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媒体就逐渐用国有企业（简称国企）、和民营企业（简称民企）分别指称原来的“国营企业”和经典意义上的“私有企业”。不要小看这样一个名称上的微妙变化，它在不知不觉中就赋予了不同企业不同的道德含义。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词。既然叫民企，也就是“人民的企业”了，而既然是“人民的企业”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各种优惠政策，要求“国退民进”了。
　　反之，在“国家”已经被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描述为“必要之恶”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无疑是一项“恶谥”，就好比我们生活中那些有犯罪前科的人，因此动辄得咎，受到舆论的苛刻对待。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2011年造成40人死亡的“7·23动车事故”，导致舆论对国企的猛烈抨击，而在此前一天发生的造成更多乘客死亡的“7·22京珠高速客车燃烧事故”，却没有引起任何一家媒体质疑民企。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这两种不同的道德形象，完全是一种刻意建构的对公众认知的误导，是对西方经济学论述的削足适履。事实上，和西方国家的国企性质完全不同，中国的国企才是真正的“人民的企业”。
　　近代以来，西方的资本集团在原有的封建国家框架内发展壮大，最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了为资本集团服务的国家。对资本集团来说，他们需要国家来为自己服务，又时刻担心国家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把国家定性为“必要之恶”，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国企”当然也是一种“必要之恶”—资本集团需要这种国企为自己提供拾遗补缺的服务，也高度警惕其和自己“争利”。
　　但中国国企的崛起路径完全不同—国企是一场人民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人民国家的结果。在驱逐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内局面，人民国家为了满足人民自身的需要，把人民组织起来生产各类产品，提供各种服务，由此创办了国企，当时称为国营企业，意思是企业是人民的，仅仅由国家代为经营而已。简言之，国家的人民性决定了国企的人民性。如果否定了国企的人民性，又置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于何地呢？
　　厘清了这个问题，很多困扰我们关于国企的模糊认识，也就豁然开朗了。比如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以国企存在腐败为由要求私有化，在逻辑上就完全站不住脚。存在腐败是反腐败的理由，但不是私有化的理由。正如粮仓里有耗子，我们买只猫、安置捕鼠夹、投放鼠药都可以，最不可以的就是把粮仓送给耗子。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名称所具有的道德暗示，使得为国企正名成为一件必须做的事。我们要明确，国企=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真正的民企。而现在的所谓民企，则应该回归其本意“私企”。正名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国企改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