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的新国际观和外交战略的新思维

来源 :国际政治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oudou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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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哲人说过一个既趣味浓浓又发人深思的故事:有些事物乍看比较明晰,人人皆知,但一经提出,要你回答,往往茫然,不知从何说起。比如,“什么是人?”就是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道理。但哲人的说法,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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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保守主义帝国战略既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直接催生的产物,也是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当权派基于其政治信仰的帝国野心的大暴露,更反映了二战后形成的美利坚帝国管制模式在新形势下的恶性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美国独特的具有帝国倾向的联邦共和国的建制经历和治理经验。
2003年12月18日,由联合国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支持中东和平公共论坛”在北京好苑建国商务酒店召开。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教授和联合国巴勒斯坦权利委员会副主席、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法哈迪先生(Arnh Ravan Farhadi)共同主持,来自中国、美国、巴勒斯坦、以色列、日本、俄罗斯、澳
2007年3月16日,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在国关学院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题目是“伦理与价值:当代中国外交的困惑”。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对中国外交中这类问题的关注。国际政治中的伦理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是颇受重视的,在国内也有过一些讨论。不过讨论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伦理、道德与价值等等,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具体点说,是中国如何对待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则问题。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价值常常是一个模糊、富有争议以及内在的定义从未真正统一的概念。一方面,国际关系中由于意识形态、传统和文化的差异,什么是普世性的价值和什么应该构成价值的内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历来存有争议;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国家在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于国家类型和利益的不同,如何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中反映和追求价值的方式,也相去甚远。
(一)今日之中国乃“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期,并相应地把中国的身份概括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梁启超:《中国史序论》,载《饮冰室文集》卷34,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5页)。无论这第三阶段始于何时(梁氏大概是以18世纪末的“海通”为开端),至少自中国的孤立状态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打破以后,中国就已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
价值判断和利益判断是国家外交理念的基础,也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外交中较多关注价值判断,对具体的国家利益判断则表现得不甚清晰。从总体来看,中国外交并不缺乏气势宏大的战略规划,如“一边倒”理论、“双反(反美反苏)”理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怎样在规划未来的过程中有效维护现实国家利益,
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不少人曾经以为,随着两极争端局面的不复存在,人类也进入了一个“自由民主终结”的新时代,“万世太平”不再不可以想象。然而,话音甚至尚未落下,1990年在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先进飞机与舰艇云集,便上演了血火烟尘齐飞的惨烈一幕。而在其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接踵而来。
本文对许娘光提出的PSH原理和“基本人际状态”进行了若干补充和完善。在阐述“基本人际状态”的两大类型时提出了与“个人”相对应的“团人”概念,并进而区分了基本人际状态的认知、情感、交换和集团四个维度,分析了基本人际状态均衡的动力学关系,指出基本人际状态是一个自恰的统合系统和自均衡系统。经过补充和完善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暗示了从这一角度研究问题的分析空间所在,并为较精确地分析PSH的动态均衡机制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工具。
冷战期间,非国家行为体并未被美国列为核扩散的防控目标;在有关核扩散的威胁评估中,非国家行为体亦非美国的重要关切。冷战结束之初的一些国际事态和事件,引发了美国对非国家行为体涉足核扩散的担忧,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双边或者多边合作政策,致力于从上游阻断核扩散,并提高自身的危机意识,建设初步的危机管理与后果处理能力。“9·11”之后,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威胁被提高到同国家核扩散威胁同等重要的程度,与威胁认知不断加深同步的是美国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加强。随后提出的各种政策倡议、倡导的各类国际合作既加强了防扩散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