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仙姑作为反面人物在《小二黑结婚》里属于被批判改造的典型人物，即使在阶级话语的重构下，她在集体主义的政治大环境下勇于追求身心自由的女性主体性魅力依然吸引读者眼球。虽然赵树理在延安文艺反对封建意识、破除愚昧思想的整风运动倡导下对三仙姑作了戏剧化的丑化处理，但正是在这样的戏剧化处理下，我们看到了三仙姑作为个体主体性的正常欲求，看到了在政治规训下她用巫神的幌子反而在不平等的男权社会获得了与男性抗争的权力与话语，她以神之名切割了一部分的政治权力，在两种权力的间隙下她的被压抑的人性才得以展示。
　　关键词：三仙姑；女性主体；现代性；政治规训
　　鲁迅被誉为是五四文学反对封建启蒙的一面镜子，而赵树理则被誉为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学的一面旗帜。赵树理为配合民主政党在农村地区顺利推行土改政策，1942年，他创作的《小二黑结婚》以反对封建迷信，倡导婚姻自主的主旨歌颂抗日民主政权对传统农村成功的现代化改造。毫无疑问，歌颂自由恋爱、倡导民主改革是当时对民主革命的理想性建构，但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表述下，展现的却是复杂的革命现实。
　　《小二黑结婚》是通过两类人物的精神面貌来展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第一类人物自然是具有先进思想的正面人物，以年轻的小芹和小二黑为代表，正面弘扬他们对爱情婚姻的大胆追求。勇敢反叛传统婚姻制度的小芹和小二黑也作为思想解放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成为民主政权在农村现代化改革中的新主人。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具有封建落后思想的三仙姑和二诸葛，他们不仅以蛮横的传统家长制度干预子女的婚姻，还装神弄鬼传播封建迷信思想。二诸葛在赵树理的笔下是一个真正的迷信主义者，他的封建行为和封建思想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秩序的维护者。他信奉中国传统道家的宇宙世界观，爱好摆弄阴阳八卦，并以阴阳为依据，对小芹和小二黑的婚姻横加阻隔，极尽迂腐之态。他还笃定地迷信黄道黑道，闹出“不宜栽种”的笑话。从封建迷信的角度看，二诸葛的思想是自觉接受了道家最初的宇宙历史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他严重的迷信观念和天命观是在宗法制的旧社会形成的，在封建专制与迷信的影响下，他被封建意识形态规训为封建伦理秩序的真正维护者，他麻木迟钝、愚昧守旧的精神世界恰好是一个旧时代的农民集体的普遍精神状况。他相信人生祸福由神仙操纵而自己不可变更，愚昧的为小二黑订下童养媳，对小二黑和小芹婚姻“命相不对”的言论更是显得滑稽迂腐。因此在二诸葛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他自发对自身进行改造，也没有对民主政党改革农村的信任，最终的被改造却是在区长面前俯首磕头，在“恩典恩典”的“求情”中服从于另一种权力制度。从改革成效来看，封建伦理秩序被民主秩序成功代替了，二诸葛的自我话语也被另一种权力秩序规训了。二诸葛被动地离开了巫术的权威世界和封建等级制度，又被动进入了另一种政权统治下需要严格规约自我行为的社会制度。
　　毫无疑问，三仙姑的形象比起二诸葛是更丰满真实的。如果说二诸葛是民间伦理秩序的维护者，那么三仙姑则恰好相反是传统伦理秩序的反叛者。在“米烂了”的典故中就可以看到巫神不过是三仙姑的一种展现自我的虚假手段，是为了一己私欲。三仙姑在花样年纪时因为嫁给老实木讷、只知埋头干活的于福，身体寂寞，精神空虚。后来因为跳大神的契机，她可以肆意地“为老不尊”，即使四十五的年龄，她依旧以偏爱老来俏的方式反叛这传统伦理的秩序。她极尽利用女性的身体，浓妆艳抹，跳大神时动作夸张，与年轻男青年插科打诨，又利用女儿小芹的年轻美貌吸引年轻后生到她家里来，在巫神的幌子下尽情发泄自己被压抑的欲望。她对女儿小芹婚姻的干预不仅是一种嫉妒，更是一种像曹七巧一样在极端环境下心理被扭曲的报复心理，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不幸和悲哀。在三仙姑没有被政治权力规训以前，她在以神之名的世界里实现了女性最大胆的僭越和反叛。她以神之名颠覆了不平等的男权社会，获得了与男性抗争的权力与话语。当她跳大神时，金旺他爹作为男权社会的代表者也得双膝跪倒在香案前认真听取三仙姑的胡言乱语。三仙姑巧妙地利用农村人对神绝对敬畏的心理，假借神之权威，获得了神的权力最高合法性，不仅让男性屈膝臣服于女性身体之下，她还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颠覆了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秩序。同时，三仙姑也借助巫术活动，借助神的权威得以逃避传统乡村性别秩序的规约，利用传统乡村性别秩序与巫术活动交叉地带存在的裂隙空间，以“装神弄鬼”的方式成功逃避了中国乡村父权伦理秩序、男尊女卑社会制度共同形成的压抑性环境，为个体欲望的发泄寻求到一片安全、合理的自由的精神领地。如果说三仙姑年轻漂亮时喜欢和村里男性“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这样的行为尚属于寻找对其空虚的身体和精神的补偿，那么当年轻的身体不再有性魅力后，年老色衰的三仙姑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招揽男性的关注，以更另类的不符合作为一个长者的花哨打扮方式想方设法勾引青年人，“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即使这样的打扮看起来滑稽、可笑。但她依旧利用自己的身体和女儿年轻的容貌，来招引包括小二黑在内的年轻小伙子们，甚至为了满足自己未来想要对小二黑调情的欲望，不惜强加干涉女儿的婚事，以巫术之名说出“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表面上是信奉天理命定，实则是满足一己私欲。三仙姑利用自己的身体，在压抑性的乡村秩序环境利用男性对她身体的关注、窥视，寻求到作为女性的主体性主导地位。
　　赵树理对女性的解放显然表现出认知的局限性，他深刻批判封建理念，无情挞伐传统包办婚姻对年轻人的伤害。但很显然，他把解放自我的特权只给了年轻女性，对老年女性却依旧是以旧传统伦理道德进行规訓。老年女性作为一个旧社会制度的产物，她们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新的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下，作者却是配合了新政权对封建落后思想的批判，在一种新旧对立的阶级叙事中，无视老年女性精神被压抑的状态，而是对其身体进行新的阶级伦理的规训，使其言行符合新民主政权的现代性改造。三仙姑虽然最后也在区长对她评头论足的训诫下，“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三仙姑最后也臣服于另一种政治权力，终于改造成“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最终三仙姑又回到了传统社会“长幼有序”的社会规则中，表面上看起来是被成功的改造成了新人形象，但从反封建秩序的伦理看，三仙姑又回到了旧的社会秩序中，依然是被压抑，没有话语权的女性群体。从这个意义层面上看，赵树理的叙事存在矛盾性，他所批判的恰恰成为了他在潜意识中自觉维护的。在《孟祥英翻身》《传家宝》中赵树理也无情嘲讽传统伦理秩序中作为老一代的恶婆婆的专断蛮横形象——孟祥英的婆婆和金桂的婆婆。孟祥英的婆婆觉得孟祥英自成当了村干部以后“媳妇越来越不像个媳妇样”，而金桂的婆婆也不满金桂“不像个女人家的举动”，却大加赞赏孟祥英、金桂作为新女性积极参与乡村土改工作，敢于反叛“男女有别”的乡村性别规范，勇于僭越“长幼有序”的传统乡土秩序。赵树理对两类女性的解放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的，这也说明民主政权在对农村进行现代化改造时，它对民间伦理秩序是有选择的进行改造，也就是说民主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是重构民间伦理秩序，让被压迫者翻身成为权力的新执行者，掌握主体话语权，对旧的伦理秩序进行新的颠覆，形成新秩序对旧秩序的另一种绝对领导和规训，而重构的民间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取决于新农民精神面貌是否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造。如对三仙姑的改造并不是在区长的训诫、引导下深刻认识到民主政权在根据地推行的婚姻自主、反封建思想政策的先进性， 而是意识到自己身体形象不符合性别规范、伦常秩序后陷入了一种“原罪”心理，“三仙姑只听见院里的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对区长提出的各种要求都“一一答应了下来”。三仙姑的失语和臣服不是认同了婚恋改革的合理现代性，至少她也作为一个等待被解放的女性来说，她并不是这次现代化婚恋改革的收益者和被普及者，相反却是新的婚恋改革观念下精神再次被压抑的女性。她的沉默屈服反映的是在新的解放环境下，她无法找到更自由、平等的生存环境，进而退回到之前既定的传统伦理秩序中，放弃了对自我个性、幸福的追求。这种无视精神解放，却采取与传统社会伦理秩序殊途同归的方式对其身体进行规约，使其符合新的民主政权促进社会进步的秩序，无疑显示了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话语的压制状态。正如王宇所说，“如果说小说通过三仙姑形象要承载的是现代意识形态对乡村旧文化的改造，那么，这样的改造已然与对女性身体和情欲的改造监控密切相关。对三仙姑的改造始于身体也终于身体，女性的身体成了现代权力实施与运作的重要场所。”[1]
　　赵树理以反封建思想，倡导新社会风气为出发点，却在重构新社会伦理秩序时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干涉下，把女性解放的出路在表层意义上简单表述为两代女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新旧观念的更新和替代，其深层却是表述为国家民族话语对女性的救赎。在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中，作者所关注的始终是在国家话语的前提下对女性的政治解放，不可避免的忽略了作为个体的女性的精神解放。这源于赵树理信奉并希冀新民主革命改造旧文化秩序的革命实践，他心甘情愿地响应《讲话》精神对农民精神面貌进行启蒙，但同时他又深受中国传统乡村伦理秩序的影响，尤其是在一定意义上认同民间伦理道德的合理性，这不禁使他的男权意识在处理三仙姑形象的时候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女性”身体在民族国家利益与伦理道德的双重规训下便陷入了更复杂的处境。
　　参考文献：
　　[1]王宇.三仙姑形象的多重文化隐喻——重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J].学术月刊，2013，（01）.
　　作者单位：
　　青岛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