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并称为“拉美双姝”
　　作为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后代她在绘画诗歌方面都卓有建树
　　帕斯曾说作为一名女诗人她在诗歌上的成就不亚于博尔赫斯
　　在大师与天才云集的巴黎,从小被认为是丑小鸭的她却让众多才子刮目相看
　　叶甫图申科就曾盛赞她虽然长相平平但一开口便会成为沙龙皇后。
　　她是短暂划过巴黎左岸的彗星,一朵忧郁的阿根廷之花。
　　
　　迟缓的童年,沉默如迷的皮扎尼克。
　　
　　就像安东尼奥·阿尔托评论梵高时所说的,阿根廷女诗人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也属于那种拥有着“迟缓童年”的人,既是疯狂的人又是孩子,既是智慧的人又是杀手。皮扎尼克的性格或诗人形象真正成型却还是在巴黎,在此之前因为长相平凡甚至青春期肥胖症,她一直被家人和同窗视作是丑小鸭,也许因为作为诗人或者身为女人特有的敏感,她从很小就知道自己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所言的女人的魅力或身体的吸引力。
　　她敏感的个性在她十岁的那年直接导致了突发性的口吃,甚至哮喘症和肥胖症。青春期的危机感和自卑感直接为她悲剧的一生埋下了伏笔,从那时起她便患上了抑郁症,中学时她就要定期看精神病科的医生,已减轻心理的压力和痛苦。
　　也许因为从小的自卑感,皮扎尼克对自我的约束力和自制力也非常差,从十岁那年开始她便长期依赖药物,而不是通过自我控制来减轻病症的发作,少女时代的朋友都曾戏称她的卧室就是一个药铺子。
　　随着青春期的结束,她的肥胖症也自动消失了,但由此在身体里种下的抑郁症和对药物的依赖的种子,再也没有办法摆脱,成了终生与之相伴与对抗的缪斯和敌人。在她十七岁高中毕业时,便凭着一手漂亮的文笔考入了阿根廷最高学府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一夜之间这个绿眼睛的小女生一下子便成了切·格瓦拉的校友。
　　她那略带波西米亚的俏皮文风引起了当时校报的注意,不过没有真正把外表平凡甚至有些内向的皮扎尼克与诗人皮扎尼克联系到一起,在阿根廷的最高学府她埋首与哲学与文学的海洋,也正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向往巴黎。
　　横渡大西洋漂到左岸巴黎的怀抱已经是那个年代一代拉美知识分子开拓文艺之路必走的路线,能在巴黎左岸闯出一片天下,登上世界之巅的跳板。在那时混迹于巴黎的拉丁女作家中只有男性化风格极为强烈的乔治桑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画坛里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也开始初展眉头。
　　大学毕业那年,创作颇丰的皮扎尼克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她觉得自己闯荡巴黎的机会已然成熟,便向当时还在做珠宝生意的父亲提出了去巴黎留学的想法,作为犹太人的父亲素来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幻想着巴黎能将她这个灰姑娘造就成一个真正上流社会的淑女,于是他便欣然答应了皮扎尼克的请求。
　　来到巴黎的那年,皮扎尼克刚好二十四岁,一身灰色的风衣一支火红的玫瑰,这是她最初进入左岸花神咖啡馆的装扮。最初巴黎给皮扎尼克留下的印象非常美好,她在索邦大学学习诗歌写作和绘画。白天流连于卢浮宫,黄昏时徘徊于左岸的咖啡馆,随处站上一分钟便能不经意地与某个大师来个照面。
　　巴黎的一切都让她幸福不已,就像一支突然驶入大海的小船,舵手往往会一下子失去自己的方向。她有时一整天都可以不吃饭不出门,关在租来的小屋里埋首阅读和写作。这个国土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她发现巴黎的姑娘们总是大胆而骄傲地展露自己的身体,在家乡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超短裙与玻璃彩色丝袜满街都是。
　　新时尚新思想带着焦躁与迷惑,自我突破与自我封闭的矛盾,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在巴黎的上空摇旗呐喊。她突然发现脚下的这片辽阔土地可以任由她自由栽种时,她白天就不再把时间消磨在卢浮宫,而是蜗居于圣日耳曼区里自己小小的卧室兼写作间里。直到晚上她就会带着一天收获的粮食冲进花神咖啡的大门,与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幻觉,冒险与梦呓般的死亡经历。
　　
　　我的白天,你的黑夜。
　　
　　困扰了皮扎尼克一生的失眠症正是从她来到巴黎的这段时间开始的,因为父亲家族生意做的不错,每月给皮扎尼克的生活费比起她的朋友著名作家科萨塔尔等人来说实在是让人艳羡了。她租住在位于巴黎中心的圣日耳曼区,靠近圣米歇尔广场,公寓附近的商铺文艺书店颇多,楼下便是左岸先锋思想文艺集中的沙龙花神咖啡馆。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咖啡馆和常来此处聚会的文艺友人,皮扎尼克几乎可以足不出户。通常她白天整日写作,晚上就会泡在这个咖啡馆里,有时是和朋友们聊天分享自己的作品,而有时她只是坐在一个角落观察着周围的人们。
　　通常在朋友们的聚会中,皮扎尼克一开口便会因为她智慧幽默的谈吐轻而易举地成为整个聚会的焦点,凭着一种敏感和天赋在巴黎的头一年她便谙熟于当时左岸的时尚社交礼节,成了叶甫图申科口中的“奢华一族”。无论男人女人老人还是青年,与她相谈三分钟便会折服于她的敏锐。
　　迷恋她的除了科萨塔尔和叶甫图申科这样的才子,还有当时的文艺前沿杂志《南方》投资人的妹妹西尔维纳,西尔维纳不仅出身望族在文艺与绘画方面都有着惊人的天赋,天生丽质的她一直是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追求者,但西尔维娅却莫名地钟情于皮扎尼克,虽然在她三十岁的那年她还是嫁人了,但与皮扎尼克的亲密关系还是维持了终生。
　　在巴黎的学业结束时,阔别四年皮扎尼克第一次回到了家乡,满怀希望的父亲并没有得到女儿学成归来的文凭,甚至巴黎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交还给她一个高贵的淑女,而是一个举世浪荡的女流浪汉。母亲认为皮扎尼克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而巴黎先锋文艺在她身上种下的隐患让她那眼光敏锐的父亲更为焦虑。
　　与父母斗争了两年,最终战争在皮扎尼克父亲突然的去世落下帷幕。尽管她的内心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但诗人的眼睛却冷静地记忆了父亲仪式上的所有细节。也就在父亲离开的那一天起,她才突然感到童年与自己真正来了一次永别。父亲的死亡仪式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礼。
　　无论白天黑夜这种梦魇般的幻觉即清晰又模糊,即冷静又热烈地出现在她的脑中眼前。她的抑郁症伴随着失眠越来越严重,而这一时期的诗歌就像是冥想者禅定中的呓语,不可复制。她对同性恋情的依赖成了代替家庭生活的一种依赖,在这种找寻自我平衡的过程中她回到了巴黎。
　　经历了两次“把她带入了天堂的地狱”的同性恋情之后,她在一家精神病诊所偷偷地服用了过量的司可巴比妥,就在1972年的9月25日。她告诉她的朋友,她永远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写作了,因为她的诗歌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