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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三兄弟，陶本一是我们的大哥。
记得《新民晚报》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过一篇《姓名趣谈》，文章品评了我们三兄弟的取名，夸我家老爷子给兄弟仨取名有文化，有内涵，有水平。我们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我父亲出生在有“上海源”之称的松江县泗泾镇。我的太祖父是泗泾的一个地主，却长期居住在租界新式里弄当寓公。太祖父舞文弄墨、擅长画梅，民国时曾在上海参加过画展。我祖父是位水利工程师，却壮年去世，父亲和他的弟弟、妹妹是在祖母的拉扯下长大的。由于我祖母的妹妹是当时中国妇女界的先进，曾担任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受姨妈的影响，父亲通过自身努力，考取了当时江海关税务学校，进入了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工作。这份职业在当时是属于捧着金饭碗的高级白领阶层，所以我们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资源。
我的大哥生于 1941 年的青岛，父亲当时在青岛海关任职。由于他是陶家的长子长孙，很受祖母的宠爱，加上生性聪慧，讨人喜欢，老嘎嘎（不惧生），所以又深得父亲的喜欢，一岁时就被父亲带到青岛海滨游泳。
由于父亲自小受到老派教育，崇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因此从小就对我们管束很严。三岁那年，大哥被父亲送进学堂“读书”（听课），目的是让大哥熟悉学校氛围，结果一个三岁小男孩坐在课堂里，有模有样，没有一点疏离感，获得老师的赞赏。五 岁时，大哥正式入学。在小学里他成绩不错，还参加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题目是介绍蒋介石的故乡奉溪，结果小小年纪的他居然得了奖，显示出他自小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十岁，大哥考进了上海一所蛮不错的南洋模范中学，而且还是住读。送校那天，母亲、外婆和家里的娘姨一起去，娘姨在帮他铺被褥时眼泪都掉下来了，但大哥没有一点离家的伤感，很自立，还一个劲地催母亲他们快走。后来母亲知道，之所以催他们快走，是他动了一个小脑筋，大人走了，他就可以跑到操場上去玩了。可见，住校让大哥获得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由于大哥初、高中都在上海西区上学，而我家又地处北面，所以从记事起，大哥一直住在祖母家，接触很少。能给我留下印象的，一是 1957 年“反右”那会儿，他利用星期天回家，只见他在白报纸上画了很多“反右”斗争的漫画，铺得地板上、沙发上到处都是，说明他当时要求进步、靠拢组织、积极向上的态度;二是他在高中时和班上的三位同学义结金兰。这三位同学都是班上的优等生，其中一位还是班长，当时我父母都特别支持。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我们的父母一直很重视孩子的朋友圈，他们信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父母对我们哥仨的朋友圈都很关注，很尊重，很热情，也很放心。
从小对语文情有独钟的大哥，高考时选择了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阶段，他主攻英国文学。记得那是一个初夏的上午，天气蛮热的，父亲和他坐在二楼楼梯的风口处，谆谆叮嘱，希望他改攻中国古典文学。但大哥不为所动，结果毕业后因外国文学教研组不需要留校生，被分配到山西。
在大学阶段，大哥很活跃，是华东师大话剧团的积极分子，许多人都夸我大哥普通话说得标准。我曾看过两次大哥的演出，也到后台看他们卸装，看到剧团的同学们与大哥相谈甚欢，相信身处这样的同学圈，大哥这四年的大学生涯一定很开心。毕业那年，除了外语得了四分外，大哥所有的功课都是五分。作为学业优秀的大哥来讲，他为自己的大学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他又不得不为自己的选择，离开上海，来到了山西晋南师专，走上了他人生的第一站。
晋南师专，真可谓穷乡僻壤，去火车站接我哥一行三人的，竟是马拉的大板车，而学校的破败相，让大哥一下子跌入莫名的彷徨中，大哥一度想回上海，父亲的信打消了他的念头。父亲当时是上海海关缉私处的主管领导，也是号称“海关三支笔”中的一支，虽然我不知道父亲给大哥写了些什么，但这厚厚一沓子信，相信对大哥思想情绪的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毕竟父亲的笔头很健，功底很好。记得国庆 10 周年，《解放日报》曾连载父亲写的缉私小说《海关的钟声》。
大哥在山西的那些年，我不甚了解，只知道他在那儿干得不错，小地方，小院校，还挺能磨炼人的。“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了，人的疯狂，思想的疯狂，让人变得亦鬼亦人，为了躲避派系的“追杀”，大哥的同事王宗礽携家逃难到上海住在我家，还有一位丁耀良，也时不时来上海转转，赵佩玉、张明健和大哥一样，都回上海避风头了。但大哥在复课闹革命中，响应号召，积极备课，受到院领导的关注，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大哥的才华自此开始得到了挥洒。
自此以后，大哥在事业上顺风顺水，从创办中国四大语文核心期刊之一的《语文教学通讯》开始，到创办全国第一份《语文报》，再到 43 岁出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成为改革开放后，被英文版《中国日报》介绍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到 1994 年陶本一离开山西返回上海时，他给山西师大留下的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和一座令人难忘的巨人广场。
我知道，大哥在山西师大那段日子，锐意进取，埋头改革，搞得风生水起，在当时的报刊上常有介绍他的文章。记得 21 世纪初，他带队上海师大交响乐团去山西巡演时，他跟我说，这次回到山西师大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山西师大师生对他的到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超乎寻常的热情，让他深受感动，那些老同事（甚至包括反对过他的老同事）握住他的手，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波澜，让他心热了好一阵。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当反对过你的人在向你表达敬意时，你已经走向人生的巅峰。所以当时我对他说了一句话：“人生到了你这个份上，应该说你做人已经很成功了。”
我的大哥今年 77 岁了，帕金森症干扰了他的后半生。原先潇洒倜傥，思路敏捷，口若悬河，思绪缜密，中气十足，步履矫健的学者、博导、校长，如今已垂垂老矣。大把大把西药照单全收，吃进肚里，毁了他的身体。对西医的迷信，使他没有了选择。药能治病，也能致命，可见吃药要适时减量，适时停用，适时靠自身的免疫功能去抵御，真的很重要。 我的大哥，在我们三兄弟中很有威望，我小的时候还真有点惧他，即使我二哥只小他一岁，也还是很敬畏他。我二哥是个理科生，搞航天的，主攻电子对抗，在他的专业领域属翘楚级人物，在国际雷达界很有影响。他是 IEEE（全球电器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高级会员，也是当时国内第一个美国 AOC 会员，据说在亚洲只有两位会员，另一位是个日本人。有一次大哥对我说，二哥在事业上比他做得还要好。即使如此，二哥对大哥的意见还是言听计从，关键是大哥就像个大哥样。
他的家族观念很重，对父母他敬重又孝顺，对兄弟情分他也很看重，只要是家里的事，他都很上心，一点儿都不含糊。在这点上，大哥秉承了父亲的家族理念，谁让他是陶家的长子长孙呢。
说到这里，家庭对大哥和我们的影响很大，尤其大哥无论对工作、对事业，还是对亲友、对同事，待人接物、风度着装，喜怒爱好，都有父母的影子。首先，中国的传统观念对我们影响很深。记得每逢过年，祖母掌持的这个大家庭都要祭拜祖宗，父母一輩、子孙一辈面对供祖宗的酒席要行叩拜之礼。那时，最高兴的是对长辈磕头拜年，头磕完就有压岁钱好拿，可一转身，我的压岁钱就被母亲收走了，而大哥二哥却可以自由支配他们的压岁钱，这是因为我小，钱被母亲帮我存入了银行。我们自小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处处感受到父母待人接物的真诚与热情，它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成长。而父亲为人处世重信义讲情谊，凡朋友托付之事，他有始有终，负责到底，又让我们感触很深。尤其父母对待工作的废寝忘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更让我们感同身受。这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在我们的血脉中。
其次，由于父母从小接受的是教会教育，所以我们的家庭又相当西化，当父母说话要避开我们时，常会用英语对话。我父亲是个很活跃的人，他骑马、打球、游泳、骑车样样都行，有时他也会客串唱京剧，嗓音还真不错。同样我们的母亲不逊父亲，从小在教会学校里就演过话剧，而我的钢琴启蒙就是母亲手把手教的。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经常会在饭桌上听父亲讲大事，无论国际的、国内的，纵论天下。我们也会经常一起出去看电影、戏剧和话剧。小时候，还常和祖母一大家子到文化广场听音乐会，耳濡目染使我们渐渐接受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熏陶。有人说，我们哥儿仨嗓音条件都不错，要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二哥真可能走上作曲家的道路。这或许是我们多多少少继承了父母身上的文艺因子。大哥着装挺括，风度翩翩，在山西师大是出了名的，这就和家风的熏陶有关。
受嘱，我信手写了大哥和我们家庭的一些琐事，我想因为大哥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教育与哺育。
搁笔之余，一个眼界开阔、敢为人先的校长，一个思路新颖、高屋建瓴的社长，一个不苟言笑、又很宽厚的兄长，一个桃李满天下、宅心仁厚的师长现我眼帘，我大哥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就是我的大哥，陶本一。
【作者简介】陶本川，陶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插过队，当过装卸工。错过高考，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华东师大中文系文凭。任上海百联集团下的上海时运汽车服务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工作之余参与《语文报》上海分部工作。
记得《新民晚报》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过一篇《姓名趣谈》，文章品评了我们三兄弟的取名，夸我家老爷子给兄弟仨取名有文化，有内涵，有水平。我们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我父亲出生在有“上海源”之称的松江县泗泾镇。我的太祖父是泗泾的一个地主，却长期居住在租界新式里弄当寓公。太祖父舞文弄墨、擅长画梅，民国时曾在上海参加过画展。我祖父是位水利工程师，却壮年去世，父亲和他的弟弟、妹妹是在祖母的拉扯下长大的。由于我祖母的妹妹是当时中国妇女界的先进，曾担任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受姨妈的影响，父亲通过自身努力，考取了当时江海关税务学校，进入了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工作。这份职业在当时是属于捧着金饭碗的高级白领阶层，所以我们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资源。
我的大哥生于 1941 年的青岛，父亲当时在青岛海关任职。由于他是陶家的长子长孙，很受祖母的宠爱，加上生性聪慧，讨人喜欢，老嘎嘎（不惧生），所以又深得父亲的喜欢，一岁时就被父亲带到青岛海滨游泳。
由于父亲自小受到老派教育，崇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因此从小就对我们管束很严。三岁那年，大哥被父亲送进学堂“读书”（听课），目的是让大哥熟悉学校氛围，结果一个三岁小男孩坐在课堂里，有模有样，没有一点疏离感，获得老师的赞赏。五 岁时，大哥正式入学。在小学里他成绩不错，还参加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题目是介绍蒋介石的故乡奉溪，结果小小年纪的他居然得了奖，显示出他自小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十岁，大哥考进了上海一所蛮不错的南洋模范中学，而且还是住读。送校那天，母亲、外婆和家里的娘姨一起去，娘姨在帮他铺被褥时眼泪都掉下来了，但大哥没有一点离家的伤感，很自立，还一个劲地催母亲他们快走。后来母亲知道，之所以催他们快走，是他动了一个小脑筋，大人走了，他就可以跑到操場上去玩了。可见，住校让大哥获得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由于大哥初、高中都在上海西区上学，而我家又地处北面，所以从记事起，大哥一直住在祖母家，接触很少。能给我留下印象的，一是 1957 年“反右”那会儿，他利用星期天回家，只见他在白报纸上画了很多“反右”斗争的漫画，铺得地板上、沙发上到处都是，说明他当时要求进步、靠拢组织、积极向上的态度;二是他在高中时和班上的三位同学义结金兰。这三位同学都是班上的优等生，其中一位还是班长，当时我父母都特别支持。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我们的父母一直很重视孩子的朋友圈，他们信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父母对我们哥仨的朋友圈都很关注，很尊重，很热情，也很放心。
从小对语文情有独钟的大哥，高考时选择了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阶段，他主攻英国文学。记得那是一个初夏的上午，天气蛮热的，父亲和他坐在二楼楼梯的风口处，谆谆叮嘱，希望他改攻中国古典文学。但大哥不为所动，结果毕业后因外国文学教研组不需要留校生，被分配到山西。
在大学阶段，大哥很活跃，是华东师大话剧团的积极分子，许多人都夸我大哥普通话说得标准。我曾看过两次大哥的演出，也到后台看他们卸装，看到剧团的同学们与大哥相谈甚欢，相信身处这样的同学圈，大哥这四年的大学生涯一定很开心。毕业那年，除了外语得了四分外，大哥所有的功课都是五分。作为学业优秀的大哥来讲，他为自己的大学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他又不得不为自己的选择，离开上海，来到了山西晋南师专，走上了他人生的第一站。
晋南师专，真可谓穷乡僻壤，去火车站接我哥一行三人的，竟是马拉的大板车，而学校的破败相，让大哥一下子跌入莫名的彷徨中，大哥一度想回上海，父亲的信打消了他的念头。父亲当时是上海海关缉私处的主管领导，也是号称“海关三支笔”中的一支，虽然我不知道父亲给大哥写了些什么，但这厚厚一沓子信，相信对大哥思想情绪的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毕竟父亲的笔头很健，功底很好。记得国庆 10 周年，《解放日报》曾连载父亲写的缉私小说《海关的钟声》。
大哥在山西的那些年，我不甚了解，只知道他在那儿干得不错，小地方，小院校，还挺能磨炼人的。“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了，人的疯狂，思想的疯狂，让人变得亦鬼亦人，为了躲避派系的“追杀”，大哥的同事王宗礽携家逃难到上海住在我家，还有一位丁耀良，也时不时来上海转转，赵佩玉、张明健和大哥一样，都回上海避风头了。但大哥在复课闹革命中，响应号召，积极备课，受到院领导的关注，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大哥的才华自此开始得到了挥洒。
自此以后，大哥在事业上顺风顺水，从创办中国四大语文核心期刊之一的《语文教学通讯》开始，到创办全国第一份《语文报》，再到 43 岁出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成为改革开放后，被英文版《中国日报》介绍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到 1994 年陶本一离开山西返回上海时，他给山西师大留下的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和一座令人难忘的巨人广场。
我知道，大哥在山西师大那段日子，锐意进取，埋头改革，搞得风生水起，在当时的报刊上常有介绍他的文章。记得 21 世纪初，他带队上海师大交响乐团去山西巡演时，他跟我说，这次回到山西师大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山西师大师生对他的到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超乎寻常的热情，让他深受感动，那些老同事（甚至包括反对过他的老同事）握住他的手，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波澜，让他心热了好一阵。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当反对过你的人在向你表达敬意时，你已经走向人生的巅峰。所以当时我对他说了一句话：“人生到了你这个份上，应该说你做人已经很成功了。”
我的大哥今年 77 岁了，帕金森症干扰了他的后半生。原先潇洒倜傥，思路敏捷，口若悬河，思绪缜密，中气十足，步履矫健的学者、博导、校长，如今已垂垂老矣。大把大把西药照单全收，吃进肚里，毁了他的身体。对西医的迷信，使他没有了选择。药能治病，也能致命，可见吃药要适时减量，适时停用，适时靠自身的免疫功能去抵御，真的很重要。 我的大哥，在我们三兄弟中很有威望，我小的时候还真有点惧他，即使我二哥只小他一岁，也还是很敬畏他。我二哥是个理科生，搞航天的，主攻电子对抗，在他的专业领域属翘楚级人物，在国际雷达界很有影响。他是 IEEE（全球电器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高级会员，也是当时国内第一个美国 AOC 会员，据说在亚洲只有两位会员，另一位是个日本人。有一次大哥对我说，二哥在事业上比他做得还要好。即使如此，二哥对大哥的意见还是言听计从，关键是大哥就像个大哥样。
他的家族观念很重，对父母他敬重又孝顺，对兄弟情分他也很看重，只要是家里的事，他都很上心，一点儿都不含糊。在这点上，大哥秉承了父亲的家族理念，谁让他是陶家的长子长孙呢。
说到这里，家庭对大哥和我们的影响很大，尤其大哥无论对工作、对事业，还是对亲友、对同事，待人接物、风度着装，喜怒爱好，都有父母的影子。首先，中国的传统观念对我们影响很深。记得每逢过年，祖母掌持的这个大家庭都要祭拜祖宗，父母一輩、子孙一辈面对供祖宗的酒席要行叩拜之礼。那时，最高兴的是对长辈磕头拜年，头磕完就有压岁钱好拿，可一转身，我的压岁钱就被母亲收走了，而大哥二哥却可以自由支配他们的压岁钱，这是因为我小，钱被母亲帮我存入了银行。我们自小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处处感受到父母待人接物的真诚与热情，它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成长。而父亲为人处世重信义讲情谊，凡朋友托付之事，他有始有终，负责到底，又让我们感触很深。尤其父母对待工作的废寝忘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更让我们感同身受。这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在我们的血脉中。
其次，由于父母从小接受的是教会教育，所以我们的家庭又相当西化，当父母说话要避开我们时，常会用英语对话。我父亲是个很活跃的人，他骑马、打球、游泳、骑车样样都行，有时他也会客串唱京剧，嗓音还真不错。同样我们的母亲不逊父亲，从小在教会学校里就演过话剧，而我的钢琴启蒙就是母亲手把手教的。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经常会在饭桌上听父亲讲大事，无论国际的、国内的，纵论天下。我们也会经常一起出去看电影、戏剧和话剧。小时候，还常和祖母一大家子到文化广场听音乐会，耳濡目染使我们渐渐接受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熏陶。有人说，我们哥儿仨嗓音条件都不错，要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二哥真可能走上作曲家的道路。这或许是我们多多少少继承了父母身上的文艺因子。大哥着装挺括，风度翩翩，在山西师大是出了名的，这就和家风的熏陶有关。
受嘱，我信手写了大哥和我们家庭的一些琐事，我想因为大哥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教育与哺育。
搁笔之余，一个眼界开阔、敢为人先的校长，一个思路新颖、高屋建瓴的社长，一个不苟言笑、又很宽厚的兄长，一个桃李满天下、宅心仁厚的师长现我眼帘，我大哥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就是我的大哥，陶本一。
【作者简介】陶本川，陶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插过队，当过装卸工。错过高考，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华东师大中文系文凭。任上海百联集团下的上海时运汽车服务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工作之余参与《语文报》上海分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