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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高考前夕，江西宜春两名高三考生柳艳兵和易政勇在公交车上夺刀救人负伤，因伤情严重，无法参加高考。消息传出后，引发社会热议。不少网友提出，能不能通过保送的方式帮助他走进大学。几天后，教育部表示，等这两名学生康复，将为其组织单独考试。
在这个呼唤正义的时代，见义勇为常常被人称赞，尤其主角是涉世未深的学生。但在见义勇为之后，他们也会面临不一样的结局，有的受到各种嘉奖，有的却要为自己的英勇行为埋单，有的甚至走上维权之路。
有人说，柳艳兵是因祸得福。他成了名人，被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虽然教育部组织的单独考试尚未进行，但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向他们伸出橄榄枝，表示只要达到相应分数线，就优先录取。与一些因见义勇为落得个“流血又流泪”下场的学生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
“要是再遇上这种事，我可能会犹豫了。”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施楠楠回忆起不久前的一桩事，不无伤感地说。
几个月前，施楠楠从呼和浩特火车站乘车回学校。上车后他发现一个小偷正拉开一名女乘客的包，施楠楠看到后把她的包推开了。小偷没得手，恼怒之下和另一个同伙将矛头指向施楠楠，在车厢里扭打起来。打完之后，小偷中途下了车。这还没完，等施楠楠下车后，那几名小偷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拿着木棒，对施楠楠大打出手。
事发后，施楠楠报了案，希望执法部门能将打人者绳之以法，也曾找过相关部门，试图为自己讨个说法，但没有任何结果。让他难受的是，在车上与小偷搏斗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被帮的那名女乘客也并未道谢，想找她来作证，却苦寻无果。因见义勇为受伤，施楠楠共花掉600多元的医疗费，全部由自己承担，他无奈地说：“看见了，不管心里也不好受。做了好事遇冷漠，心里也不好受。”
西北师范大学的学生郝峰也遭到了这样的冷遇。去年11月28日，郝峰在去上课的路上看到一名男子窃取了一女生的手机，他喝止男子，却不幸被捅了三刀入院。郝峰家里经济困难，陷入欠费停药窘境，他想找到那名女生来作证，申报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可该女生却无故消失。
与他们相比，舒俊的遭遇略显曲折。在一场火灾中，22岁的江苏宜兴大学生舒俊为了救别人，脸部、手部多处烧伤。一时间，舒俊受到了江苏省、无锡市和宜兴市的多次表彰。然而，不久他就被遗忘。
舒俊烧伤后，本就贫困的家庭为了给他治疗，卖掉了一间房子。看着父母整天愁眉苦脸，大专毕业后，身体开始好转的舒俊不得不找工作养家。
“我的手植过皮，到现在不能恢复正常，用不上力，重一些的活没法干。”舒俊说，因为找不到工作，他在家待业了几个月，直到村里给他安排了一个土管所协管员的工作。因为工资太低，熬了差不多1年，舒俊终于离开了。“我自己在镇上一家私营企业打工，每个月有1200元工资。”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企业解体了。舒俊的同学又把他介绍到一家私营线缆厂工作，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只能解决基本温饱。
29岁的舒俊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长许多，被烧伤后，原本英俊的脸上变得坑坑洼洼，受伤最严重的双手更让舒俊自卑，看到有人在，他就会不自觉地想把手藏起来。舒俊家里的条件本不宽裕，唯一的一台空调，是因为舒俊在夏天时手部奇痒出不了汗才买的。
舒俊带着伤残的双手艰难地生活着，有时他难免会疑惑，“连救两人，难道成为我一生的罪过？当这样的英雄，代价太大了！”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像舒俊这样的见义勇为者很多，也有人反问“救了他，我怎么办？”反观一些地方见义勇为奖励的规则，不少都是一次性的面子工程，缺少负责任的人文关怀。
别让“义士”流血又流泪
面对荣誉认定难及后续保障的乏力，一些见义勇为的学生不再沉默，而是走上了维权之路。路途多舛，是他们及家长的共同感受。
山东省枣庄市高三学生龚钰犇为了救同学，被大货车轮压碾，接受高位截肢。手术后，龚钰犇的家人开始为他申请见义勇为积极分子，“不为啥，就为了应得的一份肯定”。
一开始，“不知该准备什么材料，也不知道该送到哪个部门，问了很多朋友都不清楚。” 龚钰犇父亲龚广永说。后来，他们写了申请，但因所在的台儿庄区没有见义勇为基金会，申请一直没能送出去。
龚广永没有放弃，向枣庄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反映情况。此时，台儿庄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筹备已经展开。经过半年努力，龚钰犇终于在2013年3月获得“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
申报过程虽然曲折，但让他欣慰的是，人们对龚钰犇还是赞赏有加，他还被网友称为“最美中学生”。而湖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的易亮却没这种运气，救了人，反被校方说成是“犯傻”。
2011年4月9日，易亮去看望有抑郁症倾向的同学张毅，没想到刚到楼下，就看到张毅从楼顶上跳下来，易亮伸出了双手。两人同时倒地，张毅当场死亡，易亮严重骨折，医生在他的颈椎和胸部植入了钢板和钢钉。
出院后，易亮回到湘乡老家静养。家人考虑到易亮以后的生活保障，提出要学校解决所有医疗费以及营养费、护理费，并给易亮申请见义勇为奖。
对此，湖南师大拒绝了，理由是，易亮属于自考生，不具有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籍，学校不需要对他“负责”。令人气愤的是，校方还多次指责“易亮自己犯傻”。
为了给易亮的救人行为“正名”，事发后1年多，易亮及其父母多方奔走，联系律师和媒体维权，易亮才等来了见义勇为证书及4000元的奖励。领到证书后，父亲易锡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说儿子没白受伤。
但对赔偿问题，校方与易家争执不下，学校只愿意承担医疗费。“救人以后，我的心里一直是空落落的”，易亮坦言。最后，易亮只有撕破脸皮，将学校告上法庭。如今，法院仍未宣判，易亮和家人依旧没有等来最终的“说法”。
因为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很多人并不赞同他们见义勇为，而是鼓励其“见义智为”。但也有人说，当学生迈出了勇敢的这一步后，我们应该积极回应，解决其实际困难，并在今后的日子里，随时关注他们能否如以往般，正常生活。
让人欣慰的是，如今已有江苏淮安等地建立起了“见义勇为维权中心”，通过法律援助等形式为见义勇为者撑腰。不过，专家认为，如何弥合学生因走上见义勇为维权路而遭受心灵伤害，也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深思的话题。
有人质疑，各地见义勇为奖励的规则，基本都是一次性的面子工程，缺少负责任的人文关怀。
在这个呼唤正义的时代，见义勇为常常被人称赞，尤其主角是涉世未深的学生。但在见义勇为之后，他们也会面临不一样的结局，有的受到各种嘉奖，有的却要为自己的英勇行为埋单，有的甚至走上维权之路。
有人说，柳艳兵是因祸得福。他成了名人，被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虽然教育部组织的单独考试尚未进行，但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向他们伸出橄榄枝，表示只要达到相应分数线，就优先录取。与一些因见义勇为落得个“流血又流泪”下场的学生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
“要是再遇上这种事，我可能会犹豫了。”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施楠楠回忆起不久前的一桩事，不无伤感地说。
几个月前，施楠楠从呼和浩特火车站乘车回学校。上车后他发现一个小偷正拉开一名女乘客的包，施楠楠看到后把她的包推开了。小偷没得手，恼怒之下和另一个同伙将矛头指向施楠楠，在车厢里扭打起来。打完之后，小偷中途下了车。这还没完，等施楠楠下车后，那几名小偷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拿着木棒，对施楠楠大打出手。
事发后，施楠楠报了案，希望执法部门能将打人者绳之以法，也曾找过相关部门，试图为自己讨个说法，但没有任何结果。让他难受的是，在车上与小偷搏斗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被帮的那名女乘客也并未道谢，想找她来作证，却苦寻无果。因见义勇为受伤，施楠楠共花掉600多元的医疗费，全部由自己承担，他无奈地说：“看见了，不管心里也不好受。做了好事遇冷漠，心里也不好受。”
西北师范大学的学生郝峰也遭到了这样的冷遇。去年11月28日，郝峰在去上课的路上看到一名男子窃取了一女生的手机，他喝止男子，却不幸被捅了三刀入院。郝峰家里经济困难，陷入欠费停药窘境，他想找到那名女生来作证，申报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可该女生却无故消失。
与他们相比，舒俊的遭遇略显曲折。在一场火灾中，22岁的江苏宜兴大学生舒俊为了救别人，脸部、手部多处烧伤。一时间，舒俊受到了江苏省、无锡市和宜兴市的多次表彰。然而，不久他就被遗忘。
舒俊烧伤后，本就贫困的家庭为了给他治疗，卖掉了一间房子。看着父母整天愁眉苦脸，大专毕业后，身体开始好转的舒俊不得不找工作养家。
“我的手植过皮，到现在不能恢复正常，用不上力，重一些的活没法干。”舒俊说，因为找不到工作，他在家待业了几个月，直到村里给他安排了一个土管所协管员的工作。因为工资太低，熬了差不多1年，舒俊终于离开了。“我自己在镇上一家私营企业打工，每个月有1200元工资。”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企业解体了。舒俊的同学又把他介绍到一家私营线缆厂工作，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只能解决基本温饱。
29岁的舒俊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长许多，被烧伤后，原本英俊的脸上变得坑坑洼洼，受伤最严重的双手更让舒俊自卑，看到有人在，他就会不自觉地想把手藏起来。舒俊家里的条件本不宽裕，唯一的一台空调，是因为舒俊在夏天时手部奇痒出不了汗才买的。
舒俊带着伤残的双手艰难地生活着，有时他难免会疑惑，“连救两人，难道成为我一生的罪过？当这样的英雄，代价太大了！”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像舒俊这样的见义勇为者很多，也有人反问“救了他，我怎么办？”反观一些地方见义勇为奖励的规则，不少都是一次性的面子工程，缺少负责任的人文关怀。
别让“义士”流血又流泪
面对荣誉认定难及后续保障的乏力，一些见义勇为的学生不再沉默，而是走上了维权之路。路途多舛，是他们及家长的共同感受。
山东省枣庄市高三学生龚钰犇为了救同学，被大货车轮压碾，接受高位截肢。手术后，龚钰犇的家人开始为他申请见义勇为积极分子，“不为啥，就为了应得的一份肯定”。
一开始，“不知该准备什么材料，也不知道该送到哪个部门，问了很多朋友都不清楚。” 龚钰犇父亲龚广永说。后来，他们写了申请，但因所在的台儿庄区没有见义勇为基金会，申请一直没能送出去。
龚广永没有放弃，向枣庄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反映情况。此时，台儿庄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筹备已经展开。经过半年努力，龚钰犇终于在2013年3月获得“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
申报过程虽然曲折，但让他欣慰的是，人们对龚钰犇还是赞赏有加，他还被网友称为“最美中学生”。而湖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的易亮却没这种运气，救了人，反被校方说成是“犯傻”。
2011年4月9日，易亮去看望有抑郁症倾向的同学张毅，没想到刚到楼下，就看到张毅从楼顶上跳下来，易亮伸出了双手。两人同时倒地，张毅当场死亡，易亮严重骨折，医生在他的颈椎和胸部植入了钢板和钢钉。
出院后，易亮回到湘乡老家静养。家人考虑到易亮以后的生活保障，提出要学校解决所有医疗费以及营养费、护理费，并给易亮申请见义勇为奖。
对此，湖南师大拒绝了，理由是，易亮属于自考生，不具有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籍，学校不需要对他“负责”。令人气愤的是，校方还多次指责“易亮自己犯傻”。
为了给易亮的救人行为“正名”，事发后1年多，易亮及其父母多方奔走，联系律师和媒体维权，易亮才等来了见义勇为证书及4000元的奖励。领到证书后，父亲易锡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说儿子没白受伤。
但对赔偿问题，校方与易家争执不下，学校只愿意承担医疗费。“救人以后，我的心里一直是空落落的”，易亮坦言。最后，易亮只有撕破脸皮，将学校告上法庭。如今，法院仍未宣判，易亮和家人依旧没有等来最终的“说法”。
因为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很多人并不赞同他们见义勇为，而是鼓励其“见义智为”。但也有人说，当学生迈出了勇敢的这一步后，我们应该积极回应，解决其实际困难，并在今后的日子里，随时关注他们能否如以往般，正常生活。
让人欣慰的是，如今已有江苏淮安等地建立起了“见义勇为维权中心”，通过法律援助等形式为见义勇为者撑腰。不过，专家认为，如何弥合学生因走上见义勇为维权路而遭受心灵伤害，也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深思的话题。
有人质疑，各地见义勇为奖励的规则，基本都是一次性的面子工程，缺少负责任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