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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言官在儒家思想新形态的“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接受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重视名节甚于生命，因此成为儒家纲常的坚强卫道士，为此不惜与皇帝产生剧烈冲突，虽杀身亦不少屈。
【关键词】明代 言官制度 谏官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楚云飞对投身抗战的原燕京大学学生赵刚说，自古以来“武死战，文死谏”，作为一介书生，应该在朝堂上发挥作用，而不是在战场上。楚云飞所引的“文死谏”，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一种相沿已久的政治制度，即言官制度。言官制度，说白了就是监察制度。所谓言官，是指拥有上疏言事和弹劾官员权力的官员，包括监官和谏官，合称台谏。监官就是职司监察的官员，主要秉承皇帝旨意监察各级官吏；谏官则是负责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谏、促其改正的官员。随着皇帝集权的强化，谏官制度自元朝以后便遭到虚置甚至废止。不过，监官却承继言官的传统，兼负谏官的职责。在明代，这种现象尤其明显。
明代未设谏官（补阙、拾遗、谏议大夫），但其监官系统比较发达，由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两大块构成，人数一般在200人左右。
六科给事中置于明洪武六年（1373年），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共58人，不过历代根据实际需要有所增减。除都给事中为正七品外，其他均为从七品。六科给事中职司侍从、封驳、科参，辅助皇帝处理奏章文牍，稽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百官事务。《明史·职官三》称六科“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六科的权力很大，通过“封驳”，可协助皇帝处理奏章，对六部及百司的奏章有封还驳回之权；通过“科抄”和“科参”，可以稽察六部事务；通过“注销”，可以督促六部和百司按期完成奉旨处理的政务。明代给事中不再隶属于别的衙门，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因此官员级别虽然比较低，但却没有上级衙门可以制约，便于有效地行使稽察职责。
御史隶属都察院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为明代最高监察机关，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和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明史·职官志二》称，都御史职掌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十三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官；对大臣和百官的违法乱纪、因缘干进、结党营私行为进行监察和弹劾；还会同吏部对官员进行考核，会同刑部、大理寺对大案要案进行会审；并提督所属各道监察御史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加上南京都察院各道御史，共140余人。之所以人数众多，是因为任务繁重，不仅针对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陕西、云南、河南、广西、广东、山西、山东、湖广、贵州十三布政司（省）展开监察，而且还要对内阁、六部、通政司、大理寺等各衙门展开监察。各道御史（如湖广道御史）并不只对本道（湖广）展开工作，还必须对其他各道事务乃至內阁、六部等各衙门事务上疏言事，或予纠弹。十三道监察御史的众多人员中，只有少部分官员幸运地被朝廷委以“巡按”之名，巡行十三布政司进行监察。这十三位派往各省的“巡按监察御史”与在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有所不同，即被赋予了“代天子巡狩”地方的更大权力，对被巡按之省的官员及相关事务进行监察和处理，大事上奏皇帝裁决，小事直接处断，掌握了地方官员的命门，因此州县官员在巡按御史莅临时，“迎跪道旁，倘遇风雨，即知府亦陷膝泥中”。需知知府一般为正五品官，而巡按监察御史则仅为正七品官员，后者官位虽不高，但权势很重。巡按御史不仅对本省的州府县官进行监察，对本省的高层官员也有弹劾监察之权。如正德四年，巡按湖广御史冼光，弹劾湖广镇守太监赵荣、巡抚都御史张子麟、参政王绶、都指挥使马武等二十九员失事之罪。可见其权力之大。
第一，从制度设计上来看，明代没有设立专职“谏官”，只设立了“监官”。监官主要是针对大臣百官的一种监察机构，是皇帝加强皇权、维护政权运转的一种工具。虽然洪武间曾一度要求六科给事中对“主德阙违”进行谏诤，但六科给事中并非专职谏官，因此他们可以对百官进行严格的监察，但很难对君主的言行予以规劝和阻止。从《明太祖实录》记载来看，甚至少有给事中劝谏皇帝的情况。因此，明代的言官制度基本上未明确规定言官可针对皇帝进行劝谏、规劝、封驳和监察，与辽宋以前言官可以直接规谏甚至纠正皇帝决策的制度并不相同。张金鉴在《中国文官制度史》中指出：明给事中“无面折廷诤之威风，由言谏之官渐变为纠察之官，所谓封驳、注销、奏闻、弹劾者均不过代天子以察百事，乃其耳目手足耳，决不是以言谏天子、纠朝廷也”。这是明代朱元璋将皇权强化到极致的一种制度性反映。然而，一旦皇帝集权达到顶峰，就必然会回落和松弛，于是明代中后期的言官，便秉承言官的传统，逾制对皇帝进行婉言规谏甚至极言强谏，捍卫了言官直言强谏的传统。对于此种状况，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也容忍了。这使得明朝的君臣关系，呈现复杂状态。虽然皇帝对言官（或所有官员）拥有廷杖的权力，但却没有压制住后者上疏谏言的行动。与此不同，清朝虽然没有廷杖制度，但却剥夺了言官抗议皇帝的权力。故明朝保持着对言官身体摧残的权利，而清朝保持着对言官精神禁锢的权力。
第二，明代言官（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对除皇帝以外所有大臣和官员拥有弹劾的权力。上至内阁首辅，下至州县官员，都受到言官的制约和纠劾。明代几乎所有内阁首辅都受到过言官的批评和纠劾，一旦受到言官的弹劾，首辅都得上疏向皇帝提出辞职，除非受到皇帝的挽留，否则便会黯然下台。世宗时严嵩专权20年间，言官不断对他进行弹劾和抗争，虽屡遭反击和迫害，仍然宁折不弯。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一举弹劾严嵩儿子严世藩，导致严嵩垮台，后者被逐回江西分宜老家，凄然死去。 第三，明代言官制度具有既“专”又“通”的特点。一般而言，六科给事中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督，属于专业性督察；督察院御史则对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进行监察，属于通盘性监督。这是大面上的专与通的结合。实际上，在六科和都察院中，也有“专”与“通”结合的特点。六科给事中虽然针对六部事务进行专门性监察，但也对其他事务进行通盘性的监督。如洪武间，工科给事中陈洽等人上疏称：如果大臣犯了重罪，虽蒙皇帝恩宥，上朝时不宜仍列本班，必须稍加降抑，以示劝惩。显然这不是对工部事务作监察，而是对刑部和礼部事务进行督察。在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中，也是专、通结合。各道官员表面上应对本道事务和官员进行专门监察，实际上却非常自由，可以对任何事务和官员进行纠察。下派地方的巡按监察御史，应该对所巡地方进行专门监察，但有时候也对其他省份乃至中央的事务和官员进行监察。如宣德二年，巡按广西监察御史汪景明便劾奏湖广都指挥张贵、鲁曾领兵赴交阯参战时，“缘途逗遛”的拖沓、避难行为。这是对其他省份的事件进行监察。因此，明代言官既有专业分工，又不受分工的限制，可以自由发挥纠弹和监察功能。而且，明代都察院与六科互不统属，可互相弹劾，彼此制约。如洪武间，六科给事中陈泰便劾奏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桂满“欺罔”，请置于法。这也越过了对六部监察的专业限制，而对都察院进行监督。
第四，明代言官制度具有“位卑权重”的特点。明代言官的两大主体——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均只是正七品官员，但却拥有对上至内阁首辅，下至州县官吏进行弹劾和纠察的权力。特别是六科，虽然官员品级很低，但却是个独立的机构，无上级机关掣肘，可以有效实行监察。明代言官之所以设计成位卑权重的模式，与传统言官制度一样，主要是考虑到监察的有效性，如果言官地位很高，他就会“爱惜羽毛”和“明哲保身”，不愿冒政治风险去监察他人，以免受到还击。地位低的言官，会在“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心理驱使下，孤注一掷地弹劾权臣，即使被贬也损失不大；若冒险成功，则一战成名，名利双收。明代统治者正是考虑到这种因素，故将言官设计成“位卑权重”的状态。
第五，明代言官在特殊意识形态支持下对皇帝进行劝谏和抗争。明代言官在儒家思想新形态的“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接受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重视名节甚于生命，因此成为儒家纲常的坚强卫道士，为此不惜与皇帝产生剧烈冲突，虽杀身亦不少屈。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即君主专制制度（上层建筑）、儒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农本经济体系（经济基础）。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观念便成为历朝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之所以被君主专制接纳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儒家强调“尊君”，倡导“三纲”有关。然而，儒家思想与君主制度之间又有扞格，前者最终目的是建立“公天下”的“大同”社会，后者则始终维护自己“私天下”的“小康”社会。儒家与君主实际上是近期的同道人，而远期必然会分道扬镳。儒家与君主共同的执政理念是“民本”，当二者在执政理念和现实政策上发生分歧时，儒家便高举“道高于君”的大旗，决意要做“帝王之师”，指导皇帝在符合儒家思想的道路上前进。言官这时便会代表儒家和儒臣发声，对君主的“无道行为”和“悖民”政策进行劝诤和谏止。明代言官在程朱理学的支撑下，对明代中后期皇帝的荒唐行为进行激烈的抨击。这显然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如前所述，明代并未专设针对皇帝的“谏官”，然而监官卻发扬劝谏的传统，主动承担了“谏官”的职能。世宗沉溺于修玄、斋醮和青词之事，置国事不问，御史杨爵便挺身而出，上书极谏，被下诏狱，虽备受酷刑，仍不为所屈。明神宗时，滥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肆无忌惮地额外征税，严重地冲击了当时正常的经济秩序，沉重地打击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于是言官奋起抗争，借对宦官的无耻行为的弹劾，对皇帝进行了少有的埋怨、劝谏甚至激烈批评。如万历二十八年，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弹劾税监陈奉四罪：欺君、盗国、虐士和殃民，借以敲打支持陈奉的神宗。万历二十九年，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甚至直击皇帝，指出：“衅自上起者，难以忿心尤人，怒繇众积者，忌以谩词掩慝。今皇上嗜利心滋，满布狼虎，飞而食人，无有空处。使天下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掘冢剖棺，只充皇上私藏，而未曾锱铢佐国，而皇上所自知也！”。这种激烈的言辞，表明言官已无惧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做好了为道殉葬的心理准备。
明代未设谏官，只设监官，未从制度上将皇帝纳入监察范围，使皇帝滥权成为必然。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监察制度的设计要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要从顶层开始，将顶层纳入制度监督的范围，不能留下死角。形成在制度面前人人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明代的六科给事中，针对六部的专门事务进行专业督察，虽然级别很低，但却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任何机构，如此才能行使监察之权。我们今天在完善监察制度时，也应该让监察机构拥有独立的地位，不受上级机关的掣肘，更好地发挥监察职能。
明代言官制度确立以皇帝的意志为监察原则，中后期的言官则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增加了“殉道”与“民本”的监察原则，并理直气壮地执行监察职能。明代言官在面对皇帝偏离儒家民本轨道时，不惜冒杀身危险，挺身而出，犯颜直谏，这对我们今天的监察人员做出了示范。今天也要确立最高的监察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民本位”原则，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要考虑人民的利益，否则监察者就要实行监察和督察。监察制度的执行者，应该遵循共产党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坚持人民本位，勇于纠正错误，改正错误，敢于与违背人民利益的贪腐行为作斗争。
为政者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听取下面人的意见，甚至批评意见，需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明代言官的品级都比较低，今天监察官员的品级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然有限。为政者不能因为他们级别比自己低就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接受他们的监督。
明代言官制度，是君主与儒臣双方协商和博弈后建立起来的，由于缺乏人民群众的介入和参与，因此最终难以起到更佳的作用。当今，在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应该在设计监察制度时，引入人民群众的力量，对政府官员实行民主监督，有望克服传统言官制度的弊端。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关键词】明代 言官制度 谏官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楚云飞对投身抗战的原燕京大学学生赵刚说，自古以来“武死战，文死谏”，作为一介书生，应该在朝堂上发挥作用，而不是在战场上。楚云飞所引的“文死谏”，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一种相沿已久的政治制度，即言官制度。言官制度，说白了就是监察制度。所谓言官，是指拥有上疏言事和弹劾官员权力的官员，包括监官和谏官，合称台谏。监官就是职司监察的官员，主要秉承皇帝旨意监察各级官吏；谏官则是负责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谏、促其改正的官员。随着皇帝集权的强化，谏官制度自元朝以后便遭到虚置甚至废止。不过，监官却承继言官的传统，兼负谏官的职责。在明代，这种现象尤其明显。
明代言官由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两大块构成
明代未设谏官（补阙、拾遗、谏议大夫），但其监官系统比较发达，由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两大块构成，人数一般在200人左右。
六科给事中置于明洪武六年（1373年），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共58人，不过历代根据实际需要有所增减。除都给事中为正七品外，其他均为从七品。六科给事中职司侍从、封驳、科参，辅助皇帝处理奏章文牍，稽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百官事务。《明史·职官三》称六科“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六科的权力很大，通过“封驳”，可协助皇帝处理奏章，对六部及百司的奏章有封还驳回之权；通过“科抄”和“科参”，可以稽察六部事务；通过“注销”，可以督促六部和百司按期完成奉旨处理的政务。明代给事中不再隶属于别的衙门，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因此官员级别虽然比较低，但却没有上级衙门可以制约，便于有效地行使稽察职责。
御史隶属都察院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为明代最高监察机关，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和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明史·职官志二》称，都御史职掌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十三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官；对大臣和百官的违法乱纪、因缘干进、结党营私行为进行监察和弹劾；还会同吏部对官员进行考核，会同刑部、大理寺对大案要案进行会审；并提督所属各道监察御史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加上南京都察院各道御史，共140余人。之所以人数众多，是因为任务繁重，不仅针对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陕西、云南、河南、广西、广东、山西、山东、湖广、贵州十三布政司（省）展开监察，而且还要对内阁、六部、通政司、大理寺等各衙门展开监察。各道御史（如湖广道御史）并不只对本道（湖广）展开工作，还必须对其他各道事务乃至內阁、六部等各衙门事务上疏言事，或予纠弹。十三道监察御史的众多人员中，只有少部分官员幸运地被朝廷委以“巡按”之名，巡行十三布政司进行监察。这十三位派往各省的“巡按监察御史”与在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有所不同，即被赋予了“代天子巡狩”地方的更大权力，对被巡按之省的官员及相关事务进行监察和处理，大事上奏皇帝裁决，小事直接处断，掌握了地方官员的命门，因此州县官员在巡按御史莅临时，“迎跪道旁，倘遇风雨，即知府亦陷膝泥中”。需知知府一般为正五品官，而巡按监察御史则仅为正七品官员，后者官位虽不高，但权势很重。巡按御史不仅对本省的州府县官进行监察，对本省的高层官员也有弹劾监察之权。如正德四年，巡按湖广御史冼光，弹劾湖广镇守太监赵荣、巡抚都御史张子麟、参政王绶、都指挥使马武等二十九员失事之罪。可见其权力之大。
明代言官制度既具有专业性督察和通盘性监督并举的特点，又具有“位卑权重”的特点
第一，从制度设计上来看，明代没有设立专职“谏官”，只设立了“监官”。监官主要是针对大臣百官的一种监察机构，是皇帝加强皇权、维护政权运转的一种工具。虽然洪武间曾一度要求六科给事中对“主德阙违”进行谏诤，但六科给事中并非专职谏官，因此他们可以对百官进行严格的监察，但很难对君主的言行予以规劝和阻止。从《明太祖实录》记载来看，甚至少有给事中劝谏皇帝的情况。因此，明代的言官制度基本上未明确规定言官可针对皇帝进行劝谏、规劝、封驳和监察，与辽宋以前言官可以直接规谏甚至纠正皇帝决策的制度并不相同。张金鉴在《中国文官制度史》中指出：明给事中“无面折廷诤之威风，由言谏之官渐变为纠察之官，所谓封驳、注销、奏闻、弹劾者均不过代天子以察百事，乃其耳目手足耳，决不是以言谏天子、纠朝廷也”。这是明代朱元璋将皇权强化到极致的一种制度性反映。然而，一旦皇帝集权达到顶峰，就必然会回落和松弛，于是明代中后期的言官，便秉承言官的传统，逾制对皇帝进行婉言规谏甚至极言强谏，捍卫了言官直言强谏的传统。对于此种状况，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也容忍了。这使得明朝的君臣关系，呈现复杂状态。虽然皇帝对言官（或所有官员）拥有廷杖的权力，但却没有压制住后者上疏谏言的行动。与此不同，清朝虽然没有廷杖制度，但却剥夺了言官抗议皇帝的权力。故明朝保持着对言官身体摧残的权利，而清朝保持着对言官精神禁锢的权力。
第二，明代言官（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对除皇帝以外所有大臣和官员拥有弹劾的权力。上至内阁首辅，下至州县官员，都受到言官的制约和纠劾。明代几乎所有内阁首辅都受到过言官的批评和纠劾，一旦受到言官的弹劾，首辅都得上疏向皇帝提出辞职，除非受到皇帝的挽留，否则便会黯然下台。世宗时严嵩专权20年间，言官不断对他进行弹劾和抗争，虽屡遭反击和迫害，仍然宁折不弯。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一举弹劾严嵩儿子严世藩，导致严嵩垮台，后者被逐回江西分宜老家，凄然死去。 第三，明代言官制度具有既“专”又“通”的特点。一般而言，六科给事中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督，属于专业性督察；督察院御史则对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进行监察，属于通盘性监督。这是大面上的专与通的结合。实际上，在六科和都察院中，也有“专”与“通”结合的特点。六科给事中虽然针对六部事务进行专门性监察，但也对其他事务进行通盘性的监督。如洪武间，工科给事中陈洽等人上疏称：如果大臣犯了重罪，虽蒙皇帝恩宥，上朝时不宜仍列本班，必须稍加降抑，以示劝惩。显然这不是对工部事务作监察，而是对刑部和礼部事务进行督察。在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中，也是专、通结合。各道官员表面上应对本道事务和官员进行专门监察，实际上却非常自由，可以对任何事务和官员进行纠察。下派地方的巡按监察御史，应该对所巡地方进行专门监察，但有时候也对其他省份乃至中央的事务和官员进行监察。如宣德二年，巡按广西监察御史汪景明便劾奏湖广都指挥张贵、鲁曾领兵赴交阯参战时，“缘途逗遛”的拖沓、避难行为。这是对其他省份的事件进行监察。因此，明代言官既有专业分工，又不受分工的限制，可以自由发挥纠弹和监察功能。而且，明代都察院与六科互不统属，可互相弹劾，彼此制约。如洪武间，六科给事中陈泰便劾奏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桂满“欺罔”，请置于法。这也越过了对六部监察的专业限制，而对都察院进行监督。
第四，明代言官制度具有“位卑权重”的特点。明代言官的两大主体——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均只是正七品官员，但却拥有对上至内阁首辅，下至州县官吏进行弹劾和纠察的权力。特别是六科，虽然官员品级很低，但却是个独立的机构，无上级机关掣肘，可以有效实行监察。明代言官之所以设计成位卑权重的模式，与传统言官制度一样，主要是考虑到监察的有效性，如果言官地位很高，他就会“爱惜羽毛”和“明哲保身”，不愿冒政治风险去监察他人，以免受到还击。地位低的言官，会在“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心理驱使下，孤注一掷地弹劾权臣，即使被贬也损失不大；若冒险成功，则一战成名，名利双收。明代统治者正是考虑到这种因素，故将言官设计成“位卑权重”的状态。
第五，明代言官在特殊意识形态支持下对皇帝进行劝谏和抗争。明代言官在儒家思想新形态的“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接受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重视名节甚于生命，因此成为儒家纲常的坚强卫道士，为此不惜与皇帝产生剧烈冲突，虽杀身亦不少屈。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即君主专制制度（上层建筑）、儒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农本经济体系（经济基础）。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观念便成为历朝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之所以被君主专制接纳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儒家强调“尊君”，倡导“三纲”有关。然而，儒家思想与君主制度之间又有扞格，前者最终目的是建立“公天下”的“大同”社会，后者则始终维护自己“私天下”的“小康”社会。儒家与君主实际上是近期的同道人，而远期必然会分道扬镳。儒家与君主共同的执政理念是“民本”，当二者在执政理念和现实政策上发生分歧时，儒家便高举“道高于君”的大旗，决意要做“帝王之师”，指导皇帝在符合儒家思想的道路上前进。言官这时便会代表儒家和儒臣发声，对君主的“无道行为”和“悖民”政策进行劝诤和谏止。明代言官在程朱理学的支撑下，对明代中后期皇帝的荒唐行为进行激烈的抨击。这显然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如前所述，明代并未专设针对皇帝的“谏官”，然而监官卻发扬劝谏的传统，主动承担了“谏官”的职能。世宗沉溺于修玄、斋醮和青词之事，置国事不问，御史杨爵便挺身而出，上书极谏，被下诏狱，虽备受酷刑，仍不为所屈。明神宗时，滥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肆无忌惮地额外征税，严重地冲击了当时正常的经济秩序，沉重地打击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于是言官奋起抗争，借对宦官的无耻行为的弹劾，对皇帝进行了少有的埋怨、劝谏甚至激烈批评。如万历二十八年，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弹劾税监陈奉四罪：欺君、盗国、虐士和殃民，借以敲打支持陈奉的神宗。万历二十九年，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甚至直击皇帝，指出：“衅自上起者，难以忿心尤人，怒繇众积者，忌以谩词掩慝。今皇上嗜利心滋，满布狼虎，飞而食人，无有空处。使天下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掘冢剖棺，只充皇上私藏，而未曾锱铢佐国，而皇上所自知也！”。这种激烈的言辞，表明言官已无惧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做好了为道殉葬的心理准备。
明代言官的历史启示
明代未设谏官，只设监官，未从制度上将皇帝纳入监察范围，使皇帝滥权成为必然。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监察制度的设计要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要从顶层开始，将顶层纳入制度监督的范围，不能留下死角。形成在制度面前人人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明代的六科给事中，针对六部的专门事务进行专业督察，虽然级别很低，但却是独立机构，不隶属任何机构，如此才能行使监察之权。我们今天在完善监察制度时，也应该让监察机构拥有独立的地位，不受上级机关的掣肘，更好地发挥监察职能。
明代言官制度确立以皇帝的意志为监察原则，中后期的言官则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增加了“殉道”与“民本”的监察原则，并理直气壮地执行监察职能。明代言官在面对皇帝偏离儒家民本轨道时，不惜冒杀身危险，挺身而出，犯颜直谏，这对我们今天的监察人员做出了示范。今天也要确立最高的监察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民本位”原则，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要考虑人民的利益，否则监察者就要实行监察和督察。监察制度的执行者，应该遵循共产党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坚持人民本位，勇于纠正错误，改正错误，敢于与违背人民利益的贪腐行为作斗争。
为政者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听取下面人的意见，甚至批评意见，需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明代言官的品级都比较低，今天监察官员的品级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然有限。为政者不能因为他们级别比自己低就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接受他们的监督。
明代言官制度，是君主与儒臣双方协商和博弈后建立起来的，由于缺乏人民群众的介入和参与，因此最终难以起到更佳的作用。当今，在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应该在设计监察制度时，引入人民群众的力量，对政府官员实行民主监督，有望克服传统言官制度的弊端。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