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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和中国有着不同的治理模式，但是双方有着共同的愿景。
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2020年无疑是特殊的一年。中印两国今年迎来了建交7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两国将今年定为“中印人文交流年”。近几年，人文交流从曾经是两国官方对话的陪衬，逐渐成为双边关系的重点内容，并催生了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这确实让人倍加高兴和振奋。毫无疑问，在喜马拉雅山脉两边人民的参与之下，中印两国“龙象共舞”可以让世界更加有活力，更加繁荣。
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古代到当下的全球化时代，印中两国经历了“两千年未曾中断的交流”，两国的人员往来也促进了双方的互学互鉴，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合作的典范，这也是对所谓“文明冲突”的有力辩驳。从中印关系的角度看，两国的人文交流确实给双边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令人高兴和振奋的因素。
回溯两国交往的源头，放眼如今所处的时代，让人不得不感到惊讶。受佛教的影响，两国的伟大学者在古代就有了来往，增进了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交流。无论是高耸入云的雪山，还是广袤无垠的沙漠，都阻止不了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交流。
公元7世纪，中国高僧玄奘经由丝绸之路前往印度。他在印度一呆就是14年，潜心学习。在此期间，他在比哈儿的那烂陀大学师从戒贤，进修数载。他在印度朝圣取经的游记让印度人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两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有了更好的了解。中国僧人法显也曾到访印度深入学习佛教知识。汉代著名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并在那里发现了从印度输入的“蜀布”和“邛竹杖”。一些印度僧人也曾到访中国，参与建造了杭州灵隐寺、嵩山少林寺等佛教寺庙。中国的造纸术、丝绸、瓷器、茶叶传到了印度，而印度的歌曲、舞蹈、天文学、建筑学、香料也传到了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到访印度六次。双方的往来体现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来往历史，以上所述只是沧海之一粟。
近代以来，孙中山以及其他的中国革命志士一直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首位亚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曾经两次到访中国，同谭云山（印度国际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即“中国学院”的创建者）一同倡导东方文化。“中国学院”是印度中国研究的先驱。
2011年1月13日，在新加坡中印對话联盟的会议上，印度外交秘书尼鲁帕玛，拉奥在提到泰戈尔有关印中两国的愿景时指出：“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泰戈尔就提出了亚洲团结的愿景，而在我们共建区域共同体的过程中，离实现这一愿景已然不远。”
抗日战争期间，在贾瓦尔.尼赫鲁的建议下，印度曾向中国派遣了一只医疗队，柯棣华医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此外，著名的中国学者和翻译家徐梵澄教授在印度本地治里生活了27年，在西孟加拉邦香提尼克坦生活了5年。他将《奥义书》《薄伽梵歌》《沙恭达罗》从梵文翻译成了中文。此外，他还将斯瑞，阿罗频多的作品《神圣人生论》和《整体吠檀多论》翻译成了中文。泰戈尔、谭云山、徐梵澄是推动近现代以来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
上世纪50年代早期，中印两国关系和睦。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成为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实现互访，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这一倡议如今仍然是两国交往的指导方针。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印中亲如兄弟”（Hindi Chini Bhai Bhai）这句口号家喻户晓。两国间的兄弟情义一直延续到1962年边境冲突之前。
在经历了长达26年的“冰冻期”之后，自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的“破冰之旅”开始，两国关系开始逐渐恢复到曾经的“蜜月期”状态。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至今，两国将合作从双边拓展到多边领域，并携手为新兴经济体发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为两国关系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开展了“家乡外交”，有效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教育合作以及旅游业发展。这些举措毫无疑问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景，对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有益的。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访印度。在莫迪总理的陪同下，习主席参观了位于艾哈迈达巴德市的萨巴马蒂甘地纪念馆，重温了双方过往的美好回忆。2018年4月，莫迪总理到访中国，在湖北武汉与习近平主席举行非正式会晤。双方的互访留下了一些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艾哈迈达巴德市的萨巴马蒂河畔，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一同坐在一架传统的纺车旁的瞬间成为经典;两人在武汉市著名的东湖湖畔散步并一同泛舟的场景也深深印在两国人民的记忆里。2017年，由于洞朗对峙，双方关系一度变得紧张。然而，武汉的非正式会晤增进了亚洲最大的两个邻国之间的好感和互信。
随着两国领导人于2019年10月11-12日在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龙象共舞”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金奈会晤不仅重申了武汉共识，也为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大门。
从一个普通印度人的角度讲，中印两个邻国能够减少冲突、弥合分歧，这是非常重要的。武汉会晤催生了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8年12月21日，由中国外长王毅和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共同主持的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印度举行。这一新的交流机制涵盖影视、媒体、教育、智库、体育、青年、瑜伽、学术等领域的双边交流，以及旅游业、传统医药及城市和省邦之间的交流合作。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12日在北京举行，突出了民心相通在推动中印关系快速发展中的首要作用。这两次会议表明，双方近年来加强了对民间交流的支持力度。毫无疑问，人文交流机制作为“印中关系的重要部分”筑牢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特别是教育交流，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印度和中国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教育“鲤鱼跃龙门”，印度电影《起跑线》用幽默的故事描述了印度的教育体系，在中国家长中引起了共鸣。由于中国希望能在2020年成为国际留学生在亚洲的首选，中国正通过扫除语言上的障碍，以吸引更多印度优秀的年轻人前往中国的顶级学府求学。 2018年5月10-11日，由中国驻加尔各答總领馆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成就及招生展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举行，吸引了大批有意前往中国留学进修的印度学生。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于2019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约1.8万名印度学生在中国留学，而就在十年前，这一数字仅为765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7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华留学的印度学生以平均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印度驻华使馆的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在华印度留学生都在各大医学院校学习临床医学本科课程。另一方面，中国在印留学生一直稳定在“非常低”的水平，过去几年只有差不多两千人。根据《环球时报》的消息，“许多在印中国留学生都抱怨印度繁琐的手续，消磨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因此，印度政府必须解决问题，打消中国学生在安全和签证上的顾虑。
多年来，印度电影跨越语言的障碍，在中国有了一批忠实粉丝。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引进了印度电影《流浪者》，这是一部由拉吉卡浦尔于1951年执导的电影，它成为首部在中国电影院放映的印度电影。上世纪80年代，印度电影《奴里》和《大篷车》在中国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巴霍巴利王2：终结》《厕所英雄》等宝莱坞电影接连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这说明高质量的印度电影会赢得中国观众的喜爱。换句话说，宝莱坞电影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不仅改变了中国观众对于印度的印象，也增进了中国人对印度文化的了解，这有助于缓解双边关系中不和谐的因素。
如今人们生活压力大，印度人通过神圣的“瑜伽”来疏解压力，而中国也有“太极”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瑜伽在中国的盛行让我们印度人颇感自豪。在印度和中国的合作下，位于昆明市的云南民族大学成立了印度境外第一所瑜伽学院。2017年1月，经教育部批准，云南民族大学成为中国首个招收瑜伽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学校。与此同时，中国武术和中国饮食在印度也流行了起来。中国的手机品牌小米、OPPO、vivo位列印度手机销售榜的前五。
总而言之，尽管印度和中国的治理模式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实现“中国梦”和“印度梦”，双方需要加强人文交流，拓宽双边关系的根基。作为邻国，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印度和中国有进一步深化文化交流的巨大潜力。当今世界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更加务实和健康的中印关系是当下所必需的，两国应该互鉴互助，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中国和印度应该深化对对方文化的了解，推动对话，共同开启东方文化辉煌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魏汉（Vikash Singh）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印籍专家。
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2020年无疑是特殊的一年。中印两国今年迎来了建交7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两国将今年定为“中印人文交流年”。近几年，人文交流从曾经是两国官方对话的陪衬，逐渐成为双边关系的重点内容，并催生了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这确实让人倍加高兴和振奋。毫无疑问，在喜马拉雅山脉两边人民的参与之下，中印两国“龙象共舞”可以让世界更加有活力，更加繁荣。
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古代到当下的全球化时代，印中两国经历了“两千年未曾中断的交流”，两国的人员往来也促进了双方的互学互鉴，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合作的典范，这也是对所谓“文明冲突”的有力辩驳。从中印关系的角度看，两国的人文交流确实给双边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令人高兴和振奋的因素。
回溯两国交往的源头，放眼如今所处的时代，让人不得不感到惊讶。受佛教的影响，两国的伟大学者在古代就有了来往，增进了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交流。无论是高耸入云的雪山，还是广袤无垠的沙漠，都阻止不了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交流。
公元7世纪，中国高僧玄奘经由丝绸之路前往印度。他在印度一呆就是14年，潜心学习。在此期间，他在比哈儿的那烂陀大学师从戒贤，进修数载。他在印度朝圣取经的游记让印度人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两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有了更好的了解。中国僧人法显也曾到访印度深入学习佛教知识。汉代著名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并在那里发现了从印度输入的“蜀布”和“邛竹杖”。一些印度僧人也曾到访中国，参与建造了杭州灵隐寺、嵩山少林寺等佛教寺庙。中国的造纸术、丝绸、瓷器、茶叶传到了印度，而印度的歌曲、舞蹈、天文学、建筑学、香料也传到了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到访印度六次。双方的往来体现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来往历史，以上所述只是沧海之一粟。
近代以来，孙中山以及其他的中国革命志士一直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首位亚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曾经两次到访中国，同谭云山（印度国际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即“中国学院”的创建者）一同倡导东方文化。“中国学院”是印度中国研究的先驱。
2011年1月13日，在新加坡中印對话联盟的会议上，印度外交秘书尼鲁帕玛，拉奥在提到泰戈尔有关印中两国的愿景时指出：“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泰戈尔就提出了亚洲团结的愿景，而在我们共建区域共同体的过程中，离实现这一愿景已然不远。”
抗日战争期间，在贾瓦尔.尼赫鲁的建议下，印度曾向中国派遣了一只医疗队，柯棣华医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此外，著名的中国学者和翻译家徐梵澄教授在印度本地治里生活了27年，在西孟加拉邦香提尼克坦生活了5年。他将《奥义书》《薄伽梵歌》《沙恭达罗》从梵文翻译成了中文。此外，他还将斯瑞，阿罗频多的作品《神圣人生论》和《整体吠檀多论》翻译成了中文。泰戈尔、谭云山、徐梵澄是推动近现代以来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
上世纪50年代早期，中印两国关系和睦。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成为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实现互访，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这一倡议如今仍然是两国交往的指导方针。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印中亲如兄弟”（Hindi Chini Bhai Bhai）这句口号家喻户晓。两国间的兄弟情义一直延续到1962年边境冲突之前。
在经历了长达26年的“冰冻期”之后，自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的“破冰之旅”开始，两国关系开始逐渐恢复到曾经的“蜜月期”状态。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至今，两国将合作从双边拓展到多边领域，并携手为新兴经济体发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为两国关系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开展了“家乡外交”，有效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教育合作以及旅游业发展。这些举措毫无疑问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景，对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有益的。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访印度。在莫迪总理的陪同下，习主席参观了位于艾哈迈达巴德市的萨巴马蒂甘地纪念馆，重温了双方过往的美好回忆。2018年4月，莫迪总理到访中国，在湖北武汉与习近平主席举行非正式会晤。双方的互访留下了一些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艾哈迈达巴德市的萨巴马蒂河畔，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一同坐在一架传统的纺车旁的瞬间成为经典;两人在武汉市著名的东湖湖畔散步并一同泛舟的场景也深深印在两国人民的记忆里。2017年，由于洞朗对峙，双方关系一度变得紧张。然而，武汉的非正式会晤增进了亚洲最大的两个邻国之间的好感和互信。
随着两国领导人于2019年10月11-12日在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龙象共舞”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金奈会晤不仅重申了武汉共识，也为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大门。
从一个普通印度人的角度讲，中印两个邻国能够减少冲突、弥合分歧，这是非常重要的。武汉会晤催生了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8年12月21日，由中国外长王毅和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共同主持的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印度举行。这一新的交流机制涵盖影视、媒体、教育、智库、体育、青年、瑜伽、学术等领域的双边交流，以及旅游业、传统医药及城市和省邦之间的交流合作。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12日在北京举行，突出了民心相通在推动中印关系快速发展中的首要作用。这两次会议表明，双方近年来加强了对民间交流的支持力度。毫无疑问，人文交流机制作为“印中关系的重要部分”筑牢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特别是教育交流，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印度和中国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教育“鲤鱼跃龙门”，印度电影《起跑线》用幽默的故事描述了印度的教育体系，在中国家长中引起了共鸣。由于中国希望能在2020年成为国际留学生在亚洲的首选，中国正通过扫除语言上的障碍，以吸引更多印度优秀的年轻人前往中国的顶级学府求学。 2018年5月10-11日，由中国驻加尔各答總领馆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成就及招生展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举行，吸引了大批有意前往中国留学进修的印度学生。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于2019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约1.8万名印度学生在中国留学，而就在十年前，这一数字仅为765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7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华留学的印度学生以平均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印度驻华使馆的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在华印度留学生都在各大医学院校学习临床医学本科课程。另一方面，中国在印留学生一直稳定在“非常低”的水平，过去几年只有差不多两千人。根据《环球时报》的消息，“许多在印中国留学生都抱怨印度繁琐的手续，消磨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因此，印度政府必须解决问题，打消中国学生在安全和签证上的顾虑。
多年来，印度电影跨越语言的障碍，在中国有了一批忠实粉丝。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引进了印度电影《流浪者》，这是一部由拉吉卡浦尔于1951年执导的电影，它成为首部在中国电影院放映的印度电影。上世纪80年代，印度电影《奴里》和《大篷车》在中国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巴霍巴利王2：终结》《厕所英雄》等宝莱坞电影接连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这说明高质量的印度电影会赢得中国观众的喜爱。换句话说，宝莱坞电影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不仅改变了中国观众对于印度的印象，也增进了中国人对印度文化的了解，这有助于缓解双边关系中不和谐的因素。
如今人们生活压力大，印度人通过神圣的“瑜伽”来疏解压力，而中国也有“太极”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瑜伽在中国的盛行让我们印度人颇感自豪。在印度和中国的合作下，位于昆明市的云南民族大学成立了印度境外第一所瑜伽学院。2017年1月，经教育部批准，云南民族大学成为中国首个招收瑜伽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学校。与此同时，中国武术和中国饮食在印度也流行了起来。中国的手机品牌小米、OPPO、vivo位列印度手机销售榜的前五。
总而言之，尽管印度和中国的治理模式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实现“中国梦”和“印度梦”，双方需要加强人文交流，拓宽双边关系的根基。作为邻国，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印度和中国有进一步深化文化交流的巨大潜力。当今世界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更加务实和健康的中印关系是当下所必需的，两国应该互鉴互助，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中国和印度应该深化对对方文化的了解，推动对话，共同开启东方文化辉煌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魏汉（Vikash Singh）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印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