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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退休不如先废除“退休金双轨制”
当前，我国的退休制度很混乱。
首先是退休年龄混乱，公务员规定工作30年。但具体操作时，根据行政级别各有不同。一般来说，女干部在53岁，男干部57岁就“退居二线”，实际就是退休在家了，只是不办理手续而已。而一般事业单位则是女55岁，男60岁退休。有的地方规定企业人员50岁退休。有的企业甚至要求工人45岁左右就办理退休手续。成为所谓的“40、45人员”。其次是退休金各不相同，行业不同，级别不同，企事业单位不同，退休金相差悬殊。举例说：一对夫妻是大学同班同学，一个在企业，一个在事业单位，都是工作30年退休，退休金会相差4～5倍。
建议以工龄30年为准线，前设20年、25年两档，后设35年一档。退休金相应为在职工资的80%、85%、100%。原则就是不鼓励提前退休，也不提倡延后退休。同时，国家应该制定统一的退休金政策，逐渐缩小直至最后消除退休金行业差距过大的现状。
对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谈虎色变”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内容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如邓小平说的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所谓深层次的改革就要涉及权力和利益，即如何制衡权力和如何公平利益。目前的问题，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和制衡；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的分配极不均衡，先富没能很好地带动后富，贫富差距扩大。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说白了，就是一要分权，二要分利。
怎样分呢？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将市场经济这种属于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剥离出来，让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当下就需要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以剥离，区分哪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特质属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对于前者予以扬弃，对于后者则需要吸收，让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分权和分利的体制和机制。
从巩俐换国籍看弱民心态
巩俐换国籍又被“炮轰”。有人说，这是弱民心态的体现，但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似乎也不能忽视：在更换国籍的问题上，我们似乎总处于“顺差”状态——一个个“精英”排着队领了别国的身份证，却少见别国的“精英”排队来领中国的身份证，这让我们的心态尤其显得“脆弱”起来。
这种“顺差”与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有关，更与我们公民所能享受的各种权利有待加强不无关系。有人分析，为什么内地一些明星愿意拿香港护照？除了香港护照在很多国家免签证，方便艺人周游列国拍戏登台之外，香港人缴的是香港特区的税，税率低很多——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利益取舍，那些要加入欧洲美洲国籍的也不排除有类似的考量。
为明星换国籍大动肝火，与其说是一种国民心态不健康的表现，毋宁说培植健康心态的社会现实土壤还有待完善。如果大家都有能力选择自由迁徙，并最终以利益衡量之后毅然地选择“留在我的祖国”，到那时，明星们的国籍问题，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了。
没赵本山，春晚就不搞了？
国人太依赖赵本山了，已经习惯在他身上找乐子了。每年春晚一结束，很多人就开始关心老赵下一年的“动作”，从搭档到剧本，赵本山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都是公众的兴趣点。
其实，真正依赖赵本山的，是拿赵本山当幌子的人。在中国，赵本山就是摇钱树，赵本山就是收视率。春晚还有几分看头？娱乐活动越来越多，人们已经不再把过年的快乐寄托在春晚上了，对春晚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少。如何把人们的眼球拉回来？赵本山就是其中的一个招牌。去年，离春晚几个月，春晚导演就逮住赵本山不放了，甚至还参加他老父亲的葬礼，诚意可赞。
快乐是自己创造的，指望个赵本山不行；一个赵本山也拯救不了春晚日趋下滑的收视率，还是早点“自救”的好。过多的关注赵本山，他也累了，还是放过他吧。
网络成瘾其实是一种社会病症
“网络成瘾症”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网络杂交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重集体而轻个体，甚至根本没有“个体”的概念，自然也缺乏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应有的尊重。
此外，随着城市化浪潮而来的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导致了生存空间的日益减小也是网络成瘾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口密度的增大并不表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加，相反，它意味着生存竞争的日益残酷与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的真诚关系的丧失。现代的都市社会里，人是孤独的，寂寞的，尽管他是群众的一分子，仍然无济于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这种原子化的存在方式使人们渴望交流，不管这种交流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代用品。
治疗“网络成瘾症”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改良社会与文化环境，消解了产生“网络成瘾症”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方能引导人们合理地使用网络，并发挥网络巨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煤老板也是被匪帮勒索的守法公民
陕西神木县公安局大柳塔分局收取煤老板300余万元赞助费，在时下矿难频发的语境中，被解读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集体寻租”“公安沦为金钱的保安”，甚至连香港媒体的评论也是“自动卖身当打手”。
但我们仔细揣摩，权力寻租只是选项之一，而更多的可能则是权力勒索和权力敲诈。
前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奥尔森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他认为，在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里，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各种约束而无法剥夺和侵犯私人权利。而当公权力不受约束地从事自利行为时，公权就形同“匪帮”。
要强调的是，不管煤老板有多少“原罪”，他们也是公民，既有可能是与权力合谋的不法公民，也有可能是被流寇勒索的守法公民。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一只只撩拨流寇胃口的好肥羊。
当前，我国的退休制度很混乱。
首先是退休年龄混乱，公务员规定工作30年。但具体操作时，根据行政级别各有不同。一般来说，女干部在53岁，男干部57岁就“退居二线”，实际就是退休在家了，只是不办理手续而已。而一般事业单位则是女55岁，男60岁退休。有的地方规定企业人员50岁退休。有的企业甚至要求工人45岁左右就办理退休手续。成为所谓的“40、45人员”。其次是退休金各不相同，行业不同，级别不同，企事业单位不同，退休金相差悬殊。举例说：一对夫妻是大学同班同学，一个在企业，一个在事业单位，都是工作30年退休，退休金会相差4～5倍。
建议以工龄30年为准线，前设20年、25年两档，后设35年一档。退休金相应为在职工资的80%、85%、100%。原则就是不鼓励提前退休，也不提倡延后退休。同时，国家应该制定统一的退休金政策，逐渐缩小直至最后消除退休金行业差距过大的现状。
对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谈虎色变”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内容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如邓小平说的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所谓深层次的改革就要涉及权力和利益，即如何制衡权力和如何公平利益。目前的问题，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和制衡；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的分配极不均衡，先富没能很好地带动后富，贫富差距扩大。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说白了，就是一要分权，二要分利。
怎样分呢？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将市场经济这种属于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剥离出来，让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当下就需要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以剥离，区分哪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特质属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对于前者予以扬弃，对于后者则需要吸收，让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分权和分利的体制和机制。
从巩俐换国籍看弱民心态
巩俐换国籍又被“炮轰”。有人说，这是弱民心态的体现，但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似乎也不能忽视：在更换国籍的问题上，我们似乎总处于“顺差”状态——一个个“精英”排着队领了别国的身份证，却少见别国的“精英”排队来领中国的身份证，这让我们的心态尤其显得“脆弱”起来。
这种“顺差”与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有关，更与我们公民所能享受的各种权利有待加强不无关系。有人分析，为什么内地一些明星愿意拿香港护照？除了香港护照在很多国家免签证，方便艺人周游列国拍戏登台之外，香港人缴的是香港特区的税，税率低很多——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利益取舍，那些要加入欧洲美洲国籍的也不排除有类似的考量。
为明星换国籍大动肝火，与其说是一种国民心态不健康的表现，毋宁说培植健康心态的社会现实土壤还有待完善。如果大家都有能力选择自由迁徙，并最终以利益衡量之后毅然地选择“留在我的祖国”，到那时，明星们的国籍问题，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了。
没赵本山，春晚就不搞了？
国人太依赖赵本山了，已经习惯在他身上找乐子了。每年春晚一结束，很多人就开始关心老赵下一年的“动作”，从搭档到剧本，赵本山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都是公众的兴趣点。
其实，真正依赖赵本山的，是拿赵本山当幌子的人。在中国，赵本山就是摇钱树，赵本山就是收视率。春晚还有几分看头？娱乐活动越来越多，人们已经不再把过年的快乐寄托在春晚上了，对春晚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少。如何把人们的眼球拉回来？赵本山就是其中的一个招牌。去年，离春晚几个月，春晚导演就逮住赵本山不放了，甚至还参加他老父亲的葬礼，诚意可赞。
快乐是自己创造的，指望个赵本山不行；一个赵本山也拯救不了春晚日趋下滑的收视率，还是早点“自救”的好。过多的关注赵本山，他也累了，还是放过他吧。
网络成瘾其实是一种社会病症
“网络成瘾症”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网络杂交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重集体而轻个体，甚至根本没有“个体”的概念，自然也缺乏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应有的尊重。
此外，随着城市化浪潮而来的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导致了生存空间的日益减小也是网络成瘾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口密度的增大并不表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加，相反，它意味着生存竞争的日益残酷与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的真诚关系的丧失。现代的都市社会里，人是孤独的，寂寞的，尽管他是群众的一分子，仍然无济于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这种原子化的存在方式使人们渴望交流，不管这种交流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代用品。
治疗“网络成瘾症”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改良社会与文化环境，消解了产生“网络成瘾症”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方能引导人们合理地使用网络，并发挥网络巨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煤老板也是被匪帮勒索的守法公民
陕西神木县公安局大柳塔分局收取煤老板300余万元赞助费，在时下矿难频发的语境中，被解读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集体寻租”“公安沦为金钱的保安”，甚至连香港媒体的评论也是“自动卖身当打手”。
但我们仔细揣摩，权力寻租只是选项之一，而更多的可能则是权力勒索和权力敲诈。
前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奥尔森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他认为，在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里，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各种约束而无法剥夺和侵犯私人权利。而当公权力不受约束地从事自利行为时，公权就形同“匪帮”。
要强调的是，不管煤老板有多少“原罪”，他们也是公民，既有可能是与权力合谋的不法公民，也有可能是被流寇勒索的守法公民。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一只只撩拨流寇胃口的好肥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