公安部门的边控名单上，即限制出境人员。
　　这两个人我正好都有一些接触。去年8月前后，我还采访了李旭利。那时，他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出入频繁。他典型的四川人，个子不高，皮肤很白，一说起话来就显示出一种聪明劲儿，声音不大，但很有条理。
　　在操作上，他也坚定于自己的理念，当时非常看好大消费，坚持说，宝钢是重阳大老板裘国根的主意。当时，我问他为何不自立门户，他坦言，这样的形式确实要经历一段磨合的过程。我现在想来，会不会潜台词是，这是我目前最大限度可以找到的“安全港”。
　　至于郑拓，我当时去办公室时，我发现办公室里只有他与前台两人。他给我展示了他的显示器，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近昂贵的bloomberg终端软件。他一直在说如何通过这些终端数据形成技术判断，并说，自己要颠覆原先的操作，我当时就是一头汗水。后来没想到，他的业绩确实没有起色，想来与思路有些关系。
　　郑拓的成功，我总觉得与李旭利此前在交银施罗德稳健基金上的布局有一些关系。至于他在私募上操作手法上新的探寻，或许与失去了原先的运作路径有关。
　　但我同时也在想另一个问题。这两个人虽然在案发时，都身处私募界。那么，那些从公募转型而来的明星基金们，离开公募圈，会不会也存在这方面的隐性原因。一个基金经理曾无意向我提到，公募确实是个很好的平台，从这里“掘金”后再去创业，会有很好的资金基础。
　　然而，从公开资料上看，基金经理的平均年薪在300万左右，这与他们建立一个私募还是有不小的距离，掘金恐怕在圈内早就不是靠公司薪水这一条路径。
　　对私募本身而言，因为做的是自己的事业，况且很多私募都将自有资金放入产品，一起做大，所以“老鼠仓”这种可能性基本杜绝，就算是非合伙人的基金经理有做老鼠仓的条件，但这批人也会想以好的表现，成为合伙人，或是很快单飞，都与“老鼠仓”相去甚远。
　　从制度上而言，公募基金天然比私募有“老鼠仓”潜在“优势”。
　　我想，是否要在公募基金经理“私奔”这个转折点上，设立一些新的制度，一种类似于防火墙的体系——比如调查一下他们的起始资金来源，在此后的操作中，是否会与此前的公募基金，有一些渊源。毕竟，这些人的高危程度很高，研究这批人，恐怕很容易探究出不少潜性的关系网。
　　当然，我还是相信，人品这件事的。所幸，完善的制度与健全的人品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