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下来的老领导担任协会、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的情况，眼见着是越来越普遍了。据披露，中部某省会城市省一级的协会、研究会共有1000多家，比政府部门还多得多。每家协会、研究会里，都有一至几名退下来的老领导当会长或名誉会长。
　　鉴于权力在影响资源配置上的巨大作用，即便已经卸任，国内的退休官员也往往愿意继续在外做事。比如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沟通与协调社会关系，等等。特别是，由于长期在政府工作，退休官员往往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协会、研究会的渠道，继续发挥余热，并非不可理解。
　　事实上，相当多的社会公益组织，藉此获得资金支持，提升了知名度，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退休官员纷纷变身会长，不排除其他方面的考虑。
　　其一，延续权力的感觉，继续习惯性地发号施令。
　　其二，部分退休官员还可能利用这些民间组织实现个人不正当的利益，而且，因为协会的隐蔽性，也大大增加了灰色交易、利益输送的可能。
　　大批退休官员的强势介入，短期内或可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但从长远看，这种政、经纠缠不清的情形并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一方面，加剧了国内行业协会与生俱来的依附性，使其呈现出日益浓重的行政化面孔，也与“去政府化、去垄断化”的民间组织发展目标渐行渐远；另一方面，退休官员把持各种协会类民间组织，还会扭曲正常的市场准则，伤害平等的市场主体，从而产生不公平。
　　有专家建议，应该尽快制订《公务员离职就业审批制度》，以约束退休官员“期权腐败”的变现之路。其实，中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早已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现在的问题不过是“规定”沦为空文，缺乏严格的执行、严肃的监管乃至严厉的问责而已。
　　（摘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