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联系大致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各种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中有意识地运用和发展有关的文学理论，一是将比较方法直接用于文学理论研究之中，就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式。《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着眼点放在后者。
　　事实上除了明显地包含着比较的意味之外，“比较诗学”以至于整个比较文学，与一般的文学研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不广泛、深入地了解中外古今的文学，便无从谈起文学比较。比较就意味着文学认识结构的多维化。从《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中所收的古添洪的《直觉与表现的比较研究》、高锦雪的《镜里真容——由傅莱的形象观和王国维的境界说到华兹华斯的意象论》、叶维廉的《道家美学·山水诗·海德格》诸文来看，比较结果确实带来了一些“新东西”，至少使一些为人所忽视的或玄奥难懂的旧观点清晰地突现，而且披露出各自内在合理的因素。道家的“无言美学”与克罗齐的“直觉艺术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加拿大学者傅莱(N.Frye)，中国学者王国维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等等，都把想象中的真实(包括真挚的思想感情)作为艺术的本质，这与“直觉说”也有一些亲缘关系；然而，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有的强调“言”与“意”的分立，有的主张“言意合作”，有的顺应自然，有的穷尽心智。总之，各人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比较，如同从不同侧面观察了文学这一复杂的“多面体”，其结果要比单纯的“模仿说”或“表现说”更令人信服；因为，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文学艺术的本质都不是那么单纯的。然而，这几位研究者也不是将各家理论加以杂糅或拼凑，他们都从特定的理论立场出发，选取某个重点，加以抽丝剥茧的分析；例如，古添洪的文章着重于辨明艺术直觉(“意”)与艺术媒介(“言”或“音、色、形”)的相互关系，对克罗齐既肯定也批判，所列举的中国古代各家文论则用以支持自己的看法，而比较的意味自然而然地体现于其中。高锦雪的文章虽然也比较了傅莱、王国维、华兹华斯三人有关的论点，但重点是在华兹华斯的“意象论”上，锐意于阐发艺术的真实律。叶维廉则从山水诗和“物我关系”方面比较中西美感意识和认知方式的异同。从这些对学术思想有所建树的“比较诗学”论文来看，比较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展示了扩大文学研究范围所带来的良好结果。
　　我们从《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中还可以看到，有些论文甚至把比较的形式完全消溶在比较的内容之中，从而收到说理周全、分析透彻的效果。旅美学者刘若愚的《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一文，结合作者过去的重要英文论著《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评说现象学派等西方文学理论的得失利弊，综合和演绎出中西结合的文学概念。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字句结构，既超越它本身，同时也将注意力引向它本身：在超越它本身时，它现出创境，那是现实的扩展，而在将注意力引向它本身中，它满足了作者与读者的创造冲动。”并认为：“批评中国传统文学的方法论可以奠基在这上面。”显然，刘若愚的文学观较广泛地涉猎了自然物(包括社会生活)、作品、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大的理论概括力，只有对中西各种批评理论作很全面和精到的综合，才能有此成就。
　　在文学理论上达到“学贯中西”的程度，实在是盲之容易、行之极难的。因此，从整体来说，“比较诗学”目前的国际发展水平还是停留在对各别文学批评流派和有关理论的阐释阶段。这便与文学理论研究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只有真正弄清不同理论的内涵，才能把比较研究置于扎实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是“比较诗学”的先驱和后盾，而“比较诗学”可以从许多侧面深化文学理论的研究。由于这个缘故，本世纪西方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已成为“比较诗学”集中研究的对象。论文选中，也选了介绍“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原型批评”的文章，应该也是基于这一考虑。
　　《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展示了中西文论的异同，在开阔人们的视野，加深人们对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关系的认识上，做了有益的工作，值得欢迎。
　　(《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外文学研究参考》编辑部选编出版，一九八五年第一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