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腹笥之丰，文笔之美，古今罕匹，其著述中卓荦大者已汇集成册，流布于世。三联版《钱钟书集》，皇皇巨著，凡十种十三册，嘉惠士林，泽被后学，固不待言。然“集”而 未“全”，难免为人“求全责备”。如钱先生妙语隽永的书札一概未收，实在让企慕仰止的“钱迷”们感喟遗珠之憾。据说“按照原先的筹划，《钱钟书集》本拟推出书信卷。多年从事钱钟书研究的陆文虎先生，也曾花费相当时间和精力，征集到一批钱钟书先生写于各个时期的书信。这些信后来并没收入《钱钟书集》。杨绛先生说，放弃汇集书信的设想，实际上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钱钟书先生散落世间的书信数量巨大，现在全部收齐办不到。至于只挑小部分出版，选择标准也不易制定。况且，他的信多为回复来函的普通书简，没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即使个别书信涉及学术问题，内中观点也已在他的著述中详细阐明，不必再收入文集”，同时，“据杨绛先生回忆，钱钟书先生许多随手而写的书信，行文难免月旦人物，属于自己隐私，现时发表未必合适”（赵武平：《“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写在〈钱钟书集〉出版之际》，《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杨绛先生和出版社的考虑自有道理，但其“言之成理而未澈，持之有故而未周”，钱先生的著述属于社会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对其评价自可见仁见智，书信中时有珠玑妙语，益人神智，亦是“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到目前为止，只有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钱钟书散文》（1997年版）所收钱氏23封书信是钱、杨认可公布的。然而，事物往往相反而相成，人生往往无为而有为，近年来的出版物中钱氏书札屡屡出现，实是让人怡情惬意，大饱眼福。套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谁知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些钱氏书信“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浙江省档案馆藏有钱钟书先生致周采泉书札一通（复印件），片语只鳞，亦足珍贵。故略作考释，公诸同好。此函全文如下：
　　泉翁道席：
　　奉书欣悉。 康强寿考，述作不衰，儒林大人，吾党增色。大著已由出版社先赠一部，旁搜远讨，既备且精，倾倒之至。乃又蒙惠赐一部，感刻感刻。所谓好物不嫌多也。屈先生未尝任教东吴大学。抗战时苏州振华女子中学避寇迁沪，内人曾任校长。因屈先生与先外舅雅故，延聘教国文。渠在圣约翰大学则曾授课。敬闻于此布谢，即叩
　　俪安
　　 弟钱钟书上
　　内人同候
　　三月十七日
　　


　　信中的泉翁是周采泉先生。周采泉（1911～1999年），原名，笔名是水、稀翁。浙江鄞县人。曾在上海工商界任秘书、协理。新中国成立后由故著名学者、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汲引，入杭州大学（今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任职多年，担任过古籍编目工作及中文系汉语大词典编辑。1985年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特约馆员。有《杜集书录》、《柳如是杂论》、《〈柳如是别传〉新证》、《李长祥年谱》、《文史博议》、《老学斋文史论丛》、《老学斋诗存》、《金缕百咏》等多种著作行世。信中所提“大著”当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杜集书录》。据夏承焘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1956年10月3日条载：“周采泉来，携示其近著杜诗参考资料，所收甚丰富，予劝其删省自己主张。”1960年8月23日条载：“采泉送来竹汀批钱笺杜诗六册。”可见周氏对杜诗素有兴味，研究不辍，《杜集书录》当是其治杜之最重要成果。程千帆先生早年也曾做过《杜诗书录》，因抗战爆发而未竟其业，但他1985年的时候“听说近来周采泉先生搞了一个很详细的，只要有人搞出来就行了，不在乎是谁”。对于周采泉的《杜集书录》，有学者指出：“该书积作者数十年披览收集和潜心钻研之功，初步汇集和总结了历代杜学著作的利弊得失，是目前最为全面、精审的杜集工具书……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一）网罗文献，巨细毕收。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不论书之存亡，悉加搜辑。特别是一些稿本、名家批点本、善本秘籍等世人罕见者还酌录原文，以备考索、研究。（二）考订详赡，评论要赅。本书所加大量按语，均非泛论和拾人唾余者，皆自出机杼，确有见地。”（杜晓勤：《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钱先生“旁搜远讨，既备且精”的赞语虽不免礼节性的客套，但总体来说可谓目光如炬之的评。
　　信中的屈先生当指屈伯刚。屈伯刚（1880～1963年），名曦，号弹山，晚年自署屈疆，浙江平湖人，诗人、藏书家。自幼在吴中外祖家长大，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经考核被清政府授予举人衔。民国初，他在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实业部、农商部任参事、佥事，后又在江苏、浙江地方政府中做文书一类的小官。离开政界后，执教于上海市圣约翰大学等大中学校，还担任过商务印书馆旧书股主任及馆外编辑。屈伯刚家学渊深，先祖曾刊有《张杨园集》，外祖潘霹为吴中名宿，他曾得到其外祖的手批精校本一批，再加上性喜购书藏书，所以自幼即通校雠学。他本系文人，从政非其所长。眼见腐朽的军阀政府救不了中国的危亡，更使他深感失望。公事清闲之余，他参加诗社，唱吟奉和，结交诗友，同时光顾北京、南京、杭州等地的公私图书馆、藏书楼，遍读群籍，因此版本目录之学日益精湛。屈氏曾设书肆于苏州言桥南，陈石遗誉为“文林中一佳话也”。屈伯刚解放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有《诗经韵谱》、《弹山诗稿》（已刊）和诗稿《八载集》、回忆录《望绝自纪》（未刊稿本）等存世。《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卷二选录其诗数首，并以为诗中用事属对工切。
　　信中提到的“先外舅”即杨绛的父亲、钱钟书的岳丈杨荫杭先生。杨绛先生于1979年冬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请，用她一如既往的寓隽永于平淡的笔调撰写了一篇《回忆我的父亲》，史料翔实，情真意挚，刻画了一位不畏强权、秉公执法而又思想开通、情意深重的父亲形象。关于屈伯刚和杨荫杭的“雅故”，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也有涉及：
　　屈映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中（沪校）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爷直头硬！，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屈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仲仁）先生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调到北京。
　　关于抗战时杨绛先生任教苏州振华女子中学之事，杨绛《我们仨》中说道：“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因苏州已沦陷，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避居上海，她抓我帮她在孤岛筹建分校。”这位热心事业的女教育家王季玉任命自己的学生杨绛任上海分校的校长，杨绛只好勉力为之，除担任校长外，还兼高三级英语老师，对此段生活她常戏称自己“狗耕田”。这所振华分校，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告停办，其间办学之艰辛于杨绛《黑皮阿二》等文章中可见一斑。
　　


　　据《天风阁学词日记》1956年10月18日条，夏承焘先生在同一日收到周、屈二人从不同地方寄来的信函，我们有理由推测周、屈二人似曾相识。又两人先后同属浙江文史馆，周氏1985年受聘为特约馆员时，屈氏已早归道山，而杨绛先生的《回忆我的父亲》发表于1983年（据《杨绛文集》末尾《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周先生或许见到以后才举书相赠钱先生并询问屈伯刚先生的有关事宜（诸如行止交游、诗词唱和之类，也有可能提及屈氏的已刊或未刊著述，另据友人相告，在原杭州大学图书馆有屈氏的批校书籍数种，周氏在其间工作多年，当曾寓目）。但周采泉先生的去函我们未曾见到，只能略为猜度而已。再从钱先生回信中的用词和语气推测，他跟周氏很可能也是旧相识，或许亦有过某段“雅故”。对于周采泉的投桃之举和相询之事，钱钟书笔走龙蛇，胪列数端，而又井井有条，礼节俱备，亦“非老斫轮不办也”。
　　此札所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信笺，与常见的钱氏信札一般只署月日，不署年份，据上文推测应作于1986年或之后一二年内。钱先生此札着墨无多，但窥豹一斑、尝鼎一脔，亦可见其风神潇洒之一二。爰缀数语，略作注解，且用存前辈学者一段文字因缘。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