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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用以描述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新兴经济形态。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深刻转型，以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为特征的新经济在2016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我国已然处于新旧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然而现阶段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仍突出，主要体现为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服务体系未能得到根本性转变。但由于新经济下产业主体存在“两高一轻”的特点（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投入，轻资产），商业银行对其提供传统信贷支持往往存在诸多困难，从而限制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中央已经把“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明确写入“十四五”规划，商业银行亟须进行综合化经营转型以提升市场竞争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转型的现实逻辑
我国经济步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新经济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充足、市场容量大等优势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我国制造业大多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 工业大而不强，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抬升，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速放缓。在此背景下，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转型。新经济以价值驱动为目标， 助推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通过大量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典型的轻资产特点，互联网、人工智能、5G技术等高科技产业是新经济产业的代表。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自2013年起我国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稳居首位。近两年，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也进一步助推新消费、新业态的兴起，我国产业逐渐向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发展。
我国现阶段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与新经济产业特点不匹配。一方面，传统信贷体系偏好基础设施、房地产、重工业等抵押担保充分的重资产行业，而科技驱动的新经济产业具有典型的轻资产特点。新经济主体资产结构中固定资产比重下降， 智力资源、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和渠道控制力等大量无法进行会计计量的表外资产增多，抵押担保的传统信贷风控手段适用性降低。另一方面，传统信贷体系更看重借款企业过去和当期的财务状况，而新经济产业更注重“成长性”和“未来价值”。新经济虽然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增量空间，但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前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未来现金流不稳定，具有较高的经营风险。因此，新经济主体往往面临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要求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按照国际经验，对新兴产业的支持主要采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 因为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需要与资本市场高效对接，共担风险和收益。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远低于国际水平的现实与过去的产业结构密不可分，在新经济背景下，资本市场发展将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相辅相成，直接融资比重将不断提高（见表1）。
服务实体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促使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转型。从实体经济需求来看，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要求优化融资结构，大量优质、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将融资方式从银行信贷转向债券、IPO等直接融资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大众客户投资理财需求也日益高涨，不再满足于普通存款产品，居民资金逐渐进入资本市场。从金融行业环境来看，我国迎来大资管时代，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日益加剧：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业准入门槛下降等因素导致银行间机构同质化服务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发展、金融脱媒趋势下的非银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形成外部冲击，叠加金融让利实体经济政策显效，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存贷盈利模式面临挑战。因此，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转型是当前形势下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见图1）。
美國银行业转型镜鉴
产业结构升级是美国银行业经营转型的内在动力。20世纪70 年代，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活动加强，美国产业经济经历快速变革期。一方面，德国和日本经济崛起导致美国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加速向海外迁出，同时美国还将劳动密集型劣势产业向海外低成本国家转移;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产业为龙头，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美国快速发展，截至1975年，第三产业在美国总产值占比已达65.5%，其中信息业占比超过50%。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往往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原因在于高风险、轻资产的信息科技类企业不适用于传统信贷支持方式，更需要直接融资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在这期间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股票市场急剧扩张。
行业竞争压力是美国银行业经营转型的外部动力。在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美国金融脱媒现象日趋严峻。相较于银行信贷，直接融资流动性更强、成本更低，大量银行客户更多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在货币和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业务出现萎缩。同时，在资金端，非银金融机构由于不受存款利率管制的限制，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等产品以更高的收益率受到市场欢迎。据美联储统计，1980年至1991年间美国家庭金融总资产逐年上升，但存款在家庭金融资产的占比由28.6%下降到18.8%;家庭持有的共同基金与养老基金占比由16.26%增至32.16%。这一时期，美国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的比重不断下降，盈利情况不断恶化，与证券业务密切相关的共同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规模显著增长（见表2）。
在此背景下，美国银行业经历了新一轮破产危机，要求撤销分业经营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自此逐步放松金融监管，在1986年全面放开利率管制，在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分业经营的结束。此后，美国银行业在90年代掀起了一股兼并收购浪潮，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年报，1994年至2000年间，美国银行业共发生了2728例并购，经营管理和资本状况良好的银行控股公司不断收购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保险经纪等非传统银行业务条线，以金融控股集团的形式综合开展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业务（见表3）。 国内银行业综合化经营现状
对比我国银行业和美国银行业20世纪70年代后所处的背景，从宏观经济看，科技创新驱动的新经济产业快速发展，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匹配产业结构特点;从中观金融市场看，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银行业面临的内外竞争加剧;从微观客户需求看，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融资需求多样化要求商业银行提高综合化金融服务能力。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已然处于综合化经营转型的关键时期（见表4）。
近年来，我国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明显。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通过设立子公司等方式获得证券、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等多种金融牌照，加速从单一的商业银行向综合化经营的银行控股集团转变。截至2019年末，已有9家银行控制或投资了证券公司，13家银行机构出资参与设立或控股了基金管理公司，7家银行机构出资设立保险公司，4家银行机构投资信托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不能直接持有内地券商牌照，主要通过持有境外券商牌照或多层间接持有的模式参与证券业经营（见表5）。
总结及经营建议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要求改变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未来直接融资比重将不断提升。参考国际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应顺应时代发展，审慎推进综合化经营转型以提高自身竞争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加强顶层设计，树立综合化经营战略定位。在当前行业和监管制度下，在我国推进银行控股或金融集团控股的混业经营模式可行性更高。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综合性金融集团，如花旗、瑞银、汇丰和德意志银行等，都是以商业银行为核心构建而成的。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利用资本实力、客户基础、品牌信誉及风险管理等较其他金融机构更为突出的优势，堅定综合化经营的战略定位。对外，完善牌照，深度介入基金、牌照类投行、证券经纪、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金融业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对内，整合业务和产品条线，打造一站式、综合化金融服务平台。
完善内控和风险管理机制，充分发挥集团内协同效应。相较于提供单一传统的银行服务，理论上综合化经营平台有利于与客户形成更加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降低业务转换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性。例如，银行拥有信贷客户的财务状况等信息，在此基础上为其提供直接融资或资产管理服务具有天然的渠道和信息优势。因此，集团须建立科学的内控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使各业务条线和子公司协同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得到加强，减少各方博弈成本。同时，综合化经营对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集团应建立严格的防火墙制度，加强与子公司的风险隔离，防止业务风险交叉传染。
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加快数字化转型。数据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越发紧密。一方面，商业银行须加强数据治理。商业银行现有的数据系统大都是在分业经营框架下建立的，综合化经营须建立在大量数据整合、运营整合的基础之上，全方位升级客户关系、业务处理、风险管理等系统，同时升级数据安全。另一方面，新经济下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也在加速，商业银行须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提升智能化综合金融服务水平。
加强复合型金融人才储备，完善薪酬激励体系。商业银行进行综合化经营转型须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对熟悉传统银行和非银金融业务的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引进力度，完善集团内人才流动和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金融子行业的人才市场特点，可为不同子公司制定相对灵活的薪酬激励政策，吸引和留住行业专才。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博士后工作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其中王剑系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然而现阶段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仍突出，主要体现为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服务体系未能得到根本性转变。但由于新经济下产业主体存在“两高一轻”的特点（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投入，轻资产），商业银行对其提供传统信贷支持往往存在诸多困难，从而限制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中央已经把“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明确写入“十四五”规划，商业银行亟须进行综合化经营转型以提升市场竞争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转型的现实逻辑
我国经济步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新经济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充足、市场容量大等优势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我国制造业大多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 工业大而不强，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抬升，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速放缓。在此背景下，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转型。新经济以价值驱动为目标， 助推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通过大量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典型的轻资产特点，互联网、人工智能、5G技术等高科技产业是新经济产业的代表。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自2013年起我国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稳居首位。近两年，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也进一步助推新消费、新业态的兴起，我国产业逐渐向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发展。
我国现阶段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与新经济产业特点不匹配。一方面，传统信贷体系偏好基础设施、房地产、重工业等抵押担保充分的重资产行业，而科技驱动的新经济产业具有典型的轻资产特点。新经济主体资产结构中固定资产比重下降， 智力资源、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和渠道控制力等大量无法进行会计计量的表外资产增多，抵押担保的传统信贷风控手段适用性降低。另一方面，传统信贷体系更看重借款企业过去和当期的财务状况，而新经济产业更注重“成长性”和“未来价值”。新经济虽然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增量空间，但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前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未来现金流不稳定，具有较高的经营风险。因此，新经济主体往往面临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要求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按照国际经验，对新兴产业的支持主要采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 因为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需要与资本市场高效对接，共担风险和收益。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远低于国际水平的现实与过去的产业结构密不可分，在新经济背景下，资本市场发展将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相辅相成，直接融资比重将不断提高（见表1）。
服务实体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促使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转型。从实体经济需求来看，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要求优化融资结构，大量优质、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将融资方式从银行信贷转向债券、IPO等直接融资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大众客户投资理财需求也日益高涨，不再满足于普通存款产品，居民资金逐渐进入资本市场。从金融行业环境来看，我国迎来大资管时代，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日益加剧：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业准入门槛下降等因素导致银行间机构同质化服务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发展、金融脱媒趋势下的非银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形成外部冲击，叠加金融让利实体经济政策显效，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存贷盈利模式面临挑战。因此，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转型是当前形势下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见图1）。
美國银行业转型镜鉴
产业结构升级是美国银行业经营转型的内在动力。20世纪70 年代，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活动加强，美国产业经济经历快速变革期。一方面，德国和日本经济崛起导致美国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加速向海外迁出，同时美国还将劳动密集型劣势产业向海外低成本国家转移;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产业为龙头，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美国快速发展，截至1975年，第三产业在美国总产值占比已达65.5%，其中信息业占比超过50%。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往往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原因在于高风险、轻资产的信息科技类企业不适用于传统信贷支持方式，更需要直接融资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在这期间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股票市场急剧扩张。
行业竞争压力是美国银行业经营转型的外部动力。在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美国金融脱媒现象日趋严峻。相较于银行信贷，直接融资流动性更强、成本更低，大量银行客户更多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在货币和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业务出现萎缩。同时，在资金端，非银金融机构由于不受存款利率管制的限制，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等产品以更高的收益率受到市场欢迎。据美联储统计，1980年至1991年间美国家庭金融总资产逐年上升，但存款在家庭金融资产的占比由28.6%下降到18.8%;家庭持有的共同基金与养老基金占比由16.26%增至32.16%。这一时期，美国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的比重不断下降，盈利情况不断恶化，与证券业务密切相关的共同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规模显著增长（见表2）。
在此背景下，美国银行业经历了新一轮破产危机，要求撤销分业经营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自此逐步放松金融监管，在1986年全面放开利率管制，在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分业经营的结束。此后，美国银行业在90年代掀起了一股兼并收购浪潮，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年报，1994年至2000年间，美国银行业共发生了2728例并购，经营管理和资本状况良好的银行控股公司不断收购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保险经纪等非传统银行业务条线，以金融控股集团的形式综合开展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业务（见表3）。 国内银行业综合化经营现状
对比我国银行业和美国银行业20世纪70年代后所处的背景，从宏观经济看，科技创新驱动的新经济产业快速发展，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匹配产业结构特点;从中观金融市场看，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银行业面临的内外竞争加剧;从微观客户需求看，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融资需求多样化要求商业银行提高综合化金融服务能力。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已然处于综合化经营转型的关键时期（见表4）。
近年来，我国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明显。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通过设立子公司等方式获得证券、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等多种金融牌照，加速从单一的商业银行向综合化经营的银行控股集团转变。截至2019年末，已有9家银行控制或投资了证券公司，13家银行机构出资参与设立或控股了基金管理公司，7家银行机构出资设立保险公司，4家银行机构投资信托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不能直接持有内地券商牌照，主要通过持有境外券商牌照或多层间接持有的模式参与证券业经营（见表5）。
总结及经营建议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要求改变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未来直接融资比重将不断提升。参考国际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应顺应时代发展，审慎推进综合化经营转型以提高自身竞争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加强顶层设计，树立综合化经营战略定位。在当前行业和监管制度下，在我国推进银行控股或金融集团控股的混业经营模式可行性更高。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综合性金融集团，如花旗、瑞银、汇丰和德意志银行等，都是以商业银行为核心构建而成的。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利用资本实力、客户基础、品牌信誉及风险管理等较其他金融机构更为突出的优势，堅定综合化经营的战略定位。对外，完善牌照，深度介入基金、牌照类投行、证券经纪、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金融业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对内，整合业务和产品条线，打造一站式、综合化金融服务平台。
完善内控和风险管理机制，充分发挥集团内协同效应。相较于提供单一传统的银行服务，理论上综合化经营平台有利于与客户形成更加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降低业务转换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性。例如，银行拥有信贷客户的财务状况等信息，在此基础上为其提供直接融资或资产管理服务具有天然的渠道和信息优势。因此，集团须建立科学的内控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使各业务条线和子公司协同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得到加强，减少各方博弈成本。同时，综合化经营对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集团应建立严格的防火墙制度，加强与子公司的风险隔离，防止业务风险交叉传染。
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加快数字化转型。数据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越发紧密。一方面，商业银行须加强数据治理。商业银行现有的数据系统大都是在分业经营框架下建立的，综合化经营须建立在大量数据整合、运营整合的基础之上，全方位升级客户关系、业务处理、风险管理等系统，同时升级数据安全。另一方面，新经济下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也在加速，商业银行须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提升智能化综合金融服务水平。
加强复合型金融人才储备，完善薪酬激励体系。商业银行进行综合化经营转型须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对熟悉传统银行和非银金融业务的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引进力度，完善集团内人才流动和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金融子行业的人才市场特点，可为不同子公司制定相对灵活的薪酬激励政策，吸引和留住行业专才。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博士后工作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其中王剑系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