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总是在忙碌的时候被某个片段所触动，像是电影被定格在某个画面，突如其来的情绪仓促而有力地侵袭了身体，刹那间，似乎此生已矣。这感觉矫情得让我自己有点儿难为情。
我在上课的中途，无意中望向窗外，鹅毛般的雪花在风中飞舞旋转，我如同被不辨来源的冷风吹了个透心凉，心底那些被封存的老老实实的过往夹带着波动的情绪瞬间喷涌，毫不留情地占领肉身的每一个细胞，痛得我几乎就要落下泪来。我咬住了嘴唇，打了一个冷颤。
直到下课，我的四肢依然是酸麻的疼，已经很久了，那些记忆里的疼痛被我小心翼翼地封存，浇上铁水贴上封条挂上锁链，还恨不得铸两座石狮子压着，严丝合缝地——我几乎已经遗忘了还有它们的存在。人对隔离这种实用性很高的心理防御技巧总是熟练掌握的，我也不例外。看不见它，就当它不存在。我此前竟不知晓，原来我是尼采的拥护者。
慢慢静下来的时候，微微一笑，是的，为什么不呢？人的生命已经如此荒谬不经，苦难和疼痛从来不会自生命中消亡，那么在既不能取消生命又无法取消世界的前提下，除了微笑面对，淡漠隔离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
凌晨四点，我艰难地从被窝里爬出来，去参加一场葬礼。北方的冬天永远伴随着刺骨的风，四点多的时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暗沉的天空里，看不到一丝光亮。路灯尽职尽责地亮着，马路上静谧得让人心慌。不远处的大海，在艰难结冰的过程中，海水努力地想要凑到一起，拥抱凝固，而海浪依然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尽力地拍打着冰冷的礁石。礁石快要冻透了，它也没什么力气温暖海浪。我开着车，在暖风呼呼的声音里，依然听得见大海涌动的声响。我突然想起了加缪，他也写过这样的静：
“一片寂静，这时夜幕降临，天上的星光，港湾上的灯塔，以及城市的灯光渐渐融为一体，似乎所有人都来到海边，在那里静思冥想，庄严的流放地，充满着绝望的激情等待着孤独的游子…”
是的，是一种绝望的激情。只有这样的时刻，才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呼吸，甚至心跳，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依然活着的这个事实。可也只在这样的时刻，会发现孤独是如此的铺天盖地。喧闹过后的宁静，最衬冬天的气质。
快到火葬场时，路上的车渐渐多了起来，人们在这样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肃穆和沉默。火葬场的路口并不太宽敞，偶尔有车辆在进出之间有些不畅，司机会摇下车窗相互致意相互避让。急切、喧哗、吵闹、争执……这是很少在火葬场边见到的场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指挥车辆进入停车场，每个小路口都有指路标志，告诉人们该去往何处。我静静地走向安乐厅，那里有一个辞灵仪式和小型的追悼会。人们站在大厅靠门的这一侧，轮流去辞灵，然后再等待仪式结束。我身后有两个人，大概是亡者的同事，他们在小声谈论着亡者留下来的位置由谁接替，我左侧不远处有几个人，她们说话的声音略大，正在谈论着各自孩子上学的事儿……这期间，我身边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自己，而非逝者。
亡者在他死亡的时候，就被世界遗忘了。似乎记得他的只有他的子女、亲人，他们痛苦、遗憾、哭泣、哀伤，而所有这些同样会过去。
社会学家们说葬礼是人际关系的最佳观察地点，这真的没说错，可这人际关系却都和亡者并无太大关联。人们嘴里不说，心里已经开始隐隐猜测，待会儿上礼之后，不知道主家会安排哪家饭店吃饭呢？
去世的人是我一位朋友的父亲，还算是在盛年，朋友几乎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一夜之间老了许多。我站在那儿观察周围人的时候，或许不曾注意过我自己的表情，和所有人一样，冷淡的、漠然的，带着一点儿伪装的悲戚。我看着别人也就等于看着自己，也就让这种冷漠显得不那么突兀。
他人的死亡已无法让我们的心灵产生波动，人们习以为常，也早已接受。生命的荒谬大概就在于此了——生是为了死，因死而努力生。那么那些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激情、愤懑不堪的怒气、缠绵悱恻的爱恋、撕心裂肺的痛苦到底有何意义？加缪说：“海德格尔冷峻地审视了人类状况，宣告人类生存受到了凌辱。”是的，是凌辱，人所付出的再多努力，人所感受的再丰沛的情感，人所赖以存活的“价值”和“意义”都是见诸在荒谬的生命本身的。而“荒谬”这个命题再没有人比加缪书写得更加清晰。
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也去参加了葬礼，送别的是他的母亲。默尔索是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普通职员，他的薪水不足以供养母亲，于是他把母亲送到了养老院，几乎没有看望过她。有一天他收到了来自养老院的通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于是赶往养老院去安排后事。在守灵的夜晚，他抽烟、打瞌睡、喝咖啡，并没有感到悲伤，只有麻木，这让他自己感到很吃惊，那吃惊的情绪甚至远大于母亲的死亡。第二天，他去海边游泳，遇到了一个曾喜欢过的女人，晚上又和她睡在了一起，这也让他感到匪夷所思。在海边有一个人要和他成为朋友，他无所谓地同意了，于是糊里糊涂地陷进了这个朋友的麻烦里，开枪打死了人成为了杀人犯。他的漠然、无谓成为法官判他故意杀人的理由，而至此他依然无所谓，他活着、他死去，其实都无所谓。
从那个守灵的夜晚，或者从他听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开始，也许默尔索就面对着一个选择：要不要把情感从封闭隔离的灵魂里找出来。他选择了不要。可显然，加缪用法官的审判告诉所有人，情感才是人之所以活着的价值和意义，默尔索抛弃了这份价值和意义，服从于荒谬人生给他的荒诞的情节，所以他变身为局外人，冰冷地死去了。
他感受不到爱吗？也许，他自以为感受不到，或者说他根本不想感受到。為什么要有感受呢？生命是这样的荒诞，他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人啊，像他的辩护律师说的，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职守，得到大家的喜爱……是个模范的儿子，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供养年迈的母亲。他只是，漠然。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漠然到人们看着他开始感到害怕，感到恐惧。他是个局外人，对于幸福快乐他从未过多地享有过，对于苦难霉运，他也从未过多地抱怨过。他的第一人称，客观得如同第三人称。
可，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默尔索的样子吗？ “某天背景势必倒塌。起床，有轨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打工，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着此道走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自然。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厌倦处在机械生活行为的结局，但又是开启一切意识活动的序幕：唤醒意识，触发未来。未来，要么自杀，要么康复。百无聊赖本身带有某种令人恶心的东西。不过这里，我应当得出结论是，百无聊赖也有好处。因为一切从觉悟开始，唯有通过觉悟才有价值。”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百无聊赖地活着，那些参加葬礼的人，包括我，我们并没有痛苦，我们早就已经和默尔索一样，漠然地接受了这个荒谬的世界——一个壮年人会突然心梗死亡、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牙齿掉落、一心爱着的恋人突然出轨、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一夜之间被偷个精光、不管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别人轻轻松松就拿到了……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只是生命会以这样荒谬的方式存在。
存在主义说，我们都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要独自面对恐惧和未知。无处不在的天灾，诸如地震、火山、海啸……一场数十亿年来频繁发生的地壳运动就能让无数情感坍塌甚至令文明毁灭，这难道还不荒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个体的虚无。19世纪时，尼采用“举着喇叭的聋子”这一意象戳破了上帝的神话，他在阿尔卑斯山下更是言简意赅地说：“上帝死了”。尼采认为我们必须要独自面对虚无了，在我们臆想的世界里，那个美好的天堂的对立面根本不是地狱，而是虚无！现在，到了人类正面对抗虚无的时候了，我们得重新寻找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清楚地描绘了这种荒谬，被神惩罚的西西弗斯，每天要推着巨石上山，巨石每次都在他看到山顶的时候滚落下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西西弗斯是这样的痛苦，他枯燥无味地做着一件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惩罚啊。可加缪说：
“如果这个神话是悲壮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
加缪曾说，很多人自杀，是因为现实生活没有意义，却又看不到希望。他深信 “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加缪以俄狄浦斯为例，在希腊神话里，没有人比俄狄浦斯更能体现命运的悲壮了：他命中注定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并接受惩罚，可他在死之前说，“尽管如此多灾多难，我的高龄和我灵魂的高贵仍使我认为一切皆善！”
这就是加缪的答案，在他看来，生命如此荒谬，苦难和疼痛从来不会自生命中消亡，那么在既不能取消生命又无法取消世界的前提下，除了微笑面对，淡漠隔离之外，还可以选择就这样荒谬地活着，这就是反抗。西西弗斯面对这样荒谬的命运，就可以轻蔑地看待它，“如果在某些日子里，下山可以在痛苦中进行，那么它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
肉体和精神的自杀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消亡的生命不会带走世间的荒谬，与其放弃自己还不如在其中尽力地生活。在《卡里古拉》中，加缪描写了一个无法接受荒谬世界的君主卡里古拉，他本来是和蔼而充满善意的，但是有一天他的情人兼妹妹死了，他感到了生活的荒诞。他于是开始用一种绝对的报复来追求所谓的自由和真实，他肆意地侮辱别人，无视社会的道德和为人的基本准则，他要用最粗暴的方式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与不幸之中，因为他自以为发现了真理——人会饱经生活的痛苦之后死去。可就像那位长老说的，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但照样吃饭睡觉好好活着，卡里古拉要利用自己的权势让人们放弃这种熟视无睹，结果他只放弃了自己。世界和人性依然如故，他失败了。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而一旦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我们在每天所遭受的苦难中，反抗所起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它是第一个明显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使人摆脱了孤独的状态。它使所有人都接受了第一种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就像西西弗斯，不停地接受惩罚就是最好的反抗与自我救赎。所以加缪说：“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
不得不说这真是充满着治愈力量的语句。如果抑郁的人能够充分领会加缪这些语句背后的涵义，他们也许会明白抑郁的不必要和无意义。但这个“明白”本身就是痛苦的。其实，在这样荒谬的人生中，我们所面对的无非就是以下这些情况：
要么很快地振奋起精神，发誓要改变这个世界，然后很快地被驱逐到边界;
要么决定偃旗息鼓，彻底放弃抗争，像默尔索那样，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老老实实为了吃穿住行奔忙，忽略内心的那个空洞，任由其越来越大;
要么開始不断地对这个世界表达愤怒、攻击，但与此同时又被自己内心深处无能为力的感觉折磨得痛不欲生;
要么沉默下去，回到自己的空间里，闭门造车，发誓要提高自己的Level，变成大Boss，再来改变这个世界;
前两种人，明了现实世界的荒谬，他们会说，虚无是生命的本质，或者说，生命是一场幻觉。
第三种人，尽管表达了愤怒，但是却同时饱尝无力感的折磨，于是慢慢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到底有没有价值？
第四种人，成为啃老族或者饿死在家里。
听起来这是一个无解的世界，加缪却简单地作出了解答：“轻蔑它。”
而轻蔑它的方式，是控制人类自己。加缪在《鼠疫》里借着塔鲁之口说：“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意志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呼气”，不要让灾祸传染、扩散下去。而只有那些意志力刚强、注意力集中的人，才不会把自己内心深处的“鼠疫”放出来，普通人能做到的，不过是“当一个无辜的凶手”而已。这过程诚然是不会让人愉快的，可谁说生命的愉快必然来自于获得呢？谁说生命的价值必然来自于舒适呢？谁说“笑”这件事只能在快乐时发生呢？
我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在僵化的辩证法之中，那时我坚定地相信没有黑就无所谓白、没有起就无所谓落、没有诞生就无所谓消亡、没有希望就无所谓失望……也许今天，我已不再僵化地运用辩证法，可我依然深深地相信，没有真正地痛过，又怎么可能明白幸福的滋味？ 一个谈论着荒谬、并在所有作品中都贯穿着这一主题的人，他的核心词汇却并非荒谬，而是隐藏在其后的“爱”。法官以爱作为价值标准判处了默尔索死刑;《鼠疫》之中所有与“鼠疫”的对抗都源自于内心深处的爱;卡里古拉君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丧失了爱。加缪从来不是在批判这个世界的“荒谬”，而是要人们清醒地认识这种荒谬的不可更改，进而选择更好的方法来进入生活。
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有那么多痛苦和不堪，每一種痛苦都有可能让人体会到撕碎灵魂的冰冷，每一种不堪都有可能让人产生巨大的虚无感，尤其在今天这个异化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消费的世界，人早就被异化成为“消费的人”。但是，总有一些领域是无法消费化的，好比你能想象每天都能出生一个达芬奇、一个李白、一个卡夫卡、一个嵇康吗？可杂志要每月出版、报纸要每天有新闻、电影音乐书籍网络也要不断刷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生活是一种完全的控制和愚弄，而对此无能为力甚至连摆脱的能力都没有的自己，衍生出来的绝望感和无助感，非言语所能形容。
如果就这样僵硬地停留在坑里，想要热爱生活，那真是一个笑话。可怎么办，生活就是这个坑，你不但要在这个坑里工作、生活，还要努力在这个坑里寻找价值和意义。这个时候，如果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用呢？那也只不过是死在了坑里！所以自杀是没有用的，恐惧是没必要的，真正地面对，是轻蔑荒谬而热爱生活，把那些不可控的、不可改的世界变成背景板。
发现了荒诞，只能说明人的清醒;只有进行反抗，才能说明人真正进入了生活。
痛，怕什么？谁不痛呢？痛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苦，怕什么？谁不苦呢？苦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只要你的思想还在、你的灵魂还在、你的情感还在，你就依然可以进入生活本身，去体会、去感受、去拥有、去活着。不是像默尔索那样喘气呼吸，不是像卡里古拉那样愤怒攻击，而是坦然地享受着自己爱的自由。
苦难、折磨、疼痛、创伤……这些都可能是生存的负担，加缪毕竟不是一个生活富足的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家之前，他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幼年时父亲的早逝，母亲不得不去做佣人来维持生计，成年后尽管《局外人》获得了巨大的口碑，但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善。他从1933年就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到1940年时巴黎沦陷，他带着妻子到了阿尔及利亚，生活从来不算宽裕。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才有钱买房子，可他依然不愿意住在巴黎，对“很豪华的生活”感到“疏远”和“怜悯”。他在小村庄卢尔玛兰买了一栋房子，用以安静地写作。他不喜欢巴黎的知识分子，他说在他们中间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但他在小村子里，和那些每天兢兢业业忙于生存的人们却相处融洽。比起当下的很多人，他经受了更多苦难，可他从不以此作为负担。就像他现存的那些照片所传递出来的一样，他是个温暖的人。相比他在哲学与文学领域的尖锐，他在生活中传递出来的状态是平和而充满暖意的。他何尝不知道这样荒谬的世界会很容易带来空虚和无意义，他何尝不明白像默尔索那样的人不过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他何尝不了解太多的压抑就会使得能量郁结，无法通畅，最终带来流血。不是他人流血，像卡里古拉那样，就是自己流血，像默尔索那样。他没有因生活的苦难而痛苦不堪，也没有因世事的动荡而焦虑抑郁，他没有像高更那样一路放逐自己，也没有像海明威那样干脆地给了自己一枪，而是努力地在荒谬的生命之中寻找爱作为支撑。
同样是描写自杀、冷漠、恐怖等现代文学主题，加缪却带着一种理智、适度、自如、和蔼又不失冷静的气质，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言，“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一九六〇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加缪生前常常说，“没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荒诞的了。”可1960年1月3日，加缪从卢尔玛兰驱车返回巴黎的路上，车辆突然偏离公路，冲向两棵大树，车毁人亡。那是加缪年仅47岁，距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不到3年。
生命多像是一场闹剧，轻易地打碎你对它的看法，无论你是生是死。
据说，在阿尔及利亚，有一块为加缪而立的纪念碑，伫立在一片古罗马遗迹之中。山坡上有数不清的柏树，因海风长年吹袭而倒伏，面向地中海。纪念碑上铭刻着加缪的一句话：“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荣光，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我在上课的中途，无意中望向窗外，鹅毛般的雪花在风中飞舞旋转，我如同被不辨来源的冷风吹了个透心凉，心底那些被封存的老老实实的过往夹带着波动的情绪瞬间喷涌，毫不留情地占领肉身的每一个细胞，痛得我几乎就要落下泪来。我咬住了嘴唇，打了一个冷颤。
直到下课，我的四肢依然是酸麻的疼，已经很久了，那些记忆里的疼痛被我小心翼翼地封存，浇上铁水贴上封条挂上锁链，还恨不得铸两座石狮子压着，严丝合缝地——我几乎已经遗忘了还有它们的存在。人对隔离这种实用性很高的心理防御技巧总是熟练掌握的，我也不例外。看不见它，就当它不存在。我此前竟不知晓，原来我是尼采的拥护者。
慢慢静下来的时候，微微一笑，是的，为什么不呢？人的生命已经如此荒谬不经，苦难和疼痛从来不会自生命中消亡，那么在既不能取消生命又无法取消世界的前提下，除了微笑面对，淡漠隔离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
凌晨四点，我艰难地从被窝里爬出来，去参加一场葬礼。北方的冬天永远伴随着刺骨的风，四点多的时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暗沉的天空里，看不到一丝光亮。路灯尽职尽责地亮着，马路上静谧得让人心慌。不远处的大海，在艰难结冰的过程中，海水努力地想要凑到一起，拥抱凝固，而海浪依然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尽力地拍打着冰冷的礁石。礁石快要冻透了，它也没什么力气温暖海浪。我开着车，在暖风呼呼的声音里，依然听得见大海涌动的声响。我突然想起了加缪，他也写过这样的静：
“一片寂静，这时夜幕降临，天上的星光，港湾上的灯塔，以及城市的灯光渐渐融为一体，似乎所有人都来到海边，在那里静思冥想，庄严的流放地，充满着绝望的激情等待着孤独的游子…”
是的，是一种绝望的激情。只有这样的时刻，才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呼吸，甚至心跳，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依然活着的这个事实。可也只在这样的时刻，会发现孤独是如此的铺天盖地。喧闹过后的宁静，最衬冬天的气质。
快到火葬场时，路上的车渐渐多了起来，人们在这样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肃穆和沉默。火葬场的路口并不太宽敞，偶尔有车辆在进出之间有些不畅，司机会摇下车窗相互致意相互避让。急切、喧哗、吵闹、争执……这是很少在火葬场边见到的场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指挥车辆进入停车场，每个小路口都有指路标志，告诉人们该去往何处。我静静地走向安乐厅，那里有一个辞灵仪式和小型的追悼会。人们站在大厅靠门的这一侧，轮流去辞灵，然后再等待仪式结束。我身后有两个人，大概是亡者的同事，他们在小声谈论着亡者留下来的位置由谁接替，我左侧不远处有几个人，她们说话的声音略大，正在谈论着各自孩子上学的事儿……这期间，我身边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自己，而非逝者。
亡者在他死亡的时候，就被世界遗忘了。似乎记得他的只有他的子女、亲人，他们痛苦、遗憾、哭泣、哀伤，而所有这些同样会过去。
社会学家们说葬礼是人际关系的最佳观察地点，这真的没说错，可这人际关系却都和亡者并无太大关联。人们嘴里不说，心里已经开始隐隐猜测，待会儿上礼之后，不知道主家会安排哪家饭店吃饭呢？
去世的人是我一位朋友的父亲，还算是在盛年，朋友几乎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一夜之间老了许多。我站在那儿观察周围人的时候，或许不曾注意过我自己的表情，和所有人一样，冷淡的、漠然的，带着一点儿伪装的悲戚。我看着别人也就等于看着自己，也就让这种冷漠显得不那么突兀。
他人的死亡已无法让我们的心灵产生波动，人们习以为常，也早已接受。生命的荒谬大概就在于此了——生是为了死，因死而努力生。那么那些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激情、愤懑不堪的怒气、缠绵悱恻的爱恋、撕心裂肺的痛苦到底有何意义？加缪说：“海德格尔冷峻地审视了人类状况，宣告人类生存受到了凌辱。”是的，是凌辱，人所付出的再多努力，人所感受的再丰沛的情感，人所赖以存活的“价值”和“意义”都是见诸在荒谬的生命本身的。而“荒谬”这个命题再没有人比加缪书写得更加清晰。
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也去参加了葬礼，送别的是他的母亲。默尔索是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普通职员，他的薪水不足以供养母亲，于是他把母亲送到了养老院，几乎没有看望过她。有一天他收到了来自养老院的通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于是赶往养老院去安排后事。在守灵的夜晚，他抽烟、打瞌睡、喝咖啡，并没有感到悲伤，只有麻木，这让他自己感到很吃惊，那吃惊的情绪甚至远大于母亲的死亡。第二天，他去海边游泳，遇到了一个曾喜欢过的女人，晚上又和她睡在了一起，这也让他感到匪夷所思。在海边有一个人要和他成为朋友，他无所谓地同意了，于是糊里糊涂地陷进了这个朋友的麻烦里，开枪打死了人成为了杀人犯。他的漠然、无谓成为法官判他故意杀人的理由，而至此他依然无所谓，他活着、他死去，其实都无所谓。
从那个守灵的夜晚，或者从他听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开始，也许默尔索就面对着一个选择：要不要把情感从封闭隔离的灵魂里找出来。他选择了不要。可显然，加缪用法官的审判告诉所有人，情感才是人之所以活着的价值和意义，默尔索抛弃了这份价值和意义，服从于荒谬人生给他的荒诞的情节，所以他变身为局外人，冰冷地死去了。
他感受不到爱吗？也许，他自以为感受不到，或者说他根本不想感受到。為什么要有感受呢？生命是这样的荒诞，他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人啊，像他的辩护律师说的，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职守，得到大家的喜爱……是个模范的儿子，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供养年迈的母亲。他只是，漠然。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漠然到人们看着他开始感到害怕，感到恐惧。他是个局外人，对于幸福快乐他从未过多地享有过，对于苦难霉运，他也从未过多地抱怨过。他的第一人称，客观得如同第三人称。
可，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默尔索的样子吗？ “某天背景势必倒塌。起床，有轨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打工，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着此道走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自然。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厌倦处在机械生活行为的结局，但又是开启一切意识活动的序幕：唤醒意识，触发未来。未来，要么自杀，要么康复。百无聊赖本身带有某种令人恶心的东西。不过这里，我应当得出结论是，百无聊赖也有好处。因为一切从觉悟开始，唯有通过觉悟才有价值。”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百无聊赖地活着，那些参加葬礼的人，包括我，我们并没有痛苦，我们早就已经和默尔索一样，漠然地接受了这个荒谬的世界——一个壮年人会突然心梗死亡、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牙齿掉落、一心爱着的恋人突然出轨、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一夜之间被偷个精光、不管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别人轻轻松松就拿到了……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只是生命会以这样荒谬的方式存在。
存在主义说，我们都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要独自面对恐惧和未知。无处不在的天灾，诸如地震、火山、海啸……一场数十亿年来频繁发生的地壳运动就能让无数情感坍塌甚至令文明毁灭，这难道还不荒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个体的虚无。19世纪时，尼采用“举着喇叭的聋子”这一意象戳破了上帝的神话，他在阿尔卑斯山下更是言简意赅地说：“上帝死了”。尼采认为我们必须要独自面对虚无了，在我们臆想的世界里，那个美好的天堂的对立面根本不是地狱，而是虚无！现在，到了人类正面对抗虚无的时候了，我们得重新寻找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清楚地描绘了这种荒谬，被神惩罚的西西弗斯，每天要推着巨石上山，巨石每次都在他看到山顶的时候滚落下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西西弗斯是这样的痛苦，他枯燥无味地做着一件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惩罚啊。可加缪说：
“如果这个神话是悲壮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
加缪曾说，很多人自杀，是因为现实生活没有意义，却又看不到希望。他深信 “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加缪以俄狄浦斯为例，在希腊神话里，没有人比俄狄浦斯更能体现命运的悲壮了：他命中注定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并接受惩罚，可他在死之前说，“尽管如此多灾多难，我的高龄和我灵魂的高贵仍使我认为一切皆善！”
这就是加缪的答案，在他看来，生命如此荒谬，苦难和疼痛从来不会自生命中消亡，那么在既不能取消生命又无法取消世界的前提下，除了微笑面对，淡漠隔离之外，还可以选择就这样荒谬地活着，这就是反抗。西西弗斯面对这样荒谬的命运，就可以轻蔑地看待它，“如果在某些日子里，下山可以在痛苦中进行，那么它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
肉体和精神的自杀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消亡的生命不会带走世间的荒谬，与其放弃自己还不如在其中尽力地生活。在《卡里古拉》中，加缪描写了一个无法接受荒谬世界的君主卡里古拉，他本来是和蔼而充满善意的，但是有一天他的情人兼妹妹死了，他感到了生活的荒诞。他于是开始用一种绝对的报复来追求所谓的自由和真实，他肆意地侮辱别人，无视社会的道德和为人的基本准则，他要用最粗暴的方式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与不幸之中，因为他自以为发现了真理——人会饱经生活的痛苦之后死去。可就像那位长老说的，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但照样吃饭睡觉好好活着，卡里古拉要利用自己的权势让人们放弃这种熟视无睹，结果他只放弃了自己。世界和人性依然如故，他失败了。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而一旦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我们在每天所遭受的苦难中，反抗所起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它是第一个明显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使人摆脱了孤独的状态。它使所有人都接受了第一种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就像西西弗斯，不停地接受惩罚就是最好的反抗与自我救赎。所以加缪说：“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
不得不说这真是充满着治愈力量的语句。如果抑郁的人能够充分领会加缪这些语句背后的涵义，他们也许会明白抑郁的不必要和无意义。但这个“明白”本身就是痛苦的。其实，在这样荒谬的人生中，我们所面对的无非就是以下这些情况：
要么很快地振奋起精神，发誓要改变这个世界，然后很快地被驱逐到边界;
要么决定偃旗息鼓，彻底放弃抗争，像默尔索那样，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老老实实为了吃穿住行奔忙，忽略内心的那个空洞，任由其越来越大;
要么開始不断地对这个世界表达愤怒、攻击，但与此同时又被自己内心深处无能为力的感觉折磨得痛不欲生;
要么沉默下去，回到自己的空间里，闭门造车，发誓要提高自己的Level，变成大Boss，再来改变这个世界;
前两种人，明了现实世界的荒谬，他们会说，虚无是生命的本质，或者说，生命是一场幻觉。
第三种人，尽管表达了愤怒，但是却同时饱尝无力感的折磨，于是慢慢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到底有没有价值？
第四种人，成为啃老族或者饿死在家里。
听起来这是一个无解的世界，加缪却简单地作出了解答：“轻蔑它。”
而轻蔑它的方式，是控制人类自己。加缪在《鼠疫》里借着塔鲁之口说：“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意志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呼气”，不要让灾祸传染、扩散下去。而只有那些意志力刚强、注意力集中的人，才不会把自己内心深处的“鼠疫”放出来，普通人能做到的，不过是“当一个无辜的凶手”而已。这过程诚然是不会让人愉快的，可谁说生命的愉快必然来自于获得呢？谁说生命的价值必然来自于舒适呢？谁说“笑”这件事只能在快乐时发生呢？
我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在僵化的辩证法之中，那时我坚定地相信没有黑就无所谓白、没有起就无所谓落、没有诞生就无所谓消亡、没有希望就无所谓失望……也许今天，我已不再僵化地运用辩证法，可我依然深深地相信，没有真正地痛过，又怎么可能明白幸福的滋味？ 一个谈论着荒谬、并在所有作品中都贯穿着这一主题的人，他的核心词汇却并非荒谬，而是隐藏在其后的“爱”。法官以爱作为价值标准判处了默尔索死刑;《鼠疫》之中所有与“鼠疫”的对抗都源自于内心深处的爱;卡里古拉君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丧失了爱。加缪从来不是在批判这个世界的“荒谬”，而是要人们清醒地认识这种荒谬的不可更改，进而选择更好的方法来进入生活。
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有那么多痛苦和不堪，每一種痛苦都有可能让人体会到撕碎灵魂的冰冷，每一种不堪都有可能让人产生巨大的虚无感，尤其在今天这个异化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消费的世界，人早就被异化成为“消费的人”。但是，总有一些领域是无法消费化的，好比你能想象每天都能出生一个达芬奇、一个李白、一个卡夫卡、一个嵇康吗？可杂志要每月出版、报纸要每天有新闻、电影音乐书籍网络也要不断刷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生活是一种完全的控制和愚弄，而对此无能为力甚至连摆脱的能力都没有的自己，衍生出来的绝望感和无助感，非言语所能形容。
如果就这样僵硬地停留在坑里，想要热爱生活，那真是一个笑话。可怎么办，生活就是这个坑，你不但要在这个坑里工作、生活，还要努力在这个坑里寻找价值和意义。这个时候，如果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用呢？那也只不过是死在了坑里！所以自杀是没有用的，恐惧是没必要的，真正地面对，是轻蔑荒谬而热爱生活，把那些不可控的、不可改的世界变成背景板。
发现了荒诞，只能说明人的清醒;只有进行反抗，才能说明人真正进入了生活。
痛，怕什么？谁不痛呢？痛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苦，怕什么？谁不苦呢？苦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只要你的思想还在、你的灵魂还在、你的情感还在，你就依然可以进入生活本身，去体会、去感受、去拥有、去活着。不是像默尔索那样喘气呼吸，不是像卡里古拉那样愤怒攻击，而是坦然地享受着自己爱的自由。
苦难、折磨、疼痛、创伤……这些都可能是生存的负担，加缪毕竟不是一个生活富足的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家之前，他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幼年时父亲的早逝，母亲不得不去做佣人来维持生计，成年后尽管《局外人》获得了巨大的口碑，但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善。他从1933年就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到1940年时巴黎沦陷，他带着妻子到了阿尔及利亚，生活从来不算宽裕。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才有钱买房子，可他依然不愿意住在巴黎，对“很豪华的生活”感到“疏远”和“怜悯”。他在小村庄卢尔玛兰买了一栋房子，用以安静地写作。他不喜欢巴黎的知识分子，他说在他们中间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但他在小村子里，和那些每天兢兢业业忙于生存的人们却相处融洽。比起当下的很多人，他经受了更多苦难，可他从不以此作为负担。就像他现存的那些照片所传递出来的一样，他是个温暖的人。相比他在哲学与文学领域的尖锐，他在生活中传递出来的状态是平和而充满暖意的。他何尝不知道这样荒谬的世界会很容易带来空虚和无意义，他何尝不明白像默尔索那样的人不过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他何尝不了解太多的压抑就会使得能量郁结，无法通畅，最终带来流血。不是他人流血，像卡里古拉那样，就是自己流血，像默尔索那样。他没有因生活的苦难而痛苦不堪，也没有因世事的动荡而焦虑抑郁，他没有像高更那样一路放逐自己，也没有像海明威那样干脆地给了自己一枪，而是努力地在荒谬的生命之中寻找爱作为支撑。
同样是描写自杀、冷漠、恐怖等现代文学主题，加缪却带着一种理智、适度、自如、和蔼又不失冷静的气质，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言，“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一九六〇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加缪生前常常说，“没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荒诞的了。”可1960年1月3日，加缪从卢尔玛兰驱车返回巴黎的路上，车辆突然偏离公路，冲向两棵大树，车毁人亡。那是加缪年仅47岁，距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不到3年。
生命多像是一场闹剧，轻易地打碎你对它的看法，无论你是生是死。
据说，在阿尔及利亚，有一块为加缪而立的纪念碑，伫立在一片古罗马遗迹之中。山坡上有数不清的柏树，因海风长年吹袭而倒伏，面向地中海。纪念碑上铭刻着加缪的一句话：“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荣光，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