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定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广袤的华北平原像慈爱的母亲将这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城揽进臂弯。正定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南部、西部均与省会石家庄市接壤，铁路、公路连贯市县，交通十分便利。但是，这些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地理优势，正定在当时并没有正确认识和利用。
20世纪70年代初，正定曾以我国北方第一个粮食高产县而名噪一时。但也是从那时起，它被一步步“逼上粮山”，成了一个“高产穷县”。
然而，进入80年代，短短几年间，“高产穷县”就变成了历史。
为什么变化这么快？老百姓都知道，正定来了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这位年轻的书记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很有思想，很有魄力，很有办法。他来到正定，这里的面貌迅速发生了变化。
当年新华社记者赵德润敏锐地捕捉到这条新闻线索，赶赴正定采访，写下了5000字的长篇通讯。赵德润感兴趣的是，习近平在当地转换思想后，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上去了，棉花、瓜菜等产量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为什么粮食产量却没掉下来？
“高产穷县”得救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在一片沸腾的改革声中，正定却死守僵化的观念，一直在单一经营的死胡同里兜圈子，尽管每到夏秋季节，正定的粮食作物照例都是第一流的长势、第一流的收成，可是年终一算账，人均收入总是在百元以下。
高产为什么和贫穷跑到一块儿？从1971年到1980年，这个县片面追求粮食高产，一面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一面不顾成本，盲目增加水肥，结果，粮食亩产“跨长江”、超千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却逐年下降。许多生产队每年的纯收入不足社员分配的实物占款，只好靠贷款分配现金。全县有一半左右的生产队还不清当年贷款，以累欠维持再生产。到1980年年底，全县生产队累欠贷款达755万元。
当时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怪事：省里一个经济部门准备在正定投资建一座化工厂，居然遭到拒绝。正定拒绝建工厂的理由很简单：建工厂就要占地，一亩地就是一千斤粮食呀！结果财神爷让别人请走了。
习近平去正定后，经过详细调研，下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的发展思路。赵德润回忆说：“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就很有好感。一见面，非常随和，讲话不紧不慢，实实在在。我们采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他在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有思想又很真诚。”习近平踏实务实，一点架子都没有，他跟正定农民一样，只抽当地产的荷花牌香烟。作为从城里来的干部，他完全可以抽贵一些的烟，但是选择了农民喜欢的荷花牌香烟。
习近平的远见和务实还表现在他做事善于从大处着眼。他没有只从正定思考问题，而是把这个县的发展和全国联系起来。他首先着手抓的就是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县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明、路数不清、精神不振，什么都干不成。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年时间，正定就发生了大变化。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2.7亿元，比1981年增长56%，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55.3%；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373元，比 1981年增长75%。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正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到农村走一走，更加令人兴奋。田野上难得看到多少人在劳动，村子里随风飘荡着机器的轰鸣声。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解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都投入工副业生产。原来的队部、仓库和饲养棚大都被专业户和联合体租用了，安上机器，变成了企业；许多农家小院也搭起席棚，办起家庭工厂。商品生产的闸门一开，各种专业户和联合体像潮水一样涌出来。
商品生产神话般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许多农家第一年创业，还清旧债；第二年就盖起了新房，添置了新式家具。农民普遍丰衣足食，许多农家添置了电视机、录音机等高档商品，有的人還骑上了摩托车。
就这样，正定人摘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他们投身到农村变革的洪流中，开始走上富裕之路，探索正定经济起飞的路子。
“二十字经”显神通
清晨，在正定县通往石家庄市的公路上，一辆辆汽车、拖拉机、马车满载着建筑材料、各种零配件和农副产品，川流不息地涌向市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的业务员也忙着进城了解商品信息，洽谈各种生意。依托城市，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给这个县的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正定南部、西部均与省会石家庄市接壤，有29公里的边界线。县城离市区15公里，加之2条铁路、4条公路连贯市县，交通十分便利。但是，对这个发展商品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过去不仅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
在习近平带领下，正定开展了大规模县情调查，并根据毗邻城市又不属于城市郊区的特点，确立了“半城郊型”经济结构，学会利用自己的土地、劳力、资源的优势，去叩城市经济的大门。
用习近平的话说，“为城里人服务，掏城里人腰包”。在实践中，他总结出“二十字经”的对策，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
“瓜果蔬菜甚至扫地的笤帚，城里人不生产，我生产啊！正定境内滹沱河、老磁河还有18万亩河滩地，我们建防护林带，大户承包在河滩地搞粮果间作，山羊、奶牛、肉牛养殖。”习近平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潜力大得很啊！”
正定人很快学“精”了。紧靠石家庄市的二十里铺、西兆通、南村3个乡，近水楼台先得月，依靠“二十字经”首先发展起来，被称为商品生产的模范乡。很快，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工厂比比皆是，各种产品令人眼花缭乱。这些项目方便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同时使城里的资金源源不断流向农村，流到农民手里。
模范乡捷足先登，其他地区也各有特色。无论乡镇企业，还是家庭工厂，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很注意避开城市经济的锋芒，在大企业的缝隙中发展自己。习近平称之为“缝隙经济”，说白了就是“钻空子”经济，你城市缺什么，我就补什么。这不仅包括擀面杖、笤帚、拖把之类的普通日用商品，也包括一些在城市不好安排的高级化工产品。 正定镇内有一座历史悠久、建筑宏伟的大佛寺，过去交通不便，又缺乏服务设施，游人寥寥。习近平专门研究后发现，这里的龙藏寺碑是隋代的，历代文人多次吟咏，在书法史、碑刻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而南北朝时期的临济寺还早于大佛寺46年，是临济宗的祖庭，在佛教界具有极高的地位。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习近平以很高的魄力拨款修大佛寺、恢复临济寺。他告诉当地干部群众，花钱维护这些国宝，是在扩大旅游资源。城里人拿钱买雅兴，正定人增加了收入。石家庄市里专门开辟了一条汽车线，每半小时向大佛寺发一次车，车车客满。
背靠大树好乘凉
在机构改革中组成的正定县新领导班子，虽然知识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他们深深感受到，在农村经济面临历史变革之际，自己的科技知识、管理经验都很不足，而用专业人才的智慧增加自己的聪明才智，正是弥补这个不足的好办法。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年初，正定县委和县政府先后聘请省内外55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成立了顾问团。这些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知识渊博，造诣很深，是难得的良师。正定有计划地邀请他们来县讲学，作学术报告，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对全县性的重大决策，如总体发展规划、全年工作计划、商品生产结构布局、城镇建设、教育改革等，邀请顾问到县考察，确保选择最佳方案。顾问们还经常提供科研成果、科技情报、市场信息，介绍推荐技术人才，为正定经济起飞献计出力。
习近平把这些专家比作“大树”，他说：“我们当然要抓紧培养自己的人才，可‘小树’没长起，就要借一借‘大树’的‘阴凉’。这正是打破常规解决正定起步晚又要高速发展的一条捷径。”
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正定农村考察后，建议创办“农村研究所”，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县委、县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选调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研究能力的同志组建研究所，着手勾画农村最新最美的图画。于光远还推荐正定3位同志到北京《经济效益报》帮助工作，及时传递各地的经济信息。
用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知识丰富自己，“背靠大树”发展商品生产，已成为正定的“基本县策”。1983年，县委号召每一个乡、每一个企业，包括农民的家庭工厂，广泛地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重点厂家挂钩，到“大树”底下找“阴凉”。为了给见世面不多的老实农民壮胆，正定提出“五不怕”：不怕“大人物”事繁难请；不怕大机关“高门槛”难进；不怕吃闭门羹；不怕磨破嘴；不怕跑断腿。上层不通走下层，“官方”不通走民间。
实际上，这些“大人物”“高门槛”对渴望科学技术的农民兄弟非常热情。1983年，正定有两个农民为考察一个化工项目去北京，向中国科学院化工研究所一位高级工程师请教。他俩蹲在门口，指望专家下班见一面，得个答复就满意了。谁知，这位专家不仅回答了问题，还把他俩拉到家里，拿出茅台酒款待一番。消息传回正定，比动员报告还管用，许多单位都要出去闯一闯。多数经济部门和企业都靠上“大树”，借上“阴凉”。至于专业户、联合体聘请的私人顾问就更多了。
正定不仅仅要靠上“大树”，还要栽好“树林”。习近平主张，正定培养的学生应该大部分回乡参与当地的生产，得心应手地去搞商品生产。他提出既要培养大学生，也要培养职业人才，而正定应该更重视培养初级、中级技术人才，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
习近平还提出要鼓励私人办学。正定有个艺文斋，还有个同仁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习近平认为应该大力鼓励这些私人办学，这样国家不用拿钱，人才也能培养起来。这些都是基础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县里面发展商品经济、工副业生产等，急需这样的人才。
新一代农民有眼光
正定经济的新战略，把数十万“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带到商品市场里，让他们接受价值规律的训练，在短短的两三年内，造就出一批具有新素质的农民。正定县委着手编写了《新素質分子一百例》。他们认为，建设一支新型农民队伍，对正定经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农民的形象确实变了。他们脱去旧布褂，换上城里流行的时装；谈起商品生产，满口“信息”“价值”“可行性研究”等新名词，如果不细打听，都分不清他们是干部、工人，还是农民。
这些新式农民的共同特点是渴求知识，愿意和科技人员交朋友，解决问题有思路，办事情有眼光。
过去，他们穷怕了，穷蔫了；如今，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在商品经济的学校里训练得有胆有识、雄心勃勃。小马村37岁的党支部书记张福斌，从一本刊物上看到西北大学成功研制出一种国内市场紧缺的化工产品，立即赶到西安考察，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后，经过村民讨论，决定买下专利，集资100万元，建一座化工厂，选送20名高中毕业生去西北大学接受培训。
这样一笔巨款，这样一项大事业，在村里、县里都引起了许多议论，不少人为张福斌捏一把汗。他却从容地说：“干事业总要担一点风险。工厂办成了，一年能拿利润60万元，小马村子孙后代就有了摇钱树；有专家、教授给我们做后盾，一定会成功！”
在正定，张福斌式的新一代农民很快成长了起来。30多年过去了，赵德润对当年的采访难以忘怀。在他的心目中，习近平是个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人。“这是我30多年前的观察，也是今天的判断。所谓有担当，就是有思想、有作为，必定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主张，必定承担一定的风险。”赵德润感慨地说。
30多年来，赵德润不止一次地翻阅当年采访习近平的谈话记录。他发现，和许多高喊口号的人不同，习近平没有空话套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哗众取宠。作为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习近平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实事求是，平平实实。他的思想和做法无疑是符合中央精神的，难得的是，其具体做法都是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创造。
作为一名记者，赵德润也十分关注自己的采访对象。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他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习近平作为党中央新任总书记会见中外记者，通过实况转播面对全世界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赵德润的心里顿生无限感慨，习近平的这些话实际上同他在正定的所作所为是一脉相承的，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
（摘自商务印书馆《习近平扶贫故事》 编著：人民日报海外版）
20世纪70年代初，正定曾以我国北方第一个粮食高产县而名噪一时。但也是从那时起，它被一步步“逼上粮山”，成了一个“高产穷县”。
然而，进入80年代，短短几年间，“高产穷县”就变成了历史。
为什么变化这么快？老百姓都知道，正定来了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这位年轻的书记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很有思想，很有魄力，很有办法。他来到正定，这里的面貌迅速发生了变化。
当年新华社记者赵德润敏锐地捕捉到这条新闻线索，赶赴正定采访，写下了5000字的长篇通讯。赵德润感兴趣的是，习近平在当地转换思想后，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上去了，棉花、瓜菜等产量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为什么粮食产量却没掉下来？
“高产穷县”得救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在一片沸腾的改革声中，正定却死守僵化的观念，一直在单一经营的死胡同里兜圈子，尽管每到夏秋季节，正定的粮食作物照例都是第一流的长势、第一流的收成，可是年终一算账，人均收入总是在百元以下。
高产为什么和贫穷跑到一块儿？从1971年到1980年，这个县片面追求粮食高产，一面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一面不顾成本，盲目增加水肥，结果，粮食亩产“跨长江”、超千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却逐年下降。许多生产队每年的纯收入不足社员分配的实物占款，只好靠贷款分配现金。全县有一半左右的生产队还不清当年贷款，以累欠维持再生产。到1980年年底，全县生产队累欠贷款达755万元。
当时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怪事：省里一个经济部门准备在正定投资建一座化工厂，居然遭到拒绝。正定拒绝建工厂的理由很简单：建工厂就要占地，一亩地就是一千斤粮食呀！结果财神爷让别人请走了。
习近平去正定后，经过详细调研，下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的发展思路。赵德润回忆说：“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就很有好感。一见面，非常随和，讲话不紧不慢，实实在在。我们采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他在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有思想又很真诚。”习近平踏实务实，一点架子都没有，他跟正定农民一样，只抽当地产的荷花牌香烟。作为从城里来的干部，他完全可以抽贵一些的烟，但是选择了农民喜欢的荷花牌香烟。
习近平的远见和务实还表现在他做事善于从大处着眼。他没有只从正定思考问题，而是把这个县的发展和全国联系起来。他首先着手抓的就是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县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明、路数不清、精神不振，什么都干不成。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年时间，正定就发生了大变化。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2.7亿元，比1981年增长56%，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55.3%；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373元，比 1981年增长75%。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正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到农村走一走，更加令人兴奋。田野上难得看到多少人在劳动，村子里随风飘荡着机器的轰鸣声。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解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都投入工副业生产。原来的队部、仓库和饲养棚大都被专业户和联合体租用了，安上机器，变成了企业；许多农家小院也搭起席棚，办起家庭工厂。商品生产的闸门一开，各种专业户和联合体像潮水一样涌出来。
商品生产神话般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许多农家第一年创业，还清旧债；第二年就盖起了新房，添置了新式家具。农民普遍丰衣足食，许多农家添置了电视机、录音机等高档商品，有的人還骑上了摩托车。
就这样，正定人摘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他们投身到农村变革的洪流中，开始走上富裕之路，探索正定经济起飞的路子。
“二十字经”显神通
清晨，在正定县通往石家庄市的公路上，一辆辆汽车、拖拉机、马车满载着建筑材料、各种零配件和农副产品，川流不息地涌向市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的业务员也忙着进城了解商品信息，洽谈各种生意。依托城市，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给这个县的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正定南部、西部均与省会石家庄市接壤，有29公里的边界线。县城离市区15公里，加之2条铁路、4条公路连贯市县，交通十分便利。但是，对这个发展商品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过去不仅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
在习近平带领下，正定开展了大规模县情调查，并根据毗邻城市又不属于城市郊区的特点，确立了“半城郊型”经济结构，学会利用自己的土地、劳力、资源的优势，去叩城市经济的大门。
用习近平的话说，“为城里人服务，掏城里人腰包”。在实践中，他总结出“二十字经”的对策，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
“瓜果蔬菜甚至扫地的笤帚，城里人不生产，我生产啊！正定境内滹沱河、老磁河还有18万亩河滩地，我们建防护林带，大户承包在河滩地搞粮果间作，山羊、奶牛、肉牛养殖。”习近平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潜力大得很啊！”
正定人很快学“精”了。紧靠石家庄市的二十里铺、西兆通、南村3个乡，近水楼台先得月，依靠“二十字经”首先发展起来，被称为商品生产的模范乡。很快，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工厂比比皆是，各种产品令人眼花缭乱。这些项目方便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同时使城里的资金源源不断流向农村，流到农民手里。
模范乡捷足先登，其他地区也各有特色。无论乡镇企业，还是家庭工厂，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很注意避开城市经济的锋芒，在大企业的缝隙中发展自己。习近平称之为“缝隙经济”，说白了就是“钻空子”经济，你城市缺什么，我就补什么。这不仅包括擀面杖、笤帚、拖把之类的普通日用商品，也包括一些在城市不好安排的高级化工产品。 正定镇内有一座历史悠久、建筑宏伟的大佛寺，过去交通不便，又缺乏服务设施，游人寥寥。习近平专门研究后发现，这里的龙藏寺碑是隋代的，历代文人多次吟咏，在书法史、碑刻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而南北朝时期的临济寺还早于大佛寺46年，是临济宗的祖庭，在佛教界具有极高的地位。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习近平以很高的魄力拨款修大佛寺、恢复临济寺。他告诉当地干部群众，花钱维护这些国宝，是在扩大旅游资源。城里人拿钱买雅兴，正定人增加了收入。石家庄市里专门开辟了一条汽车线，每半小时向大佛寺发一次车，车车客满。
背靠大树好乘凉
在机构改革中组成的正定县新领导班子，虽然知识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他们深深感受到，在农村经济面临历史变革之际，自己的科技知识、管理经验都很不足，而用专业人才的智慧增加自己的聪明才智，正是弥补这个不足的好办法。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年初，正定县委和县政府先后聘请省内外55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成立了顾问团。这些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知识渊博，造诣很深，是难得的良师。正定有计划地邀请他们来县讲学，作学术报告，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对全县性的重大决策，如总体发展规划、全年工作计划、商品生产结构布局、城镇建设、教育改革等，邀请顾问到县考察，确保选择最佳方案。顾问们还经常提供科研成果、科技情报、市场信息，介绍推荐技术人才，为正定经济起飞献计出力。
习近平把这些专家比作“大树”，他说：“我们当然要抓紧培养自己的人才，可‘小树’没长起，就要借一借‘大树’的‘阴凉’。这正是打破常规解决正定起步晚又要高速发展的一条捷径。”
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正定农村考察后，建议创办“农村研究所”，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县委、县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选调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研究能力的同志组建研究所，着手勾画农村最新最美的图画。于光远还推荐正定3位同志到北京《经济效益报》帮助工作，及时传递各地的经济信息。
用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知识丰富自己，“背靠大树”发展商品生产，已成为正定的“基本县策”。1983年，县委号召每一个乡、每一个企业，包括农民的家庭工厂，广泛地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重点厂家挂钩，到“大树”底下找“阴凉”。为了给见世面不多的老实农民壮胆，正定提出“五不怕”：不怕“大人物”事繁难请；不怕大机关“高门槛”难进；不怕吃闭门羹；不怕磨破嘴；不怕跑断腿。上层不通走下层，“官方”不通走民间。
实际上，这些“大人物”“高门槛”对渴望科学技术的农民兄弟非常热情。1983年，正定有两个农民为考察一个化工项目去北京，向中国科学院化工研究所一位高级工程师请教。他俩蹲在门口，指望专家下班见一面，得个答复就满意了。谁知，这位专家不仅回答了问题，还把他俩拉到家里，拿出茅台酒款待一番。消息传回正定，比动员报告还管用，许多单位都要出去闯一闯。多数经济部门和企业都靠上“大树”，借上“阴凉”。至于专业户、联合体聘请的私人顾问就更多了。
正定不仅仅要靠上“大树”，还要栽好“树林”。习近平主张，正定培养的学生应该大部分回乡参与当地的生产，得心应手地去搞商品生产。他提出既要培养大学生，也要培养职业人才，而正定应该更重视培养初级、中级技术人才，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
习近平还提出要鼓励私人办学。正定有个艺文斋，还有个同仁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习近平认为应该大力鼓励这些私人办学，这样国家不用拿钱，人才也能培养起来。这些都是基础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县里面发展商品经济、工副业生产等，急需这样的人才。
新一代农民有眼光
正定经济的新战略，把数十万“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带到商品市场里，让他们接受价值规律的训练，在短短的两三年内，造就出一批具有新素质的农民。正定县委着手编写了《新素質分子一百例》。他们认为，建设一支新型农民队伍，对正定经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农民的形象确实变了。他们脱去旧布褂，换上城里流行的时装；谈起商品生产，满口“信息”“价值”“可行性研究”等新名词，如果不细打听，都分不清他们是干部、工人，还是农民。
这些新式农民的共同特点是渴求知识，愿意和科技人员交朋友，解决问题有思路，办事情有眼光。
过去，他们穷怕了，穷蔫了；如今，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在商品经济的学校里训练得有胆有识、雄心勃勃。小马村37岁的党支部书记张福斌，从一本刊物上看到西北大学成功研制出一种国内市场紧缺的化工产品，立即赶到西安考察，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后，经过村民讨论，决定买下专利，集资100万元，建一座化工厂，选送20名高中毕业生去西北大学接受培训。
这样一笔巨款，这样一项大事业，在村里、县里都引起了许多议论，不少人为张福斌捏一把汗。他却从容地说：“干事业总要担一点风险。工厂办成了，一年能拿利润60万元，小马村子孙后代就有了摇钱树；有专家、教授给我们做后盾，一定会成功！”
在正定，张福斌式的新一代农民很快成长了起来。30多年过去了，赵德润对当年的采访难以忘怀。在他的心目中，习近平是个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人。“这是我30多年前的观察，也是今天的判断。所谓有担当，就是有思想、有作为，必定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主张，必定承担一定的风险。”赵德润感慨地说。
30多年来，赵德润不止一次地翻阅当年采访习近平的谈话记录。他发现，和许多高喊口号的人不同，习近平没有空话套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哗众取宠。作为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习近平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实事求是，平平实实。他的思想和做法无疑是符合中央精神的，难得的是，其具体做法都是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创造。
作为一名记者，赵德润也十分关注自己的采访对象。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他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习近平作为党中央新任总书记会见中外记者，通过实况转播面对全世界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赵德润的心里顿生无限感慨，习近平的这些话实际上同他在正定的所作所为是一脉相承的，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
（摘自商务印书馆《习近平扶贫故事》 编著：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