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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至必修五的所有选文，从选文内容以及单元提示中不难发现每个单元的分类都是以文体为标准。文言文是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言选文的归类方面，编者借鉴了西方的现代文体学理论来划分，笔者以为这是不足以评判以及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因此，以古代文体学理论为基准将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所有文言文选篇重新归类，是比较合理的。
一、古代文体理论概述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文本同而末异”，实质是说一切文章的基本规则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文体具有其特殊性。经查询资料可以知道，我国最早的文体学分类著作是《诗经》。《毛诗序》说《诗》有“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文体分类，而赋、比、兴则显然属表达手法。南朝刘勰编撰的《文心雕龙》按文体分为三十三类，其中某些文体下又附属各小类;如“论”又分为陈政、释经、辩史和诠文这四小类。北宋初由李昉等十二人合编的《文苑英华》分文体为三十八类，其中多数文体又按内容分为若干小类;例如，“序”分七小类，包括文集、游宴、诗集、诗序、饯送、赠别和杂序。明代吴纳编撰的文体学著作《文章辨体》一书中按文体分五十八类，但同一时代的徐师曾编撰的《文体明辨》按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一类，比之《文章辨体》，则更为详尽。今人褚斌杰在他的文体学著作《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将古代文章的各种体类分为论说文、杂记文、赠序文、序跋文、箴铭文、哀祭文、书牍文、传状文、公牍文、碑志文。其中，“杂记文”之下又分为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人物杂记以及书画杂物记。还有许嘉璐的《古代文体常识》中分为十二类，包括辞赋、颂赞、箴铭、碑志、哀祭、序跋、传状、论辨、书启、诏令、奏议以及杂记。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古人对文体的分类，其目的在于实用，主要为了教会人们如何写作。因此，对文体进行分类，都是按照由简到繁、由繁从简的方式加以分析。因而文体分类细致入微。
二、高中文言文选篇概貌分析
通过分析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可知，编者将文言文以现代散文文体分为五个单元，分别是古代记叙散文、古代山水游记类散文、古代议论性散文、古代人物传记散文和古代抒情散文，具体编排情况如下表所示：
笔者以为在评析古人的文章时，我们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来分析，古人写文章一般都是为了实用，如“祭文”是古代为祭奠死者而写的哀悼文章。然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者借鉴的是西方现代文体论来将文言文进行归类，这是不足以评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特别是中国古人有着相对分明的文体感、文体意识，还有古代发达的文体学等，这些都是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突破。因此，在评判、分析文言文时，笔者认为应该以古代文体理论知识为基准。按古代文体论分类，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文言文选文主要有六类，包括论说文、传状文、杂记文、序文、公牍文以及辞赋。这样分类的依据主要站在古人写文章的功用方面来分析的，同时还要从文章的内容出发进行分类。如“杂记文”根据内容和特点的不同，又分为山水游记、台阁名胜记、书画杂物记以及人物杂记，其中《游褒禅山记》就是“杂记文”中的山水游记。所以，笔者以古代文体论为准则，将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文言文选篇具体分类如下表：
笔者以为编者将庄周的《逍遥游》编排在古代抒情散文中并不合理。这篇课文主要阐述的道理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还通过大鹏与蜩、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从而引出并阐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就现代文体理论来划分，《逍遥游》也应该属于古代议论性散文。从古代文体论分析，论说文即说理的文章。因此，《逍遥游》应当归类于论说文。
有人认为《烛之武退秦师》《荆轲刺秦王》应归属于论说文，但笔者认为它们应该是传状文中的史传文。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传状文”一节中谈到“早在先秦时期出现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以及其他诸子著作，不少篇章就已经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形象”。许嘉璐在他的《古代文体常识》一书的“传状”篇说道“古代的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史书上的传，这是历史学家根据事实、文献资料写的。另一种传是作家根据大量的生活素材创作出来的典型人物的传记，所写的不一定实有其人，即使有其原型，加工虚构的成分也很大。”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产生以后，我国才正式出现了以人物为描写中心的史传文。因此，《烛之武退秦师》《鸿门宴》《荆轲刺秦王》归属于史传文是毋庸置疑的，《苏武传》《张衡传》《廉颇蔺相如传》归为人物传记也是应该的。
明代吴纳在《文章辨体序说》中说道：“‘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吴纳认为，序的起源是《诗》。今人褚斌杰认为，“序，指序文，是写在一部书或一篇诗文前边的文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王勃的《滕王阁序》虽不是专为诗而作，但其来源是临殇赋诗，只为诗作序有关，主要还是在写盛会的场面和宴饮之乐。然而，人教版编者却将《兰亭集序》划分在古代山水游记一类实属不妥。王立群认为，古代山水游记的三个基本的文体要素包括：游踪、景观、情感。其中，“游踪”是区分游记与山水记的根本因素。而《兰亭集序》中虽然有景观与情感，但并没有“游踪”之迹可寻。因而《兰亭集序》实质属于序文。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道：“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其意是说“赋”这种体裁，起源于《诗经》，发展于《楚辞》，而且这种体裁常由客人和主人之间的对话开头，并极力描写声音的形貌来显示文采，这是与诗歌区分的开始，也是被命名为“赋”的开始。从中可以看出，“楚辞”影响“赋”的发展。特别是在汉代，人们习惯将“辞”与“赋”并称，即“辞赋”。其实，“辞”与“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两者都讲究铺排，注重文采，善于用典;但“赋”的句式进一步散文化，关联词语增多。在内容上，“赋”以咏物说理为主，而“辞”则重在抒情。而苏轼的《赤壁赋》就属于“赋”这一文体，从内容上看，虽然杂以议论、说理，但叙事、写景却很形象、生动，作者也采用的是主、客问答的方式，句式也比较灵活自由。把《赤壁赋》归在古代山水游记这一类是不应该的，其中也没有“游踪”这一线索。
“辞是战国后期楚国诗人屈原在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诗体，用的是楚地方言，内容又跟楚地的社会生活、山川风物有关，故称楚辞。”辞是一种形式比较自由且灵活的古韵文，篇幅长短不限，句式比较散文化。大都是两句一组，四句一小节;以四六言为主，间有长短句，在整齐之中有参差，错落有致。其中的抒情成分比较重，可归为古代抒情散文。但从古代文体论来看，《归去来兮辞》实属“辞赋”一类。
把《师说》《寡人之于国也》《过秦论》《逍遥游》《劝学》归为论说文是理所应当的;将《陈情表》归在公牍文中的表文也是合理的;《游褒禅山记》是杂记文中的山水游记，这是一篇有着游记文体三要素（游踪、景观和情感）的正宗古代山水游记。
笔者基于古代文体论，将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文言文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对争议最大的王安石的《赤壁赋》、庄周的《逍遥游》、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选自《左传》的《烛之武退秦师》以及选自《战国策》的《荆轲刺秦王》进行了分析，并将这些文章都各自归了类。通过笔者的分析、归纳以及研究，对课文的分类主要是从文体特点以及课文内容这一视角出发的，文体特点和课文内容便成了文章分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王艳，贵州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2017级学科教学（语文）碩士研究生。
一、古代文体理论概述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文本同而末异”，实质是说一切文章的基本规则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文体具有其特殊性。经查询资料可以知道，我国最早的文体学分类著作是《诗经》。《毛诗序》说《诗》有“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文体分类，而赋、比、兴则显然属表达手法。南朝刘勰编撰的《文心雕龙》按文体分为三十三类，其中某些文体下又附属各小类;如“论”又分为陈政、释经、辩史和诠文这四小类。北宋初由李昉等十二人合编的《文苑英华》分文体为三十八类，其中多数文体又按内容分为若干小类;例如，“序”分七小类，包括文集、游宴、诗集、诗序、饯送、赠别和杂序。明代吴纳编撰的文体学著作《文章辨体》一书中按文体分五十八类，但同一时代的徐师曾编撰的《文体明辨》按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一类，比之《文章辨体》，则更为详尽。今人褚斌杰在他的文体学著作《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将古代文章的各种体类分为论说文、杂记文、赠序文、序跋文、箴铭文、哀祭文、书牍文、传状文、公牍文、碑志文。其中，“杂记文”之下又分为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人物杂记以及书画杂物记。还有许嘉璐的《古代文体常识》中分为十二类，包括辞赋、颂赞、箴铭、碑志、哀祭、序跋、传状、论辨、书启、诏令、奏议以及杂记。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古人对文体的分类，其目的在于实用，主要为了教会人们如何写作。因此，对文体进行分类，都是按照由简到繁、由繁从简的方式加以分析。因而文体分类细致入微。
二、高中文言文选篇概貌分析
通过分析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可知，编者将文言文以现代散文文体分为五个单元，分别是古代记叙散文、古代山水游记类散文、古代议论性散文、古代人物传记散文和古代抒情散文，具体编排情况如下表所示：
笔者以为在评析古人的文章时，我们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来分析，古人写文章一般都是为了实用，如“祭文”是古代为祭奠死者而写的哀悼文章。然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者借鉴的是西方现代文体论来将文言文进行归类，这是不足以评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特别是中国古人有着相对分明的文体感、文体意识，还有古代发达的文体学等，这些都是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突破。因此，在评判、分析文言文时，笔者认为应该以古代文体理论知识为基准。按古代文体论分类，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文言文选文主要有六类，包括论说文、传状文、杂记文、序文、公牍文以及辞赋。这样分类的依据主要站在古人写文章的功用方面来分析的，同时还要从文章的内容出发进行分类。如“杂记文”根据内容和特点的不同，又分为山水游记、台阁名胜记、书画杂物记以及人物杂记，其中《游褒禅山记》就是“杂记文”中的山水游记。所以，笔者以古代文体论为准则，将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文言文选篇具体分类如下表：
笔者以为编者将庄周的《逍遥游》编排在古代抒情散文中并不合理。这篇课文主要阐述的道理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还通过大鹏与蜩、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从而引出并阐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就现代文体理论来划分，《逍遥游》也应该属于古代议论性散文。从古代文体论分析，论说文即说理的文章。因此，《逍遥游》应当归类于论说文。
有人认为《烛之武退秦师》《荆轲刺秦王》应归属于论说文，但笔者认为它们应该是传状文中的史传文。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传状文”一节中谈到“早在先秦时期出现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以及其他诸子著作，不少篇章就已经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形象”。许嘉璐在他的《古代文体常识》一书的“传状”篇说道“古代的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史书上的传，这是历史学家根据事实、文献资料写的。另一种传是作家根据大量的生活素材创作出来的典型人物的传记，所写的不一定实有其人，即使有其原型，加工虚构的成分也很大。”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产生以后，我国才正式出现了以人物为描写中心的史传文。因此，《烛之武退秦师》《鸿门宴》《荆轲刺秦王》归属于史传文是毋庸置疑的，《苏武传》《张衡传》《廉颇蔺相如传》归为人物传记也是应该的。
明代吴纳在《文章辨体序说》中说道：“‘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吴纳认为，序的起源是《诗》。今人褚斌杰认为，“序，指序文，是写在一部书或一篇诗文前边的文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王勃的《滕王阁序》虽不是专为诗而作，但其来源是临殇赋诗，只为诗作序有关，主要还是在写盛会的场面和宴饮之乐。然而，人教版编者却将《兰亭集序》划分在古代山水游记一类实属不妥。王立群认为，古代山水游记的三个基本的文体要素包括：游踪、景观、情感。其中，“游踪”是区分游记与山水记的根本因素。而《兰亭集序》中虽然有景观与情感，但并没有“游踪”之迹可寻。因而《兰亭集序》实质属于序文。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道：“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其意是说“赋”这种体裁，起源于《诗经》，发展于《楚辞》，而且这种体裁常由客人和主人之间的对话开头，并极力描写声音的形貌来显示文采，这是与诗歌区分的开始，也是被命名为“赋”的开始。从中可以看出，“楚辞”影响“赋”的发展。特别是在汉代，人们习惯将“辞”与“赋”并称，即“辞赋”。其实，“辞”与“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两者都讲究铺排，注重文采，善于用典;但“赋”的句式进一步散文化，关联词语增多。在内容上，“赋”以咏物说理为主，而“辞”则重在抒情。而苏轼的《赤壁赋》就属于“赋”这一文体，从内容上看，虽然杂以议论、说理，但叙事、写景却很形象、生动，作者也采用的是主、客问答的方式，句式也比较灵活自由。把《赤壁赋》归在古代山水游记这一类是不应该的，其中也没有“游踪”这一线索。
“辞是战国后期楚国诗人屈原在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诗体，用的是楚地方言，内容又跟楚地的社会生活、山川风物有关，故称楚辞。”辞是一种形式比较自由且灵活的古韵文，篇幅长短不限，句式比较散文化。大都是两句一组，四句一小节;以四六言为主，间有长短句，在整齐之中有参差，错落有致。其中的抒情成分比较重，可归为古代抒情散文。但从古代文体论来看，《归去来兮辞》实属“辞赋”一类。
把《师说》《寡人之于国也》《过秦论》《逍遥游》《劝学》归为论说文是理所应当的;将《陈情表》归在公牍文中的表文也是合理的;《游褒禅山记》是杂记文中的山水游记，这是一篇有着游记文体三要素（游踪、景观和情感）的正宗古代山水游记。
笔者基于古代文体论，将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文言文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对争议最大的王安石的《赤壁赋》、庄周的《逍遥游》、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选自《左传》的《烛之武退秦师》以及选自《战国策》的《荆轲刺秦王》进行了分析，并将这些文章都各自归了类。通过笔者的分析、归纳以及研究，对课文的分类主要是从文体特点以及课文内容这一视角出发的，文体特点和课文内容便成了文章分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王艳，贵州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2017级学科教学（语文）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