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
　　和平调解总是一个需要面对分歧的过程，分歧的程度往往受到对抗各方阵营内部的政治影响。最近的哥伦比亚就是如此，选民以微弱多数拒绝了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之间排除万难才达成的和平协议。
　　全民表决和公投貌似是最纯粹的民主表现，然而事实上，它们也是依靠善于耍诡计的政治人物所钟爱的工具。因此，独裁者常常采用它们。
　　毫不奇怪，哥伦比亚的全民表决就像今年6月英国的退欧公投一样，绝非民主的胜利。马修飓风让支持和平协议的地区的数十万人无法前去投票，在哥伦比亚3400万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只有37%投了票。在这样的情况下，拒绝和平协议的阵营以极微弱的优势（只有0.4%）胜出，因而这一结果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是，以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维为首的反对派阵营预计将迫使现任总统桑托斯重回谈判桌，与FARC谈判新和平协议。被选民拒绝的和平协议花了长达四年时间、克服各种复杂情况才大功告成，从这一点来看，反对派对新协议的预期完全是不合理的。
　　任何和平计划都是无法完美的，哥伦比亚也不例外。但是，如果协议谈判顺利，最终结果将是利大于弊。而哥伦比亚和平协议正是如此，它解决了大量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影响到土著社区、性别平等、同性恋权利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战斗而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的问题。该协议还包括了历史性的土地改革计划。
　　对乌里维及其反对派阵营而言，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如何解决转型期正义的问题。原和平协议的谈判者认为，无条件实施正义是不可行的。而反对派则认为，这等同于不予惩罚，这是不可接受的。但政府的计划是正确的。毕竟，这是一场谈判而不是纳降。叛军集团并没有被击败，因此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型期，期待严格按照法律对待正义问题是不合理的，必须考虑到政治环境。
　　反对派则丝毫不顾现实，仍然要求FARC游击队接受审判，而犯有战争罪的哥伦比亚武装部队成员应该获得“司法豁免”。反对派希望“转型期正义特别法庭”解散，禁止FARC领导层参与政治。他们还要求在农村改革协议中保护大地主的利益，并指出协议的实施应该服从政府预算的约束。
　　为了让他们的不合理要求赢得支持，反对派阵营坚持拿哥伦比亚人对FARC的排斥心理做文章。乌里维强烈警告说，和平协议将给哥伦比亚带来恐怖主义和“卡斯特罗-查韦斯主义”。
　　当然，反对豁免FARC并非哥伦比亚人否决和平协议的唯一原因。一些人还反对协议中的社会进步要素。反对派阵营的关键人物、前司法部长奥东内兹（Alejandro Ordó?ez）坚持要求将“性别”一词从协议文本中删除。协议被否决后，他声称这是“哥伦比亚信仰者”的胜利。
　　但反对豁免FARC也许并非乌里维和其他反对派阵营领导人的真正动机。毕竟，包括乌里维在内的一些人，尽管他们现在反对豁免，但对于20世纪80年代M-19左翼游击队，他们是支持的。如今的情况是，2018年将要举行总统选举，而选战已经开始了。
　　反对派阵营不是在要求制定新的和平协议，而是在为权力而斗争。乌里维派其实是不想让桑托斯占据给哥伦比亚带来和平的功劳。和平协议的实施意味着政客不能再以武装冲突为借口，来为他们无法解决哥伦比亚国内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开脱。
　　这些政治阴谋的后果是影响深远的。如果和平协议成为选举政治的筹码，那么其他许多东西也将如此，从而让哥伦比亚进入长期的政治动荡。
　　但捍卫新协议的时机正在丧失。当桑托斯酝酿和平协议时，FARC仍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组织，其领导层非常团结。而在全民表决后，FARC内部产生了矛盾，这也许预示着FARC将分裂为不可控的农村军阀和黑帮。
　　要让哥伦比亚和平前景走出困境，政府需要加紧与FARC就反对派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谈判。毫无疑问，结果将无法达到乌里维派的要求，但将有大量反对协议的选民被说服。事实上，修订后的协议文本可能足以赢得批准，不管是通过新的全民表决还是经国会批准。这一方针能够带来和平，尽管它无法平息反对派对桑托斯在这一问题上的不断挑战。
　　乌里维通过坚决起诉FARC的战争罪改变了哥伦比亚目前的形势。现在，乌里维必须扪心自问，他是否想因为破坏哥伦比亚赢得的和平而成为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